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国 60 岁或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10%或 7%,即视为该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在第六次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中，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3.26%,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 8.87%.[1]
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 GDP 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 排名却在 100 名以后，我国已经步入“未富先老”的严峻时期。面对这一考验，亟待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老龄化问题。同时，我国现行退休年龄的相关规定始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了健康状况的改善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继续沿用原有的退休年龄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伴随着席卷全球的银发浪潮和不堪重负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延长退休年龄已经成为国内外普遍共识。
无论是由 2008 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以希腊为代表西方国家的欧债危机，还是2010 年，由法国总体萨科齐签署“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诱发的全国性大罢工，均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养老困境已经形成，而在这些危机爆发之前西方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本国的养老困境，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西方国家已经纷纷展开针对退休年龄的改革，虽然各国的改革措施不尽相同，但是在本质上各国都已经意识到老龄化为本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带来的巨大压力，西方国家纷纷采取延长退休年龄来减轻养老负担，在延长退休年龄的做法中，多数国家选择弹性退休制度来化解本国岌岌可危的养老困境。
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延长退休年龄来应对老龄化危机。从 20 世纪末期我国开始步入老龄化，针对延长退休年龄解决老龄危机的呼声就不断传出，我国学者对此问题不断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期在适当的时机着手对退休年龄进行延长。然而，“延长退休年龄”迟迟未有定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饱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的存在，日前的“养老金并轨”正式宣告“双轨制”的结束，由此可见，延迟退休年龄似乎已经开始突破重重阻力，到了势在必行的关键时期。同时在 2015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针对处级女干部的退休年龄做出了最新规定，称将延长处级女干部的退休年龄至 60 岁，但可以在 55 岁时申请自愿退休，该规定的推出为我国延长退休年龄这一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我国退休年龄的延长指明方向。本文在全面分析了我国现行退休制度与当前人口及社会现状之间的矛盾，比较分析了国外延长退休年龄的相关举措，这为应对我国老龄化危机，实现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化解人力资本的浪费具有重要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内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自从多年前“延长退休年龄”这个敏感的话题被学者首次提出，就引起了广大学术界、政府以及广大民众的高度重视。学界对退休年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该延长退休年龄，男女是否该同龄退休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的路径设置这三个方向上。
（1）退休年龄是否该延长支持延长退休年龄的学者主要是从延长退休年龄可以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以及我国目前影响退休年龄的关键因素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邓大松，刘昌平（2001）在对养老保险制度统筹账户基金缺口模型和个人账户基金平衡模型进行精确计算的基础上得出：每当将职工的退休年龄在原来的基础上延长1%,就会产生大约 1.949%的资金弥补作用；如果在现行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延长 5 岁，就会对养老金你缺口产生 22.69%的巨大作用。[2]
林宝（2003）、（2014）他首先提出了延长退休年龄对养老金资金平衡有较大影响，并给出了测算方案；随后提出了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并测算出在运用该方案的前提下将使 2020 年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减少11561.93 亿元，减少约 12%.[3]
从众多学者的研究数据可以看出，延长退休年龄对于弥补我国养老金缺口，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近期的研究中他再次提出中国的退休年龄延长势在必行，对养老金资金平衡的影响是延退的最直接影响之一。[4]
骆正清，陈周燕和陆安（2010）通过对我国未来人口结构进行预测，分析表明人口变动对养老基金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并得出：当员工初始工作年龄提高时延迟退休会缩小养老金收支缺口。[5]
中国社科院郑秉文教授（2012）也曾指出“每当将退休年龄延长 1 岁，就会使养老基金增加 40 亿的收入，同时减少 160 亿的支出，这一正一负就可以弥补 200 亿的养老金缺口”.[6]以上学者的研究均表明，退休年龄与养老基金的收支相关度较高，我们有必要从延长退休年龄入手，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做深入的研究。
国内有关学者通过对影响我国退休年龄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提出延长退休年龄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林义（1994）认为，我国现行退休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且伴随大量的提前退休，他提出可以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制度来解决上述问题。[7]
朱棱（1999）分析了影响退休年龄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均寿命的延长；②人口结构的变动；③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④教育制度。[8]
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他指出应以现在的退休年龄为基础，以工作年限为退休的依据，实行弹性退休办法来调整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进入 21 世纪，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呼吁延长退休年龄的学者越来越多。董登新（2012）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必须是循序渐进、小步慢走，不能一步到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每延长退休年龄两2-5岁，一般都会提前10-20年着手准备，给社会大众较长的适应期。[9]
廖楚晖（2014）以生命周期为理论依据，选取事业单位职工作为研究对象对退休年龄的影响因素运用问卷调查和回归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详细的分析。通过他的分析为我国退休年龄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认为可以建立弹性退休制度，为职工退休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10]
我国学者还通过研究西方国家应对老龄化危机的做法对延退的可行性进行深入研究。郑秉文（2011）从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提出“老龄化成本”这一概念，他认为老龄化成本过高是希腊等欧洲国家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若要解决老龄化成本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养老保险参数制度，在此基础上延长退休年龄。[11]
褚福灵（2012）通过人口预期寿命数据、老龄化数据以及老年赡养比数据，分析我国现行退休年龄存在的问题，同时比较西方国家延长退休年龄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警醒我国应该尽早采取针对退休年龄的改革措施。[12]
杨燕绥（2014）通过分析我国目前老年人口赡养比，得出我国老年赡养负担接近日本和德国，较英国和美国严重，她指出从 2013 年我国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每年约减少 700 万劳动人口并增加 700 万老年人口，同时她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不相匹配，必须尽快开始对退休年龄进行延长，预防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危机。[13]
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延长退休年龄是否能真正减轻养老金支付压力和延退将会对就业产生更大压力这两个角度来考虑，认为目前我国实行延长退休年龄时机还不成熟。
学者朱楠（2008）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将会带来以下问题：主要包括①增加就业问题；②诱发潜在的社会问题；③造成体力劳动者健康方面的不公平；④增加贪污社会保障基金的可能性。[14]
对于延长退休年龄会影响就业问题也是目前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主要观点。唐钧（2011）指出，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接近 2500 万人，但新增工作岗位却只能满足 1/2 的劳动人口，并且在这些新增的工作岗位中大约有 30%岗位是那些退休老人为我们“腾”出来的位子，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将会对就业产生较大影响。[15]
蔡秀丽（2013）指出当前反对延退的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蓝领”工作者，他们在职时体力劳动损害了身体健康，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够尽早领取养老金来颐养天年，然而延退无疑会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延迟退休将会造成部分人“有命交社保，没命领社保”的结果。[16]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目前实施延退方案时机还未成熟，会带来新的不公平。蔡昉（2012）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针对我国养老现状延迟退休年龄是可行的办法，但是对我国目前的现状来说却是不切实际，他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消失，用延长退休年龄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目前并不可行。我们应该加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在此基础上为未来延长退休年龄创造条件。[17]
刘植荣（2012）指出，预期寿命的延长很大一部分依赖于生育率的降低，仅仅根据目前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从 53 岁延长到 73 岁，会对养老制度的改革产生误导作用，因为目前预期寿命的延长是相对的，他认为以预期寿命延长为由提出延长退休年龄具有不合理性。[18]
学者刘东升，杨峰（2013）通过分析我国与西方国家在老龄化程度、劳动力比例、劳动力素质以及养老金支付压力上的差异，指出我国目前延长退休年龄的时机不成熟。[19]
上述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目前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水平和人口状况上存在较大差异，盲目借鉴他国的经验还有待考究。
（2）男女是否应该同龄退休2015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针对处级女干部的退休年龄做出最新规定，规定称将延长处级女干部的退休年龄至 60 岁，但可以在 55 岁时申请自愿退休，可见我国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逐步缩小男女退休年龄的差异。截至目前，学术界在考察女性预期寿命以及工作环境、工作内容的基础上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女性退休年龄偏低，应该适当适时延长女性退休年龄，最终实现男女同龄退休。
潘锦堂（2003）总结了世界多数国家对于退休年龄的有关规定，得出：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实行的是男女同龄退休，相反男女退休年龄不同的国家较少，而我国就是其中之一。[20]
房媛媛（2007）从法律的角度分析，男女退休年龄不同是不符合《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这种政策影响了妇女劳动权益、政治权益的实现，我们需要对现行退休制度进行改革，以便尽最大可能实现男女在退休年龄上的平等。[21]
陈卫民、李莹（2004）通过建立模型，定量的考察了女职工由于退休年龄早于男性，对养老金收益带来的影响，他们通过模型将女性退休前后的收入以及男性退休前后的收入进行详细对比分析，得出在现行女性低龄退休的制度下，我国的养老保险缴费制度对女性退休后收入是非常不利的。[22]
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尤其是女工人的退休年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改革，消除这种由于制度的缺失带来的不公平现象。樊明（2008）通过分析指出，退休年龄最低的女职工更愿意延长目前的退休年龄，实施退休年龄的延长政策，女职工群体可首先作为被考虑的对象。[23]
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教授（2012）在系统梳理我国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相关法案的基础上，又详细介绍近年来全国妇联和社科院做出的关于男女同龄退休的相关研究，指出我国应该顺应历史趋势和劳动者的愿望，努力消除性别歧视，尽早出台男女同龄退休的政策。[24]
（3）延长退休年龄的路径设置我国学者在对现行退休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还给出了一些合理可行的改革方案，其宗旨是：小步慢走，循序渐进，实行弹性退休制度。【1】
从上述学者给出的方案设置可以看出，“小步慢走”是推行退休年龄的中心思想；规范现行退休制度，抑制提前退休是首要条件；“女先男后”是指导方针；“弹性退休”是未来走势。
1.2.2 国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由于西方国家大多数都早于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更为严峻，因此，国外学者对于延长退休年龄以更早做出了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很多学者提出了关于退休年龄的新概念，同时运用数学、经济学以及实证研究方法所做的研究论证为我国研究退休年龄问题带来了许多创新思路。
首先，不少国外学者提出了关于退休年龄的新概念。Y.P.Chen（1994）首次提出了“相当退休年龄”（EquivalentRetirementAges）的概念，认为在 65 岁时退出工作领域最佳，但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危机，若要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67岁。[31]
Hutchens 和 Y.P. Chen（2004）提出了“分阶段退休（”Phased Retirement）的概念，提出分阶段退休的基本理念是：一个老龄工人从工作走向退休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在员工即将达到退休年龄期间可以采取分阶段缓步退休方式，例如采取工作时间缩短或工作内容减少的方式。[32]
与分段退休意见相似的是学者 Cahill,Giandrea 和 Quinn（2011）提出的“过渡工作（Bridgejob）”,是指个人的退休行为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往往是在一段时间内分步退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时间跨度较长的“过程性退休”.[33]AndrásSimonovit（s2006）认为“弹性退休”（FlexibleRetirement）是指，在公共养老保障制度规定的正常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允许职工选择提前或延迟退休的一种行为，同时会对提前或延迟退休给予奖惩。[34]
其次，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及对比分析做出了延长退休年龄的可行性研究。
MurrayGendell（1998）1965-1995 年针对美、德、日本和瑞士四国的退休年龄进行系统研究，同时采用了队列测量法和比较分析法为美国制定合理的退休年龄提供了有力的参考。[35]
Heijdra 和 Romp（2007）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下，无论是经济环境、人口结构还是退休年龄的改变都会对这个经济体制中的宏观经济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他通过构建模型，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仿真分析得出：当工人的退休收入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时，其退休行为才会产生相应的改变。[36]
Yvonne Adema,Jan Bonenkamp 和LexMeijdam.（2015）通过采用世代交叠模型分析再分配和福利制度对个人养老金收入的影响，认为引进弹性退休收入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效应。[37]
Burdorf,A（2010）通过分析各国人口预期寿命，指出在预期寿命普遍延长背景下提前退休或低龄退休会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同时会带来较大的养老金支付压力。[38]
再次，不同学者也对西方不同国家的退休制度进行研究。Larsen,Mona 和 Pedersen（2005），通过分析丹麦退休制度改革对政府的偿债能力的量化影响，证明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劳动力供给量存在明显减少的趋势，而这种减少是当时丹麦不合理到的退休制度造成的。[39]
丹麦复杂的退休制度对居民的退休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带来不良影响，期望通过施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改革，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ConcordCoalition（1998）认为在老龄化背景下若要保证美国的养老金平衡，国家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如提高退休年龄、增加税率或建立个人账户来维持养老金资金运营的平衡。[40]
GeorgetownUniversityLawCenter（2010）详细的介绍了美国退休年龄的历史沿革，主要是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将美国历史上与退休年龄相关的条款全部列举出来，对于我们了解美国退休年龄的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1]
欧盟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2012 年报告预计，欧盟整体预期寿命在大幅度提高，男性达到 84.6 岁，女性 89.2 岁，同时老年人口比例也在不断上升，为了制定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保障制度，延长退休年龄也成为欧盟各国的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42]
最后，国外也有部分学者反对延长退休年龄。Weller（2000）认为，如果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支付短缺问题，那么就需要在现有的较高退休年龄的基础上继续延长退休年龄，提高退休年龄也会影响工人在职收入，工人享受退休金年限减少。[43]
Weller（2005）再一次指出，预期寿命的延长会使老龄人口对退休收入的依赖增加，延长退休年龄会对依靠退休金生活的工人将产生负面影响。[44]
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会产生影响，学者 Frankline,Michello 和 William（2006）运用静态奥肯定律解释延长退休年龄与失业率的关系，他们认为劳动人口的参与率直接决定一国失业率，退休年龄延长使退出劳动力市场人数减少，由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会减少，失业率会增加。[45]
国外对于退休年龄的研究普遍早于我国，大部分学者对于延长退休持肯定态度，其中弹性退休制度是西方国家延退的主要方案，值得我们在具体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吸收和借鉴。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人口老龄化，既是世界现象，也是我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面临的巨大难题，因此，必须找准对策并尽早贯彻实施下来。西方国家已经在这项改革之路上走了很远，为我们即将开始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借鉴，虽然各国在改革推行之初也遇到过重重阻力，但是战胜问题的决心使各国政府在实际行动中纷纷采取了步调一致的改革，即延长本国退休年龄。根据我国学者对于延长退休年龄的研究和探讨，可以看出，延长退休年龄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而且这个改革的时间宜早不宜迟。
我国学者目前针对延长退休年龄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层次，虽然也有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但是方案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因此，本文首先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分析我国现行退休制度存在的问题；其次分析国外在延长退休年龄上的相关做法，并着重分析了美国和法国延长退休年龄采取的措施--弹性退休制度。通过总结经验得出启示，为我国延长退休年龄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文围绕我国现行退休年龄进行分析，通过对大量法律条款进行分析，提出我国退休制度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西方国家延长退休年龄的多方经验，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我国延长退休年龄的可行性。
本文第一章介绍延长退休年龄提出的背景和国内外研究综述。第二章介绍我国退休年龄的现状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第三章对我国延长退休年龄的可行性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文章阐述了延长退休年龄将会产生的正负效应，以及带给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调整，分析了退休年龄推迟的可行性。第四章介绍国外延长退休年龄的相关情况，同时详细介绍美、法两国的“弹性退休制度”.第五章通过对国外的经验分析以及结合我国国情，阐述了我国延长退休年龄的主要路径设置，强调“弹性退休制”是我国目前的最优选择。
本文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第一， 文献研究法。通过阅读相关数据库、网站、书籍，掌握国内退休年龄的现状，学习国外延长退休年龄的可行性做法。
第二， 比较分析方法。通过对比我国现行退休制度与延长退休后带来的正负效应，以及我国同西方国家现阶段退休年龄的相关规定，比较国外延长退休的具体措施，找出我国退休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我国延长退休年龄提供经验。
第三， 定性研究法。通过分析我国现行退休年龄存在的不足，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法规，借鉴学习国外可行性方法，探索我国延长退休年龄的可行性措施。【2】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目前，我国对延长退休年龄的研究多是针对退休年龄的影响因素上，多数学者通过论证我国目前存在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来探讨延长退休年龄的必要性。本文的创新点是，通过梳理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借鉴国外相关国家的经验，提出弹性退休制度的理念。
不足之处在于，由于自身理论知识不足、研究视野不够广泛以及实际研究水平的有限，尽管本人尽可能的搜集资料并进行文本研究，但由于目前国内对于延长退休年龄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再加上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也存在差异，所以本文提出的具体方案也有待考究，内容缺乏系统性，有待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