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研究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外就有学者开始对慈善捐赠进行了研究，而国外学者对慈善捐赠的系统性研究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概括而言，国外的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慈善捐赠的动机研究”、“影响影响慈善捐赠的因素研究”、“税收激励对慈善捐赠的效应分析研究”三个方面。
在“慈善捐赠的内在动机研究”方面，美国学者 Fry 的研究认为，大多数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实质上是一种商业性行为，通过增加企业的曝光度和提高企业形象从而增加企业的市场销售额，获取利润。Eason（2010）认为捐赠者的动机主要出于四个方面，分别是：对捐赠者信仰目标的具体实践；对于慈善管理人员是否能一贯地执行慈善目标的怀疑；在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里不断地贯彻捐赠者的个人观念；对于慈善捐赠事业权利运用的一种内心享受。
在“影响影响慈善捐赠的因素研究”方面，国外学者认为影响慈善捐赠的因素主要有：社会对慈善事业的需求，包括贫困人数和灾难情况等等；公民的慈善意识，而慈善意识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信仰和个人生活环境的影响；捐赠者的经济状况、文化教育水平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等方面。在捐赠的方式的选择上，Liu和 Aker（2002）1的研究发现： 有些捐赠者更愿意进行时间上的无偿奉献而不是金钱上的捐赠，主要是因为社会一般会认为捐赠时间会比捐赠金钱更具有道德崇高感，时间捐赠更大程度上地体现了捐赠主体对受捐人的情感和道德价值。
关于税收激励社会捐赠的影响分析，早就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学者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以 Schwartz 为代表，他在 1970 年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验证。研究证实了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对捐赠产生了两种效应，即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从而影响着社会的捐赠。若把捐赠行为假设成一种商品，价格效应是指由于税收减免降低捐赠的价格，价格变化从而引起捐赠额的变化。另一方面，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制度增加了捐赠者的可支配收入，而由于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而增加了捐赠额，这就是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收入效应。即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从两个方面能从激励纳税人的捐赠行为。2Schwartz 的研究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也是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依据。
在“税收激励对慈善捐赠的效应分析研究”方面，Randolph 在 20 世纪 90年代研究了可支配收入、税收政策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短期内捐赠对税收政策敏感，而从长期来看，捐赠对税收政策没有对收入敏感。
Auten、Sieg、Clotfelter（2002）基于面板数据分析了美国 19 世纪 80 年代至90 年代慈善捐赠、收入水平与政府税收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税收会产生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这两种效应共同地影响着慈善捐赠的数额，并且就收入效应而言，长期收入的不稳定因素会更大程度上地影响慈善捐赠的数额。Pack 和Landais（2010）对法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慈善捐赠的刺激作用是否有效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样本的研究表示，加大对慈善捐赠的减免税政策力度，并未使捐赠数量达到预期的高度；捐赠的价格弹性相对较小。同时，高额捐赠者比小额捐赠者对税收激励的反应要强烈。Colinvaux（2011）认为，公益事业减税以及治理税收豁免的规则都需要一个关键性的检验，即这些现存的规则是否以最小的成本，最大化实现了纳税人的公共利益。在对公益机构的经营管理方面，Aptowitzer 和Dachis（2012）在调查了加拿大公益机构的发展现状基础上，认为加拿大政府应允许各类公益机构可以经营副业，并从中获取收益；并建议对公益机构进行所得税方面的政策调整安排。
1.2.2 国内文献研究
国内的文献研究主要体现在“企业家慈善捐赠的行为模式”、“慈善捐赠的法律建设”以及“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选择”等方面。
在“企业慈善捐赠的行为模式”方面，姜涛3（2013）认为的，企业家与企业具有很强的捆绑性，所以通常对慈善捐赠的主体究竟应该是企业家还是企业并不做严格的区分。赵曙明（2015）认为，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家选择的慈善捐赠的方式应该有所差异，现金和财物捐赠和企业发展的整个周期里都适用，而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他们更倾向于捐赠时间、服务以及股权捐赠。
在“慈善捐赠的法律建设方面”,朱梦文（2010）认为，以免税制度来鼓励社会的捐赠行为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然而相关税法的制定应当遵循并体现三项重要原则，包括法定原则、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金锦萍（2009）从法理角度解读了我国对非营利组织（包含公益组织）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指出对于“享受不同程度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组织”的相关规定，与现在正在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比例统一调整到 12%”的规定互相抵触，税法规定上的前后不一致存在着法律上的风险，并且这种法律上规定的不一致导致公益流向的不平等现象加剧。在遗产税方面，雷根强（2011）第三次分配可以弥补政府在分配的制度局限，而慈善捐赠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所以遗产税的开征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引导富人部分资产从自身向贫困阶层或者整个社会转移，实现一些市场和政府均无法实现的职能。
在“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选择”方面，胡俊坤（2001）认为在慈善捐赠扣除比例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考虑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对捐赠方形成足够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国家的利益，最终目的是要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李倩（2010）4研究了不同的捐赠对象、捐赠数额以及捐赠方式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应加大享受政策优惠的公益性组织范围，增加实物捐赠的扣除激励，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税前扣除的金额。黄靖（2011）5将捐赠看成是企业的一种正常商品，对我国无锡地区的部分企业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阶段的企业对公益捐赠的税收政策的反应是有差异的，比如外资企业、制造行业的企业以及处于成熟期和成长期的企业反应最为敏感。
综上所述，国内外文献对慈善捐赠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尤其对慈善捐赠的心理和动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国外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利用税收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分析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近几年来学者对于如何运用税收政策促进慈善捐赠也投入了很大的关注，也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但我国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以及在实证中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慈善捐赠事业影响不显着的情况下税收政策应该怎样倾斜和引导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更多的只是税收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国际比较，而本文旨在分析两者相关性的基础上，分析原因及提出能促进慈善捐赠事业发展的税收完善政策以及相关其他领域对策的探索。
1.3 研究方法
在慈善捐赠的理论研究方面主要采取文献研究的方法，阅读大量的中外文献，分析慈善捐赠的来源、企业和个人进行慈善捐赠的动机、税收政策和慈善捐赠的关系、慈善捐赠与企业利润的关系，从而评价目前研究的现状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在对我国企业的捐赠行为和税收政策的相关性方向进行研究方面，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捐赠额的数据来源于《公益时报》和《慈善捐助报告》发布的慈善捐赠排行榜单，企业的利润总额来源于企业发布的年度报表，根据“慈善捐赠的税收价格弹性”理论，计算出我国企业的弹性，并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弹性水平进行比较，从而解释原因，并提出对策。
在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主要运用文献法，一方面阅读文献，但文献往往会面临更新较慢，不能与时俱进的问题，所以另一方面通过浏览国外的税务网站进行政策的确认，确保获取最新的政策，从而为我国的政策提供合理、真实的借鉴作用。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本论文从慈善捐赠的定义和动机作为切入点，认为慈善捐赠并非纯粹的利他主义行为，捐赠者在捐赠的过程中往往也有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考虑，这一点在企业的捐赠行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收益的表现形式太过复杂，不仅包括经济上的，还包括心理上的满足感，所以关于收益很难用模型来衡量，而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影响企业捐赠成本的主要因素，这从理论上阐述了本文研究的意义。而第四章的实证分析也从实践上证实了这一结论。实证分析是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因为目前国内对于慈善捐赠与税收优惠政策两者关系的实证分析不足，现有的实证分析主要是对企业和个人的问卷调查形式，从税收的价格角度进行实证分析的还几乎没有，而笔者从税收的价格角度进行验证，并得出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政策建议方面，笔者认为应该考虑扩大对慈善捐赠不同形式的认可，即考虑货币性捐赠之外的实物捐赠，以及志愿者服务时间的扣除，并建议时间的价值根据志愿者的工资薪金进行换算，而不是所有捐赠者统一的标准。
当然本论文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实证分析的样本容量有限，税收价格选取了2010-2013年4年的数据，价格弹性计算只选取了2010-2011年的样本，许多假设与现实并不完全符合等等导致实证分析结果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再次，对国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涉及不够全面，尤其是所得税之外的其他税种涉及比较少。最后，在政策建议方面，笔者主要从理论的角度探讨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政策的可能性，对于实际操作层面的讨论虽然有所涉及，但考虑还不够周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