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09 年 7 月 27 - 31 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中国昆明圆满召开。笔者曾在总结这届世界大会之后指出： 中国第四代到第八代①学者和学子在这届世界大会上的集体亮相，特别是成熟的第五代学者②和新兴的第六代学者③的突出表现，标志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群体崛起④。
2010 年，第五代学者为纪念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第二代学者诞辰 100 周年组织了一些纪念活动⑤。这时，大家似乎是在潜意识影响下将一句近些年藏于内心的话说了出来： “大师已去，来者为谁？”
仔细思索之后，笔者觉得： 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百年之后，虽然我们兴办了这次世界性的学术盛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人类学学科理论创新方面，我们依然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不知前路在何方？20 多年前，笔者作为一位新入行的年轻人曾经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的现状和发展前途①； 10 多年前，笔者曾指出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②；几年前，笔者与人类学民族学同行一起经历了世界性学术盛会洗礼； 今天，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正在谋求理论创新与突破的方向，为此，笔者不但要探讨人类学民族学自身的理论思潮，而且以社会学这个相关学科的学术思潮作为参照。由此，我们从人类学社会学两个学科主流学术思潮的角度，看待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中各自所存在的老问题、所凸显的新现象，并从比较分析的视角，看待人类学社会学这两个学科的主要成果、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
二、当代世界的两大思潮： 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
当代世界，国际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化是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阐释性理解。其中，20 世纪 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的两大学术思潮。
（ 一） 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
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同行一直都想知道： 我们的理论水平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有什么差距？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有其国别传统。英国是进化论与功能主义的“巢穴”,法国是结构主义的大本营，德国是传播论的发源地，而美国则是文化相对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的策源地。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许多人类学家（ 如列维 - 施特劳斯、博厄斯等） 四处迁移，把人类学民族学思想从西方国家带到了非西方的国度和地区。随着这些大学者的迁移，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范式与论争议题，也随之在全球传播开来，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史就是这样一场范式变革与议题跳转的过程。
1. 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影响力。20 世纪60 - 70 年代，正当结构主义盛行之时，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后现代主义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人类学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即作为一种新兴的人类学流派逐渐形成，其要点在于对人类学的学科本质和功能、尤其是民族志方法论和认识论等问题加以质疑。
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三种自我批评倾向： 第一，反思人类学传统田野工作的认识论及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的地位。第二，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历史关系的质疑。第三，基于阐释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概念和理念，展开了对传统民族志写作的深度理论探讨，并对传统观念甚至欧洲哲学进行了反思。可以说，这些对传统民族志描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质疑，与人类学家对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文化权力关系或文化政治问题的反思密切相关。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被称之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或称“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反思人类学”等。
这一思潮形成之后，在人类学领域内外逐渐显示出其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力。时至今日，已是 2015 年，在过去的30 多年时间里，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一直是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最为前沿的话题之一； 甚至时至今日，后现代主义仍然是世界人类学中最有影响的学术思潮或学派之一。
2. 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代表作品及其主要观点。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詹姆斯·克利福德（ James Clifford） 、乔治·E·马尔库斯（ George E. Marcus） 、米 开 尔 · M · J · 费 切 尔（ Michael M. J. Fischer） 和詹姆斯·布恩（ James Boon）等人。1986 年出版的两部人类学论着---《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④和《写文化： 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⑤，被认为是后现代主要思潮在人类学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形成了本学科特征鲜明的倾向和主张，在人类学学派演进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两部学术论着引发了人类学家进一步思考应描述什么、如何描述、为什么描述等问题。
詹姆斯（ Alloson James） 、哈奇（ Jenny Hockey） 和党森（ Andrew Dawson） 联合主编的《写文化之后： 当代人类学的认识论和实践》，于 1997 年正式在美国出版，贯穿这本文集的主要内容是表述的人文主义、表述的关系（ 表述谁与被谁表述） 、表述的形式、表述的政治与伦理等。这本论文集对上述“写文化”大讨论之后人类学所能扮演的理论和实践角色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试图在人类学领域内综合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所关注的相关问题[2].
人类学界以《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写文化》、《写文化之后》三部论着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关注叙事政治和表述策略，其根本性的学术背景是人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向。在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历史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一直以来从未停歇，总是处于此起彼伏、各领风骚的状态之中。
此两者最大的分野在于对“同”或“异”的强调，普遍主义的主张是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规律，而特殊主义则强调各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特征，注重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不提倡（ 忽略甚至避免） 宏大叙事。
人类学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向，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事物本质永恒不变的观念受到怀疑。（ 2） 价值中立也受到质疑，作为知识分子的研究者自身的立场被凸现出来。（ 3） 语言不单是一种自然现象，其自然属性遮盖了其中包含的差异性、阶级性。语言在塑造我们关于世界、文本和我们自身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 4） 在人类学作品中并不存在明确的、大家一致认可的意义，而是受制于特定的语境。真理和意义都是相对的。意义与其说是作者赋予的，不如说是读者和作者对话的产物，是由两者互动的过程产生的。（ 5） 由于持有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人们不再追求总体性或一般性理论和宏大叙事，而热衷于小社区或案例式的叙事[3].在后现代主义的学术环境下，以往那些描述异文化的学术权威在丧失、一度被认为是“客观”的文化描述受到质疑，一些人类学家试图通过对西方学者（ 尤其是在殖民时期） 关于非西方文化的民族志描述进行重新评论和再次分析，以便获得对文化表述本质的深层次认识[4].
通过这些讨论，他们提出了一些变革和创新民族志创作的方式。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形成的学术特征包括： 一是提倡民族志写作方式的多样化； 二是反映被研究者个体的内心世界； 三是包含着多种声音的对话模式； 四是强调人类学的文化批评。
3. 人类学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的可能影响。最近一些年，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主要着作被翻译成了中文，其主要学术观点也被中国学者作为时髦的学术潮流进行了介绍和评述①。2006 年，《写文化》中文版在中国的问世及该书编者之一的马尔库斯教授来华讲学，有助于推动我国人类学文化撰写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其中，本土民族志文化撰写实践及方法论研究的开展，将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的重要推手②。在中国，一些后现代主义追随者认为： 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面临方法论危机的人类学民族学界，可以借助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进行反思，以推动整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 二） 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
1. 新制度主义的兴起。长期以来，支配西方社会科学界对非西方国家（ 包括中国和曾经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 分析思路的，主要有两种研究范式---现代化范式③和全能政体范式④。然而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和苏联东欧发生的经济社会转型，使得这两种范式都出现了解释力的不足。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经济变革，其重大变化就是从再分配经济（ 或称“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极大地改变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格局，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形成了与现代化和全能政体两种范式都不同的一种新的理论---“新制度主义”,被誉为社会科学界的另外一个灵感源泉。
2. 新制度主义的领军人物、代表理论及其主要观点。美国社会学者倪志伟（ Victor Nee） 1989 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 10 月号） 上发表“市场转型理论： 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一文，提出了着名的“市场转型理论”,标志着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的诞生。倪志伟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是： 在市场机制逐步代替再分配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创造了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传统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革，出现了再分配阶层的权力与特权开始向市场让渡，削弱了再分配部门的垄断地位，市场为非再分配部门获取经济利益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进而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简言之，在市场化过程中，在再分配权力衰落的同时，市场带来了更多的平等化效应。
倪志伟开创的“新制度主义”这种范式，一方面弥补了现代化和全能政体两种旧范式忽视制度的缺陷，因为它的假设基础为： 社会主义社会既不像全能政体范式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其经济行为是嵌入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另一方面，它不但与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 20 世纪早期倡导的制度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与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联系在一起①。因此，被统称为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