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 税务风险评析。
W3.1:资产负债率=企业债务总额/企业的资产总额×100%
W3.2:速动比率=当期速动资产/当期流动负债×100%当期速动资产=当期流动资产-当期存货
W3.3:税收分配率=当期纳税总额/息税前营业利润×100%
税务风险的分析，先从分别来评析每一微观个体。C 申通地铁、D 大宗交通、F 锦江投资和 H 上港集团的税务风险指数值均在适宜范围内，且 2012 年的指标值比前两年均稍有改善，趋于理想化，这其中应有税收政策的支持效益。A 长江投资在近三年的资产负载率和速动比率均为稳定，且在适宜范围，经营状况良好，但数据显示的税收分配率三年均偏高，尤其是 2010 年属于异常情况，此存在一定的税收风险。B 海博股份三大风险指标值均为稳定，但其速动比率过低，存在资金链断裂，税额不能及时上缴的风险。E 交运股份与 I 亚通股份的税收分配率均出现异常，这也许是指标设置的局限导致的，但不排除没有风险，尤其是 I 亚通股份的速动比率还偏低，其风险表症更为严重。G 强生控股与 K 东方航空的速动比率较低，但三年的波动稳定，而且其他两大风险指标正常，因而可认为其经营管理有效，尤其是资金的管理制度较完善，能够以较少的速动资金来满足经营需求，风险较低。在此，J 上海航空与其他公司比较，资产负债率最低速动比率最高，2012 年的速动比率达到了 6.36,也是一种指标值异常，但其税收分配率稳定适宜，税务风险应不高，可能主要有来源于投资方面的经营风险。
在假定上述企业作为整体运输业的代表性企业的基础上，统计得出大约 2/3的企业的税务风险较低，需要严格稽查监控的另约 1/3 的企业也在政策的支持和调控下趋势乐观。
通过了微观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分析，选取的 11 家上海“营改增”试点运输业企业的 3 年度数据，总结税源总量与结构、税源发展状况、税务风险情况的评析结果，综合评价此等微观主体的整体政策效果良好，政策效应显着，税源呈良性发展之态。
4.3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之良好经验。
通过上述的指标评价运用，得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政策效果良好，税收经济发展基本趋势达到了此项政策预期，即充分的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效应，推动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降低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税收负担，避免重复征税；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升级等。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上海市试点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紧接着在其他 8 个省（直辖市）进行了试点，表明结构性减税的深入推进，对于此政策的更大范围的推广已没有疑虑。在此总结先行先试的经验，面对“营改增”政策进行改良和推广，让政策效益顺利地惠及全国范围，从而减轻更多企业的税负，推进全国产业升级换代，加快转变生产方式。
4.3.1 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政策执行细则。
在政策的施行之初，总会有许多的不适应反映，这就需要给予配套的相关支持，推动政策的顺利执行，这个时期由于制度上的考虑不周到，管理监督会出现较大的弹性区间，影响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们已在上海市试点了“营改增”政策，有了较多经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联系我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一套完善详细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施行制度，减少不必要的漏洞，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可保证政策执行在偏差不大的条件下，按计划顺利推进。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企业从营业税政策转变为增值税政策，对于税务机关来说，其流转税的管理更加有效力。增值税的发票为全国统一专用，且有税控机作为防伪控制装置，联网信息化管理。但在政策的推广期，试点企业增值税的管理会出现空当，各项监管配套机制可能难以跟进，尤其是服务业的增加值控制本身就比第二产业难，因而，税务机关需在“营改增”推行中加大税务监管成本，提前做好工作准备，进行事前服务与控制。
4.3.2 谨慎选择增值税扩围税率。
从上海市试点知，增值税扩围增加的两档税率分别为 6%、11%,其税率均高于试点行业改革前营业税的税率，因而，较直观的在此会有“税率提高的增税效应”.但了解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区别，增值税可进项抵扣，避免了重复征税，相比营业税，具有了“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税率提高的增税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改征增值税后的税率，税率越高，其效应越大；“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主要取决于改革行业在价值链中的增值比率，增值比率越高，减税效应越小。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一项，预期上述两种效应的净效应为减税效应，而行业的增值率，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很难改变，为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在进行增值税扩围的行业税率选择时慎重。
“营改增”是为了促进产业的升级，建立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使行业间的税负公平，防止服务业税负过重和重大波动。但简化税制也是中国税制改革的目标，所以增值税的税率档次不能过多。为此，参照上海试点方案，利用 6%和 11%新增税率来实施，至少在不增加“扩围”行业税负的条件下进行选择。
4.3.3 缓解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利益冲突。
上海取得了成本低，效益大的“营改增”试点成功。而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在上海试点，与上海市经济的发达，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繁荣是分不开，但从体制机制上考虑，更看重的是上海市独具特色的国税、地税通过合署办公。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最大的障碍在于营业税是我国地税的第一大税种，改为增值税后，按规定仅四分之一划归为地方，此涉及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变动，地方政府对这一政策的推广抱着消极抵制的心态，尤其是不发达的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落后，还不能适应增值税政策的要求，纳税主体也不一定乐意进行改革，这样营业室改增增值税的政策推广要顺利进行，应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借鉴试点地区的“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做法，减少利益群体可能的反弹力度，让政策稳步顺利的打入全国。
当然，政策已经试点成功，其推行的速度也不能过慢。如上海市的交通运输业进行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如果在上海的试点期限比较长，势必会在资源配置上出现不公，促进周边企业的相关产业链跑入本已经拥挤的上海市，对整个市场机制的发挥不利，加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营改增”的推广，需要财政政策手段的支撑，缓解利益群体冲突的条件下，有理有节的发挥政策效应。
4.3.4 有效选取配套政策支持。
“营改增”税制调整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目前其推广的不良反应简述：部分行业税负不减反增，有违政策初衷，对产业的有效调整产生摩擦。对于增值税率的不可随意，税制需要体现公平性、统一性，因而不能在税制上“因地制宜”.这就需要我们借助税收政策外的其他协助力量，如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弥补相关行业、企业税负增加，调减行业、企业税收负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