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第三篇：修辞手段在《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对女性人物身份建构的作用
摘要：本文借助系统功能语法的语气和言语功能理论，考察《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女性詈语和礼貌用语及其所遵守的修辞原则，探讨这两种修辞手段在社会语境中对女性人物身份建构的作用。研究发现：在特定的交际情境中，女性使用詈语和礼貌用语建构或突显妻子、母亲、女儿、主人、仆人或恋人的身份。不同社会关系中的同一女性遵守或违反“得体”原则，通过适切的话语，实现理想的角色期望，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从而实现身份建构。
关键词：女性修辞; 身份建构; 主体性; 《牡丹亭》; 《罗密欧与朱丽叶》;
Female rhetoric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Shakespeare's and Tang Xianzu's Plays: A case study of The Peony Pavilion and Romeo and Juliet
XIE Shijian PAN Lin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Using the theory of mood and speech function of Functional Grammar, this article examines swearing and polite expressions used by female characters and analyzes the females' rhetorical principles when using swearing or polite words in The Peony Pavilion and Romeo and Juliet so 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under specific social context with these two rhetoric devices. The study shows that a female can construct or highlight her identity as wife, mother, daughter, hostess or lover through different rhetorical means in a particular communicative context. The same woman in different social relationships can observe or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appropriateness by means of appropriate utterances, realizing role expectations, communicative purpose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ultimately.
1 引言
女性主义意识觉醒前，传统的修辞研究主要面向男性，人们常以男性话语特征来衡量女性的修辞行为。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自我意识日益觉醒，并在文学创作中得以体现。女性主义语言学家对传统的语言结构、修辞研究等提出挑战，这引起人们关注女性身份如何在社会修辞话语中形成(曹京渊、王淑芹，2002)。
修辞对身份的表述、建构和构造起着重要作用(李红满、王哲，2014)。有学者试图分析女性语言结构以揭示女性的权力、地位与意识形态，例如Lakoff(1975)总结女性语言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认为女性避免使用脏话粗词，多用礼貌用语、反义疑问句等，反映女性地位与权力的关系。Homles(1995)认为在言语互动过程中，女性较男性更礼貌，这与权力和社会距离相关。Foss(2018:147-154)分析5种女性修辞策略及其对意识形态与权力的作用。国内学者(吴芳敏，2002；谢元春，2011)在宏观层面探究汉语女性话语修辞，主要涉及女性话语的修辞策略、修辞特征等，女性修辞的语气词和句类特点及遵守的修辞原则。总体而言，中外女性修辞研究主要涉及权力和社会关系，研究多从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美学等角度，分析言语交际中女性的措辞(包括詈语、礼貌用语、句式特征等)及所使用的修辞策略，但鲜有学者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考察女性修辞。
汤莎戏剧的女性研究历来受到学界重视。综观现有的汤莎戏剧女性研究，学者们主要从文学批评视角比较汤莎戏剧的女性形象与女性意识，或从话语分析角度解读汤剧或莎剧中女性的形象和身份(张豫红，2016；刘艳梅，2018)。Culea&Suciu(2019)在研究莎剧中语言对思想表达的作用时指出莎剧的明喻和暗喻可反映男女性别形象的差异。Whitaker(2018)发现莎翁笔下的女王常以男性话语来为自己的女性身份“易装”(clothed identity)，体现“雌雄”同体的特点。有些学者(Lynn,2017;Kenny,2019)通过考察身体(body)、子宫(womb)等意象，比较莎剧男女身份认同。文献检索结果表明，无论莎剧抑或汤剧，专题的女性修辞研究尚未出现，但学者们显然已注意到女性修辞的独特价值，例如李建军(2016:45)注意到《牡丹亭》中满是与“心”字相关的话语，“简直就是一个少女敏感的心灵在春天喁喁的低诉”，但未进行系统性的修辞阐释。包海英(2018)尝试分析汤剧中“饮食男女”之“大欲”的插科打诨的语言特点，虽涉及女性修辞语言，但也未作系统深入的探究。总之，系统的汤莎戏剧女性修辞研究尚不多见，从修辞话语角度解读、比较汤莎戏剧女性身份建构更是付之阙如。
身份认同(identity)是指人际互动中揭示身份的施为行为(performative act)或解释社会地位、社会归属、社会角色、社会立场和其他社会类别的协商过程(Bastos&Oliveira,2006:189)。话语身份认同着眼于人们话语实践中的真实身份认同的投射(许家金、李潇辰，2014)。本文基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文本语料，探讨汤莎戏剧中女性修辞话语如何建构女性身份。女性修辞是女性根据特定的交际目标，结合自身性别角色定位，对语言诸要素及其表达方式进行选择、调适的语言活动(谢元春，2011)。我们将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相关理论分析女性修辞话语，主要考察詈语、礼貌用语两种修辞手段，对比、分析女性修辞特征，以及所遵守的修辞原则，以揭示修辞对汤莎戏剧中女性身份建构的作用。
2 女性修辞手段的判定及身份认同
为保证可比性和充分性，我们主要考察《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6位女性(杜丽娘、朱丽叶、春香、乳母、杜母、凯普莱特夫人)和4位男性(杜宝、柳梦梅、凯普莱特、罗密欧)在对话中使用的两种修辞手段，忽略不计人物独白与合唱，两剧中相关的话轮数和字数分别为：72次和78次，5730字和3240字。人物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夫妻、父女、母女)、主仆关系和情侣关系。
2.1 女性詈语、礼貌用语统计
詈语和礼貌用语是言语交际的重要修辞手段，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考察《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詈语和礼貌用语的语词和句式特征。之所以选择这两种修辞手段，一是由于两者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与性别、权力、社会关系和身份建构相关；二是因为英汉詈语和礼貌用语具有一定的共性。两者的表达方式蕴含一定的价值观，反映人物社会关系，体现女性之间、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敬重与权力缺失。在修辞过程中，若同一女性角色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使用不同的修辞手段，往往产生不同的身份建构效果。
詈语(swearing)是指诅咒、骂人时使用的言语，是一种冒犯或侵略性行为(Coates,1993)。在语词方面，英汉詈语均涉及牲畜或其它动物、不雅之物、人体器官和生理行为等。礼貌用语(linguistic politeness)通过语言表达礼貌(politeness)，是一种对他人的积极关心(positive concern)或亲近(non-distancing)的行为(Holmes,1995:4)。礼貌用语指对交际对象运用尊称、敬称，对自己使用谦称、谦词(王希杰，1996:124)。尊称、敬称属敬语，敬语用来表示说话者对受话者和指称者的位置意识的语言形式，表恭敬关系(deferential relations)(Tsujimura,1999:444)。爱称是表示亲昵感情的称呼语，属广义的敬称；谦称谦词是为抬高交际对象而使用的指代说话人和同说话人有关系的事物、含有贬低色彩的词语(王希杰，1996)。
我们对汤莎两部戏剧的6位女性角色使用詈语和礼貌用语的情况进行了统计。总体上，女性人物使用尊称敬称(176次)、谦称谦词(47次)、詈语(29次)，分别为詈语和礼貌用语总量的69.84%、18.65%、11.51%。可见，三者作为女性话语特征有其研究的价值。首先，在家庭关系中，女性多用尊称敬称(62次)和谦称谦词(14次)，使用詈语(1次)较少。其次，在主仆关系中，女性主人对女性仆人可使用詈语(19次)和谦词(1次)，女性仆人使用尊称敬称(43次)和谦称谦词(7次)。再次，恋人之间，杜丽娘多用谦称谦词(24次)和尊称敬称(11次)，朱丽叶多用尊称敬称(32次)、詈语(9次)和谦词(1次)。由此观之，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汤莎戏剧中女性人物的语言特征有共性亦有差异。
2.2 女性修辞手段与女性身份认同
语言是身份认同的表征，通过分析女性修辞手段可以探析女性如何以文本建构其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身份认同。其中，身份是指参与者扮演的社会角色(胡壮麟，2005:90)，文学作品的人物身份往往通过各种语言手段来建构。以下将考察詈语和礼貌用语如何建构不同社会关系中的女性身份认同。
2.2.1 詈语
女性使用詈语时，可体现长幼尊卑。据观察，女性主人对女性仆人多用詈语。朱丽叶有时詈称恋人罗密欧，凯普莱特夫人亦用詈语称呼女儿朱丽叶。下面，我们通过例子进行阐述。
一、母亲与女儿
(1) Lady Cap.Ay,sir;but she will none,she gives you thanks.
I would the fool were married to her grave!
(Romeo and Juliet,3.5.139-140)1
例(1)中，朱丽叶拒绝嫁给帕里斯时，爱护女儿的凯普莱特夫人竟称其“the fool”。这体现凯普莱特夫人对女儿拒婚的不满，是在训斥朱丽叶不顺从父母的安排。
二、恋人之间
(2) Juliet.O serpent heart,hid with a flowering face!
Did ever dragon keep so fair a cave?
Beautiful tyrant!fiend angelical!
Dove-feathered raven!wolvish-ravening lamb!
(Romeo and Juliet,3.2.73-76)
例(2)中，朱丽叶得知罗密欧杀害提伯特时，使用“serpent heart”“beautiful tyrant！”“fiend angelical！”等诅咒罗密欧，反映对罗密欧的爱恨交加，体现了恋人间复杂的关系。
三、主仆之间
(3)【前腔】他一搦身形，瘦的庞儿没了四星。都是小奴才逗他。大古是烟花惹事，莺燕成招，云月知情。贱才还不跪！取家法来。(贴跪介)春香实不知道。(老旦)因何瘦坏了玉娉婷，你怎生触损了他娇情性？(贴)小姐好好的拈花弄柳，不知因甚病了。(老旦恼，打贴介)打你这牢承，嘴骨棱的胡遮映。(《牡丹亭·诘病》)2
(4) Juliet.Ancient damnation!O most wicked fiend!
(Romeo and Juliet,3.5.235)
例(3)中，杜母询问丽娘病情时，责备丫头春香，甚至叱骂其为“小奴才”“贱才”“牢承”，体现出杜母作为家中女主人的形象。例(4)中，朱丽叶责骂乳母配合凯普莱特夫妇劝服其与帕里斯成婚，“Ancient damnation!O most wicked fiend!”，这表明朱丽叶与乳母的亲密关系发生变化。
2.2.2 礼貌用语
在《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女性角色根据交际对象选择恰当的礼貌用语。女儿对父母多用敬称尊称，表敬意；母亲对女儿多用爱称，透露出对女儿的怜爱。
一、母女之间
(5)(老旦)我儿，何不做些针指，或观玩书史，舒展情怀？因何昼寝于此？(旦)孩儿适在花园中闲玩，忽值春暄恼人，故此回房。无可消遣，不觉困倦少息。有失迎接，望母亲恕儿之罪。(老旦)孩儿，这后花园中冷静，少去闲行。(旦)领母亲严命。(老旦)孩儿，学堂看书去。(《牡丹亭·惊梦》)
(6) Juliet.No,madam;we have cull’d such necessaries
As are behooveful for our state tomorrow.
So please you,let me now be left alone,
And let the nurse this night sit up with you;
(Romeo and Juliet,4.3.4-7)
(7) Juliet....To beg your pardon.Pardon,I beseech you!
Henceforward I am ever rul’d by you....
(Romeo and Juliet,4.2.17-22)
例(5)中，杜丽娘游园时遇上母亲。“母亲”为较正式的称呼，与谦敬副词“望”连用，体现女儿对母亲的尊敬。例(6)中，在新婚前夜，朱丽叶恳求母亲让她独自休息。“madam”体现朱丽叶对母亲的敬意。例(6)和(7)中，朱丽叶使用“you”称呼父母，体现对父母的尊敬。
二、夫妻之间
夫妻常用敬语与谦语，如杜母敬称杜宝“老爷”“(老)相公”，自谦“妾”。凯普莱特夫妇以“thee”“thou”互换。如：
(8)(老旦)相公，我提起亡女，你便无言。岂知俺心中愁恨！一来为若伤女儿，二来为全无子息。待趁在扬州寻下一房，与相公传后。尊意何如？(《牡丹亭·移镇》)
(9) Lady Cap.Ay,sir;but she will none,she gives you thanks.
(Romeo and Juliet,3.5.139)
例(8)中，“老爷”和“相公”是旧时妻子对丈夫的敬称，“尊意”体现妻子对丈夫的敬意。例(9)中，妻子称丈夫“you”，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妻子对丈夫的尊敬。
三、恋人之间
杜丽娘常自谦“奴(家)”“妾”等，尊称柳梦梅“君”“夫君”。婚前，朱丽叶常爱称罗密欧“my love”“sweet Romeo!”或尊称“my lord”。
(10)(生)且请问芳名，青春多少？(旦)杜丽娘小字有庚帖，年华二八，正是婚时节。(生)是丽娘小姐，俺的人那！(旦)衙内，奴家还未是人。(《牡丹亭·冥誓》)
(11) Juliet.Art thou gone so,my lord,my love,my friend?
I must hear from thee every day in the hour,
For in a minute there are many days.
(Romeo and Juliet,3.5.43-45)
例(10)中，“奴家”“小字”是杜丽娘与柳梦梅相会时所用的自谦之词。例(11)中，朱丽叶使用“my lord”“my love”“my friend”称罗密欧，“my lord”表示亲近与尊敬；而thou(thee)则体现两人的亲昵之情。
四、主仆之间
语料统计显示，仆人对主人多用尊称、敬称；朱丽叶和杜丽娘对乳母和春香有时使用爱称或谦称。这与剧情发展相关，同时体现亲密的主仆关系。
(12)(贴)…小姐，你香魂逗出了梦儿蝶，把亲娘肠断了影中蛇。不道燕冢荒斜，再立起鸳鸯舍。则问你会书斋灯怎遮？送情怀酒怎赊？取喜时，也要那破头梢一泡血。(旦)蠢丫头，幽欢之时，彼此如梦，问他则甚！呀，奶奶来的恁忙也！(《牡丹亭·闻喜》)
(13) Juliet.And stint thou too,I pray thee,nurse,say I.
Nurse.Peace,I have done.God mark thee to his grace!
Thou was the prettiest babe that e’er I nursed.
An I might live to see thee married once,I have my wish.
(Romeo and Juliet,1.3.58-61)
上述例子，“小姐”是春香对杜丽娘的敬称，“蠢丫头”是杜丽娘对春香的称呼，有以詈代爱之意。朱丽叶与乳母以“thee”互称，主仆关系亲密，“the prettiest babe”也体现乳母对朱丽叶的爱意。
综上，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同一女性角色面对不同的交际对象时，使用不同的修辞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修辞主体和修辞受体的社会关系，实现不同社会关系中的女性身份认同。下面，我们将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的语气和言语功能理论，阐释詈语和礼貌用语这两种修辞手段的句式特征，进一步揭示不同社会关系中女性的身份建构。
3 女性詈语和礼貌用语的句式特征
如上文所述，詈语和礼貌用语这两种修辞手段与女性角色的身份认同相关。为进一步了解詈语和礼貌用语对女性身份建构的作用，我们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的语气与言语功能理论对其进行阐释。韩礼德(2004)提出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其中人际功能指人们用语言影响别人，表达自身情绪、观点，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交际过程中出现四种交际角色和言语功能。语言交流这一互动行为体现在两个目的之中：给予和求取。交际中的交流物(commodity exchanged)可分为：物品与服务和信息，这样交际角色和交流物这两个变项组成了4种最主要的言语功能：提供、命令、陈述和提问。详见表1。语言用于交流物品和服务时，以提议(proposal)的形式出现，包括提供和命令；交流信息时，小句以命题(proposition)的形式出现，包括陈述和疑问。
表1 交际角色与言语功能(Halliday,2004:107)
一般来说，陈述句体现陈述语气，疑问句体现疑问语气，命令小句体现祈使语气，提供功能则没有典型的体现形式。一般说来，汉语的语气系统和英语一样，包括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四种。将韩礼德的语气系统引入汉语，可简化汉语复杂的语气分类，将汉语语气的功能变异分类加以统一(魏在江，2003)。这里仅讨论詈语和礼貌用语的句式特征，不涉及语音、语调和行为反应。下面结合具体语境，统计分析不同社会关系中女性角色使用詈语和礼貌用语的句式及其言语功能与应答，见表2。
表2《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女性詈语和礼貌用语的语气及其言语功能统计
下载原表
据表2，女性句式与言语功能并非总是一一对应。在不同社会关系中，同一女性使用不同的语词和句式，表达不同的言语功能。这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下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关。在汤莎时代，社会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社会地位高的人总是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在家庭内部，男性地位高于女性地位(李建军，2016:53)。在社会风俗面前，女性生活在父系文化的桎梏之下，遭受夫权、父权、神权、族权、政权的多重压迫。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女性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婚姻自由和生存权利被剥夺；莎士比亚时期虽过渡到文艺复兴，但仍为男权统治的世界(张玲，2013:43-44)。此外，汤显祖所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封闭落后(周锡山，2017:228)，例如杜丽娘不能像朱丽叶那样不受拘束地行动。笼罩她的道德氛围太沉闷，太压抑；约束她的行为规范，太烦琐，太严格；而朱丽叶可以参加各种聚会，跟异性正常交往，大胆恋爱(李建军，2016:43-44)。
上述中西文化差异可从女性修辞话语中得以印证。从表2可知，女性修辞的句式特征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和条件性，其言语功能差异透露女性社会地位与权力的差异。首先，杜丽娘与朱丽叶表现出萌动的女性意识和对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呼唤，这主要体现于恋人之间。女性恋人多用陈述句和疑问句，主要体现陈述功能和提问功能，以求取或给予信息。例(10)，杜丽娘含蓄地陈述“…小字…”提供个人信息回复柳梦梅的提问，体现二人相互尊重。例(11)，朱丽叶连续提问“my lord？”“my love？”“my friend？”，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在称呼语中得以体现。其次，春香和乳母非传统意义上卑贱的角色。她们常给予女主角体贴关心和热情鼓励，主仆关系亲密。女性主人多用疑问句和感叹句，主要体现陈述功能和提问功能；女性仆人多用陈述句、感叹句和疑问句，主要体现陈述功能和提问功能，几乎不涉及命令功能。例(12)，春香道出丽娘的内心想法，丽娘使用“蠢丫头…则甚！”，感叹句看似陈述对春香的责备，实则透露出深闺女子的娇羞感。例(13)，朱丽叶使用“I pray thee,say I.”陈述对乳母的请求，乳母以“God mark thee to his grace!”感叹句陈述对朱丽叶的祝福。再次，杜母和凯普莱特夫人虽爱护女儿，却受男权思想影响，常作为父权代言人约束女儿。作为母亲时，女性主要使用陈述句和疑问句，体现陈述功能、命令功能和提问功能；作为妻子时，女性主要使用陈述句，体现陈述功能；作为女儿，主要使用陈述句和疑问句，体现陈述功能、提供功能和提问功能。例(5)，陈述句“孩儿，学堂看书去。”体现杜母对丽娘的命令。例(9)，凯普莱特夫人使用陈述句“Ay,sir;but she will none,she gives you thanks.”谦敬地告知丈夫朱丽叶拒婚的想法。
总体上，使用具有命令功能的陈述句或祈使句时，女性的地位或权力较高，如主人命令仆人或母亲命令女儿；使用具有提供功能和陈述功能的陈述句时，女性的地位或权力较低，如仆人遵从主人或女儿顺从父母。仆人对主人(杜丽娘和乳母)有时使用具有提问功能的疑问句，主人以具有陈述功能的陈述句答复，反映主仆的亲密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恋人时，女性修辞话语的句式具有共性和差异性。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规范下，女性的修辞运用与身份、教养和学识相契合。可以看出，女性运用修辞建构父权制下被迫顺从、又能自由行走于男权社会的女性身份，解构父权对女性身份的界定。下文我们运用“得体”修辞原则，分析两剧女性的詈语和礼貌用语，尤其是探析女主角如何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彰显自己的主体意识，从而实现身份建构。
4“得体”原则下的女性句式对身份建构的作用
4.1“得体”原则
“得体”原则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王希杰，1996:343；李名方，1999:9)，包括合境、合位、合礼、合俗、合式五个要素，即适合语境、位置、礼貌、风俗和言语的体式，是中外修辞学家的共识和中外修辞学的通则之一(李名方，1999)。任何修辞行为都涉及修辞主体与受体的角色定位问题，更重要的是，行为主体对交际双方的角色定位还应获得交际对象的认同(胡范铸，2002)。女性话语风格要与自身性别身份相符，这就是女性话语风格的得体性(吴芳敏，2002)。基于前人对“得体”的阐述，本文认为“得体”原则是指女性修辞主体在使用话语修辞时，符合话语角色的期待，有意识地使用有效的修辞手段，以期获得修辞受体的认同和接受，实现交际目标的语言表达准则。话语角色是指修辞主体在一定语言交际场合中言语时所择取的社会身份(陈汝东，1996:157)。
4.2“得体”原则下的女性句式与女性身份建构
据表2，在家庭关系和主仆关系中，女性的地位和权力较低时，其言语功能主要为陈述和提供；反之，则为提问和命令。可见，女性对詈语和礼貌用语的使用与其社会身份相关。此外，两剧中女性恋人的言语功能有共性也有差异，这与上文提到的中西文化差异有关。那么《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女性身份建构差异如何在言语交际中体现出来？这需要考察对话互动中女性修辞话语的言语功能及其引发的应答之间的相互关系(见表3)。下文将运用“得体”原则，分析女性詈语和礼貌用语对各种社会关系中女性身份建构的作用。
表3 语言交流中的言语功能与应答(Halliday,2004:108)
4.2.1遵守“得体”原则的女性句式与女性身份建构
当女性遵守“得体”原则时，女性修辞符合话语角色期望，获得修辞受体的认同和接受，实现话语交际目的，建构符合社会规范的女性身份。
4.2.1.1遵守“得体”原则的女性句式与母女身份建构
女性遵守“得体”原则时，两剧母女的身份地位有差异。首先，母亲较女儿的家庭地位要高，这在凯普莱特夫人与朱丽叶之间更明显。在交流起始阶段，凯普莱特夫人较杜母善长于掌控话题。求取信息或物品服务时，杜母使用疑问句体现提问功能(50%)和陈述句体现陈述功能(30%)或命令功能(20%)，而杜丽娘使用陈述句提供(33.33%)或陈述(44.44%)相关信息。相较之，朱丽叶给予回答或求取信息未必满足凯普莱特夫人的需求。朱丽叶使用陈述句和感叹句体现给予信息的陈述功能(40%)和疑问句体现求取信息的提问功能(25%)，凯普莱特夫人未回应或拒绝回答(57.14%)。而朱丽叶遵从(60%)凯普莱特夫人求取信息的提问(60%)或提供(40%)，并使用陈述句提供物品和服务(20%)。可见，在父权制的束缚下，与杜丽娘一样，朱丽叶在家中的社会地位不会很高，母亲常配合丈夫的意志决定女儿的婚姻和教育。例(5)中，“孩儿，学堂看书去。”“孩儿，这后花园中冷静，少去闲行。”爱称“孩儿”舒缓了杜母的命令，语气变得较为柔和。“孩儿”既是命题的叙述对象，也是修辞主体互动的出发点。“望”和“领...严命”对命题的有效性表示接受，体现丽娘对母亲的恭敬。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女儿，朱丽叶较杜丽娘的主体意识更为明显，与母亲交流时，朱丽叶敢于拒绝母亲的求取(20%)。例(6)中，“please you,let me...”增加商讨空间，属于提议中的命令，却透露出朱丽叶对父母的妥协，表明自己的从属地位，意在缓和母亲的情绪。上述例子中，朱丽叶与杜丽娘使用敬谦语满足母女双方话语角色的期望，拉近彼此距离，遵守“得体”原则。因此，杜丽娘和朱丽叶遵守“得体”原则，符合当时社会语境下女儿这一话语角色形象。可见，家庭中的女性角色直接或间接成为男性“附属品”，女性在自我空间诉求中迷失或隐藏了主体意识。杜母和凯普莱特夫人缺乏主体性的“好母亲”形象是父权制下特有的产物。杜丽娘与朱丽叶因教养和学识的规约，隐藏了自身角色性格和主体性，符合父权社会期待的“好女儿”形象。
4.2.1.2遵守“得体”原则的女性句式与妻子身份建构
女性遵守“得体”原则的修辞过程有助于建构妻子身份，两剧中妻子的家庭地位相似，都受制于父权制度。据统计，丈夫常掌控话题，其话语要求妻子予以反应。杜母主要使用陈述句体现陈述功能(63.64%)给予信息和提供功能(9.09%)表达建议，满足丈夫的信息需求。对于丈夫的提问或陈述，却不敢妄加拒绝或违背(100%)。例(8)中，“相公，...与相公传后”涉及不带语气的命令功能，而“尊意何如？”将决定权让给杜宝，旨在征询意见。杜母遵守“得体”原则，建立和谐的夫妻关系。修辞主体杜母得体的言辞符合中国传统对妻子的伦理道德要求，满足修辞受体杜宝作为一家之主受尊敬的情感体验。凯普莱特夫人亦如此，她遵从丈夫凯普莱特的提问、命令或建议(100%)。例(1)中，“I would the fool were...!”以一种委婉的表达对所讲的命题作评价，并詈称女儿“the fool”，用感叹句陈述对女儿的责备，隐晦地恭维丈夫。这两例虽刻画出一位负面的母亲形象，却符合妻子这一话语角色的期望，满足封建礼教要求。因此，凯普莱特夫人遵守“得体”原则。由此，在父权制度的规约下，女性可能迷失天生的母性意识，遵守“夫唱妇随”“夫为妻纲”的伦理准则，建构缺乏主体性的“好妻子”形象。相较之下，杜母与凯普莱特之贤妻良母形象衬托出女主角们敢于自主婚姻、自主择偶，与父权文化抗争的主体意识。
4.2.1.3遵守“得体”原则的女性句式与女性恋人身份建构
女性遵守“得体”原则的修辞过程有助于构建符合传统意义的女性恋人身份。在起始交流阶段，杜丽娘使用体现陈述功能的陈述句(100%)给予信息，而朱丽叶不仅使用体现陈述功能的陈述句(70.83%)给予信息，还使用体现提供功能的祈使句(12.50%)和提问功能的疑问句(16.77%)给予信息。对于恋人的提问，杜丽娘倾向于应答接受(90.91%)，朱丽叶敢于委婉地拒绝(50%)。可见，朱丽叶较杜丽娘的主体意识更为明显。例(10)中，修辞主体杜丽娘自谦“奴(家)...”“小字...”体现陈述语气上的让步，符合娇羞的闺中恋人形象，满足修辞受体柳梦梅被尊重的情感体验，实现互诉钟情的意图。例(11)中，“my lord,my love,my friend?”体现出修辞主体朱丽叶对命题有效性的质疑，陈述复杂的情感，塑造朱丽叶作为妻子、恋人和朋友的多重身份，符合朱丽叶新婚后的恋人形象。因此，杜丽娘和朱丽叶遵守“得体”原则，符合夫权规约下女性恋人形象。
4.2.1.4遵守“得体”原则的女性句式与女性主仆身份建构
女性遵守“得体”原则的修辞过程有助于构建主仆身份，体现一定的尊卑关系。在对话交流起始阶段，杜母使用体现提问功能的疑问句(85%)和体现命令功能(12.50%)与陈述功能(12.50%)的陈述句；而凯普莱特夫人常使用体现命令功能的陈述句(55.55%)和祈使句(11.11%)。在应答阶段，春香(100%)与乳母(100%)遵从主人求取信息或物品服务的需求；杜母常认可春香的提议或回答春香的提问(100%)。杜丽娘既认可(50%)又反驳(50%)春香的提问或建议，而凯普莱特夫人和朱丽叶反驳乳母陈述的信息(100%)。例(3)中，“都是”断言程度较强，并结合“贱才还不跪！”使得杜母的语气更强烈，起着震慑与压制的作用，体现对地位与权力的宣示。对于女儿的病情，杜母一本正经地装作不知情，却责怪丫头未能照顾好丽娘，符合一位怜爱女儿的母亲形象和遵守封建守礼教的女主人形象。春香虽然委屈，但只能回复“春香实在不知”，缓和主仆间僵持的局面。例(12)中，“蠢丫头，...问他则甚！”詈语结合感叹句加强语气，使用隐喻式陈述拒绝回答春香的提问，符合修辞受体杜丽娘的主人身份。例(4)中，朱丽叶怒斥乳母“Ancient damnation!”“O most wicked fiend!”，命题陈述成为断言，感叹句表达强烈的愤怒之情，此时朱丽叶的主人形象跃然纸上。可见，女性詈语有助于塑造封建家庭女主人的形象，体现一定的阶级差异和尊卑关系。上述女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符合当时社会规范下主仆话语角色期望。杜母与凯普莱特夫人虽受父权文化束缚，但仍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是家中的统治者。
4.2.2违反“得体”原则的女性句式与女性身份建构
当女性违反“得体”原则时，女性修辞符合话语角色期望，获得修辞受体的认同，实现交际目的，但不符合当时社会规范下的女性身份。这体现两部汤莎戏剧独特的女性主体意识，塑造更为震撼人心的女性形象。据统计，女性违反“得体”原则时，建构非传统意义的女性身份，主要体现于恋人关系和主仆关系。
4.2.2.1违反“得体”原则的女性句式与女性恋人身份建构
女性违反“得体”原则的修辞过程有助于构建非传统意义的女性恋人身份。在对话起始阶段，杜丽娘使用体现陈述功能(50%)和命令功能(50%)的陈述句，而朱丽叶使用体现陈述功能的陈述句(72.73%)和体现命令功能的祈使句(27.27%)。在应答阶段，杜丽娘(100%)与朱丽叶(100%)敢于反驳恋人给予的信息。例(10)中，杜丽娘使用“奴家还未是人。”反驳柳梦梅的观点，重获对话主动权。例(2)中，朱丽叶咒骂罗密欧“serpent heart”“Beautiful tyrant!”“fiend angelical!”“Dove-feathered raven!”“wolvish-ravening lamb!”，断言式陈述宣泄出朱丽叶的爱恨交加。上述女性角色虽与人们期待的饱读诗书、有教养或顺从的女性形象不大相符，却体现敢爱敢恨且理性的性格特征。杜丽娘与朱丽叶的修辞话语体现其敢于追求、维护爱情的自由婚姻观，解构父权对女性婚姻的支配。正如周育德(1984:118)所说“杜丽娘的形象是对那些‘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后妃贤达’和‘闺门风雅’的大胆否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违反“得体”原则，却刻画出剧作家心中独特的女性形象。
4.2.2.2违反“得体”原则的女性句式与女性主仆身份建构
女性违反“得体”原则的修辞过程有助于构建非传统意义的女性主仆身份，主要体现在女主角与仆人之间。两剧女主角与仆人的关系密切、情谊真挚，构建了非传统意义的主仆关系，所塑造出的杜丽娘与朱丽叶有着自我意识。在对话起始阶段，春香(16.67%)与乳母(15.38%)使用要求女主角予以答复的话语。在应答阶段，杜丽娘(100%)和朱丽叶(50%)认可仆人给予的信息。例(12)中，朱丽叶为获知罗密欧的回复，以“thee”和“thou”称呼乳母，调节交际气氛，拉近主仆距离；乳母爱称朱丽叶“...the prettiest babe...!”，用感叹句陈述对朱丽叶的疼爱，“An I might...,I have my wish.”表达乳母的愿望，是一个命题，由陈述语气一致式体现。例(13)中，朱丽叶使用“stint thou too,I pray thee...”请求乳母离开，“I pray thee...”通过陈述语气隐喻地表达请求功能，增加了商讨空间而体现朱丽叶的礼貌性，符合大家闺秀形象，满足乳母被尊重的情感体验。在这场对话中，修辞受体乳母获得被尊重的情感体验，修辞主体朱丽叶恭维和尊敬长辈的意图得以实现。女主角与仆人相互爱护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尊卑关系。这不是单纯的修辞问题，而涉及杜丽娘、朱丽叶的教养、内心思维与性格特征。修辞主体杜丽娘和朱丽叶的言辞得体，符合有教养有学识的大家闺秀形象，体现女主角平等的主奴意识。此外，两剧女性仆人形象，从侧面烘托并加强女主角的主体意识，否定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春香和乳母与女主角之间的情谊抒写体现人道主义的价值，颠覆父权束缚下空洞的女性“他者”规范。因此，杜丽娘与朱丽叶违反“得体”原则，虽符合社会规约下的主人形象，但构建了非传统意义的主仆关系。
综上，分析“得体”原则对女性身份建构的作用时，需考虑女性角色是否符合社会文化规约下的话语角色期望，在话语交际中获得修辞受体的认同，实现修辞目的。遵守“得体”原则时，建构符合社会规约的杜母与凯普莱特夫人的母亲身份以及春香与乳母的仆人身份。对于女主角来说，之所以建构符合社会规范的女儿、恋人身份，是因为她们的主体意识受制于父权与夫权，隐藏自身主体性，但朱丽叶较杜丽娘的主体性更明显，故杜丽娘的女儿身份和妻子身份更符合当时的社会规约。违反“得体”原则时，两剧女主角的言辞虽与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规约不符，却巧妙地塑造了个性独特的女性形象。女主角在封建社会中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回归自我、完善自我，这主要体现于女主角对婚姻的自主意识。此外，女主角与仆人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可见，《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体现出剧作家的人文精神：赞扬个性解放、爱情自由，谴责虚伪、冷酷的封建传统观念和伦理道德。这种反封建、争自由的主题思想，主要通过男女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杜丽娘和朱丽叶体现的(邹自振，2001:325)。
5 结语
女性修辞受特定社会文化定位影响，遵守一定的修辞原则来对词、句进行调适(谢元春，2011)。《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性修辞亦如此。女性使用詈语和礼貌用语时，遵守或违反“得体”原则，实现理想的角色期望，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从而实现身份建构。本文借助系统功能语法的语气和言语功能理论对这两种修辞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分析这些修辞语言在家庭关系、主仆关系和情侣关系中对女性身份的建构。大多数情况下，两剧的女性修辞话语行为往往受制于社会文化规约。遵守“得体”原则时，主要建构符合社会规约的母亲、仆人身份，衬托出女主角的主体意识。对于女主角来说，遵守“得体”原则时，女主角隐藏或彰显主体意识，建构符合父权、夫权制要求的女儿、妻子身份，但朱丽叶较杜丽娘的主体意识更为明显。而女主角违反“得体”原则时，能彰显其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主体意识，建构非传统意义的恋人关系和主仆关系。总而言之，无论是否受权力和性别因素制约，女性角色往往选择符合话语角色期望的詈语或礼貌用语建构社会身份。本研究通过考察汤莎两部戏剧作品中的两种较为常见的修辞手段，试图从语言功能角度解读其对女性人物身份建构的作用，是对功能语言学和修辞学开展跨界研究的一次尝试，希望对功能语言学和戏剧修辞研究都能带来一些启发。
参考文献
[]包海英.文人意趣与天机的融合:汤显祖剧作幽默风格解读[J].艺术百家,2018(6):91-95+127.
[]曹京渊、王淑芹.从女权主义批评看修辞理论的重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132-137.
陈汝东.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胡范铸.什么是“修辞的原则”?——对于修辞学若干基本范畴的重新思考(二)[J].修辞学习,2002(3):3-4.
[]胡壮麟.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李红满、王哲.近十年西方修辞学研究领域的新发展——基于SSCI的文献计量研究[J].当代修辞学,2014(6):31-40.
[]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
[]李名方.得体修辞学研究[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
[]刘艳梅.莎剧《皆大欢喜》中女性的复调声音[J].四川戏剧,2018(2):166-168.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魏在江.英汉语气隐喻对比研究[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4):46-53.
吴芳敏.女性话语修辞论[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谢元春.女性修辞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许家金、李潇辰.基于BNC语料库的男性女性家庭角色话语建构研究[J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1):10-17+30+159.
张玲.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观与性别意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张豫红.从人物形象看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文主义特征[J].四川戏剧,2016(6):72-74.
[]周锡山.汤显祖与明代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周育德.“临川四梦”与明代社会[A].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汤显祖研究论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85-130.
[]邹自振.牡丹亭[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
邹自振.汤显祖综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1.
[]Bastos,L. & Oliveira,M.Identity and personal institutional relations:People and tragedy in a health insurance customer service[J].Studies in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2006(23):188.
[]Coates,J.Women,men and language:A sociolinguistic account of gender in language[M].London:Longman,1993.
[]Culea,M. & Suciu,A.I.Understanding Shakespeare’s language and thought through the use of similes and metaphors[J].Trade Union,2019(1):8-25.
[]Foss,S.K.Rhetorical Criticism:Exploration and Practice[M].Long Grove:Waveland Press,2018.
[]Halliday,M.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Arnold,2014.
[]Holmes,J.Women,Men and Politeness[M].New York:Longman,1995.
[]Kenny,A.Humoral Wombs on the Shakespearean Stage[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9.
[]Lakoff,R.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M].New York:Harper & Row,1975.
[]Lynn,E.Rhetoric and gender in British literature [A].In J.M.Michael(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Rhetorical Studies[C].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489-505.
[]Tsujimura,N.The Handbook of Japanese Linguistics[M].New Jersey: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99.
[]Whitaker,D."To Die Upon a Kiss":Spirit-body gender duality in two Shakespeare plays [OL].(2018-12-19)[2019-2-28].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english_symposium/2019/bodyspiritandbeing/2/.html.
注释
1版本说明:本文所用语料出自阿登版莎士比亚(THE ARDEN SHAKESPEARE)(2008)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各例中女性修辞手段均用下划线标出。
2版本说明：本文所用语料出自邹自振主编，董瑞兰评注版(2015)的《牡丹亭》，各例中女性修辞手段均用下划线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