第四章 泰州王学心性自然思想的当代启示
泰州王学心性自然思想的形成是儒家心性论的一次革新，是阳明心学走向自然主义、意志主义、自由主义的重要一环，也是心学走向世俗社会和庶民阶层的重要标志。当然，泰州王学心性自然思想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和理论的不足之处，但是无法掩饰其在儒家心性论上的创举及其工夫修为上的一系列的探索。
现代社会是物质暴涨的时代，但是物质的保障并没有使得人类心灵找到更好的归宿。宋儒的"存理灭欲"式的道德宣讲，自明末清初被笔伐抨击已逾四百余年，在道德名教和自然欲求之间的鸿沟不是无法逾越的，真正使得两者能够融合其一的，在这方面的努力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我想要数泰州王学。正是泰州王学诸位学人对传统心性与天道的诸多命题的不称心意与不满师说，才能够自得自觉，一改假道学陈词滥调的说教，其传承了心学的心性命题又独具发挥的重视了人的自然欲求，提供了一条在"百姓日用"间简易直接、当下自觉的工夫修为之路。无论是诸位学人的为学精神、学问品质，还是学说上的理论构建和现实中的担当意识都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培养"圣人境界"之志。
阳明心学开始，对儒家圣论开始了世俗化的过程，泰州王学在这一方面功不可没，直接推进了儒家圣论在民间的传播和扩展。儒家哲学是追求真、善、美、圣的学问，也是间于伦理和宗教之间即伦理即宗教的学说，既有着重道德形上和道德践履的一面，又有重宗教超越精神上的境界培养的追求。泰州王学尽管注重对人的自然欲求的肯定和对情私流化的自然畅通，在"尊身"、"贵己"的行为下对"道"的最后归依是对"圣人之境"的孜孜追求。
第一、"圣人境界"自是人人具足。宋儒以来，将原有人根器上的上中下之分，强化为绝对的不可逾越，"尊德性"的工夫也是有前后次第之分。王阳明的"人人皆可为尧舜"开始了圣人之境人人具足，结束了在此基础上的圣人权威意识，为个性解放开辟了道路。泰州异端之代表李贽就说："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可见，圣人境界是人人率性而为都可以实现的，在德性的修为上并不具有天生的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上的绝对性的上智下愚的差别，只要自身能够勤奋向学、勇猛精进，在德性上的修养与圣人别无差异。当然，泰州王学诸位学人都是在为学中朝着这样的修养境界而努力的，并且成为一方鸿儒。在日常生活的教化和道德示范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夫凡民既与圣人同其学矣，则谓满街皆是圣人，何不可也？"李贽这样的反问自有其道理。
第二、"圣人境界"可成"大成之学".王艮作《大成歌》说："我将大成学印证，随言随悟随时跻。只此心中便是圣，说此与人便是师。"所谓的"大成之学"就是要培养"圣人境界"之志，成就内心中的圣人人格的境界。王艮视"大成之学"为自己对儒家学问心得的最大成果，并传授弟子徐樾，嘱其时时涵养体会。
"大成之学"在王艮这里除了教化民众的功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树立一种成就"圣人境界"的人生志向，这种志向是代代儒家学人传承的精神品质。我们挖掘泰州王学的心性自然思想就是要在古代学人的思想和精神品质中感受到精神力量的号召和鼓舞，从内心渴望和追求这样一种精神品质的境界和人生。梁漱溟先生的求学经历就是明证，梁先生早年一度致力佛学，后来转入儒学研究。最初引领他走入儒学的也是泰州王学。他说"唯晚明泰州学派王氏父子王心斋先生、东崖先生最合我意，心斋先生以乐为教，而作事出处有圣人的样子。"第三、"圣人境界"要求道德内化。泰州王学世俗化之后的儒家圣论，"圣"的权威性已经削减殆尽，赋予更多的是德性上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圣人境界"是完善人格和提升品质的最终结果，树立"圣人境界"并非是要标榜自我道德的高尚，恰恰相反，是要时时警惕自我，注意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间完善自我，提高自我的修养和境界，为实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的天地境界。冯友兰先生有名的人生四境界说，最高的境界落脚点也是在天地境界，这自然是吻合其中的道理的。人生的境界是道德内化的具体表现，是人通过切实的工夫修养之后，所具有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具体展现。现代社会，道德沦丧和精神匮乏已经成为人们的心灵创伤，泰州王学所倡导的德性化的"圣人之境"既满足了现有人们的物欲情私，又鼓励人们树立起人生的大志向，在日常生活之中能够培养自我德性的完善，提升感性生命向更高层次的精神生命的关照。
二、有助于形成"求学为己"之思。
泰州王学推崇"乐学",注重人们学习的自觉和精神的愉悦，在寓教于乐之中，逐渐形成一种对学习的自乐境界。"乐学"是学习的过程，"学乐"则是学习的初衷和结果，都是在一个"乐"字上面做文章，前者的"乐"是工夫，后者的"乐"则是本体和境界。这种学习上的"孔颜之乐"就是儒家学说对学习最为精要的总结。
只有认识到了这种学习之乐上本质，才会在学习之中和寻求智慧的道路上找到明确的方向。
既然"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其学习的主体是"吾",目的也是为了"吾".
儒学是"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泰州王学学人极力反对当时"假道学"的空疏和科举之下的争名夺利，李贽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究其原因，就是要维护一种学问的真精神，追问求学到底是为己还是为人？《论语》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前文已交代，传统社会中的中国士大夫为学的内容主要是修齐治平的条目，是道德修养之学。孔子所说的古代学者的目的在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如今学者的目的却在装饰自己，做给别人看。简单言之就是，古代的学者在学习上为的是道德内化和德性提升，全是从"反求诸己"的角度出发。如今的人们以学习为工具和手段而非目的，是想通过学习谋求名利和权位，是从谋求私利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为己之学"真正代表了学问追求的真精神和人文意义。泰州王学诸位学人的为学品质足以说明这种出于"求学为己"和追寻"孔颜之乐"的真实内涵。
第一，求学问道要以"求学为己"为根本态度。学问上的"为己""诸己"都是一种自觉行为，是道德内化和自觉的必然过程，也是对待学问的基本态度，只有发自内心的喜欢"孔颜之乐"才会知道其中的大益处。求学的根本在于自觉，自觉是为学的进路，是自我德性的培养、学问智慧的历练、生命存在的追寻、性命下落的安放，种种都是以一个"吾"为中心，而不是出于他人的赞誉、社会的肯定、名利的收获等等为出发点。由泰州王学诸位学人的求学历程中给我们的启示是：身处底层的学人并不是在求学中抱有一个"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态度，而是完全出于生命内在对知识和德性的渴求，所以不管上至官爵下至农夫都以求闻道为要务，正是出于"求学为己"的根本态度。
第二，转识成智要以"求学为己"为前提条件。泰州王学教人直指人的心性本体，要求人当下觉悟，不落光景穿凿，是一种智慧上的自觉和启迪的方法。这种方法于三教之间，互通互有、是对智慧的一致探讨，是"道"的共性认识。李贽说：
"唯真实为己性命者默默自知之，此三教圣人所以同为性命之所宗也。"欲求性命下落的解决方法只有在智慧层面才能给予最终的回答，而知识只是我们认识自我、他人、世界的媒介，不具有最终安放心灵的功用。如何可以转识成智，在日常的经验上提升为智慧之果，当然需要我们去学习（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学习的初衷决定了知识和智慧的关系，"求学为己"的度向决定了知识的累积是自我德性和智慧之根的准备阶段，最终会给性命良好的安放之处，实现转识成智的蜕变。而"求学为人"的初衷则是人利欲熏心、害人害己，纵然掌握着再多知识量也是"不闻道也".
第三，"求学为己"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就根本而言，儒家学说是以生命的涵养和德性的提升为中心的学问，泰州王学心性自然思想则是对人的性命在世俗生活的"百姓日用"间开辟的一条闻道捷径。其"乐学"的精神为其它阳明后学所不及，重树"求学为己"的学问大旗，是直接承接儒家学脉的创举。以往儒者经常背上"道貌岸然、好名好利、欺名盗世"等等罪责，我们不予否认，这样的儒者在历史上不乏少数，但是真正的儒者也大有人在。泰州王学给予我们的启示意义正在这里，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为往圣继绝学"是每个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人的责任，泰州王学诸位学人再继孔夫子"求学为己"的理念，发扬学术的真精神，传承出像罗汝芳和李贽这样的大儒。历史的经验证明了此点，"求学为己"是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为学态度和为学方法上的精神命脉。如今，这样的精神是每一位立志发扬传统文化学人应传承的瑰宝。
三、有助于养成批判精神之维。
就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络而言，其学统、政统、道统都是出于自我传承和修正的过程中，其利处是保证了文化的一脉相承，其弊处是文化的生命力不足、缺乏自我批判的能力，不能够发展出具有近世精神的思想。岛田虔次在《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一文中认为王阳明、泰州学派、李贽是中国近世思想产生的代表，并且在李贽这里受到了政治当局的迫害，这种思想的传播受到了阻碍，不能进一步发展处具有近代思维的思想。沟口雄三在"围绕中国式近代的渊源讨论"中也是围绕李贽为中国近代思想代表这一争议性的论点而展开。
日本学者的着作关注中国近代思维的产生在学界已成共识，就是在中国明清之际，也产生了一种近世思想，这一思想的代表者其中就包括泰州王学的诸多学人，尤其以李贽为着。
泰州王学敢于突破原有的儒家价值体系，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确实是有着过人之胆识，其中一点极为重要，就是对原有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的批判精神。明代很多士人处于一种双重矛盾的社会角色下，泰州王学中李贽为着，对于道统的深切关怀和成圣目标的内在需求，往往与现实社会"假道学"的官方"政统"形成对立，自我的矛盾最终会使得他成为正统眼中的"异端".批判成为明中期之后的一种基本学术态度和精神，"明代学术虽以'荒陋'为人诟病，明代士人却不缺乏对自己时代的批判能力，……为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士大夫所不能逾越。"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其一，批判不止于清议，更重在践行。明代士大夫的批判精神，与他们讲求的"清议"和"名节"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泰州王学诸位学人都是在讲学中成长起来的，清议之长自然是自家珍宝。他们的批判传统价值和社会伦理秩序都是在清议之中展开的，形成了当时讲会中的清议之风。但是，泰州王学这种批判的精神远远不止于清议，而更为重要的体现在它的践行之上。批判原有的价值体系很重要，不仅仅有思维模式的转变，而且有新的人文精神的重塑。泰州王学在某些方面都是反感这样的清议之风，他们大都是实干家，"一些人即使当了官，任然秉持乡村建设的理念，把教化百姓而不是服务于行政任务作为施政的目标。"总而言之，讲学之中批判朝政的时风，只有落实在移风易俗之间的百姓日用中，才能从根本上使原有的传统价值体系发生转变，这样的做法沿承为黄宗羲视学校成为议政之所。
其二，批判始于反思，成于理性行为。前文谈到泰州王学后期的情识流化和狂妄不羁，成为清初之攻击的把柄，就是在于一味的批判和反叛，止步于感性生命，没有形成引导社会走向理性一面，所以后来有"狂禅"和"空疏"之诟病。现时中国批判之声也是不绝于耳，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但是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声，必须是深刻反思、反复论证、缜密推理、科学求证的理性行为。泰州王学的流弊对于今日的启示就是批判之声必须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可以起到引导民众走向维护社会之基本价值（如自由、平等、法制、民主等等理念）的社会参与中去。
其三、批判之中要构建起文化认同。泰州王学对传统文化上的批判是强有力的，这种有史以来对儒家传统的批判是极为少见的学理行为，文化批判是否只是对原有价值体系和文化理论的全面解构和全盘否定，历史的经验证明了这样做法的弊端所在。泰州王学纵然重估一切价值，但是有着明显的原儒情结和对原儒生命认知上的绝对赞同。所以，批判之中要有文化认同，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认同，而非是完全的否定、排斥和抨击。由于文化上的断层和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当方式，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已经逐渐扭曲和丑化，更有甚者将其列为遗弃的糟粕，我认为这是"洗澡之后，将小孩一起倒掉的作法".泰州王学不拘儒家一派，也不顾儒释道之间的隔阂及正统之争，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一切学说和文化，更值得我们借鉴。所以，构建批判精神的维度，把握批判的边界，在批判之中发现问题，在批判之中也要挖掘文化的精髓，从而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找到复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