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社会学界，有一批学者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对中国市场转型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观点和见解。譬如戴慕珍（ Jean Oi） 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理论、魏昂德（ Andrew G·Walder） 形成了“政府即厂商（ Local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理论、林南 （ NanLin） 提 出 了“地 方 市 场 社 会 主 义 （ Local MarketSocialism） ”理论、李培林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理论②等。
3. 中国学者在新制度主义中的贡献。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自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早在1992 年，李培林就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或称“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李培林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期，即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和开放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具有相当大的空间和变动弹性。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上的利益格局和运行机制等在发生结构性变动时，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潜在的力量。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除了一只有形之手---国家干预和一只无形之手---市场调节之外，还存在着第三只手，那就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这“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推动着社会发展，而且会从深层次上影响着资源配置的实际方式、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5].这一理论命题的意义在于： 跳出了在西方十分盛行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解释模式的束缚，建立起一种新的解释框架，以说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社会成长的过程。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很多影响[6].
新制度主义范式要求我们的分析不仅要能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国家中独特的制度安排，而且能将社会网络、风俗习惯、行为方式、道德伦理等诸多非正式制度作为其重要的范畴，纳入到研究视野的中心[7].孙立平认为，“市场转型”理论以自上而下的视角，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结构、组织、精英转变的过程，而对普通人（ 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位置和境遇，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却几乎完全没有关注。社会学上，这种关注底层社会的、自下而上的视角是不能忽视的。因此，我们应该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分析社会现象，特别是深度的个案研究，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①。
此外，洪银兴和曹勇对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们指出，中国现今的市场体制尚处于功能不完全的状态，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增长，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地方政府对市场化过程的强有力推动，实际上，政府扮演了市场行动者的角色[8].杨瑞龙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市场转型期的特殊功能和角色。他认为，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国家，可以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过渡的现实路径是，改革之初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与之伴随而生的首先是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接着出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最后完成体制模式的转变[9].张继焦探讨了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的转变[10].
三、对两大学术思潮比较分析： 后现代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
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与国际水平还存在多大的差距？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如何走出目前的边缘地位，变成一门显学？2014 年 7 月，笔者被邀请去湖北恩施给“第四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的学员讲课。临行前，我给50 位朋友（ 绝大多数为人类学民族学同行，还有不到 10 位非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媒体朋友、老乡等） 发出了一个手机短信，问询他们我这次讲课的内容“该讲后现代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这个非正式的调查显示： 56%的受访者认为“新制度主义理论适合于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24% 的受访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内容宏大，但把握起来相对困难”,还有20%受访者不确定在二者之间如何选择。
从上文中，我们了解到当今社会科学界两个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思潮或流派： 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影响力，通过比较分析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两者之间的异同，笔者有以下八点主要的感想或评述。
第一，很明显，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走的是反思的路线，使人类学越来越像人文科学，更具有文学色彩、理想或浪漫的情怀； 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走的是实证的路线，使社会学越来越像社会科学，更具有科学研究色彩、现实主义的关怀。
第二，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有着不同的诉求和研究目的。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是反殖民的，强调研究者的独立性，不愿意为当政者服务； 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的风格是关注经济社会转型的，体现研究者的现实情怀，愿意解剖当今社会，关注政府行为、政府的政策和措施。
第三，从国外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比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对“发展”的关注度很不一样。当西方世界的发展到达“极限”、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欧美人类学民族学已经很少考虑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者”当下的发展前途问题了，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关注的“发展”是研究者自身的能力发挥和发展，而不是研究对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反，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体现了西方学术界对非西方世界发展的高度关注，特别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前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面临的经济社会转型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四，从研究对象来看，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也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多是西方国家的前殖民地或现殖民地，并把研究对象当作持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他者”,对研究对象有一种“见外”的感觉。在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跟随者也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的少数民族称为“他者”②，使本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与本国的被研究者少数民族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其实，西方学者与其前殖民地或现殖民地的研究对象，身处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前者称后者为“他者”并无不当，但是，如果把这套思路生搬硬套到中国，就不太合适了。中国的 56 个民族，无论是人口众多的汉族，还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都身处一个国家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学者把本国的少数民族称为“他者”,就未免太有见外、太生分的色彩。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有类似的研究对象、类似的研究主题、类似的研究方法等。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讨论、批评、对话等，是基于类似的共同学术语言的，两者之间的交流是平等的，两者的学术贡献也是可以共享的。
第五，从中国学者的参与度来看，他们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国际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角色主要是翻译者、介绍者，因为个别中年学者成了“追随者”,带动了一批年轻学人也成了“跟风者”.在国际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学术舞台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只是配角或跟班。在国际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中，中国社会学、经济学者虽然不是发起者和主导者，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和美国华裔学者也是主要的思想贡献者（ 如李培林、边燕杰） 、批评者（ 如孙立平） 、推动者（ 如李路路） 等。总之，中国学者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和应有的地位，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第六，从学术理论在中国的适合度来看，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这两者是不同的，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社会，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还处于前工业的农业或牧业社会，如果生硬地把来自后工业、后现代的理论或思潮拿到中国使用，是超前的、非常不合适的。
但是，中青年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由于追求学术潮流，推崇后现代主义，使一些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出现了将后工业、后现代理论与前工业的农业或牧业社会进行了不恰当的嫁接。相反，新制度主义理论关注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 特别是市场转型） ,由一批外国学者发起和参与，吸引了不少中国学者参与，提出了不少接中国“地气”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对中国社会科学界已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七，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情况来看，后现代主义比新制度主义对中青年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影响要大得多，即人类学民族学中的文学或人文、浪漫或反思的色调越来越明显，由于强调研究者的独立性、不愿意为当政者服务，即使是对我国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研究，也很难有真正的现实关怀和基于实证研究的对策建议。相反，新制度主义解剖当今社会，注重实证研究，关注政府行为，可以为现实服务。这正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很难走出目前的边缘地位变成一门显学的主要原因。
第八，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搞民族工作的政府官员总觉得从人类学民族学那里吸收不到很多知识养分，这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认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后现代主义近乎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主导思潮是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强调的是研究者自身的看法，不强调为现实服务，不强调为政府服务。
相反，新制度主义关注中国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更多地考虑为现实政策服务，对政府的指导作用或启发意义更大。
参考文献：
[1] 张继焦。 从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M]/ /黄忠彩，张继焦。 世界的盛会 丰硕的成果---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最新学术成果概述。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93 -112.
[2] Allison James,Jenny Hockey,Andrew Dawson. After WritingCulture: Epistemology and Praxis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7.
[3] 吕俊彪，周大鸣。 实践、权力与文化的多样性阐释---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反思[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 4） .
[4] 马力罗。 时间与民族志： 权威、授权与作者[J]. 吴晓黎，译。 民族研究，2014（ 5） .
[5] 张继焦。 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9:50 -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