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云南抗战音乐运动的领导
抗战初期，云南省抗战音乐运动能顺利的开展，并不断的取得进步，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的。云南早期的地下党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 1926 年便已建立，但是在大革命时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打压和破坏，抗战之前云南其实就没有了党组织。抗战爆发前，为了适应革命形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云南地下党组织慢慢的开始了恢复和建设。1935 年 5 月，长江局南方工作委员会派李群杰②同志回云南做云南地下党的重建工作。此次党在云南的重建目标是：“一，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掩护革命活动。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和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在运动中吸收先进，建立党的组织，扎下根子，以领导革命……”
③1937 年 7 月中共昆明支部成立，支部委员有：书记李群杰、唐登岷、尹冰、李家鼎、曹世文（秘书）。同时支部还在云南省昆华中学和昆华女中、省立昆华师范等学校建立党组织，开展学生进步工作。当时在云南存在着两个进步组织，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学抗会）和昆华民众教育馆的歌咏班。党的建设工作首先由民众教育馆的歌咏活动展开。通过歌咏活动，党支部将思想进步的青年分子组成“读书会”,并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党的外围组织。具备条件的同志吸收入党。1938 年 5 月，长江局派巡视员马子卿来到昆明，在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的同时，把两个组织合为了一个组织-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李群杰任书记，费炳、陈方。唐登岷、吴宗遥等人为委员。
1.省工委领导下的歌咏运动
省工委在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音乐运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党组织认为，抗战爆发后以群众、学生为主体的歌咏活动发展迅速，抗战歌曲的演唱不仅可以宣传党的抗战救国主张，还可以凝聚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积极的开展抗日歌咏运动很有必要。1939 年春，省工委指定李家鼎、张锐、董藩等同志组成“歌咏工作的党小组”,专门负责抗战音乐、歌咏的工作。在这小组的领导下，云南大学、云大附中、昆华师范、昆华男中与女中、昆华工校及邮政公会、昆明纺织厂、火柴厂等组织的歌咏队合作建立了云南全省歌咏协会。国民党张友仁为名誉主席，李家鼎为主席。歌咏协会成立后，便一国民党省党部大礼堂为活动场所，大面积的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战音乐活动，影响范围很是广泛，除此之外歌咏协会还创办了歌咏宣传的专业刊物-《歌咏岗位》，专门刊登指导关于歌咏音乐的理论性文章。下面是摘自云南省档案馆的关于《歌咏岗位》向民国政府申请出版经费的档案资料。
云南省歌咏协会理事长张友仁致函：因出版歌咏岗位月刊，请求发给月刊费用新币 1200 元……P52 张友仁来函P47 民 29 年 8 月 龙云准令：每月出原来经费外在加上月刊费新币 1200 元云南省政府训令：为呈请印刷费，查歌咏改任至深，有非笔墨所能述者，若以用之于宣传，更非演讲等所能及，该会成立迄今一年有余，对于征募寒衣、慰问金等募捐事宜均有相当效果，为使普遍全省以求民众对抗战有深切之认识，务达保卫国家领土之目的，非出版歌咏专刊不为功。自 5 月份起开始筹备出版歌咏岗位月刊一种，每期印刷 1000 册，每册工料约合国币 3 角共计国币 300 元，加上其他各项每月约需国币600 元，折合新币 111 元，……当第二届第一次常务会议决定：每月出版歌咏岗位专刊四册……歌咏工作小组利用午后和晚饭的业余时间教唱群众《毕业歌》、《流亡三部曲》、《游击队之歌》、《保卫大华北》《保卫大武汉》、以及《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李家鼎在教唱抗日歌曲时，每唱一支歌时，他都要认真的向学歌者讲解歌词的含义，并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李家鼎这样的教学方式十分受群众的喜爱，群众都称他为“歌王”.在教唱歌曲的同时，李家鼎为了进一步的推广歌咏活动，还团结组织了一些进步的音乐教师，让他们发挥特长教唱的同时，把歌咏活动扩散开来。
省工委除了领导歌咏工作小组的工作，还负责着民众歌咏团，各学校工厂的歌咏大队的领导组织工作。国民党省党部曾派民运科长张友仁来“指导”工作。省工委对于这种形式的指导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有利于抗日的“指导”都支持，不利于抗日的“指导”坚决抵制反对。张友仁曾要求教唱群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对于这种虚假靡靡之音就坚决抵制；但是对于举办抗日集会，如，1937 年 10 欢送六十军北上抗日大会，1938年 7 月 7 日抗战周年纪念大会，慰劳抗日将士募捐义演等活动就积极的支持和肯定。这几次活动，党组织都派出了民众歌咏团出席，演唱抗战歌曲，鼓舞士气。
党小组为了让工作更加贴近群众，还根据群众的需求举办独唱音乐会、大合唱等活动。
出版《民众歌咏》和活页歌选等刊物供民众学习阅读。党领导下的歌咏活动不仅深入各个阶层的民众、工厂、农村，甚至还深入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中去。在中共地下党员费炳（时任第五军官分校学院大队长）和朱家壁（时任第五军官分校军士队长）的推动下，国民党第五军官学校聘请了李家鼎为歌咏教官，教唱学员抗战歌曲，鼓舞抗敌士气。1943 年，在党组织的带领下，还组织了滇军十八师文化艺术工作队。十八师三团副团长朱家壁兼任队长一职，队员有王旦东、王子近等 30 多人。工作队经常到开远、屏边等地巡回演出，举行军民联欢，演唱抗战歌曲，宣传抗日，坚定军队与群众的抗日信念。工作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为团一级、营一级培养一批文艺骨干，为此曾先后举办了三期歌咏训练班，从各连队抽调 3-5 人，教他们识谱，唱新歌，练习指挥。三期训练班一共培养了 100 余名歌咏骨干。这些举措使得进步的抗日救亡歌曲在整个滇军十八师传播开来，在鼓舞了全师官兵士气的同时，也强有力的增强了全体官兵的抗敌信念。
2.省工委领导下的进步学生运动
省工委一直把学生工作列为工作的重点。1938 年初，党领导的公开学生组织“学抗会”遭到了国民党省党部的取缔。公开的学生救亡运动遭到了挫折，省工委不得不把学生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不公开的青年抗日先锋队（抗先）上。同年 4 月，西南联合大学迁来云南，随后越来越多的学生也陆陆续续的来到了昆明。原来在平津活动的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老队员自发的组织起来，组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并与“抗先”有了工作上的往来。为了方便领导统一学生的救亡运动。7 月，省工委决定把“抗先”和“民先”合并，统称为“民先”.原来的“抗先”队员全部转为“民先”队员。李家鼎、唐登岷（“抗先”的正、副队长）参与了“民先”云南地方队部的领导工作。“民先”一经成立，马上就延续了原来“学抗会”到农村宣传抗日的传统。对农村乡镇的抗敌宣传成为了“民先”的一个工作重点。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民先”队员们每个周日都组织一批同学到马街子、梁家河、西坝等地作抗敌歌咏宣传，为了搞好农村的歌咏宣传，一部分“民先”队员参加了民众歌咏团举办的歌咏干部训练班，学习乐理，探讨理解歌词内容，提高歌曲的教唱水平。针对农村乡镇村民文化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民先”队员们在准确教唱歌曲的同时，还一字一句的结合歌词给村民们耐心讲解，这样的举措贴近村民，很受村民们的喜爱。1938 年，武汉频临失守，抗战局势再次发生了变化。根据省工委的指示，“民先”队的宣传工作开始围绕保卫武汉为宣传重点。“民先”队组织各处学唱由《保卫马德里》改编的《保卫大武汉》。
①那会“民先”队员每到一个地区，都是先唱抗日歌曲，歌曲一唱，把整个氛围调动起来，群众都靠拢过来，接着就开始演讲、演戏。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尤其是在没有固定活动场所的农村，这个方法总是能聚集大批的群众。
1939 年 1 月，国民党秘密的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办法中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思想方针。云南省国民党政府遵循《办法》规定，也开始了反共活动。在这段时间内，云南处处各地都布满了国民党特务的眼线，工厂、学校、大街上都有特务的监视和盯梢。党领导下的各种运动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打压。所有的活动实施前都必须经由政府的审批、检查，审查通过后方可组织活动。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减少了许多。针对国民党的敌对政策，省工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新的形势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有理、有利、有节”②成为了抗战救亡运动的准则。
1940 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了，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党的各个小组停止了活动，改为单线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党领导下的救亡活动越来越少。1941 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已经达到了顶峰。省工委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暴露”的工作方针，把党的工作逐步由集中变为分散，李家鼎等许多党员被迫离开云南，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迫于当前形势，党领导下的抗战音乐运动渐渐消沉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各种抗战音乐活动适应了抗战形势的需要，适应了云南各界群众的抗日要求，激发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敌情绪。抗战的歌声也因此传遍了云南的各个地区，大街小巷处处都响彻着抗日救亡的歌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音乐活动，在组织教唱民众抗战歌曲的同时，还不忘了解和解决百姓的疾苦。党把歌咏当成一种了解民众的形式，通过歌咏为百姓解决了疑惑和困难。毫不夸张的说，党领导下的抗战歌咏运动是在整个运动中涉及群众最为广泛，作用最为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