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秦时期士阶层的精神价值之形成
第一节 先秦士人的社会功能
士人在周王朝末期逐渐从贵族知识者身份分离出来，转变为以知识服务为生存之道的文化服务者，在经济生活上他们只在庶人之上。《国语·晋语四》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左传》②昭公三十二年中：“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杜注：三后，虞、夏、商。）”还有，《吕氏春秋·尊师》
③中：“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 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虏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以上三点论述都证明了先秦时期士人在经济生活上远远不如在周王朝时代的贵族知识者时的生活，并且还有随时降于庶人之下的可能，但士人的生活不再像周王朝以前那样受制于天子而是随着政治形态和自己知识水平来得到各诸侯王的赏识，并以此来养活自己。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对“铭文言以乐其身，邾公自谓也，次言以宴大夫，次言以喜诸士，则诸士自谓大夫士之士，非泛称都人士也。《邾公华钟》云台乐大夫，台宴士庶子，士庶子者士庶人也，文以与上文忌祀下文旧字为韵，故变人言子耳。此邾宣公、悼公父子二人之器，而彼文以士与庶子连言，以彼证此，决知此文之士乃大夫士之士也。”他是这样理解的：“《邾公华钟》的士庶人连言似乎特别值得注意。一方面，这可以看做庶人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则未尝不是表示士人的身份有流动的迹象，即士有时也可以下侪于庶人了。”士人的经济生活在春秋时期变得动荡，但这也促进他们更好的把国家情怀作为己任。
第二节 先秦时期士的定位
《史记·周本记》⑤云：“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春秋初期，各诸侯国林立而起，士人们带着各自的学说及知识流入各诸侯国中施展自己的本领。《史记·太史公序》中“‘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士人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学说各立门派，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学说的门派多了，学士也在增加。和春秋以前不同，春秋以后士阶层有大量的庶人知识者融入，但是诸侯国提供的官职不够供给这些有识之士。所以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有识之士。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也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把士的社会身份正式的确定在”民“的范畴之内，这是春秋晚期以来社会变动的结果。由于贵族分子不断地下降为士，特别是庶民阶级大量地上升为士，士阶层扩大了，性质也起了变化。最重要的是士已不复如顾炎武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相反地，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①”虽然士人人数增多，但是与之对应的职位却没有增多，这时的士人更需要靠着自己的优秀才能才可以从众多士人中脱颖而出并且得到诸侯国君主的青睐，支持士人的政治主张使他们得到职位。这从另一方面来看是好事，这样除了来自生存、社会形态的问题外，士人又在士人本身的竞争间得到压力，从而能更好地审视自己的精神思想言论，让他们的思想学术得到更完整精妙的体系。士人在那种社会下也能更加准确地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社会定位，并且将自己独立的精神思想进行发展。
第三节 先秦时期士人风骨之构成与特征
古人有“精神”一词的出现是在《庄子·刻意》②：“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於天，下蟠於地。”这里将精神形容为通达四方、无所不及的，可见那时的人们就已知晓精神的精妙之处。黑格尔说：“自由乃是不依赖于他物，不牵扯连在他物里面。唯有精神是自由的，因为唯有它的重心是在自己的内部。它一如既往地总是趋向于自己，而不趋赴于外物。”“只有在这里才有真正的自性，只有在这里才有真正的自信。只有在思想里，而不在任何别的东西里，精神才能达到这种自由。”
精神生活是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的，直到现在还有学者对精神做出解释，如：“精神世界概念：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生成属人世界，而人的意识活动的结果则形成精神世界。精神世界就其含义来讲指意识活动及其活动结果的总和，它在本质上揭示的是人的精神性。精神世界的结构包括三大要素、四大层面和九大领域。精神内涵及其生成因素精神一词源自拉丁文spirits, 原意指轻微的风动，轻薄的气流，现在主要指相对于物质而存在的一切意识的活动、意识现象的总和。④”先秦士人的精神生活表现在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忧国忧民的态度里，他们把精神作为第一要素，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古琴音乐中，所以笔者认为他们是崇高的。崇高感来源于在相对弱小但代表正义的力量与强大敌对势力的抗争过程中人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崇高一词最早来源于古罗马时期的朗加纳斯在《论崇高》中提出“崇高”这一范畴。他说崇高风格的本源有五个条件：“一是庄严伟大的思想；二是强烈激越的情感；三是运用藻饰的技术；四是高雅的措辞；五是整体结构的堂皇和卓越。①” 在现在看来先秦时期士人留下的思想无疑是伟大的，而他们对于“道”的坚持也是富含丰富情感的。
春秋时期权利的分散致使王官之学散落到民间，随后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在士人心中都秉持着“道”的精神来坚持自己对于治理国家的学术想法。以“道”自任是先秦士人的一种传统，《论语·泰伯》②第七章：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荀子·致士》③中说道“无土则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论语·泰伯》④第十三章：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庄子·天下篇》⑤曰：“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论语·季氏》中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些论点强调了先秦士人不管政治主张和精神思想是什么，都必须以“道”来作为自己核心的学术价值观。
先秦时期塑造的士人的精神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先秦士人以天下为己任。《论语·先进》⑥中：“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孔子强调以道事君主，将忠于天下摆在第一位，而不再是君主，这在春秋之前是没有的。先秦士人遵守大道，将忠于天下放在第一位，将忧国忧民的情怀贯穿整个先秦士人思想的根基。对于君臣关系上将道置于第一位的观点在刘宝才的《先秦文化散论》中也有诠释：”在君臣关系上，春秋时代忠的观念对臣的要求是所谓“以道事君”,进退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道”）为准，不以君主对自己的好恶为准。尽忠以“社稷”为最高对象，不以国君个人为最高对象。当国君与社稷利益一致时，应该忠于君主，因为这时忠君就是忠于社稷；当国君与社稷利益不一致时，就不必绝对忠于君主，因为这时绝对忠于君主未必对社稷有利。“①《左传·襄公十四年》②记云：”天之爱民甚矣，岂可使一人纵于民上，以肆其淫，以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可见如果君主背弃人民并且凌驾于人民之上就是违背天地之义的，《吕氏春秋·重己》③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尚书·泰誓》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论语·先进》⑤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些论点都表达先秦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对天下的忠心。关于社稷利益高于君主这里还有个典故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⑥，齐庄公因私被崔杼杀死，大夫晏婴不肯从君而死，理由是：
”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晏婴认为齐庄公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而被人杀害，并不是为国家社稷，作为士大夫并不是因为拿君主俸禄而为君主服务，而是为天下的社稷谋事。《左传》的作者左丘明甚至认为：”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当君主无道而行之时，臣子将君主杀了也是没有罪过的，不能以不忠的名义谴责他，因为这时他是以道即社稷为第一。这里也可以看出士人在春秋时期精神流变之中的伟大之处，他们把”道“和天下装在心中。凡是损害了天下利益的人，就算是天子也可以弑君，这在春秋战国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中都是没有的。
第二个特点，先秦士人看重名节、讲骨气。《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⑦《礼记·儒行》：”儒者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⑧“先秦士人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对待事物的评判标准，因为先秦士人他们不属于有任何固定经济的阶层，思想和知识是他们唯一的生活基础，所以他们才能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观念。《论语·先进》⑨中：”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颜渊是孔子在弟子中最看重的一位，颜渊死了，孔子的学生们想要隆重地安葬他。孔子说：“不能这样做。”但学生们仍然隆重地安葬了他。孔子说：“颜回把我当父亲一样看待，我却不能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这不是我的过错，是那些学生们干的呀。”孔子说：“予不得视犹子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能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儿子那样，按照礼的规定，对他予以安葬。他的学生隆重地埋葬了颜渊，孔子说，这不是自己的过错，而是学生们做的。这表明孔子遵从礼的原则，即使是在厚葬颜渊的问题上仍是如此，孔子从一而终的坚持了自己对于礼制的理念并没有因为对象是自己当作儿子看待的颜回就改变，可见士人对自己道义的坚守精神。
士人对于为官是迫切需要的，因为这是实现他们政治主张最好的办法，但对于为官他们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则，《孟子·告子》①下中这样记载：“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狐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变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认为做官和辞官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被人尊敬，并且能按照他的政治主张和想法来治理国家就做官，如果不能按照他的政治主张和想法来治理国家就离职；第二种是虽不能按照他的政治主张和想法来治理国家，但恭敬有礼地尊重他就做官，等对他失去尊重就离职；第三种是一天都不能吃上东西，饿得出不了门的时候，君王加以接济但并不能按照他的政治主张和想法来治理国家且也没有礼貌，这样也可以做官，但只是为了不饿死。孟子的言论表明他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但他做官的最低底线是保留尊严。墨子对于士人为官的重要性曾这样说：“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墨子·尚贤》）②这里贤者就是指有学问有道德的士人，也可以看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理念而为官的迫切性，但从他们的言论中也看得出士人那种独有的傲然骨气和才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