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1.选题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自经济领域引发的贪污腐败案件也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每年都有大量国家公职人员因各种违法乱纪活动受到党政纪处分和法律惩处。公务员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中的重要群体，为何自身会出现这么多违法乱纪问题，一直为诸多专家学者和各级干部群众所关注。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加大了对各种违规违纪行为的惩处力度，到目前为止，已有 60 余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被组织审查处理，被处理的省部级以下领导干部数量更多，很多地方曝出的贪腐案件也充分表明，基层群众身边的腐败也十分普遍，肃贪倡廉已成为社会大众共识。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件表明，加强对公务员群体的廉政教育变得尤为迫切。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乡村基层站所工作人员和村“两委”干部都应成为党风廉政教育的对象。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研究分析为何廉政教育未能起到及早预防的作用，以及廉政教育对象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员为何经常性地接受廉政教育之后仍然未能保持廉洁清正的品行，以致走上腐化堕落的不归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廉政建设一直都在稳步推进。廉政教育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完善，公务员群体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同时公务员群体中相当大比例为中共党员的客观事实要求党纪党规教育在公务员廉政教育中不可或缺。
2.选题意义
历史地、宏观地看，廉政教育是一项长期性复杂工程，古今中外各种形式、不同内容的廉政教育实践从未间断。公务员廉政教育是我国当前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实现公务员群体“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一目标的有力措施。通过廉政教育可以引导公务员树立价值观念、培养廉洁行为。廉政教育如何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有效促进廉政教育参与者的德性生成，以知行一致、体用结合为落脚点和着力点。从德性生成的角度来看，提高公务员的道德修养是廉政教育的应有之义，促进德性生成应从学思践悟出发，自生活实践处发力、慎独自省。
当前公务员廉政教育所存在的缺乏针对性、实效性等问题，主要是基于下列原因：廉政教育内容未能内化到公务员精神世界中，并成为其自觉行动；廉政教育方式对公务员群体的吸引力衰减；在实践过程中，廉政教育没能真正做到关注个体、以人为本；德性生成在廉政教育机制中的缺位、错位，导致当前的廉政教育研究囿于工具理性的层面，缺乏道德理性层面的考量；廉政教育研究陷入了微观的技术、对策、载体等纬度向量上的纠缠和周旋，忽略了培育个体品行径向的支撑和固定。本文意在，从促进和提高公务员的德性生成的角度出发探索提高廉政教育实效性的途径，使廉政教育在促进公务员个体德性生成方面切实发挥功效。
（二）研究现状
中国有着从个体角度推崇廉洁教育和崇尚道德修养的优良传统，廉洁从政道德修养也是中华民族璀璨历史文化中的闪光点，中国社会长期致力于从道德修养、自我认知、品格提炼等方面塑造公务人员个人的廉洁品质，以确保公务员群体在行政时保持廉洁从政的品行和德行，张秀芝、王金萍的《从〈论语〉中摄观公务员的道德修养》在上述领域进行过专门研究并做了较为详实的论述。促进和提高公务员道德修养是公务员廉政教育的本质内容和终极目的，并且在继承和发扬的过程中与西方伦理精神不断融合、扬弃、创新。肖百冶、赵汝周的《论提高公务员道德修养的途径与方法》，孙献庚、孙红艳的《浅谈廉政建设中的自律和他律》等文中皆有所体现。
廉政教育缺乏实效性和针对性为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所关注，探索研究廉政教育的实现机制等对策性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例如曾知授的《论反腐倡廉教育的作用与对策》、李晓梅的《伦理学视域下的廉政教育研究》、吉林财经大学孙大广的《反腐倡廉思想教育研究--现状分析与对策选择》等。另外，一些文章对我国当前的廉政教育进行了总结，如曾洁华的《转型期中国廉政教育》、李才森的《国内廉政教育研究述评》、陈全生的《论廉政教育的分类分层》、童丽英的《基层廉政教育创新的思考》等。这些文章皆指出思想道德教育对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廉政教育的实现机制和途径，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社会治理模式日益多元的趋势背景下，公共管理者的德性也逐渐为学者所关注，德性与规范的比较研究、道德困境和德性生成等课题成为热点，呼吁德性回归使之成为遵守规范和规则的动机，而不仅仅依赖规训和惩戒，使“自我约束性”的道德力量和“自我完善性”的价值取向与现实的制度规则相统一，成为共识。如聂文军的《正义的伦理：在德性和规范之间》、皮兰娇的《现代道德困境与德性重建》、员金松的《行政管理中德性的价值与生成路径》等，为廉政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