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聂耳与云南抗战音乐运动
聂耳，一个全国家喻户晓的名字，人民音乐家，云南人民的骄傲。1912 年 2 月，聂耳呱呱坠地于一个中医家庭，由于父亲去世的早，家庭的重担便由母亲一人支撑着。1919 年，7 岁的聂耳进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入学后的聂耳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也一直在班内名列前茅。也是在这个时候，聂耳的音乐天赋也慢慢的展现了出来。他尤其对唱歌这门课程特别感兴趣，不管吃完饭还是睡觉前，他总会把学会的歌曲反反复复的哼唱，并且他还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学习各种乐器。不久，聂耳便掌握了笛子、二胡、三弦等乐器。
1925 年小学毕业后，聂耳顺利的考入了云南第一联合中学，时任校长杨锴（后任昆华艺术师范学校校长）音乐教员张堉（字育斋，后任昆华艺术师范学校教员）。音乐教员张堉毕业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甲级师范科，受过专门的高等音乐训练，在钢琴、声乐、乐理、作曲各方面均有所擅长。毕业后一回昆明就在第一联合中学任职业音乐教员，同时兼任云南美术学校（由云南籍留日人士李廷英等创办）的音乐教员。张堉先进的音乐革命思潮和精湛的专业水平很快成为了聂耳崇拜的对象。他在课堂上或集会上经常教唱歌曲所传播的先进革命思想也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了年轻聂耳革命思想的形成。1927 年-1928 年，经历了 3 次考试后，聂耳考入了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英语专业。这段时间，除了平时紧张的学习外，他还积极向学校的音乐教师学习，并很快学会了小提琴的演奏。同时，他还向一位法籍音乐教师柏希文学习英语、乐理知识及钢琴的弹奏。柏希文毕业于香港主教学校，是云南美术学校钢琴及乐理老师，聂耳受教于他，并常偷偷去美术学校琴房练习钢琴。他的钢琴演奏技术和规范系统的西方乐理常识对聂耳起到了良好的熏陶作用。聂耳从他那里得知了舒曼、德彪西、莫扎特、德沃夏克等国际乐师的代表作和当时在云南千里难求的钢琴曲谱。聂耳在 1927 年 12 月 15 日、22 日、23 日、30 日的日记里频繁地记载到“美专”学习钢琴和西方乐理一事。柏希文同时也是《国际歌》在云南的传播者之一，将反法西斯歌曲作为传播先进革命思潮和教育改革思潮的工具。据云南美术学校音乐科专修钢琴的毕业生普梅夫回忆，柏希文还参加过我国民主革命和支持过越南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是一个成功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可以说，柏希文不仅是聂耳的第一位钢琴启蒙教师，更对聂耳新音乐创作的革命意识和民族形式的积淀起了一定的基础性作用。
①通过在师范学校几年的学习，聂耳的音乐素养和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为日后音乐才能的“大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0 年夏天，聂耳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由于多次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为了防止被抓捕，聂耳被迫离开了云南的家乡只身前往上海避难。
聂耳在云南的求学时期，正是云南军阀混战的时期。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贫困环境中的聂耳，更是对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有着深深的了解。为广大劳苦民众去奔走呼喊的想法此时已经在聂耳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此时在上海的聂耳也在田汉等人的影响介绍下，投入到了反映劳苦大众生活的“左翼”音乐运动当中去，从此，聂耳的音乐之路便与拯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聂耳的音乐创作也由此步入了一个新的高度。《毕业歌》、《打桩歌》、《码头工人》等许多反映贫苦大众现实生活的优秀音乐作品不断被创作出来。尤其是 1935 年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一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吼出了全中国人民内心的呐喊，唱出了民族救亡的最强音。在歌曲的号召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历尽千辛万难，最终取得了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1982 年，正式确定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聂耳创作的歌曲，内容大多都是反映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现状以及青年进步思想的。聂耳从云南到上海“流浪”期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也目睹了各种人各种事，创作歌曲的素材也大多来源于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聂耳认为音乐的创作要扎根于人民的生活，音乐要为群众去呐喊，为人民的需要去创作。聂耳说过：“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艺术家“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着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聂耳指出：“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种“代替着大众在呐喊的，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
②聂耳创作的歌曲同时还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慷慨激昂的曲调成为了那个时代反侵略反压迫的最强音。尤其是《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划时代作品的创作，更成为了中国新音乐发展的先锋。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音乐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不过是达官贵人的享受品，是所谓专家学者口中的赞诗，是大街上流行的靡靡之音。聂耳的出现，却彻底颠覆了这一现象，扎根于人民的聂耳，把人民心底的满腔愤恨，全部化为了音乐，音乐从此变为了大众的音乐，从此变为了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有力武器。聂耳曾在给家乡母亲的信中说到：“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阻碍组织和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热爱音乐的聂耳，一生当中都把救国爱民作为了自己学习音乐创作音乐的基本准则，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从未停止过与现实的斗争，不管是在昆明还是在上海，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带领着中国的“新音乐”运动不断前行。
“聂耳能在短短的生命历程中有了伟大的贡献，是由于他的天才和学习精神。然而，这些一切是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下才发展起来的，那就是他有正确的世界观！为此他的眼睛看得非常远，他还没有把自己囿于任何一个现实的可能苟安中！当上海电影界正是一团糟的时候，聂耳和其他一些正设法挽救狂澜的电影工作者一样，毫无动摇的守住自己的岗位，如像他一往所抱定的宗旨…”这是聂耳去世后，云南家乡的好友张天虚纪念聂耳所做文章的一段内容。虽然聂耳早早的便离开了云南，更是早早地离开了我们大家。但是，其短暂的生命却留给了我们无穷的财富。聂耳身为一个优秀的人民艺术家，却有着一个科学家的头脑。
在创作出优秀音乐作品的同时，他还给与了我们许多正确的预言。1935 年，聂耳用“王达平”的笔名发表了《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文中他在肯定革命进步音乐发展的同时，更是大胆预测了中国音乐未来的光明前途。他坚信：“新音乐的新芽将不断生长，而流行的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上去了。”后来的事实正如聂耳所说，在抗日救亡的大潮中，中国的新音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取得了累累的果实。聂耳是一位划时代的音乐家，是中国新音乐的带头人，他更是一位优秀的“预言家”.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仍然能从《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毕业歌》等抗战歌曲中汲取力量，不仅是因为抗战歌曲记录了中国人民艰苦斗争的历史，而是它饱含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这些不朽之作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被人遗忘，相反却被越来越多的人传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们真实表达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不屈精神，并最终以胜利告终，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二是音乐本身的曲调来自民间，继承了民族调式精华，歌词又写得简明易懂，朗朗上口，准确表达出了当时民众的情感所在，唤起了民族认同感。郭沫若先生曾说：“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郭老指的当然不仅是聂耳本人，更有聂耳不朽的作品！ 这种有生命的、有激情的、有感悟的音乐，才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真正的音乐灵魂。 如今，那些抗日救亡歌曲之所以成为人们传唱的经典歌曲，是因为它们已经超越了艺术领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屈服的灵魂。
每一首抗战歌曲都有它的故事和背景， 都是历史的见证， 所以任何力量都挡不住它的流传，因为它已成为每个中国人心里流淌的歌。
2.聂耳对云南抗战音乐运动的影响
抗战时期云南风起云涌的音乐运动，身为家乡人的聂耳虽然“缺席”了，但是，人虽不在，他的精神和歌声却并没有消失。
聂耳逝世后，云南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社会各界组织了大量的纪念活动来纪念这为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本月十七日，为划时代音乐家，聂耳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云南省歌咏协会定于是晚七时，假省党部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并有聂耳先生遗作及抗战歌曲歌剧之演唱云。”“又讯：本市曙光歌咏队，为景仰聂耳先生生前之丰功伟绩，于十六日率全体同学前往西山聂耳墓前献花致祭。”
①同年，云南省昆明市各歌咏团为了纪念聂耳的逝世，在省党部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各歌咏队和机关代表有 300 多人到达现场。省歌咏协会主席张友仁还带头合唱聂耳挽歌，并发表讲话，希望大家继续学习聂耳的音乐精神。最后，由友谊歌咏队和民众歌咏团分别演唱了聂耳的作品《打椿歌》，《飞花歌》，《码头工人》，《塞外村女》，《自卫曲》等歌曲，现场气氛一度高涨。直到夜晚 11 点大会才宣告结束。通过这些纪念活动足以看出聂耳对整个云南音乐界的巨大影响力。被云南人民亲切称为云南“歌王”的李家鼎曾在悼念聂耳的文中如是写到：“他永逝了，除掉遗留给我们一些雄壮激昂的歌曲外，还留下了一部值得颂扬的奋斗史！一个伟大的志愿！在当今祖国的原野，被敌寇践踏，被压迫民族的愤怒吼声，是跟随着聂耳的步迹，响彻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激起强大的抗战的力量。这力量是伟大的；从大多数人们反映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大家努力为‘新音乐’的神圣使命，来完成聂耳所开创的这条大道！最后，我们学习聂耳，正确的思想，坚毅的战争精神，严肃的学习态度，艰苦的生活区反映现实的革命教训，这是我们从事新音乐运动的青年应具备的！让我们在铁的锻炼里，变得结实！用工作的胜利来纪念聂耳吧！”聂耳是云南人民的好儿子，更是云南音乐人的好榜样。在聂耳“新音乐”运动的影响号召下，李家鼎、王旦东等一大批云南音乐人，在他们的领导下，云南抗战时期的音乐运动才得以轰轰烈烈的展开，也使得云南成为了抗战大后方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坚强堡垒，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也使得云南成为了中国革命新音乐的摇篮，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吹响了民众觉醒的号角。
①“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此时被迫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吼声。在音乐界，许多进步的音乐工作者也积极的投入到了救亡图存的民族就往斗争中来。“借乐以抒情，听歌以励志”,进步音乐工作者把音乐作为了动员民众，启发国人的巨大力量。为适应抗日救亡斗争的需要，响应左翼文化运动中对音乐的要求，左翼音乐组织便逐渐建立起来。
在众多的左翼进步音乐工作者当中，云南籍的青年音乐家聂耳，无疑是整个左翼音乐运动的先锋领导者。不管是 1932 年北京的“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还是 1934 年正式成立的“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处处都有聂耳的身影。在聂耳的引领下，一大批优秀的进步音乐者紧紧团结在聂耳的身边。他们致力于研究内容是无产阶级，形式是民族的音乐的创造。在关于“国防音乐”的讨论中，他们还认为歌曲比乐器音乐来得更有力量，因为歌曲主要是建立在语言文字上面，她能把一种特定的意义简明扼要地告诉每个唱歌的人和每个听众。这种歌曲中心论可以说是国际左翼音乐界的共识，德国着名的反法西斯音乐家艾斯勒曾说过：在全世界已经滚进革命的活动中，纯粹的主观音乐，已判处了死刑。巨大的乐器活动，将受到莫大的限制，因此，近世纪的音乐活动，当以声乐为主，其实也只有声乐最能表现革命的一切。
②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片面，但是在实际的音乐运动中，尤其是在云南的抗战音乐运动中，却又间接的证明了其说法的合理性。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范围内包括云南，并没有形成群众性质的歌咏运动，原因之一就是没有适合大众演唱的的爱国歌曲。正如音乐家贺绿汀对这一时期的音乐歌曲评论道：
简单通俗的歌曲必然也有，但是有些过于艰深。最大的缺点就是内容空虚。如当时上海明月歌舞社黎锦晖创作的《醉卧沙场》，这首歌曲借用了唐朝诗人王翰的诗意，把艰苦卓绝的抗敌斗争描写成了醉梦间的一场搏杀，从中丝毫感受不到时代的气息和爱国的热情。虽然这首歌曲的曲调流畅，并且曲调与歌词的结合完美，但是这些有点在当时却并不能使其成为一首好歌。因此，聂耳等音乐家决心创作具有时代气息、能进一步唤起民族救亡的现代新歌曲。
1934 年后，一大批优秀的带有群众性质的爱国歌曲涌现出来，也是在此时，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救亡歌咏团体，抗战救亡音乐运动也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聂耳参与及其领导的左翼音乐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当时身处国难的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支优秀的革命音乐队伍，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对日后抗战音乐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在云南的抗战音乐运动中，不管是王旦东还是李家鼎，他们作为聂耳亲密战友的同时，更是左翼音乐运动在云南的实践者。他们组织歌咏队，教唱民众歌曲，甚至根据现实的情况去写作改编歌曲。在抗战大后方的云南，他们都沿着聂耳及左翼音乐运动所开辟的音乐道路，踏着聂耳留下的足迹前进，不管是歌曲的演唱还是歌曲的创作，都极大的受到了左翼音乐运动的强烈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蓬勃发展的云南抗战音乐运动是聂耳留给我们宝贵音乐遗产的继承，更是左翼音乐运动在云南发展的延续。
从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到省立美术学院的系统西方音乐教育，最后再到抗日烽火中的昆华艺术师范。虽然期间云南的音乐教育发展总是“磕磕绊绊，命运多舛”,但总归是在摸索中保持前进。云南的音乐事业在此期间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教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培养人才。云南近代以来音乐教育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云南培养了大批的音乐实用人才，聂耳，桂翘然等一批音乐人才在此期间迅速成长起来。正是有了他们，日后的抗战音乐运动才犹如燎原之火，迅速在红土高原和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更是将抗战的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至今仍为我们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