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园林的演变历程
2.1 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园林的萌芽期
中国绘画从形成期、发展期到成熟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最早在史前时期就发现了绘画的痕迹，我们现在对史前绘画的了解主要从出土的陶器及刻在石头上的画中得来。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经过长期的劳动掌握了打制和磨制石器的方法，陶器在农业、牧业、渔业等日常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人们把日常活动和自然环境在陶瓷上描绘出来，其中具有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案是最杰出的创作也是中国园林的雏形[1].
殷商甲骨文中出现了“囿”字，囿是在一定自然范围内放养动物、种植植物、挖池筑台、然后供皇家打猎、游赏、祭祀用。囿中有三台，各有其不同的功能，“灵台”用以观天象，“时台”以观四时，“囿台”以观走兽鱼鳖。
囿中还建有大规模的宫苑建筑群，因此园林界认为这就是园林之根。
囿台不仅满足了上层社会阶级的精神需要，同时还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2].
因此我们说，中国绘画最初是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比最早为贵族服务的园林早上千年，原始绘画崇尚自然、质朴的审美思想带给当时园囿的发展很大的启示。
由于战国时期对文化艺术不断的积累，造园艺术在秦汉时期达到了新的高潮，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皇家园林诞生了，最有代表性的要属上林苑的“阿房宫”,阿房宫不仅在囿中建造了供皇家打猎、游赏、祭祀用的场所，还建立了供皇家处理朝政的宫殿，更加完善了“囿”的功能。随后武帝扩建了上林苑，规模雄伟，功能齐全，完全是想象中的“天宫”在地下的翻版。上林苑中水池的面积很大，张衡的《西京赋》称昆明池“牵牛立其右，织女居其左”.牛女双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迢迢牵牛星》据胡刻《文选》本）。在建章宫以北的太液池中，“建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2“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3,由秦始皇开端，又将汉武帝的“一池三山”布局手法纳入了园林，这种整体布局形式是皇家园林创作的传统模式，后来作为秦汉时期园林的模型。
2.2 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园林的成长期
真正的山水画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刺激了当时的学术思潮，促进了艺术的发展。顾恺之的《庐山图》被誉为山水之祖（如图 2.1）。王微在《叙画》中明确的提出“画之情”,把个人对自然美的追求与个人的情感紧密结合起来，正所谓“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3]表现了人对自然的一种有意识的审美，这个理论对园林艺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炳昌把山水画于壁上，并写了《画山水序》，《画山水序》中主张“神畅”之说，以道家的“万物与我唯一”思想作为创作的动力，强调山水画创作是借助自然形象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使中国画向“以形写神”的境界又迈进了一步[4].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4[5],由此可见当时画家的绘画技巧十分的拙劣，画中景物比例失调，呈现出的是杂乱无章的画面。隋初展子虔的《游春图》被誉为“唐画之祖”,描写了江南二月桃李争艳的早春景色，这是中国山水画幼稚期结束的标志[6]（如图 2.2）。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在乱世中的人们对前途感到失望和不安，开始寻求精神方面的寄托，社会普遍流行着消极悲观的情绪，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名士们纷纷寄情山水以逃避现实，《庄子》、《老子》的玄学思想成为了当时文人名士爱不释手的经典，成为了他们精神上的支柱。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大量的私家园林，最有代表性的要属北魏官僚的宅院和南朝梁湘东王萧绎的“湘东苑”,园林的形式进入了由粗犷的模仿自然山水到加入个人情感来创造写实的自然山水园的阶段。
东晋时期佛教很发达，梁武帝时，佛教就多达 500 余所，寺观园林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由于寺观园林作为修禅的清静场所，它主要营造庄严肃穆的场景，这种园林布局很自由，主要以树木花草为主。[2]
造园活动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从生成到全盛的转折，魏晋以后，自然山水成为人们寄托情感和托物言志的载体，自然山水与人类情感合二为一，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了造园中，奠定了中国园林发展的基础。
2.3 中国山水画与中国园林的转折期
魏晋南北朝结束后，中国的历史上迎来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国富民强，社会太平，政治稳定，呈现出了一副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山水画也开始得到了重视并获得了重要的地位，这时出现了李思训、李昭道、吴道子、王维、张璪等着名山水艺术家，经过他们的不断实践使得山水画技法逐渐走向成熟。[3]
唐代的李思训创立了青山绿水的画法，用矿物质青和石绿作为颜料。《宫苑图》就是李思训一派的风格，描绘的是唐朝皇帝和臣子们在宫苑中欣赏美景的画面。吴道子在李思训重视色彩画法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有笔而无墨”的画法，用这种画法勾勒出的山水轮廓，不需要布色，就已经形神兼备了（如图2.3）[2].
同为山水画家和诗人的王维把诗、画情趣共同赋予到了了山水园林中，这种以诗入园、因画成景的造园手法在唐朝开始出现。王维隐居的“辋川别业”,原为诗人宋之问的“蓝田山庄”,他以画设景，以景入画，使空山、深林、云彩、鸟语、溪流、乃至一草一木都仿若在画中，将自然美和艺术美结合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这样如水月镜花般的“山水画卷”（如图 2.4）。张璪把山水画在之前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他在画论《绘境》中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将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他用心去“看”自然美，再将心中的美展现在纸上。这不仅成为了中国艺术的圭表，也成为了造园艺术创作的准则[7].
这一时期，大批的文人和画家直接参与了造园活动，他们把意境情趣引用到园景的创造中，力求达到“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
大多都是直接将绘画作品用于造园造景，再加上人工的巧妙点缀，虽然依旧属于自然风景园林的范畴，但是已经逐渐完成了从自然山水园阶段向写意山水园阶段的过渡[8].
2.4 中国山水画和中国园林的成熟期
到了北宋，社会一直很稳定，统治者很重视绘画艺术的发展，因此画家的地位在这时备受尊崇，山水画大兴。北宋苏轼、文仝等文人创作的画，注重笔情墨趣，强调绘画要简易幽淡。苏轼谈到：“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他要求绘画不拘泥于“形似”的技巧问题，应重在“神似”的精神表达，这对当时绘画和造园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南宋画家注重的是意境的表达和笔墨的简单概括，李唐、刘松年、马远和夏奎号称“唐宋四家”.马远和夏奎开创了以少胜多，取山水精华的一角，留出画面的大片空白的构图形式，山水画的这种趣味也直接影响了宋代园林的风格[10].
“归来”是指回归田园自然，是宋代文人园林常见的主题，他们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政治抱负寄托于园林建造中。苏州是宋代文学的集中地，这种以诗画入园的私家园林有 50 多处，其中大多都属于“归来”主题，例如苏舜钦的沧浪亭（如图 2.5），苏舜钦因为被诽谤，无罪被贬，而后建造了沧浪亭用来寄托他怀才不遇、对仕途感到失望的情感，他在《沧浪亭记》中云：“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胜之道。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是以为胜焉！”.
艮岳是宋代皇家园林的代表作，由宋徽宗亲自设计的园林。他以山水为蓝本，诗词为景观主题，正所谓是园中有诗，园中有画，艮岳突破了秦汉时的“一池三山”传统规范，进行了一种以自然野致为重点的创作（如图 2.6），皇家园林的发展至宋代经历了第三个时期[11].
2.5 中国山水画和中国园林的兴衰期
到了元代，山水画家对自然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原有仿效自然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很多趣味性。虽然描绘的还是自然美景，但画面中无论是山石、水体还是植物都流露出了清淡、简逸、文雅、高旷的意境，此时的山水注重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形似”了，而是作为一种精神的追求和心灵的寄托。[1]
画面主要表现的是画家的人格和内心世界，所以画面以虚为主，不求形似，把自己的情感寄予山水画中。元代由彪悍刚强的蒙古贵族建立，由于蒙古人放荡不羁，因此人们的思想没有受到约束，文人创作自由，画风也较为潇洒脱俗富有创意。
黄公望、王蒙、倪云林、吴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被称为“元四家”.黄公望的代表作《富山春居图》，描写的是在浙江富春江的美丽景色，画面表现出秀润淡雅的风貌，气度不凡（如图2.7）。倪云林在元朝末期卖去田庐，浪迹江湖，后成为了着名的作家，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桀骜不驯不向权贵低头，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水庭院，他构建了清秘阁，利用乡村的自然环境，叠山理水，以河为墙，这个造园风格与他清丽恬淡的画风一致[2].
元代时北方的私家园林较少，在北方比较有名的要属汝南王张柔在河北保定市开凿的“古莲花池”,由满城移驻顺天军修筑，他们引水入园，修建河道，引流成池，并在池中种植大量荷花。
由于园中荷花生长茂盛，成为了园中的主景，因此更名为 “莲花池”[12]（如图 2.8）。
明代绘画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是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他们在构图、笔墨等表现形式上都各具特色。他们的笔墨较为粗简、洒脱，画面结构严谨，描绘准确，这是“浙派”的特点[13].中期以后，“吴门派”以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吴门派在山水画上成就突出，使山水画在现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明末后期随着“吴门派”的衰败，以董其昌为主的松江派，以及后来派生的苏松派、云间派等，都与吴门派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14].
明代的园林在初期经过了一段低迷的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到明中期逐渐的发展起来。这个时期的江南私家园林在对造园意境上的追求已经达到了自然美和绘画美的统一[15].苏州山塘街始建于唐代宝历年间，白居易奉命到苏州任刺史，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着手开凿了一条山塘河，山塘河的开凿和山塘街的修建，大大便利了灌溉和交通，这一带成了热闹繁华的市井。明张凤翼有诗曰：“七里长堤列画屏，楼台隐约柳条青。山云入座参差见，水调行歌断续听。隔岸飞花拥游骑，到门估酒客船停。”[16]（如图 2.9）。清初乾隆将其仿造在了圆明园中，更名之为苏州街（如图 2.10）。
明末着名的造园家计成所着的《园冶》，是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一部园林理论着作，由于他自幼精通画理，因此在书中常用以画喻园的描述手法进行论述[17].他在书中系统的讲解了他对造园艺术的见解和主张，通过对江南一带造园艺术的总结，把造园的技术和造园的美学结合在一起，把诗情画意灌注到园林中。《园冶》所阐述的造园理论有“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临机应变，常套俱裁”[18].这些理论观念，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和作用，对日后的造园活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山水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最早是在自顺治到乾隆时期，这时的清代山水画发展到了高峰期，这一时期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以及恽南田、任颐、吴昌硕等都是清画坛重要的画家，他们画中的意境、技法、风格等都对园林的发展起着很大的影响。明清以来绘画因循守旧、陈陈相因，画家盲目的临摹古画使中国山水画在这一时期停滞不前。咸丰至宣统时期，封建社会被推翻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绘画艺术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海派和岭南画派[19].
康乾盛世，由于这段时期国泰民安、经济繁荣，为中国园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出现了大量的皇家园林，皇家园林被分为大内御苑、行宫御苑和离宫御苑三大部分，全园的重点部分是离宫御苑，这一时期着名的代表园林有“圆明园”、“避暑山庄”、“畅春园”等[20].有很多的画家直接参与了清代皇家园林的规划设计，在构筑圆明园时，还有很多来中国传教的外国画家也参与了造园，如将友仁、郎世宁等[21].郎世宁是史上唯一的国外宫廷画家，他在中国从事绘画达 40 余年，他的代表作品有《聚瑞图》、《百骏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战图》等[22].
畅春园是由山水画家叶洮规划设计的，园中的很多景点都直接以名画为蓝本构图。还有康熙在热河建造的避暑山庄，它是以宫廷画家冷枚的《避暑山庄图》为图样建造的，避暑山庄以山为宫、以庄为苑，是在名胜中装点得园林，山庄鉴奢尚朴、宁拙舍巧。以澹泊、素雅、朴茂作为其格调，这就是山庄风景的特色[23]（如图 2.11）。
清代还有大量的私家园林，规模要比明代的私家园林小，追求的是“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
自然要素和水面的面积逐渐缩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人为的景观。花木竹石图等风景小品逐渐开始盛行，园林小品成为了重要的构图组成部分[18].私家园林经过了长期发展，最终形成了苏州园林、扬州园林、岭南园林三大风格的园林，苏州的拙政园、留园与皇家园林颐和园、避暑山庄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清代苏州园林共有 130 处，着名的有网师园、耦园、怡园、退思园、环秀山庄等[24].苏州的怡园为光绪年间浙江宁绍道台顾文斌的私园，面积约九亩，它以中国山水画意境为主，把沧浪亭的复廊、拙政园的旱船、环秀山庄的假山、网师园的水池再现于园中。扬州的片石山房和何园相邻，现两园已经合并，园以假山为名，相传是由清初大画家叠山家石涛所筑，被后人称为“人间孤本”.苏州耦园东花园主景黄山假石，手法自然逼真，石块大小不一，有凹有凸，假石纹理横竖斜相互错综，犹如自然剥落的纹理，由此可见江南私家园林中的假山名石都是精通绘画的名家所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