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搜集到了丰富的资料之后，还应当对资料进行审查，要选用那些有价值的资料，舍弃那些没有价值的资料。如何判断资料的价值，主要看资料是否原始，是否完备，是否可靠，是否有影响，现分别述之怎样判断资料的价值？
一、看是否原始
从资料的形成者来看，有直接资料与间接资料之别，直接资料通常是由当事人形成的，堪称第一手资料或原始资料，间接资料的形成者通常不是当事人，他们利用其他资料写成的资料往往被称为第二手资料，当然不够原始。两者的史料价值当然是不同的。
1.直接资料与间接资料
傅斯年《史料论略（ 史学方法导论）》云："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
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 今已佚），卜 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直接资料是由当事人形成的资料，可称为第一手资料， 或原始资料；间接资料是由非当事人依据他人资料所形成的资料，可称为第二手资料，或非原始资料。一般来说第一手资料要比第二手资料更原始，也更可靠。梁启超指出：
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或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
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是故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
因为第二手资料是利用第一手资料加工而成的。由于受到编写宗旨、体例，以及编写者主观因素的影响，编写者在利用原始资料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保存直接资料的原貌。就真实性、可靠性而言，间接资料不如直接资料，所以我们在运用资料时，应尽可能利用直接资料。例如唐代郭子仪手下有个将领，《旧唐书》称作段佐，《新唐书》称为段佑，《元和姓纂》称作段祜。傅璇琮等根据《白居易集》卷三七《除段祐检校兵部尚书右神策军大将军制》，以段祐为正，段佐、段佑为误。1467]因为白 居易这条资料系档案，是最原始、最直接的资料，当然也就最可靠。吴新雷《曹雪芹江南家世丛考》中也有个好例子：
读《红楼梦新证》"史料编年",周汝昌先生引录了张玉书的《驾幸江宁纪恩碑记》，指出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御书"治隆唐宋"为明陵题词，交与织造曹寅制匾勒石。为此，我在1970年11月22日曾到明孝陵实地考察，看到御碑尚在，碑上还刻有"康熙岁次己卯四月望敬书"一行小字。另外，后侧还有两块卧碑，分列于东西两边。东侧是康熙二十三年第-次南巡时的记事碑，西侧就是康熙己卯（三十八年）张玉书撰文而由曹寅主持立碑的《驾幸江宁纪恩碑记》…立碑的年月是"康熙三十八年拾月谷旦".这件实物的存在是颇具史料价值的，因为所有的《江宁府志》和《上元县志》都把这件史事的年代错成了康熙四十二年。如《康熙上元县志》卷二《恭纪南巡盛典》说："四十二年，上南 巡至于。上元"颁御书治隆唐宋'四字额".《嘉庆江宁府志》卷五《古今往事年表》也说"四十二年，南巡至于上元",颁御书'治隆唐宋'四字额".在年代上都搞错了。虽然张玉书的《文贞公集》
卷六收有碑记，但曹寅主持刻石时对于个别字句有改动，所以明孝陵现存的碑刻，即可以校对《文贞公集》（《四库全书》本题为《张文贞集》），又可以确切地纠正方志史书上的误记。
同为第一。 手资料，如果两者发生矛盾时也要看谁更原始一些， 梁启超曾举一例：
明末大探险家、大地理学家徐霞客卒后，其挚友某为之作墓志，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归，越年余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读游记之粗心，然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
同为第二手资料，也要看谁更早--些，-般来说早--些的间接资料要比晚一些的间接资料价值要高一些。 比如《旧唐书》《新唐书》同为间接资料，前者早一些，后者晚一些，后者充分利用了前者的资料而经过了剪裁加工，文章写得比前者好，但是史料的原貌因而有了很大改变，因此就资料价值来说，《新唐书》 不如《旧唐书》，当然《新唐书》也增补了不少内容，就新增部分而言，其资料价值为《旧唐书》所不及。
人们在从事科研工作时，往往注意利用原始资料作为依据。如孙望在编《元次山年谱》时，常遇到文献记载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作者在《自序》中说："诸凡史传碑记以及诸家文征之有悖误出入者，悉为勘正。如：鲁公碑铭载肃宗乾元中，次山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而景文《新唐书》本传则称山南西道。稽之诗文，证之行事，知当属诸东道。此则碑是而史误之例也。"4701鲁公指颜真卿，他撰有《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景文乃《新唐书》作者之一宋祁的谥号。显然，碑铭以及元次山本人的诗文要比《新唐书》中的资料要原始得多，也可靠得多。
2.开山采铜与利用废铜
资料有直接资料与间接资料之分，所以我们在做学问时应尽可能地用第一手资料，而且越原始越好。顾炎武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471]罗根泽还进一 步作了解释：
清初考据学大家顾亭林曾经用着很巧妙的比喻，说当世学者治学的取材，有开山采铜，利用废铜两种。
什么是开山采铜？就是披荆棘、斩草莱的到原料书里找材料；譬如作文学史便在各种文学书里找材料。
什么是利用废铜？就是东钞西钞的割裂各种组织书里的材料；譬如作文学史在各种文学史书里找材料。
我以为作一种学问，不当很偷巧的仅采利用废铜的办法，因为如此换汤不换药的捣花样，任你的法宝弄得怎样巧妙，也必致于陈陈相因的没有新材料，没有新发现，没有新贡献。不过很有价值的整理出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必很呆气的不看，致使现成的有价值的新说忽略过去。所以我的计划是：首要开山采铜，次再利用废铜。[472]
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大愿意披荆棘、斩草莱到原料书里找材料。譬如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找来十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之类的书，将里面的材料重新组织一下，变成第十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其结果，许多教材、专著、鉴赏辞典都是低层次的重复。我们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中，发现现在的本科生很少有人读过一些诗人、 作家的别集。
柳诒徵早就批评过这种现象，指出：
亭林顾氏之学， 为世宗仰久矣，无俟于述。然今之学者，往往不喜读前人自著之书，惟从近世人论述前人学术之书中剽窃一二语，即以为已得某氏某家学术之精髓。使其所剽窃者而是，已不免等于耳食，况论述者各有所见，未必所述之义，即可以蔽前人一生之学术。甚或误会其意，假前人之名，以傅会其说。耳食者又从而贩鬻焉，则展转传讹，必致尽失前人之真面目。余惧夫世人因读今之述。
顾氏之学者之书，而使顾氏之学晦而不章也，敬述所见，以告当世。并劝世人，苟欲讲顾氏之学，必须先取顾氏之书，熟读而深思之，不但不可徒读他人所论述者，亦不可徒读不佞所论述也。
因此我们研究--位作家，最重要的是应当读这位作家的作品，而将其他的论著只当作参考资料。林庚先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的学生陈贻炊谈道：
林先生教我读原始材料。他说："读这个人的诗集之前，不要看很多文章。"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没有先入为主的毛病，容易发现别人没有看出的问题。比如人们说王维最初热衷进取，后来消极隐居，是学佛或因中年丧妻。我读了原始材料，发现不对呀！王维最初是积极仕进的，但一直不得志， 他的《献始兴公》一诗，就反映了这一点。他作为张九龄政治主张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受到张九龄的支持和提拔，"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就是对张九龄的颂赞。这不是一般献诗的奉承之辞。读《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发现了当时张九龄与李林甫斗争的焦点。
张九龄认为"名器不可以假人",反对随意给有功者授予高位；还认为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地方官手中，而为苍生计，主张当政者应注意郡县地方官的选择和任用，反对当时把犯了错误的京官贬谪到地方的做法。因为读的是第一手资料，并未受前人评说的影响，没有成见，所以一下发现了张九龄与李林甫斗争中王维的态度，也就看出王维的献诗不是拍马屁。张九龄很快就失败了，当张九龄被贬职时，王维相当沮丧，他写了一首《寄荆州张丞相》诗，送给张九龄，表示他的心情和态：
度。这时李林甫威胁谏官，要大家像立仗马一样不声不响、老实驯服，否则身家性命难保，在这种情况下，王维感到"举世无相识",表示要"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了。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王维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了。说王维英勇斗争，也不是；说王维同流合污，也不是。这样看王维就对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大家都觉得还比较新。多种文学史也都采用了我的观点。474]
再如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475""我国 文学史。上最早的田园诗人","为了保持性情的真与行为的善，他宁可摆脱爵禄的索绊，而归返田园的茅庐，这是他念兹在兹的心愿".[476" 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看得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477朱自清、罗根泽、袁行霈均持这种观点。究竟陶渊明为什么要辞官归田？我们将陶渊明的全部作品仔细研究--下，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看法，我写了一篇文章《陶渊明政治倾向辨证》，今录其中的一段：
导致陶渊明弃官归隐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倒不如说是因为刘裕滥杀异己。据《宋书武帝纪》记载，"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指刘裕）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绥，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诛之".此事发生在元兴三年（404）， 王愉一家被杀者百余人。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有云："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所写虽为历史人物，所感却是自己的切身体会。其《与子俨等疏》
也说得十分明白："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绳晚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所以我们说"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是他辞官归隐的借口；避祸才是他辞官归隐的直接原因。
某些当事人还撰写了一些研究著作。因为当事人对所研究的作家、作品以及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非常熟悉，所以他们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可能会更深入、更亲切一些，即使这些研究著作的论述可能有误，也能为后人提供不少可供利用的原始资料，故为研究者所珍惜。如程千帆在论及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组文章时说：
以下六种是汪老师研究近代特别是光宣以来诗歌的成果。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到晚年，近代诗歌始终是他研究的重点，而由于家世、交游的关系，他又和诗坛前辈及并世名家多有往还唱酬，因而其记载是可信的，论述是深刻的。毫无疑问，这些论文、谱录、小传、杂记都将为今后写这一阶段文学史的人所取资。14791但是，直接资料往往也有一些局限性，如比较少，不够系统，资料内容涉及面较窄等。所以我们在科研中不得不使用第二手资料。傅斯年分析道："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的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他，金文更讲不通。"[480]又说：
直接资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纪，"在祀与戎", .
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
第二手资料经过一次或者多次转手，其可靠程度与第一手资料相比，要差得多，但是在第一手资料不足以说明问题，还有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运用第一手资料时，我们经常都会使用第二手资料。如何鉴别第二手资料的价值呢？也要看其是否原始。冯友兰说：
历史学家作研究工作，总要以最早的史料为根据。譬如战国时代发生过某一件事情，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有记载。历史学家在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使用《史记》，不使用《资治通鉴》，因为《资治通鉴》也是根据《史记》而来的。一只 是有些晚出的史料，由于经过后人整理、考订，比原始的资料更为翔实可信，研究者亦当斟酌使用。历史学家收集史料，必须尽可能把同他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史料都收集起来。如果有较早的史料而他不知，却引了较晚史料，这叫作"陋".[482]
例如清赵翼《甘二史札记》在考证《晋书》时不据较早出现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而据晚出的《新唐书艺文志》，就遭到了陈垣的批评，他指出：
《隋经籍志》所据，皆唐初现存之书。《旧唐志》据开元时毋嬰《古今书录》，《新唐志》据《旧志》而续增天宝以后书。论唐初所存晋史，自应引《隋志》，不应引《唐志》，更不应引《新唐志》也。《札记》七《晋书》条末引《新唐志》晋史凡十种，几无一种无问题。[483]
此例充分说明间接资料，年代越早，价值也越高，所以我们在利用资料时，一。定要注意资料的原始性。
3.对较为原始的资料也要注意鉴别
这是因为在资料的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渗透作者的观点。一是事实真伪的问题。为尊者讳，为亲者饰，为仇家栽赃一些坏话，是史书中常见的现象。《论语子路》篇谈道："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8:'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可见在儒家看来，为尊者掩饰一些不光彩的事是理所当然的做法。梁启超举例道：.
《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价值，此属别问题，若作史而宗之，则乖莫甚焉。例如二百四十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之徒犹云"鲁之君臣未尝相弑'
（《礼记明堂位》文）。[484]
皇帝实录照理应当是比较客观的，但是随着政治势力的消长，--部宋神宗实录先后修纂了五次，形成了墨本、朱本、新本三种不同的版本。《神宗实录》初修于元祐者曰墨本，范祖禹、吕大防主其事，多采于司马光《速水记闻》，尽书王安石之过。绍圣重修者日朱墨本，章惇、蔡京、蔡卞主其事，以王安石《熙宁日录》为据，用朱笔抹去元祐本实录所书王安石之过者。绍兴间重修者曰新本。新本作者范冲在绍兴五年二月所上《论修神宗实录及别撰考异书》中谈到过这个问题："神宗皇帝实录，既经删改，议论不一，复虑他日无所质证，辄欲为考异一书， 明示去取之意……臣记绍圣重修实录本，朱字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485]
还有人凭借职务之便，依据个人之恩怨，肆意颠倒黑白，唐初许敬宗主持史局时的所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日："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
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与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
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隐恶如此。
例如石碑文献用来考证岁月、地理、官爵等较为客观的史实是相当可靠的。但是它又往往被用来歌功颂德，虛美隐恶之处在所难免，所以我们在利用它时，也不能毫无顾忌。
再一个问题是对事实有所夸大与缩小。梁启超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
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孔子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庄子云："两善必多溢美之言，两恶必多溢恶之言。"王充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是故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论衡》中《语增》《儒增》《艺增》诸篇所举诸事皆其例也。况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例如王阊运之《湘军志》，在理宜认为第一等史料者也。试读郭嵩焘之《<湘军志曾军篇>书后》则知其不实之处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也指出了这一点："子馨此书，叙戊戌政变，多取材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子馨撰此传时，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1488元人刘因《读史评》诗深有体会地说："纪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4891还有一点是注意不要误用史料。杨镰在《孙楷第传略》中尝举一 例：
论做学问，孙先生是相当重视第一 手资料的。凡立论，总有充分的资料为依据。但他又从未不加分析、鉴别就盲目引用。比如有人曾举出元人文集中的一篇《张可久去思碑》，认为是关于元曲大家张小山的新资料。笔者曾就此当面请教孙先生。孙先生说在撰写《元曲家考略》时，他注意到过这篇"去思碑",我问："那您为什么不加引证呢？"孙先生指出：元人立去思碑是有品级限制的，现有资料证明，张小山最终只是沉沦下僚的小吏，根本不够立去思碑的资格，那只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人而已。经反复披读去思碑，我们不能不同意孙先生的见解。[4901此外，我们引用前人的观点也要注意原始性，周勋初指出："撰写论文引用前人观。
点时，要注意两点： （1）要引用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者之成果； （2） 要引用首出的单篇论文，不要转引后出的书。""后出的书只应作为论点的补充说明。"
二、看是否完备
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因此从收录范围的角度看，资料越完备价值也就越高。我们注意到本科生爱买《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唐诗鉴赏辞典》之类的选本，而研究生则喜欢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全宋词》之类求全的总集。
1.关于总集
就总集而言，基本上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全集性总集，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全唐文》《全元散曲》等，一类是选集性总集，也称选本，如《唐诗选》《古文辞类纂》
《宋词选》等。显然，就科学研究而言，前者的资料价值要远远高于后者。正因为《全。
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古诗纪》《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等总集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研究资料，所以使唐代以前的文学研究和宋词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选本的资料价值不高，主要原因在于选本不够完备，因而不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某个时期、某些作家、某类作品的全貌。朱自清曾指出："选本的毛病共有三件：一 是太熟太…二。是偏而不全，读者往往以一二篇概其余，养成不正确的观…三是读者易为选者成见所囿，不能运用自家的思考力。"1492]鲁迅也批评道："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象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迁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醇。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当然从是否原始的角度看，--些编纂时间较早的选本，譬如唐代的唐诗选本，由于保持了作品较为原始的面貌，因此也自有它的资料价值。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五代时韦穀《才调集》所录"颇有诸家遗篇，如白居易《江南赠萧十九》诗、贾岛《赠杜驸马》诗，皆本集所无。又沈佺期《古意》，高棟窜改成律诗；王维《渭城曲》客舍青青杨柳春'句，俗本改为柳色新';贾岛《赠剑客》谁为不平事句，俗本改为"谁有如斯之类，此书皆独存其旧，亦足资考证也".
如果我们研究某--个课题，则与此课题相关的选本也有参考价值。比如我们研究《凉州词》，武威县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编印的《古诗话凉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历代诗人咏凉州的诗，省却了我们不少翻检之劳。
2.关于别集
就别集而言，个人全集比个人选集的资料价值要高得多。因为我们研究--位作家，只有对他的全部作品进行全面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清人张之洞深有体会地说："古人名别集俗称专集，须取全集观之方能得其面目。一集数十百卷不能一-精美，然必见其疵病处，方知其独到处也。"14汪辟疆曾说："苏轼卷帙颇多，其中可诵者至少有五百余首。向来选本以意去取，多强古人以就我，而苏诗面目不可识矣。"[49s]所以我们研究一位作家，必须读他的全集，而不能只凭选本。举个例子说吧，我们在选本中读了白居易的《观刈麦》《长恨歌》《琵琶行》《缭绫》《李夫人》等诗，可能会觉得白居易对妇女是很同情的。但是，我们把白居易所有的诗都读一遍，就会改变这种印象。白居易家有很多妓女，他在《夜游西武丘寺八韵》中写道："摇曳双红旆，娉婷十翠娥。"原注："容、满、蝉、态等十妓从游也。"14961除一般妓女外， 白居易家"奴婢亦盈庐".[497]他的不少婢女都能歌善舞，会弹奏乐器，同妓女也差不多。如他在《小。
庭亦有月》中写道："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原注"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也。"[498]在白居易看来，这些妓女就同供人玩耍的鹦鹉一样，试读他的《鹦鹉》诗：
陇西鹦鹉到江东，养得经年嘴渐红。
常恐思归先剪翅，每因喂食暂开笼。
人怜巧语情虽重，鸟忆高飞意不同。
应似朱门歌舞妓，深藏牢闭后房中。[499而他对妓女们也竭尽享乐之能事，喝醉了酒要红袖扶，100背 上痒要小婢给他搔。1501有一回，他明明知道"寒流带月澄如镜，夕吹和霜利似刀",妓女们又在风中穿着薄薄的舞衣歌袖，但由于"尊酒未空欢未尽",所以他劝诫"舞腰歌袖莫辞劳".[5021）有的婢女不堪忍受，逃走了，他还写了张小字报，其《失婢》诗云："宅院小墙庳，坊门帖榜迟。
旧恩惭自薄，前事悔难追。笼鸟无常主，风花不恋枝。今宵在何处，唯有月明知。"I503]
当白居易年老体弱，头白齿落，无力尽情享受后，为了节省开支，他就将妓女们卖掉了，甚至连他最喜欢的樊素也不能留下。他在《不能忘情吟》的序言中说："乐天既老，又病风，乃录家事，会经费，去长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籍在经费中，将放之。马有骆者，驵壮骏稳，乘之亦有年，籍在经物中，将鬻之。"[504][虽然这次樊素与马没有卖掉，但是最终还是卖掉了。白居易另有《卖骆马》诗和《别柳枝》诗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一首戏答刘禹锡的诗中说得尤为明白："柳老春深日又斜，任他飞向别人家。"文人狎妓是唐代社会风气，我们不必对白居易苛求，不过我们也不应无视这种社会风气而把白居易当成一个超凡脱俗的人，因而对他涉及妇女问题的诗作出不全面的、过高的评价。正如汪辟疆评论《白香山集》所说："选本多不能见其真面目，故全集必读也。"]汪辟疆在评论《李太白诗集》《杜工部诗集》时还强调指出："二家诗选本所收皆不少，惟专集实不能不阅，以其关系诗学为较巨也。"
作家的别集，如果有好几种版本，从是否原始的角度看，人们都特别珍视那些出现最早的版本。但是我们也应当重视那些收罗全备、校勘精审的版本。否则人们的研究工作也就会停滞不前了，后出转精也是普遍的现象。如唐皇甫枚所撰小说集《三水小牍》，现存好几种版本，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时依据的是缪荃孙本，汪先生分析道：
明杨仪有二卷本。姚咨于嘉靖甲寅，从杨写补。后十一年，秦汴据以锓木《天一阁书目》所载之二卷本，即此书也。清乾隆间，卢文绍刻入《抱经堂丛书》。
阮元《擘经室外集》又据钱曾影写姚本入录。近人缪荃孙复据卢本，而校以《广记》《续谈助》《说郛》《说海》，并辑逸文十二条，刊入《云自在龛丛书》，皆二卷本也。宋时既称三卷，今只二卷，知此书在明时，已佚其一。缪氏益以葺补，虽未能遽复旧观，然已十得六七，在今日当以此本为最完善。[5081我看到北京中国书店出的一。本《郑板桥全集》影印本，卷首印了郑板桥的《前刻诗序》《后刻诗序》，后面还附有郑板桥的一段话： "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5091由板桥亲自定稿的原。
刻本，当然很宝贵。然而，卞孝萱也编过一本《郑板桥全集》，编者在《前言》中说：
"本书经过多年准备，才公开发表。书名《郑板桥全集》，是企图为读者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板桥，提供一份比较完整而可靠的资料，以省读者翻检、考证之劳。"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板桥集》，其中除《板桥题画》外， "《诗钞》《词钞》《小唱》《家书》
四种，皆板桥亲自定稿、刻、印。""第二部分是从书谱、画册、碑拓、书籍、报刊以及其他文物中，抄录《板桥集》外作品，分类编辑。"第三部分为板桥研究资料，"是抄录前人评述板桥的零散的旧作，按其内容，分类编排，供读者研究板桥生平、交游及创作（包括诗、词、书、画、篆刻等）之，参考".[510]显然， 我们要研究郑板桥，卞孝萱编的《郑板桥全集》更有参考价值。再如秋瑾的集子行世的有四种版本：王芷馥的《秋瑾诗词》，刊于1907年，计收诗87题，词38阕。王绍基编的《秋瑾遗集》，刊于1929年7月，记收诗14题，歌1首（集误题作诗）、文2篇、译文1篇。王灿芝编的《秋瑾女侠遗集》，刊于1929年10月，计收诗111 题，断句11句、歌3首、词39阕、杂文8篇、译文1篇。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的《秋瑾集》。后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又从各项资料中辑得诗22首、断句2、文4篇、信13题，凡无确切根据的概不阑入。采用底本，以手稿为主，无手稿则据最早印本，并注明出处。显然，晚出的这个本子为人们研究秋瑾及其作品提供了较为完备而可靠的资料。
当然各类文献都有个版本问题，我们在使用时要注意利用资料收录完备的版本。
3.关于学术著作
梁启超说："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眩目矣。"11我们评价--部书的价值，往往也要看它是否较完备地占有了相关资料。例如程千帆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将文史著作中有关这--问题的零星资料鸠集在-起，从而深入地考述了唐代应试举子在考试之前行卷这一风尚及其与诗歌、古文、传奇小说发展的关系。由于举证翔实，该书将唐代十分盛行的这种特殊风尚重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清楚看到它对唐代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游国恩主编的《楚辞注疏长编》之所以受到学者的普遍好评，主要因为它们占有了丰富的资料。
所以我们做学问一定要使用完备而可靠的资料，程千帆指出："现在很多同志，比如说，看到一个诗人的选本上有几首诗，再看一点别人的论文，或者文学史上一点什么材料，也可以写文章，论一个作家的什么什么问题。在某种情况下，他写成的文章，相对地说，也还是正确的。但是，可以肯定，这些东西是不深刻的，很难得有独创性。"[512]又说："如果只凭某部唐诗选里面的李、杜诗来写关于李、杜的论文，即使作者是天才，恐怕也难以产生象样的成果。"
三、看是否可靠
资料越可靠，其价值也就越高。如何判断资料的可靠程度，可从研究作者、研究文献、研究出版者等几个方面着手。
1.研究作者
首先，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作者的治学态度。如果作者学风严谨，那么他所引用的资料是可靠的，他的学术观点往往也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余嘉锡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他从17岁开始，毕生一 丝不苟地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其《四库提要辨证序》云："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茶，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一得之愚，或有足为纪氏诤友者。"[5141陈垣亦谓："他记忆力很强，读书又多，并且能运用目录学的知识，善于辨别书籍的好坏真伪……此外，他作学问下笔不苟，这也是他的-一种严格的锻炼。他引用史料一定要穷源竞委， 找到可靠的根据，才写在论文里。引书一定注明卷数，核对文字，凡是他所引用的材料，总是比较精确的。"515]可见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及其他学术论著是可以信赖的顾炎武说："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 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5161举个例子说吧，三环出版社（ 即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由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有2700多万字，曾经红极一时，据说它出版时"全国有二十余家报纸在头版刊登了这一喜事，把这部书的主编誉为'超人"奇人"没有军衔的将领，把这部书誉为'当代中国的辞书之最，誉'王同亿又组织了200 多位专家，历时四年，编纂了震动中外的中国当代第一 部现代汉语词典。受到这种吹捧影响，据有的文章报导，港台出版商已经购买此书出版权".
但是，它转眼就成了过眼云烟。这部"词典"的问题很多，最突出的就是抄袭剽窃，徐庆凯在书评中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书大部分是抄来的。这也正是此书能在短短四年间编成出版的秘密所在。"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该书附录中有《中国历史纪年表》和《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篇幅达十六开本的63页之多，版面字数约24万。谁能想得到，这两个附录竟是从《辞海》（1979年版）中影印过来的呢？由影印带来的如下问题也应一提。《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中有一个注："本表所列分布地区的某些资料，因收到时本书正文已经付印，所以有关条目未及据以更改，特此说明。"这个注是《辞海》（1979 年版）的。
编者针对该书为了赶在建国30周年时出版而分批付印的特殊情况加上的，与《语言大典》完全不相干，但《语言大典》却把这个注也照样影印，于是注中的"本书就成为《语言大典》了，而《语言大典》并没有这么一回事，岂非笑话？还有，《辞海》（1979 年版）中的这个表，反映的是当时的情况，例如黎族的分布地区，写的是广东省，因为当时还没有海南省。1988 年海南省成立，在《辞海》（1989年版）的这个表中，黎族的分布地区就改为海南省了。但是《语言大典》中的这个表，是根据《辞海》（1979 年版）影印的，所以虽然它的出版时间是1990 年12月，而且在它的正文中已经出现海南省，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简表》中，黎族的分布地区却仍旧是广东省。《语言大典》出这样的错误特别不应该，因为它正好是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由以上两个问题可以推定，《语言大典》的编者在影印这两个附录时，甚至连看也没有看过。[518]
就学术著作而言，其可靠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看它所引用的资料是否忠实于原著，并准确地注明出处。凡详细注明出处者，其作者的治学态度都是相当严谨的。譬如我们到书店购买学术著作，凡没有详细注明出处的，要么是通俗读物，要么是作者还不懂学术规范，该书的参考价值也就不大了。引书注明出处还涉及学术研究的道德问题。如明方以智云："此书必注引出何书，旧何训，何人辨之，今辨其所辨，或折衷谁是，或存疑俟考，便后者之因此加详也。士生古人之后，贵集众长，必载前人之名，不敢埋没。"519]此说极是，因引用前人科研成果而不注明出处，难免有掠美之嫌，也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为了提高资料的可靠程度与使用价值，近人编纂校辑的书籍，一般都对引文的史料价值进行鉴别，并详细注明引文出处。如隋树森编《全元散曲》自序云：
总集中所收的作品如果不注出处，对读者是非常不方便的。《全元散曲》在每首曲子的末尾，不仅注出它最早见于何书，并且把其他选有这首曲子的书名，也不厌其详地一一写出。套数里面的一支或几支曲子， 有被《太和正音谱》《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等曲谱征引的，也注在该套的末尾。这对读者至少有这些方便：
一、把材料来源向读者作了交代，读者如果觉得有什么问题，可以覆检原书。二、读者看了书名，就很容易知道某一首曲子都有哪些选本选过它，因此也就知道哪些曲子以往比较为人们所喜爱。三、专家们根据所注的书名，可以判断把这首曲子归某一-作家，其可信的程度如何。
其次，我们还可以研究作者的学术水平。我们大致可以通过师承关系、学术观点、治学方法，占有资料多寡，以及所学是否有专门领域等因素来衡量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名师出高徒，在学术界大抵也是适用的。例如章太炎、黄侃、陈寅恪、陈垣以及吴梅等著名学者，他们一般都有坚实的学术功底，有特定的学术领域，有骄人的学术成果，而且都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生。这些学生所攻有不同，成就有差异，但是学风一-般都相当严谨，所著也都相当可靠。而相反如陆桴亭《思辨录》所说："师道坏，则无贤子弟，无贤子弟，则后来师道愈坏。敝敝相承，吾不知其何所流极也。"就文献作者本人而言，是否占有丰富的资料，是否为该文献领域的专家，对判断文献价值也很重要。宋诗宋注之所以成为研究宋诗的较为可靠的资料，是因为这些作注者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例如施元之、施宿父子及顾禧的《注东坡诗》就颇受陆游的好评，其《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云："司谏公以绝识博学名天下，且用工深，历岁久，又助之以顾君景繁之该洽，则于东坡之意，盖几可以无憾矣。"522再如《王荆公诗笺注》的作者李壁是南宋卓越的史学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的儿子，对于宋代史事也烂熟于胸，所以他对王安石的诗有深刻的体会，能够做出实事求是的解释。汪辟疆指出："此专注诗，在宋时最有名，已亡而复存者。雁湖（徐按：李壁号雁湖居士，有《雁湖集》）摭采时事，莧辑故实，极见用心，阅之最有益。"[523]
2.研究文献
一般来说，原始的完备的资料通常也是较为可靠的资料，同时我们还要研究文献是否具有代表性，其论点是否已形成定论。2001年5月25日下午，我的一位博士生进行学位论文答辩。该生论文第5页中有一段话："从文献记载上看，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把星象与吉凶联系在一起的说法，而冯时提供的山西吉县柿子滩朱绘岩画是女巫禳星场面的推测成立，那么这个考古学所提供的证据就可能把这个时间提前到距今一万年左右。"卞孝萱就此提出了问题，并引用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编《再版说明》中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依据：
本编采取史料，避免墨守旧说，但也不敢率意而谈，或穿凿附会以求新奇。
所用史料，一般是以著作年代较早和较完整的书籍，如《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战国诸子、《史记》等为主体，其他概作辅助材料。经传等书的解说，一般也以著作年代较早或代表性较大的解说为主体。如《尚书》多采司马迁和其他汉儒说，《诗》多采毛亨、郑玄说，《三礼》多采郑玄说，《左传》多采杜预说，《墨子》多采孙诒让说，《荀子》多采王先谦说。甲骨文、金文多采王国维和郭沫若说。
至于近世一家之言，未定之论，不敢率尔采录，以免此是彼非，使读者不知所从。
使用研究文献要看其是否经过认真的校勘考订工作，校勘考订工作旨在恢复资料的原貌，或者让人们正确地认识资料的原貌。例如先唐诗歌总集有三部，第一部是明冯惟讷编的《古诗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 有韵之作，无不兼收".但由于"时代绵长，采摭繁富，其中真伪错杂以及抵牾舛漏，所不能无，故冯舒作《诗纪匡谬》以纠其失".第二部是近人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该书以《诗纪》为蓝本，又依据《诗纪匡谬》改正了原来不少错误，但依然存在不少缺点。第三部是今人逯钦立编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者在前人基础上花了24年时间，将全部诗歌较细地校勘了一遍，普遍地注明出处，在辨证真伪、考明作者、确定时代、订正题目、分合篇目、剖析体裁等方面做了不少考订工作，而且还严格按作者时代先后为序，将全书重新编排了一下。显然，逯书要比冯书、丁书的资料价值高多了。
研究史料的类型。各种文献皆可成为研究文学的资料，然而不同类型的资料，其可靠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史学著作的任务就是忠实地记载历史事实。虽然这些著作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阶级的烙印，并且要受到作者品德、认识水平的制约，一般来说它在记载史实方面的可靠程度仍然是比较高的。而文学作品的任务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它是允许虚构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当然是最重要的资料，但是当我们研究史实，例如作家的生平、作品的社会背景，以及作品中人物本事的时候，文学作品可靠程度就不如史学著作。陈垣曾举一例：
杨妃年岁，见于旧、新唐书杨妃本传，无问题。平景孙（即平步青）《读史拾沈》二考此，乃犯四病：
一、册为寿王妃年月，据《外传》误文，不据《唐大诏令集》，是谓无识。
二、聘韦昭训女为寿王妃之日，壬午误为王辰，未加纠正；又以为册贵妃与之同月，是谓粗率。
三、杨妃卒时年岁，引《外传》不引正史，是谓不知轻重。
四、考史至引乩语，是谓遁入魔道。
皆学者所当引以为戒也。
《杨太真外传》是宋乐史撰的传奇，平步青将小说据为信史来研究杨贵妃生平自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当然，对史书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史学家所利用的材料有国史、家史、野史之别。然而，正如张岱在《石匮书自序》中所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526]不过，也不应全盘否定，它们各有各的缺点，也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价值。明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说："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如前所说，由于政治因素，个人感情倾向，所据资料不完全可靠，写史书的人的疏忽等等原因，即使是正史也不见得就可靠。郁贤皓曾谈道：
实际上，正史的记载也常有不实之处，必须对照第一手材料予以甄辨，以免以误传误。如《旧唐书李白传》记载："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
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这一记载千余年来人们沿袭成说，从不怀疑。可是，当我认真细读吴筠的全部诗文，并对照权aP德與的《吴尊师集序》，细查包括《道藏》在内的各种典籍，终于发现《旧唐书》
的这一记载是错误的。吴筠在天宝元年前一直隐于南阳倚帝山，隐于剡中乃大历间事，待诏翰林乃天宝十三载事。李白天宝元年五月尚在游泰山，八月已到长安，亦未隐于剡中。于是我撰写《吴筠荐李白说辨疑》，推翻了沿袭千年的旧说；又据魏颢《李翰林集序》"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提出李白供奉翰林乃出于玉真公主推荐的新说。这不仅有充足证据，而且正因是玄宗之妹的推荐，所以李白才受到玄宗隆重接待，这就合乎情理。此新说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事实上，经过详细考察李白诗文及唐人关于李白事迹的记载，证实《旧唐书李白传》所记载的李白籍贯、家世、主要事迹、交游、入永王幕的地点、死因都。
是错误的，为此我写有《<旧唐书李白传>订误》一文， 希望后人不要再以误传误。
应当说明的是，资料中的各类文献，其可靠程度可能是参差不齐的，就拿笔记来说吧，它往往可补史书之不足，但是它所记史实是不尽可靠的，刘叶秋曾说：
至于历代笔记中所述朝臣嘉话、名士风流之类，虽皆确有其人，而事多附会，一经核实，即不免矛盾百出。如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上 "牵红线娶妇'
一条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卒，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但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为婿。'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然随夫贵达也。"此节记叙，颇饶情趣，为后人所艳称，"红丝牵系"一直被用为婚姻结合的典故，但其事则不符史实。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一"浅妄书"一条已指出其谬。按郭震字元振，于公元656年（唐高宗显庆。
元年）生，公元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卒。在中宗神龙间曾官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睿宗立后，先召为太仆卿，后进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宰相之职。玄宗初年，以演武失玄宗意，将斩之，敕死流放新州。张嘉贞于公元666年（高宗乾封元年）生，公元729年（玄宗开元十七年）卒。在玄宗开元间迁中书令，时元振已早逝，焉有为婿之事。且以年岁论，张嘉贞比郭元振还小十岁，是没资格作元振的老丈人的。[5291但是，学者在科研工作中，并不拒绝使用小说卮言资料，如唐人刘知几云："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己，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1530]清人王鸣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15311如何理解这一观 点呢？陈寅恪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I532）有些笔记小说虽然从细节上看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某种社会风气，仍不失为珍贵的史料。例如康骈《剧谈录》曾谈到元稹拜访过李贺，李贺因为他以明经擢第未接见他，后来遭到了元稹的报复。据朱自清《李贺年谱》考证"元稹明经擢第，贺才四岁。事之不实，无庸详辩".陈寅恪进一步分析道："《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533]所以我们对资料价值的判断，还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梁启超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
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
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
所以，我们在收集资料时，既要注意文献类型，也要别具只眼在各类资料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
3.研究出版者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出版宗旨。中国古代的出版单位通常分为官府、私家、书坊三类。官府刻书一般出于政治需要，有专家学者负贵其事，经济实力也非常雄厚，所以一般来说质量是比较高的。例如从宋代国子监刊本的校勘经进衔名中可以看出，其职务有勘官、详勘官、都勘官之分，其工作也有书版、校勘、再校、都校之别，如果发现问题，可以据以追究责任，因而宋代国子监刊本通常质量是比较高的。明代官府刻书有所谓书帕本，质量却不高。明陆深《金台纪闻》云：今"有司间或刻之，然只供馈赆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明隆万间，承嘉靖古学盛兴之后，皆喜刻书，然大率皆为好名起见，刻而不校，又或妄加删削，都无古意。馈遗当道，附之一帕，有一书一帕之称，此类书世谓书帕本。"私家刻书往往是为了流传前辈、师长、朋友的著作与善本图书，通常延请专家学者主持其事，所刻图书质量是比较高的，如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 陆子過为其父刻《渭南文集》五十卷，游字缺末笔以避家讳，该书刊印皆精。张海鹏为清代大藏书家，尝云："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业者，其道不更广耶？"1[s35]因此他精雕细刻了《学津讨原》《 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等丛书。家刻本一般都重视校勘工作，清蔡澄《鸡窗丛话》谈到过清初朱彝尊的刻书情况："竹坨凡刻书，写样本亲自校两遍，刻后校三遍。其《明诗综》刻于晚年，刻后自校两遍，精神不贯，乃分于各家书房中，或师或弟子，能校出一-讹字者送百钱。"[536]书坊刻书主要目的是为了赚钱，难免发生偷工减料的现象，如明郎瑛云：
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借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经》，亦效闽之书坊，只为省工本耳。
清杭世骏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
古集皆手定，人不一-集，集不一名。《东坡七集》《栾城四集》《山谷内外集》，明人妄行改窜，第曰《东坡》《栾城》《山谷集》而已。《朱子集》多至三百余卷，明人编定止四十卷。李纲《梁溪集》多至百三十余卷，《建炎进退志》及《时政记》附焉，闽中改刻，题曰《李忠定集》，亦止四十卷。前后互易，古人之面目失矣。
叶德辉还谈道："明人刻书有一 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祯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先少保公《岩下放言》，商维溶刻《稗海》本改为郑景望《蒙斋笔谈》。郎奎金刻《释名》，改作《逸雅》，以合《五雅》之目。全属臆造，不知其意何居？"[539j这种弊病，一直流传到现代， 目的之一，也还是为了赢利。清顾千里曾指出："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惟每刻一书，必倩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摽立新奇名目，冀以炫債，而古书多失其真。"[54]将原有的书换个名字重新出版，既省去了不少成本，又会使读者误以为是新书，从而乐于购买。
坊刻本还有个问题就是校勘不精，而且喜欢以其所知，改其不知。如明杨慎云：
古书转刻转谬，盖病于浅者妄改耳。如近日吴中刻《世说》，"右军清真",谓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语为诗："右军本清真",是其证也。近乃妄改作"清贵".
"兼有诸人之差",谓各得诸人之参差，近乃妄改差作"美"."声鸣转急",改"鸣"作"气"."义学"改作"学义".皆大失古人语意。聊举一二，他不能尽。[s41]1 ,当代一些不负责任的出版社出的书，错误更多。如一-位时年85岁的老人陆海川，既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的《张爱玲文集》，又买了一本海南某出版中心出版的《张爱玲自选集》，他谈了自己的读书感受：
我以为自选集总是作者最满意的作品，因而想先读《自选集》，然后再补读《文集》。打开《自选集》，选读一篇短文《秘密》，第一句"最近到两个故事",显然"到"字前遗漏一-字，而第四句"以后人家问句太多的时候",又文理不通。在这篇111字的短文中，竟有两处明显错误，真使我为之一-惊一 这本书的误字恐怕不少。
为了弄个究竟，我与《文集》对照又读了《金锁记》。经过粗略检查，在约3万1千字的一篇短篇小说中， 竟发现讹误、遗漏、颠倒等错误164处（其中漏排6段，共129字），按页码计算，每页都有错误，最多一页有12 处错误，平均每页5.29处错误；按字数计算，错误占万分之52.9,超过规定标准（低于万分之一） 52倍。
如以《金锁记》的错误预测，全书58万字，则有错误3068处。可能在中国出版史上，创造了新记录。我不知道，这家出版中心，如此践踏作者著作，损害读者利益，是何居心？！难道只图赚钱发财，就可以不讲道德，对社会不负责任吗？如果此书确系其所出，那么，对这样的出版单位，难道不应该进行查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科以重罚吗？
当然对坊刻本也不能一概而 论，坊刻本也出过不少好书，比如小说、戏剧、民间日用之书，弥补了官刻本与家刻本之不足。坊刻本在形式上富有创新精神，比如喜欢出插图本、汇注本，推动了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
此外，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出版单位的实力，譬如是否有比较长的历史、有比较强的编辑出版力量、有比较好的优良传统。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质量一般都是比较好的。此外，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出版物是否符合该出版单位的专业范围与特长。譬如地图出版社出版地图，地质出版社出版地质方面的书当然是比较可靠的，反之，就需要仔细辨别其内容质量。
四、看是否有影响
一般来说，资料的社会影响越大，其价值也就越高。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的资料从未被人注意，如果很能说明问题，那么它的价值也可能是很高的。
1.研究资料受评论的情况
资料受到了评论，即可认为产生了社会影响；受到的评论越多，资料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越大。学术论著获奖也可视为受到了社会评价。
我国的文学批评产生甚早，魏文帝《典论。论文》就已对当时的邺下文人及其作品作了评价："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璃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s43]曹植《与杨德祖书》也说： "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S44可见建安七子在当时确是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而为文学史家所重视。
显然，资料所受到的评价不同，其价值也自有别。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同另外六人相比，王粲诗赋的价值更高一些。
文学批评的标准因人而异，并且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所以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观察文学史料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未提到陶渊明的作品，锺嵘的《诗品》仅把陶渊明的诗列为中品，萧统编的《文选》也仅收陶诗六首，这说明陶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其影响也就越来越大。当然也会有相反的例子。
而今有人把书评当作评奖、评职称、牟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因此我们要用全面的辩证的眼光看待书评，为了经济效益，某些书的编写者与出版者往往组织---些书评来进行炒作，最突出的例子要算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它明明是剽窃的产物，而且。谬误百出，"却被不少以"书评'身份登场的文章加以爆炒和吹捧，称该《大典》系'20世纪90年代的换代性新产品',当代中国的辞书之最',其主编'王同亿被宣扬为著作等身'的'奇人"超人"超韦伯斯特"没有军衔的将领"辞书大王',不一而足。可是，这些白纸黑字很快就成为'铁证如山'的笑料了；此类'书评'其实是书评名誉的十足的败坏者".1545]
这些"书评"也有价值，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图书编写与出版、发行过程中的弄虚作假现象，了解他们是如何虚张声势的。
2.研究资料受引用的情况
资料受到其他著作引用，即可认为产生了影响，受到引用的次数越多，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其资料价值也就越高。被转载、被文摘、被索引，均可视为被引用的特殊形式。
分析引文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同类文献引文比较法，例如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都写过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他们在分析唐代诗论时，都重点引用了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可以看出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是唐代诗论的代表作，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此外，我们还可采用专题文献引文统计法，例如我们对100篇研究《红楼梦》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有50篇论文都引用了脂砚斋评语，这说明脂批对研究《红楼梦》来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正因为被引次数越多，影响越大，资料价值往往也就越高。为了掌握学术领域中的基本史料，有些学者特别强调读已见书，如汪辟疆有读常见书斋，余嘉锡有读已见书斋。陈垣在《余嘉锡论学杂著。序》中分析道：
他曾自题书斋名为"读已见书斋",因为有些人专以读人间未见书相标榜，人间未见之书虽然有些是珍贵的，但这样的书究竟是极少数，如果专以垄断奇书相夸耀，而对普通常见常用的书反不读不知，这是舍本逐末、无根之学。他针对这个情况，所以用"读已见书"为自己的书斋名。[546]
黄永年也谈道："要读常见书，用常见书，不要光依赖孤本秘籍，譬如研究古代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是常见书，《资治通鉴》也是常见书；研究先秦，《十三经》、诸子是常见书；讲诗文，若干大家的集子，还有《文选》之类是常见书；这些其实都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文献。碑刻、敦煌卷子以及近年出土的临沂银雀山汉墓简牍，虽然也很有用，毕竟太零碎，只起辅助作用。吕诚之先生、顾颉刚先生、陈寅恪先生，还有我岳父（童书业）都是能从常见书里看出人家看不到的问题，写出第一-流的论著， 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本领。我多年来也一直从这方面努力，比较有创见的唐史研究文章，还有像讲《长恨歌》《秦妇吟》之类人们感兴趣的小玩意儿，引用的资料都没有超越常见书范围。"[s47]在这方面，陈寅恪尤为人所称道，如周一良云：
陈先生把敏锐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作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
为了了解与研究论文被引用的情况，现在--些单位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做这件事，譬如CSSCI就是南京大学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利用它可查阅论文被引用的情况。
但是，从来未被引用，没有造成影响的资料，往往又是一些新发现的资料。这些资料往往会推动研究的进展，具有特别高的资料价值。如前所说，陈寅恪同样也非常肯定，并注意运用新发现的史料，他在论玄武门之变时，运用了新发现的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贰陆肆拾李义府撰《常和墓志铭》，我们在本书第一讲"怎样选题'
一、选题的原则2.选题要新（2）新的见解中已论及，可参看。
所以对这个问题也要作全面分析，在分析资料的学术影响时，我们可以统计它被引用次数的多少；而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我们又需要在详细占有常见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发掘出新的资料。
3.研究文学创作实践资料的影响
还可以从当时及后世的创作实践中体现出来。例如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影响，追随韩愈的古文家有樊宗师、李翱、皇甫混、李汉、沈亚之等。师从柳宗元的也不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
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549北宋初期，柳开、王禹偁、姚铉、穆修等，都标榜韩柳古文，反对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到了中叶，以欧阳修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由于欧、曾、王、苏诸古文大家在创作。上的努力和成功，从此韩柳古文遂成为新的传统。明代唐顺之、归有光等的古文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都是以韩柳为首的唐宋古文新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个古文新传统，支配中国文坛1000多年，故韩柳的散文理论著作及其丰富的散文作品，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散文极为重要的史料。
这种影响还表现在题材被因袭与利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颇为盛行的黄梅戏《天仙配》的题材，实源于明嘉靖间顾觉宇的《织锦记》，董康《曲海总目提要》
称其"一名《天仙记》".而《织锦记》的题材又源于晋干宝的《搜神记》。明胡应麟云：
"今传奇有所谓《董永》者，词极鄙陋，而其事实本《搜神记》，非杜撰也。《记》称永父亡，亡以葬，乃自卖为奴，主知其贤，与钱千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诣主供奴职，道逢- -妇人，日：'愿为君妻。遂与俱至主家，日：'永虽小人，蒙君恩德，誓当服勤以报。'主日：'妇人何能？'日：'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织十日而百匹具焉。"ss0）这说明《搜神记》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对研究文学创作规律来说，当然也是有价值的资料。下面我们再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元微之《莺莺传》，《太平广记》四百八十八杂传记类采之。后人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又名曰《会真记》。唐人以诗文张之者，元微之有《续会真诗》三十韵；河中杨巨源有《崔娘诗》；亳州李绅有《莺莺歌》，皆见于本篇可考者也。
宋赵德麟令時惜其不能播之声乐，乃谱《商调蝶恋花》十阕，以述其事。见所著《侯鲭录》。金章宗时，有董解元演之为《西厢记》，见《传是楼书目》。但无出句关目，行间全载宫调、引子、尾声，所谓《弦索西厢》也。元有王实甫《西厢记》、关汉卿《续西厢记》；明有李日华《南西厢记》、陆天池《南西厢记》、周公鲁《翻西厢记》；至清查继佐又有《续西厢杂剧》。他如所谓《续西厢》《翻西厢》《竟西厢》《后西厢》者，辞旨猥琐，不著撰人。流传至今，推为美谈。于是词人韵事，传播艺林，皆推本于微之此《传》，而益加恢张者也。唐人小说，影响于元明大曲杂剧者颇多，而此《传》最传最广。
就诗歌而言，这种影响还表现在意境的被化用。例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幹写过六章《室思诗》，其中"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5s2]四句写得一往情深，此后不少诗人都以《自君之出矣》为题写了许多情诗。例如南朝梁范云写道：
"自君之出矣，罗帐咽秋风。思君如蔓草，连延不可穷。"ss3]唐代辛弘智写道："自君之出矣，梁尘静不飞。思君如满月，夜夜减容晖。"ss4]显然这些诗都明显地受到了徐幹诗的影响。
此外，这种影响还可以从语言形式上反映出来。如陶渊明《饮酒》之十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中的"不肯"二字，充分表现了陶渊明"造夕思鸡鸣"的焦灼心情，《杂。
诗》之七"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中的"不肯"二字，充分表达了作者感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痛苦感受。这两个"不肯"采用拟人手法，用得都很好。宋葛立方指出："杜甫《客夜》诗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泛江》诗云：'山豁何时断，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故杜两言之。与渊明所谓'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同意。"
4.研究社会效果资料的影响
还可以从产生社会效果的情况反映出来。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越大，其价值也就越高。例如唐白居易的诗在当时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白居易《与元九书》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5s6）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也说白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宋柳永词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宋叶梦得说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有些作品的社会效果可能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对不同的人，它的影响可能是不。
同的，因此需要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如《水浒传》甚至对明清农民起义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如《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请焚毁水浒传题本》云：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同年六月诏令严禁《水浒传》，兵部行文要求"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
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并通行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一-体钦遵，禁毁施行".[ssg而 毛泽东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60）为什么--部《水浒传》会在人们的心中产生如此不同的反映呢？这可能与《水浒》是文人在民间故事、民间戏曲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这种写作方式有关。在谈到南宋《水浒》故事盛行后，胡适说："这种故事的发生与流传久远，决非无因。大概有几种原因： （1） 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 （2） 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61]又说："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这便是元朝"水浒故事'所以非常发达的原因".[562]为了满足老百姓的心理需求，草泽英雄的故事，当然激越豪迈，痛快淋漓，而明代文人在将民间故事与戏曲加工成《水浒传》时，不得不依据当时政府对待此类草泽英雄的通行政策一招安。
这就产生了《水浒》的主题与该书的社会效果相矛盾的现象，所以我们也需要全面地评价这部小说。
当然，这只是比较突出的例子，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主要还是对读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红楼梦》问世不久，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清程伟元《红楼梦序》云："好事者每传抄- -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清杨懋建《梦华琐簿》载京师流传的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564]甚至有人读了《红楼梦》以至如痴似狂。封建统治者对《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深恶痛绝，将《红楼梦》斥为"淫书"邪说",并严行禁毁。
以上作品都在当时或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虽然对他们的评价存在着分歧，但是人们都把这些作品当作重要的文学资料来研究则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