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速度日益迅猛，伴随“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技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与之相伴的社会问题迭次而来。从默顿创立科学社会学以来，形成了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相呼应的把社会作为解释变量、科学作为因变量的年轻的社会学分支。上个世纪末，我国社会学界把科学社会学引入中国，在多个高等院校和研究所开设了科学社会学相关课程，设立科学社会学硕士博士点，培养了一批学科人才。科学社会学论坛作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份子，紧扣社会学年会主题，贴近现实，紧随科学发展新动向，在社会学界、科技管理与政策等相关领域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多方参与的学术交流平台。中国社会学年会科学社会学论坛由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中国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轮流主办。
2013年在贵阳举办的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上第一次正式设立了科学社会学分论坛，由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承办，主题为“社会学视野中科学与技术”;2014年的科学社会学论坛在武汉举办，由中国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承办，主题为“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此次在长沙召开的以“新改革时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为主题的科学社会学论坛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承办。
2015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理事会通过了科学社会学作为专业委员会的申请，以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作为常设机构，清华大学李正风教授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等人作为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洪伟副教授担任理事会秘书长，这标志着科学社会学学术团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本次分论坛共收到论文40余篇，论文具有跨学科、多领域交叉的特点，有30余位与会学者做了交流发言；在论文合作形式上，凸显出以导师带学生的“师徒式”、以学界知名教授带青年教师的“以老带青式”,还有不同学科之间“跨学科式”等特点；论坛交流形式上，采用了提问式交流与专家点评相结合的方式。论坛邀请了国内科学社会学、ST&S研究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如尚智丛、赵万里、赵延东、杜鹏、何光喜、王忠武、洪伟等做主题发言和论坛评议人，对参会论文进行了点评，对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新生力量做出了肯定，提出了希望，引领了方向。论坛就科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科学技术与社会、新时期科学社会学研究议题等前沿问题做了深入交流与探讨，本文拟对与会论文主要观点进行简要述评。
二、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与会学者对于知识的民主性、马尔凯话语分析、拉图尔转译社会学思想、布迪厄理性科学观、奥格本相关思想进行了讨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尚智丛教授通过转基因生物审慎释放、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克隆和胚胎干细胞研究等案例的研究，探讨了公共决策中的科学技术民主问题，提出了知识民主的概念，认为其构成要素是：（1）承认多种认识论和认识方法；（2）知识以多种形式与方法表达出来；（3）知识是强化民主的有力工具。知识民主用以表达知识生产与其运用之间的新型关系，以取代以往的“向权力陈述真理但信息不足”的模型。知识民主是一种社会治理的理想形式，拥有被授权的、有能力的公民及公共事务行动者。
他们能够无限制地获得科学信息，对其生产和评价做出贡献，并利用其作出理性决策。知识民主中的关键环节是公共知识的生产，并总结出影响公共知识生产的因素有（1）行动者及其角色；（2）生产过程中提出知识需求、表达知识主张、交流辩论与合法化；（3）生产空间的种类：公共空间、公共媒体与虚拟公共空间；（4）生产知识的组织形式；（5）公共问责制。他应用以上分析方法对中国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决策相关公共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考察了中国知识民主的进程。尚智丛教授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探讨了一个我们不易被察觉的“知识接受”过程，研究了“我们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知识，而不是那样的知识”,具有深刻的反思性。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赵延东研究员则对研究方法做了深入细致的文献研究，对近15年来社会调查方法在我国科技政策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文章抓住“社会调查方法”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中起步晚的特点，对2000年以来《中国科技论坛》、《科技管理研究》、《科学学研究》等10个在科技政策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期刊中的文章进行分析，研究其中对社会调查方法的使用情况、特点及相关问题，并对社会调查方法在科技政策研究中应用前景进行评价和分析，比较全面地对国内社会调查方法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运用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他一方面重提“社会调查方法”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以往国内科技政策研究领域采用“社会调查方法”时具有的特点、规律进行了概括总结，把调查研究与政策制订关联起来，再次肯定了调查研究对于科技政策制定的重要性。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薛晓斌副教授对马尔凯科学话语分析方法的方法论基础和分析模式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讨论了马尔凯所开创的话语分析方法在当今社会学研究中所具有的价值：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本体论的困扰，获得了更大的应用；它非常适合观念世界的研究；它在社会学领域重要的方法价值，其可操作性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经验研究中；它在研究科学-公众关系上有重要优势。
马尔凯作为科学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卓有建树者，把对科学知识的表达作为话语分析文本，并进行了可操作化的处理，对于扩展科学社会学的使用范围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郭荣茂论述了拉图尔的转译社会学，提出做好科学决策必须做好以下几点：（1）迎合他人兴趣；（2）重视物的行动作用；（3）科学事实的建构是集体行动的结果。研究结果发现，科学和技术随着行动者网络而形成、扩展和加强。文章再次强调了科学与社会之间思辨关系，科学不再仅仅是自为的存在，科学是一个多方行动的结果。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刘崇俊通过对布迪厄提出的“历史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关注的核心内容进行研究，对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向度与科学自律性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观照。一方面社会向度导致了科学自律性的相对化，另一方面社会建制为科学提供了维持较高自律性的建设性资源。他提出对于布氏主张调度科学反思性这一思想武器将科学实践历史化但不相对化，既承认科学实践是社会历史条件建构的产物，但又试图从社会历史条件中夺取科学的实践理性，从而将科学自律从社会还原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中拯救出来，科学场域内部的同行竞争机制所形成的客观结构是维护科学相对自律性的阿基米德支点，而场域的入场费征收机制则通过科学惯习的型塑从主观维度维护了科学的相对自律性。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曾点关注了美国社会学史上的“奥格本学派”,该学派对促成社会学研究的技术转向具有关键性作用。文章基于对奥格本所处时代的思想史分析，展示出社会学最初转向技术研究的理论脉络。
三、科技发展与社会
科技发展与社会研究方面，与会学者主要探讨了科技价值观、科技伦理、科学的社会实践、科研主体和以企业、高校科技人员为案例的研究。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王忠武教授认为科技价值观是科技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对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巨大。中国科技价值观历经儒家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历时态范铸与历史变迁，其基本建构逻辑是在经世致用原则、意识形态主导、国家需要和政治推动之下，由道德功利主义向政治功利主义再向经济功利主义嬗变与演进。功利主义科技价值观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对科技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其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需要加以解构和重构。建构当代新型科技价值观的关键举措是：端正对科学技术的真理性与功利性基本关系的认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技系统的整体结构与整体价值；充分尊重和发挥科技共同体的主体性地位与作用；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同发展；国家对新型主流科技价值观的建构与宣传发挥必要作用。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科技与社会研究所黄时进所长考察了在国家云技术战略引领下，华为公司基于云技术开发运营能力的过程。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华为公司从技术、管理和组织等多个维度与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密切配合，展开协同创新，有效地解决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技术、管理和组织问题，取得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并显着提升了整个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实现了由政府-企业协同创新的后发追赶。对于国内其它处于后发追赶阶段的高科技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鲁晓博士和清华大学李正风教授以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为例，考察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规范如何影响高校教师学术职位的获得。通过对科研成果、博士毕业院系、导师声望、海外经历、留校任教及性别等因素的定量研究，他们发现特殊主义对科学家分层有显着作用，而普遍主义的作用具有学科差异，由此进一步质疑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二分法的合理性，提出二者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中国学术界的职位获得和社会分层。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黄小茹副研究员从已有相关研究数据呈现科研论文成果不可验证的现状，剖析不可验证的可能的发现机制，认为因成果瞩目而引发他人重复实验、组织机构开展专门验证活动这二种机制并不是常规的、制度化的问题发现渠道和方式，很难形成针对所有论文的有效的检查机制，而一定范围内的同行（同事、合作者、领域内同行）监督和举报也在实践中面临巨大阻力。进而，论文分析了一定范围内的同行监督和举报机制、同行评议机制、更大范围科学共同体检验的失效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同行评议、重复实验、数据公开、方法论（统计分析）、科学家自身的努力等方面讨论改进的对策。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赵超博士探讨了国内审计文化的双重失效与中国社会情境中的学术治理问题。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缪航博士对两用性研究的伦理挑战与社会应对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乌仕明和李正风教授通过讨论对数字技术带来的隐私风险，及其背后所涉及的社会信任问题，认为数字技术之应用，已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技术发展速度的加快，致使公众与政府、企业间，在技术与数据掌握方面呈现日益明显的差距。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科技黑箱，导致了公众隐私受侵害的隐忧。透过当前数字技术前沿的发展与争议，他们提出了隐私保护意识以及后续的相关行动，以说明数字技术引发社会信任模式变迁与重构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