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数据相比二次数据能得出信度和效度更高的研究结果。重点在于怎样去测量和收集数据。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收集一次数据的工具就是测量仪器。管理学科的研究工作,有些与行为科学相关的课题,可以用仪器测量脑电波、心律等生理心理反应,但大多数管理研究课题难以靠仪器去测量数据。管理研究中的许多变量包含主观感受和判断,如“满意度”“组织承诺”“凝聚力”“开放性”等,至少现在还无法设计出测量仪器。管理学科从20世纪初泰勒提出科学管理以来,科学方法已有力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但与其他学科比较起来,科学方法在管理学科的应用中遇到了更多的困难,主要难点就是概念名词的可测性问题。
如何将这些有待主观判断的概念名词转化为可测的变量,并设计出相应的属性和尺度,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科学研究工作。
到目前为止,对于解决这类管理名词的可测问题，学术界尚能接受且广泛使用的办法就是问卷法,问卷便相应地成为测量工具,供收集数据之用。它将个人的、主观的定性判断尽可能转化为具有共性的、定量的结果。问卷可以说是管理研究从思辨方法转向科学方法的一座桥梁。
从功能角度看,问卷是一种测量工具,是数据的源头。犹如自然科学研究中使用的仪器,为了用数值标识冷热程度,便采用温度计作为测量工具。所有研究结果都是以这些仪器测量出的数据作为证据。管理研究也一样,论证要依靠问卷测出的数据,如果问卷设计马虎,得出的数据质量就差。温度计等测量仪器可以通用，人人都可用同一种温度计,而管理研究有所不同，测量工具(问卷)对研究情境和研究问题有很强的依赖性,不能随意套用那些在心理学等领域中通用的问卷。测量某个管理变量,最好是专门设计问卷,至少要将现有问卷加以修改,纳人本研究问题和情境的框架。
问卷面临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难题，问卷的答案来自与个人情境关系密切的主观定性判断,而科学研究要求将这种主观定性判断,转化为与个人情境无关的定量判断。转化过程中难免有种种牵强和近似,导致测量结果的偏差。应当承认,问卷法收集数据,是科学研究中精度较差的测量工具,是不得已而用之。因而,一方面不能按照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中物理量的测量精度要求,去评判问卷的测量精度。在零件加工中,长度精度往往在千分之几毫米之内,社会科学研究中却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社会科学的定量分析在于判定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正、负相关关系,强弱的程度如何,重在趋势和量级,不在于毫厘之辨。有的管理研究论文的指标值,直接套用计算机输出的结果,保留到小数点有效位数五、六位,如此精确实在没有必要，也说明不了问题。
另一方面,从问卷设计要求来说，将主观判断转化为定量数据时,要尽量缩小偏差，“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十分认真设计问卷,有时候都难以达到科学性要求,如果不认真设计问卷,随意提几个问题就算是一份量表 ,那研究结果更无法令人信服。说严重些,用这种问卷收集的数据来进行后续分析,那是玩弄数字游戏,“自欺欺人”。因此，能够用统计数据来测量的指标就不要采用问卷法。
有些论文的问卷设计很随意,问卷与所测变量之间缺少逻辑联系。例如,有篇论文涉及企业的“政治资本”,对此概念没有给出明确界定,就直接设计问卷来测量“政治资本”的大小，包括三个问项:企业高管与政府官员关系的密切程度;企业高管参加政府会议的频率;家庭成员系政府官员的企业职工比重。答案分很高、高、一般、低、很低五级,按收回的答案来确定该企业的“政治资本”,且不说这些问项本身含义不清,更重要的是论文并未说明用这三个问项衡量“政治资本”的依据何在,为什么这些问项的答案就能给出“政治资本”的测量值,这种问卷设计离科学研究的要求差距太大。有些论文中,本来可用客观数据来度量的变量却依赖主观判断。如有篇论文设置的因变量为企业绩效,根据对被调查人的提问来收集数据,问项为:贵公司在利润(销售额、市场份额)方面好过主要竞争对手的程度,答案分7级。其实,利润、销售额这类指标,都有数据可查,其可靠性是主观答案无法比拟的。而要求个人判断双方企业在利润等方面的差距,并按七个等级来打分,被调查人的脑中一般不可能贮存这些信息，更未作过比较,只能凭印象随意回答,这种问卷无信度可言。
出现这种随意设计问卷的现象,有研究生的主观原因:可能没认识到问卷设计是关系到整个研究工作是否符合科学性、结论是否可靠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有客观因素:问卷难以像温度、质量等--些物理量的测量仪器那样,可定期检验,校正精度,不合格的要报废。如果随意制作仪器,因测量结果错误被暴露出问题,甚至酿成恶果，制作人会受到指责和惩罚。管理研究的问卷,却有“纸上谈兵”的味道,即使得出不符实际的结果,也往往不会即时受到惩罚,导致随意设计问卷的现象难以遏制。这反映出软科学研究的“软肋”,同时,要求研究者更自觉地注重量表设计的科学性。
问卷由问项和相应的量表组成,各项问题的答案以量表的形式转化为变量的综合评分,不存在唯一正确的问卷。物理量的测度、仪器虽可通用，也还可能有多种设计方案,如测量温度的有摄氏华氏和列氏等不同温标的温度计,高温和常温的温度计也不一样,管理研究中变量的测量更是如此,要结合所研究的主题和情境才能设计出符合研究要求的问卷。
现成的问卷,包括那些广泛应用的问卷,可以起到参照作用,但不可照搬。切不可以说这是国外已通用的问卷,一定没有问题。管理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国外适用的问卷,中国不一定适用。例如“满意度”“绩效”“能力”等变量常用问卷来测度,而这些指标与不同文化下形成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2009年秋季,美国总统奥巴马准备在开学之际向中小学生发表演讲,结果却惹起一场风波,批评人士说奥巴马总统在利用这次机会宣传其政治理念,超越了联邦政府对学校管理的界限。总统演讲所在地威克菲尔德高中的校门外，反对者冒雨举标语抗议,标语牌写着“总统先生，请与我们的孩子保持距离”。结果“开学演说”采取妥协办法,讲话内容先以书面形式发给中小学生,学生看过后签名,同意来听的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可见,不少学生和家长对总统“开学演说”的行为并不满意。
对比来看,中国中小学开学之日,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中小学统-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开学第一课” ,学校、学生和家长均无异议而且满意,设想如果是国家领导人发表“开学演说”,那大家都会衷心拥护,感谢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满意度”非常高。
荷兰的吉尔特.霍夫斯特德( Geert Hofstede) 教授发表过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有关各国文化差异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四项衡量各国文化差异的指标: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个人观或集体观( individualism vs collctivism) ;不确定性规避度( uncertainty avoidance) ;男性化或女性化( 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 按照这四个指标设计操作变量和问卷，给80多个国家评分,得出的分值有很大差异。其中权力距离是主要指标,它反映一个社会对于权力不均的可接受程度。“权力距离”高的社会成员,对于上级的敬畏感强,在上级面前说“不”的可能性小。该指标的得分情况为:以色列13分,丹麦18分,加拿大39分,美国40分,中国80分,马来西亚104分。显示出西方人对上级的意见说“不”的可能性,比中国和一些东方国家要大得多。在中国,一个常在组织内部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往往显得另类,在西方却不一定。这些差异必然会影响满意度组织承诺绩效、能力等量表的设计。
文化差异还导致我们对西方量表中名词概念的理解,与原设计者界定的内涵有差距。有的量表的名词概念从英文直译过来,被调查者听到这些生疏晦涩的名词就不习惯、不理解,据此得出的调查结果信度和效度就差。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实证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这类论文如能设计出一项符合实际情况的问卷,把设计的思路和根据说清楚,并用问卷的实际调查数据来论证某个论点,这本身就是很有分量的研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