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我国正处于深度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激烈的社会解构与重构必然带来层出不穷、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微博等平台的蓬勃发展，民意和舆论获得了充分的表达，民众对社会事件的参与度不断加深。因此，不断曝光的虐待儿童行为所引发的巨大反响乃是情理之中。在面对公众强烈的情感表达时，司法工作人员理应保持忠于法律的冷静和理性，悟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作为约束自己的唯一准则，不能为了顺应“民意”而随意突破现有的法律条文。否则，司法将因丧失其应有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而沦为社会舆论的工具，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也将荡然无存。刑法作为保护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法律尽其效用而不足以调整相关行为时才能将其纳入调整的范围。如果一旦出现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试图通过增设刑法中的罪名加以解决，必然导致刑事法律出现朝令夕改的不稳定现象，进而影响刑法的权威性。[61]
就虐待儿童行为而言，应将重心放在对虐待儿童行为的预防以及对受虐儿童的保护上。重预防、重保护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应然路径选择。因此，建立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预防和监督机制，形成完整的、成熟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设立专门的儿童保护福利机构更是我们应当关注的焦点和着手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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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由于通过媒体报道耳闻了许多虐待案件，加之对温岭虐待儿童案的思考，我凭着对刑法分则的浓厚兴趣，怀揣浅薄思量，査阅了大量资料，对虐待儿童罪的相关问题加以梳理研宄，终于完成了本文的写作。在写作中我虽竭尽所能，但因能力有限，在论文的深度和对问题的理解上仍有局限，唯恳请各位老师赐教指正。回首在职研究生三年的学习生活，感触颇多。它丰富了我的知识，开拓了我的视野，极大地提高了我求知的勇气。在论文完稿之际，特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我愿借此机会向我的导师魏国君副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魏国君副教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且平易近人。她的工作十分繁忙，但对我却始终耐心有加、关怀备至。
虽远隔数千公里，导师仍时常通过网络关心我论文的进度，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凡遇到难以解决的疑难，导师必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及时认真地回复，常常使我茅塞顿开。
感谢王利民教授等法学院领导从我们的招录到学习再到毕业全程的悉心指导与关怀，感谢所有授课老师三年来对我们的辛勤付出。
感谢父母的鼓励与支持，特别是帮我细心照料不满五岁的小孩，让我无后顾之忧能全身心投入学习，也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收集资料、撰写论文。
感谢大连海事大学给予我们的良好学习条件，感谢我的工作单位重庆市公安局给了我一次宝贵的学习深造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