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国家设立自由贸易区不是单纯的用数字计算考虑经济效应，还有其深刻的政治战略背景。纽约大学中东和伊斯兰研究中心副教授克沙瓦兹安认为，"自由贸易区意味着，一旦公司或居民进入此区域，该国的部分法律即向该公司或该个体臣服，虽然司法裁判权仍然握在设区国手中。"通过分析阿联酋迪拜自由港和伊朗基什自由港，克沙瓦兹安得出结论："国家设立自由贸易区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因，更有其地缘政治的战略意图，受设区国国情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自由贸易区再领土化是国家展现其外部主权的策略，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名义下重新收回领土，取得主权。自由贸易区打破领土疆界，重新界定主权界限。"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也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背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有其国际国内双重因素的作用，是在当今国际经贸格局不断变幻的情况下，寻求经济发展、自由贸易，同时又不破坏既有社会政治结构、维持政治稳定的一种战略选择。在此，本文主要从世界体系理论、地区一体化理论和转型国家等理论对上海自由贸易区进行分析。
第一节 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宏观分析理论和批判理论，该理论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等理论和研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等人的依附论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都属于世界体系理论的范畴。
依附论有激进派、正统派和改良派等多个派别，各派别观点有差异之处，但都不同程度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依附论通过"中心"和"边缘"两概念，对国际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因为国际分工的原因，边缘国家在商业、金融和技术上依附中心国家。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边缘国家，聚敛财富。激进的依附论观点主张获得独立的卫星国摆脱宗主国影响，同中心资本主义脱钩。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处于世界政治经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受到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地带国家的扩张制约。多斯桑托斯将依附形态分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技术--工业依附三种。"在依附论者的眼里，边缘国家难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取得发展。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发源于欧洲，并通过不断发展将整个世界都纳入这一体系之中。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的体系，涵盖经济、政治和文明等多个层面。沃勒斯坦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分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中心区的技术水平、资本、工资等情况大大优于边缘区，不平等交换将剩余价值从边缘转移到中心。沃勒斯坦在书中写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称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不平等交换是资本主义体系运转的动力，边缘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商品链的底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形成以来，不断扩张，且表现出周期性的趋向。
世界体系理论中心区和边缘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区可以上升为半边缘区，半边缘区也可以升级为中心区，核心国家也可能被挤出中心区。随着世界体系的扩张，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并不同步，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会快过其它国家和地区。这样一来，特定国家会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从而改变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地位和角色。一些国家进入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区，另一些国家则从中心区国家变成半边缘区国家，或者半边缘国家变成边缘国家。占据中心地位的国家并不是恒定不变的，有可能被别国取代。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也包含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分。他以世界帝国的产生、发展和衰落来划分霸权周期。他认为迄今只有三个真正意义上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沃勒斯坦曾言："称霸是很少出现的，迄今为止只有荷兰、大不列颠以及美国一度称霸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每个国家也只维持了一段相对短暂的时期，荷兰更是昙花一现，因为它在当时的所有军事大国中最弱。"霸权国因其产品的世界竞争力，是自由的世界市场的最大受惠者。霸权国奉行贸易自由主义，以使得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发挥霸权国的竞争优势。
霸权国享有政治经济的特权地位和多重优势。大国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使得霸权国交替出现。沃勒斯坦认为，"一个国家一旦成为真正的霸权，就开始衰落；因为一个国家不再是霸权并不是因为它丧失了力量（至少过去很长时间后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其它国家取得了胜利。达到巅峰就意味着肯定未来不属于你，不管现在多么显赫。"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又影响到其后发展的霸权稳定论。罗伯特？吉尔平在霸权稳定论中认为国际社会的稳定需要霸权，霸权缺失会导致国际失序。霸权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取得国际领导权，而恰是这种成本输出导致霸权的衰落。国际体系随着国家权力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潜在的霸权国会挑战既有国际秩序和霸权地位，霸权随之产生转移。
第二节 地区一体化理论。
地区一体化理论，也作地区主义理论。地区一体化是一种观念思想，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种现象，同时还是一种实践过程。地区一体化已经发展为当今世界的一股潮流，对地区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卡尔·多伊奇的交流主义理论、厄恩斯特·哈斯的新功能主义理论和斯坦利·霍夫曼的政府间主义等理论是一体化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和流派。卡尔·多伊奇从安全共同体的形式探讨一体化，他认为安全共同体就是成员之间的信任而非争斗，通过谈判、沟通等方式来解决争端。
厄恩斯特·哈斯等人的新功能主义则强调经济的相互依存可以促进合作，通过功能和政治外溢，推动一体化进程。斯坦利·霍夫曼等人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民族国家仍然是一体化进程的主要行为体。
瑞典学者赫特和索德伯姆认为存在五种层次的地区主义，即通过血缘纽带联系的前地区区域（pre - region zone） 、以国家形成为特征的地区复合体（Regioncomplex） 、非国家行为体产生作用的地区社会（Region society）、地区集体认同感增强的地区共同体（Region community） 和多元主义的地区国家（Region state）。
目前，东亚一体化进程尚停留在第二和第三种层次之间。东亚国家是地区一体化的主导者，但非国家行为体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东亚一体化进程最大的特点在于其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和政治的不信任状态、地区的集体认同感缺失。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就曾指出，"当前的东亚在和谐的经济互动关系下暗藏地缘政治的斗争，这就使得东亚共同体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东亚的发展因为特殊的历史和国际背景，一体化进程并非由区域内大国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方式也往往由此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动。国内学者庞中英认为，"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对真正的'东亚地区化'有意义的是次地区性的经济合作，而非这些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地区化， 而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东盟，东盟是东亚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次地区化。"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东亚各国意识到成立地区贸易组织的重要性。
1989 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东亚经济合作发展如火如荼。然而，伴随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并不是政治的信任与合作。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受创，随即他们向美国请求援助，没有得到积极响应，东南亚国家进而对西方国家失望，转而将目标放到东方，转向日本、中国，同时积极成立亚洲自己的经济政治组织。
正如学者陈玉刚所言，地区经济合作"增强了有关行为体的自身重力，使自己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不至于被挟卷而难以自主地随波逐流。"金融危机之后，以能源合作为契机，东亚国家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与此同时，东亚国家政治联系有所改观，东亚合作的"10+3"机制也适时出现。
国内学者徐秀军认为，"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关联颇大，地区秩序随地区主义的发展而演进。国家构建秩序的主要手段分'强制'与'合作'两种，根据主导地区秩序的国家是否属于地区成员划定'外源'与'内源'两种，由此将将地区秩序的构建模式分为'外源强制型'、'内源强制型'、'外源合作型'与'内源合作型'四种。"当前东亚的一体化既有"合作"与"内源",又不乏"强制"和"外源".东亚一体化进程既有经济合作发展的强烈意愿和共同利益，又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等问题。中国希望东亚摆脱美国的主导，而东亚其他国家却害怕美国力量的缺位会导致中国的东亚霸权。政治不信任，地缘战略的冲突严重阻碍了东亚一体化进程。
地区主义的发展是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正如国外学者罗纳德？J.耶勒姆所指出的，"地区主义消解地区国家间的历史恩怨，通过地区争端解决和经济合作的方式，加强了地区间的联系，促进地区稳定。地区主义是地区和平的催化剂。"我们很欣慰，东亚国家意识到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东亚国家能够冷静地坐在谈判桌前商讨合作事宜，尽管过程缓慢。
东亚一体化进程迟滞对东亚诸国经济合作与发展不利，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样不利。东亚地区一体化有必要探索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必须延续东亚经济合作的态势，又不挑起政治的不信任问题。
第三节 转型国家与转型经济学理论。
转型是事物的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变的过程，国家转型包括民主发展状态的转型、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社会形态的转型以及文化转型等多个向度。学术界对转型的学科界限还没有完全的界定。转型理论，一种是指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理论，是在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转型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的。另一种转型理论涵盖范围更广，指性质或状态的改变，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经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的转型等。国内学者冯绍雷在俄罗斯的转型研究中，提出转型的概念是"从传统集中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度集中的体制，向法制化的、有更高程度民主的、同时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现代管理体制转变。"总的来说，民主化和市场化是转型的两个方向。
转型分大爆炸式和渐进式两种方式，大爆炸式是对体制的彻底推倒重建，是全盘的大规模的改变，拉美、前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就属于这一种。渐进式转型则是对体制的有限调整，是对某一特定领域的一定规模的修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就属于此类。渐进式转型相较于大爆炸式转型而言确定性较大，可控性较强，可以避免体制失序甚至崩溃，同时也可以降低转型的成本，但也可能存在转型不彻底，达不到预期目标等问题。
转型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进程的开展伴随种种问题的解决。学者徐湘林在研究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时提出"治理适应型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其特征是，"改革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在政治上达成改革共识，并且能做出理性的政策选择，利用国家制度框架中的可靠资源推动改革进程，促进经济发展，合理应对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危机。"经济转型是后发国家寻求经济发展的一种探索，经济转型是转型国家理论的重要领域。经济转型的一个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自由贸易则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国内学者孙景宇认为，"经济转型不是单纯的某个国家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开放姓已经将世界的封闭体系打破，经济转型已经与世界经济体系相融合，两者不断互动，相互影响。"国家的转型战略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着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国家发展战略对一国经济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采取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扶植不具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的产业，而难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利益市场的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更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致力于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比利时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也认为："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与转变是不能与政治领域分开的。由激励结构和资源配置机制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利益，通过政治体系，形成政治联合体，使现存制度持续下去，或者发生转变。"转型期经济的发展、结构的升级离不开国家的战略规划。国家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