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告诉我们，治学的首要问题是选题。有-一个好的选题，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就会目标明确，进展顺利，容易出成果，而且很快能产生社会效益；反之则会困难重重，难以出成果，甚至会出现半途而废的现象。那么一个好的选题应当具备哪些因素呢？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的论文选题呢？
一、选题的原则
对选题的原则可能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选题要有用，要新，要力所能及，现分别述之如下：
1.选题要有用
我们写文章总希望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我们写课程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总希望获得好成绩，以表明自己的学术水平与自身价值，那我们的论文题目就应当贯彻有用的原则，或者说我们的论文选题要有意义。林庚认为："选题有没有意义是至关重要的。选题如果没有多大意义，即使做得很用功，做出来价值也不大。假如古诗中有那么一首作品，过去不知道作者，通过考证，知道了某一首诗的作者是谁。这种考证固然增加了知识，也可以算是学问。但如果作者既很平常，作品也很一般，本来就没有人过问，文学史也不提它，那这种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任何影响也不会产生。这虽然也解决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孤立的，根本不和其他问题发生任何关系，好比一潭死水，没有波澜，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选择一个题目，这个问题研究出来，最好希望它富于生命。"91经世致用是我国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传统观点。孔子论《诗》就特别注意发挥《诗》
的社会价值，《论语阳货》篇记载了他对学生们说的一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后来学者写论文也注意贯彻有用的原则，如东汉时有人嫌王充的书篇幅太多，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回答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10北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是为了经世致用，其《进书表》自称："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山该书的书名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一点。南宋的真德秀还强调了文学研究也应当经世致用，他说："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2]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的观点尤为鲜明，指出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
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13]他还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4因此有人请他写谀墓的文章，他一概拒绝。
近人黄侃认为："人类的一切学问都应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目的，因此，做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他的学生殷孟伦认为：
"研究学术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国计民生的利益。这正是黄先生治学的根本目的。"[15] .
当然，治学是否贯彻致用的原则，主要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学术论著。
陈寅恪虽然没有什么宣言，但是他的论著告诉我们，他也是主张做学问应当对社会的发展起一点作用。比如他在《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中谈道："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 其末云'号称莲花色尼'.盖莲花色尼出家因缘也。佛教故事中关于莲花色尼者颇多。此写本所述，即其一种。寅恪初取而读之，见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仅载六种。"于是他查了巴利文有关经书，发现"所载此尼出家因缘，与敦煌写本大抵相同，惟其中有一事绝异而为敦煌写本所无者，即莲花色尼屡嫁。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夫，不复相识，复与其所生之女共嫁于其所生之子。迨既发觉，乃羞恶而出家焉".
这个故事内容显然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冲突，所以被故意删掉了。[16]他还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
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
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71他还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对《马氏文通》死搬硬套印欧语系语法的做法作了分析批评，指出："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但是"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
如是耶？""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18]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将选题要有用的原则简单地理解成为政治服务，"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做法，恰恰是应当摒除的。也不能像汉代今文学家那样直接将古书应用于现实。梁启超指出："两汉之间，儒者通经，皆以经世，以《禹贡》行水，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折狱，以《诗》三百五篇当谏书。盖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见于用。"9]孙钦善进一步分 析道：
今文家标榜"经世致用",即强调经书的直接的、简单化的实用目的。如前汉今文家以《尚书禹贡》治河（见《汉书平当传》），以《尚书洪范》察变（见《汉书夏侯胜传》），以《春秋》治狱（《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以《诗经》当谏书（见《汉书儒林传：王式传》），或当规戒（如《韩诗外传》）等；此外，今文学多言阴阳灾异，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把儒学神化，为巩固现实统治服务。[201在我们看来"有用"的含义是相当宽泛的，凡有益于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选题，即使是提倡一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甚至编一部工具书， 应当说都符合有用的原则。胡适曾举例道：.
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一班人的谬说。
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21清人王梦阮和沈瓶庵写过一本《红楼梦索隐》，认为《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董鄂妃即秦淮名妓董小宛，历经波折，后为顺治皇帝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封贵妃。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鲁迅指出： .
"董鄂妃是满洲人，并非就是董小宛，清兵下江南的时候，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决不会有把董小宛做妃的道理。"2清人徐柳泉尝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 可通假。"23]鲁迅指出：
"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他家后来也被查抄，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所以猜想出来的。但是查抄一事，宝玉在生前，而性德则在死后，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象。"24]蔡孑民《石头记索隐》称："《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25]鲁迅指出："此说未免近于穿凿，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26]
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是《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把《红楼梦》与清朝政治作简单的比附，而不要任何的证据。胡适撰《红楼梦考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反对他们唯心的研究方法。顾颉刚曾经谈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有两点成就："适之先生第-一个 从曹家的事实上断定这书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观点变成了平凡；又从版本上考定这书是未完之作而经后人补缀的，使人把向来看作一贯的东西忽地打成了两橛。"胡适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成绩是运用了考证的方法，一切凭材料说话。胡适所倡导的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如陈垣编纂《中西回史日历》，花了四年时间，修改了五次，他在《自序》中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
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岂敢言历哉！"28]应当说编纂这样的工具书，其选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的选题有用，就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产生比较大的社会影响。章太炎的学生鲁迅就说过："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2g]近现代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如梁启超、胡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郭沫若等都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学术论著也是与推动中国现代文明息息相关的。当然这种参与，也不局限于政治方面，例如北方许多城市严重缺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史念海专门研究了西安缺水问题。认为唐代长安城内可以行船，现在西安严重缺水与终南山的森林受到破坏有关。如今之计，应培育终南山的森林，增加河流流量。史念海教授谈道：
1992年，我将这个设想和建议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经陕西省林业厅和西安市林业局邀集西安林业专家审议，认为这是"根本解决用水困难问题的重要措施，建设这项工程意义深远",并责成西安市林业局成立水源涵育林工程建设领导。
小组及办公室，负责秦岭北坡，即蓝田、长安、户县和周至四县山区部分水源涵养林的建设工程。后来听说，中央林业部过问此事，并规定林业部拨款两百万元人民币作为建设经费。[30120世纪80年代初，有感于借书难，而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老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小缘一贯主张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并且有许多为读者服务的感人事迹，于是我就写了篇《对读者应具摩顶放踵精神》[31的文章。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出来，因为李小缘所提倡的这种精神，正是广大读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所迫切需要的。正如严耕望所说："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对于别的研究者有较大用处，甚至对于一般人也有用，换言之，希望有较大影响力，那就不能不考虑实用问题。"B32]
当然也有不同观点，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著名学者，都曾反对过学以致用。但是他们的观点往往前后矛盾，难以为据。如章太炎1906 年《与王鹤鸣书》云："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 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3]后来在《与钟君论学书》中又说："学在求是，不以致用；用在亲民，不以干禄。"34）这两句话的意思都不那么周密，"不暇计"并不等于不计：
"用在亲民"也还是用，而且是更重要的用。当他在谈到学以致用的时候，措辞倒是非常明确的，如他对顾炎武就非常推崇，曾于1908年《答梦庵》云："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15]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说求学》
的演讲中谈道："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 一是应用。前者如现在西洋哲学家康德等是，后者如我国之圣贤孔子、王阳明等是。顾是二者，不可得兼，以言学理，则孔子不及康德之精深；以言应用，则康德不及孔、王之切近。要之二者各有短长，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然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361这段话强调学以致用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认为求是与应用二者不可得兼的观点却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两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求是是为了更好地应用，而应用也应当求是。
胡适1919年8月16日《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云："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个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7首先，胡适是在强调整理国故的重要性时说这番话的，未免过于夸张。其次，如前所说，他在从事《红楼梦》考证时，特别强调了它在治学方法方面的示范作用。
后来，他在1928年9月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又改口说："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妄费精力的废物。这三百年的考证学固然有一部分可算是有价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绝大的部分却完全是枉费心思。"138]
章太炎与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也说过："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3g）顾颉刚毕竟离开不了人生的约束，他于1936年正式成立的禹贡学会终于高举起经世致用的旗帜，该学会之《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有云："士居今日，欲求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之学，其道固有多端，而于吾国地理之研究，实属重要之一，盖研究吾国地理之目的，端在明了古今疆域的演变、户口之增损、民族之融合、山川之险易，以及郡县建置、道路修筑、边城关堡之创设，运河沟洫之浚凿、土地物产之利用，其所关于民生经济及国家之大计者为至重且巨也。"40]我们再看看顾颉刚在古史辨、民俗学、历史地理、《尚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又有哪一项是无用的研究呢？
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下梁启超的观点，梁氏认为："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 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其。 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4复称："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42]并强调指出：
"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也。"43]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纯粹的为学问而治学问的人是没有的，即以梁启超用作例证的乾嘉学者而言，他们做学问同现实保持较远的距离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正如柳诒徵所说："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有思想才力者，无所发泄，惟寄之于考古，庶不干当时之禁忌。"44清代一些汉族官员埋头校经考史，其实也是一种姿态，表明自己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而这，正好也表明了他们对文字狱顾虑重重。其实梁启超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一点，指出："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451借做学问来作自我保护，这也是致用的表现形式之一。
当时不少学者还把治学教书，修志纂谱当作终老送穷的一一种手段。梁启超即指出：
"其学成名著而厌仕宦者，亦到处有逢迎，或书院山长，或各省府州县修志，或大族姓修谱，或有力者刻书请鉴定，皆其职业也。"46）顾千里帮人校书，章学诚帮人修志就是典型例子。只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人厌于仕宦，有人却没有条件当官，只好替人帮忙或帮闲。
乾嘉学者校雠古籍，为后人提供了许多较为正确的文本或校勘资料，当然也是很有意义的。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云："以予之识暗才懦，碌碌无可自见，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则予怀其亦可稍自慰矣夫。"47钱大昕《甘二史考异序》亦称："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
《汉》讫《金》《元》，作者甘有二家，反覆校勘，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丁亥岁，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设教钟山，讲肄之暇，复加讨论……二。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僔劣，敢云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著之铅椠，贤于博弈云尔。且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騎龅前人，实以开导后学。"48]王氏欲"启导后人",钱氏欲"开导后学",看来他们也都不是为校史而校史。事实上，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在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过程中，都把他们的著作当作重要的校勘参考资料。
然而，对乾嘉学者偏重于文字校勘的考据之学的评价也不宜过高。曾国藩曾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49梁启超也指出："国朝自顾（亭林）阎（百诗）以后，学者多务碎义，戴（东原）阮（云台）承流，益畅斯风，斤斤辨诘，愈出愈岐，置经义于不顾，而务求之于字句之间，于是《皇清经解》之书汗牛充栋，学者尽数十寒暑，疲力于此，尚无-一心得，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so|陈寅恪批评道：.
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即有所忌讳，亦非甚违碍者。何以三百年间，史学之不振如是？
是必别有其故，未可以为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也…… 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 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虽有研究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s1l胡适也批评道："那班崇拜两汉陋儒方士的汉学家固不足道。那班最有科学精神的大师-顾炎武、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等一 他们的科学成绩也就有限得很。他们最精的是校勘、训诂两种学问，至于他们最用心的声韵之学简直是没有多大成绩可说。"s2]张舜徽对清代经学的评价也不高，他指出："清儒专门治经，自惠（栋）戴（东原）开其先，天下景从而响和者，无虑皆能尽精微而不克自致于广大。至于乾隆之季，其隘已甚，微扬州诸儒起而廓之，则终清之世，士子疲老尽气以从事者，杂猥而已耳，破碎而已耳。"3]他还总结了乾嘉学者不如顾炎武之处有三点：
乾、嘉诸儒治学之规，固得诸亭林启迪之益为多，然校其所至，则去亭林犹远。扬摧而言，不同之故，盖有三焉。亭林志在经世，于历代典章沿革、政教利弊，了如指掌。凡所考证，皆引古以筹今，留意民瘼，不忘当代。乾、嘉诸儒，则知古而不知今，为考证而考证。专意精研，转成无用，一也。亭林论学，恒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并举。即以"博学于文"而言，亦所该甚溥，乾、嘉诸儒治学，仅能得其一体。取径既狭，所就便小，二也。亭林虽尝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然仅以考文、知音为治经之始，明此二者之外尚大有事在。乾、嘉诸儒，辄相率以考文始，以知音终。画地自囿，徒形龛陋，三也。[s4]
总之，不少清代学者迫于政治压力，做学问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做学问不应当为研究而研究，而要充分考虑我们的研究课题的实用价值。当然有用的含义是十分宽泛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直接为政治服务。
2.选题要新
程千帆说："究竟什么叫科学研究，我想，就是从现在已经有的研究成绩，向前发展。如果没有发展，那就不能叫做研究。"ss他还指出："创新，就是要在某个问题上取得前人所未有的进展。"s6）所以创新是科学研究最本质的特征。我们从小学到大学读书，参加考试，特点是求同，即你的考卷的答案要尽量同老师讲的、书上写的、标准答案上规定的一样，才能得高分。我们在大学，特别是研究生阶段读书、写文章的特点是求异，即尽量要同老师讲的、书上写的不同。如果完全相同，那就可能是抄袭，成绩就会不及格。当然既要新异，又要力求正确，至少应当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这就是学习与研究的不同要求。
许多学者都强调了学术研究应当创新的问题。如梁启超说："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不问其所疑所求所创者在何部分，亦不问其所得之巨细，要之经一番研究， 即有一番贡献。必如是始能谓之增加遗产，对于本国之遗产当有然，对于全世界人类之遗产亦当有然。"57梁氏讲了三点，实际上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就是做学问应当有新收获。"善疑"与"求真"都是为"创获"服务的。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 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s8]陈氏既谈了继往，又谈了开来，显然他更加注重开来。而王国维之所以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也主要是因为他在开拓新的领域，吸收新的观点，利用新的材料，运用新的方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所以，我们选题应当求新。顾炎武在谈到"著书之难"时指出："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sg）那么，我们的选题怎样才能做到新呢？
（1）新的领域
有些人在选择科研题目时喜欢赶时髦，凑热闹。其实早就有人批评过这种做法，如清人章学诚说："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
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60]我们应当努力在前人没有开垦过的领域开展科研工作，不论成绩大小都会做出新的贡献。程千帆谈道：
"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首先要注意在你这个研究范围里的新的领域，要注意别人注意得比较少的问题或方面。比如研究唐诗的人很多，研究金朝诗的人就比较少了。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金诗的著作，真正研究金朝人的诗，顶多只是偶然有人写文章谈到元好问。整个金朝的诗是个什么情况呢，很多文学史里面，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我以前讲文学史，也没有谈这个问题。你如果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一一个非常详细的研究，那就是你在文学矿藏的地质图中某个空白点上，标上了一个号。[611许多著名学者都在新的领域辛勤开垦而获得可喜的成就。例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校雠学理论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但是在当时却不被人们所理解。他在一封家书中谈到过这种情况：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 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621随着时间的推移，章学诚的学术成就，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内藤虎次郎、胡适曾先后编纂了《章实斋先生年谱》。梁启超称他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63]又说"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164]现代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文等领域的研究，胡适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等领域的研究，吴梅在词曲研究领域的研究，都有开疆拓土的意义。如王国维曾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自豪地说："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6s]朱士嘉研究地方志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顾颉刚《中国地方志综录序一》 称："今之学者。
莫不知史书之不足以尽史，故毕力搜求地下遗物、官署档案、私人书牍，以资实证。
然而即在史书之中，固尚有未辟之山林，未发之金锡在：家谱与方志是已……君士嘉学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即以方志为题，嗣主辅仁大学讲席，又以方志设教。竭五年之力，博采旁罗，得国内外现存方志五千余种，作此《综录》，以示大凡，盖直接为目录学家创一新例，间接为史地学者开一大道，可谓盛事也矣！"61今人蒋礼鸿在敦煌俗语词研究方面也有筚路蓝缕之功。向熹教授在给杭州大学中文系的信中说："我觉得一位学者写几本书不难，要开创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就不容易。蒋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研究中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他的著作荣获吴玉章一等奖， 当之无愧。"671即使研究得比较多的领域，我们也要注意其中被人们忽略的内容。程千帆在一封信中谈道："大凡一个作家，- 一个流派，一段历史，总有其前进中的转折点。而这些转折点，又往往不立招牌，暗暗地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又默默地站在那里，后人逛文学之街，只注意霓虹灯下的大橱窗，源流、起伏、正变便都被忽略了，欣赏者姑无妨，研究者就不可，历史家更不能这样。"[68而程千帆本人就十分注意研究被人们忽略的内容，他的《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就是这样一篇论文。 我们先读一下唐温如的诗：
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
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此诗写洞庭波被西风吹老，写水神湘君也像凡人一样一夜之 间白发增多，都是颇为独特的。后两句诗尤为精彩，程先生分析道：唐温如"不但通过描绘水中倒影，颠倒了空间，而且进一步，利用梦境，创造了幻中有幻的境界。由于天在水中即星河倒影，而梦见船不在水面而在星河之上，是幻。又从而联想到不仅是人睡在船上，而且自己所做的梦，也像人身一样，船只-样，是有体积的，有重量的，它也直接压在船上，因而间接压在星河之上，这就形成了幻中之幻。还不止于此。诗人在梦境的描写上也下了功夫。说'满'船， 则梦之广阔可见。说'压'星河，则梦之沉重可知。梦境在此，可见可触。这是化虚为实。可是这满船的压星河之梦，却又是'清'梦，……于实中见虚了。这样写梦，就显得它的境界缥缈而分明。亦真亦幻，亦实亦虚".[69]这 个例子告诉我们，不但有一些处女地需要我们去开垦，即使一些被开垦过的领域，也有一 些遗珠剩金，有待我们去拾取。
有人写过的题目，但我的角度不同，同样也会出新。卞孝萱所著《唐传奇新探》究竟新在何处呢？作者在《引言》中谈到了自己的思路：
五四以来唐传奇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作者生平、写作年代；进行分类（如分为神怪、爱情、豪侠等类）；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
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1701再如杜甫和陶渊明，学界都研究得非常多了，但是杜甫学习陶渊明风格而又学得不像仍然是一一个新题目。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之四有"带月荷锄归"一句，就写得很自然，很符合陶渊明锄地的特点。因为像陶渊明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如同-一个普通农民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农业生产中去，以至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是作为一个诗人，当他心血来潮的时候，也会"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杜甫的"细雨荷锄立"（《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显然模仿了"带月荷锄归",萧涤非说："细雨荷锄立'和陶渊明'带月荷锄归'的形象，同其美妙。"但是我感到模仿得很不像。农民锄地遇到了细雨，要么抓紧时间干活，干完了回家；要么赶紧回家，以免衣服被弄湿了。像杜甫那样在细雨中还扛着锄头立在那里欣赏周围的景色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再如陶渊明《饮酒》之九前六句云："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田居时交游比较少，因此盼望客人来访的迫切心情，以及他与父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当然这首诗的主题与写法都受到楚辞《渔父》的影响。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显然就是模仿陶渊明的这一首诗，但是模仿得也不像。首先题目就有点问题，田父殷勤地请他喝酒，他写了-首诗，不是赞美田父，而是赞美了另外一个人。诗的最后六句是："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有的《中国文学史》
以"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为例分析道："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一个曾经侍候过皇帝的人，对待劳动人民竟能如此平等亲切，是极为少见而可贵的，也是富有进步意义的。"[22]其实"指挥过无礼"才是杜甫的真实感受，而"未觉村野丑。"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真的"未觉村野丑",就不可能会想到把它写到诗里了。陶渊明本来是可以当官的，因为对刘裕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所以选择了隐居生活，穷困潦倒，不得不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与那些在仕途上遇到挫折，用隐居来做做样子是有本质不同的。这些人写的和陶诗，并没有达到陶渊明的水平。[73]
前人完全没有涉及过的领域毕竟是很少的，程千帆说："除了去开创前人完全未涉及过的领域之外，我们在研究中所遇到的更多的一种情况，还是前人已作过一些研究，但作得不够充分，有继续补充和扩展的必要；或者是前人的解释尚不圆满，不能让人完全信服，有必要作进-步的阐释。这种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充和重新解释，也是一种创新，而且是现在科学研究中最多的一种 命题。"74]
（2） 新的见解
学术论文应该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我们本科生、研究生写学位论文当然要注意这-一点。1948年，黎锦熙在华北文法学院上中国声韵学课，"第一堂课便宣布：听完课，要动脑筋，提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期末考试，'如果完全按照我讲课的笔记背，一字不错，别人给你一百分，我给零分！"7s早些年杭州大学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选了"《史记》研究'为毕业论文题的研究生，花了许多时间，收集了所有论《史记》的专著、文章来读，由此而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数万字的论文。但他的指导老师勉强给了他一个'及格',并加了批语，大意说：别人谈到的见解，你的文章里都有；别人没有谈到的，你的文章里也没有。"76]这些老师都强调了读书治学一定要有新的见解。
首先，我们要注意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来。如清人汪中《释三九》云："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这段话科学地概括了此类语言现象的规律，已为学界普遍接受。
大家都很佩服陈寅恪，我认为陈寅恪的过人之处不仅是考证，而且能通过考证总结出一些历史规律。如他的论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在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天师道之流传多起于海滨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以后，又指出："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 吾国政治革命，其兴起之时往往杂有宗教神秘性质，虽至今日，尚未能尽脱此历史之惯例。好学深思之士当能心知其意也。"781他所总结出来的这两种历史规律应当说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特别是对于后者，作为成熟的政治家从来是不敢掉以轻心的。又如一。般人对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并没有特别留意其政治背景，但是陈寅恪经过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魏为东汉内廷：
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自来史家惟以曹魏、司马晋两姓之关系目之，殊未尽史事之真相也。""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已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7g即使是-一些很具体的问题，陈寅恪也能注意总结出其中的规律来，例如唐代的皇帝很多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政变成败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陈寅恪分析道："唐代之长安，其宫在城北，故北军为卫宫之武力。苟明乎此，则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即以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事变为例，"玄武门地势之重要，建成、元吉岂有不知，必应早有所防卫，何能令太宗之死党得先隐伏夺据此要害之地乎？今得见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贰陆肆拾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敌对之勇将。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实任屯守玄武门之职，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窃发。迨太宗既杀其兄弟后，常何遂总率北门之屯军矣。此亦新史料之发见，足资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 也。"文学当然也有规律可寻，如清焦循云："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然而未暇也。偶与人论诗，而纪于此。"8u当中的个别提法容有争论，但是"一 -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论点却产生了深远影响。胡小石在讲中国文学史课时就接受了这一观点。 陈中凡在《悼念胡小石学长》一文中回忆道：
其时北京大学开有文学史课，由朱逖先生主讲，看他的讲稿，分经史、辞赋、古今体诗等篇，近于文学概论，非文学所能包括。小石因举焦循《易余簫录》说，大意谓："一代文章有一代文章之胜，《诗经》、楚辞、汉赋、汉魏南北朝乐府诗，以及唐诗、宋词、明制义，各有它的特色。至后代模拟之作，便成了余气游魂，概不足道。"82]胡小石用"一代文章有一代文章之胜"的观点讲文学史课，对这门课的课程建设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胡适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提出过双线文学的观念，他在1926年发表的《<词选>自序》中，对此作过比较完整的表述：
文学史 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丟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OP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1831后来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又用简洁生动的语言强调了这一一点："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184他对总结出这一规律是引以为自 豪的，在《胡适口述自传》的最后一章，还很得意地提到了这件事："这一个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和-一个僵化了的死文学，双线平行发展，这一点在文学上有其革命性的理论实在是我首先倡导的，也是我个人（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新贡献。"185]
钱锺书论通感也是-一个突出例子，他谈道："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86]钱锺书有关通感的观点，对我们正确理解诗歌中有关感觉挪移的描写，显然具有指导意义。
对已有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同样也具有新意。程千帆说过："前人对某-问题已有涉及和论述，但其论断并不正确，需要加以修正。这同样可以认为是一种创新。"87例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汉字的六条造字规律，即"六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也有人对他的一些提法，发表了不同意见。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将"武"作为会意的代表字。《说文解字》戈部还引用《左传》中楚庄王的话解释道："止戈为武。"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五。论谐声之惑》中谈到"武"字不是会意字而是形声字，武字中的"止"字实际上读"无",他反对用后世形成的义理来说解古代早就出现的汉字。应当说他的看法很有道理，因为先民在创造"武"字时，是否具有用战争消灭战争为武这么深刻的思想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再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发表后，颇受推崇，唐圭璋在《评<人间词话>》一 文中提出了一一些不同看法，今录两点如下：
王氏论词，首标"境界"二字…… 予谓境界固为词中紧要之事，然不可舍情韵而专倡此二字。境界亦自人心中体会得来，不能截然独立…… 上乘作品，往往情景交融，一片浑成， 不能强分。
王氏既倡境界之说，而对于描写景物，又有隔与不隔之说，此亦非公论。推王氏之意，在专尚赋体，而以白描为主，故"池塘生春草""采菊东篱下"为不隔之例。
……、。兴从来亦是一法，用来言近旨远，有含蓄，有寄托，香草美人，寄慨遥深，固不能谓之隔也。[881人们的认识是不断提高的，对已有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属正常现象，当然要力求正确，言之成理。有一篇题为《宋诗怎样一反唐人规律》 的论文，对宋诗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拙作《简谈宋诗中的议论》[891一文认为许多优秀的宋诗寓议论于形象之中，而且充满感情，仍然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优秀遗产，此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月刊1981年第6期以头版位置转载，可见受到了社会重视。
（3）新的方法
求新还表现在新方法的运用方面。由于运用了新方法，往往也能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并且能得出- .些新的结论。例如胡适、顾颉刚等人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将文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胡适将这种方法概括为：
一、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二、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三、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四、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901他在《<三侠五义>序》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母题'（motif）， 你添一枝，他添一枝，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1胡适指出："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revolutionary） 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92]就以孟姜女故事的演变为例，《孟子告子下》云："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汉代赵岐《孟子注》云："华周，华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齐大夫死于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为之崩，国俗化之，则效其哭。"增加了二人的名字，官职，死亡的原因，并采用夸张的手法，说明了其妻哭泣的效果。至唐敦煌曲子词《捣练子》词云："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则赋予杞梁妻以名字，省略了华周夫妇，增加了孟姜女送寒衣的内容。宋周輝《北辕录》云："次过范郎庙，其地名孟庄。庙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蒙恬将军也。"则孟姜女丈夫变成了范姓，死亡原因也由战争变为修长城，时代由先秦变为秦代。此外唐有《孟姜女变文》，宋有《孟姜女》院本，宋元戏曲有《孟姜女送寒衣》，明传奇有《长城记》《杞梁妻》，清时调有《孟姜女》，弹词有《孟姜女寻夫》《孟姜女寻夫哭倒万里长城贞烈全传》，宝卷有《孟姜女宝卷》《长城宝卷》等等。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雪球是怎样越滚越大的。193下面我们再举一 个简单的例子，顾颉刚的儿子说：
《黄祢余话》记高邮州南有露筋祠，相传三种说法：一、有女与嫂过此，天阴蚊甚，嫂投宿田舍，女谓宁死不可失节，乃露坐草中，被蚊虫叮咬一夜，至旦血竭筋见而死，人们为之立祠。二、有鹿过此，一夕为蚊所食，至晓见筋，因以为名。三、有人醉止其处，一夕白鸟咕嘬，血滴筋露而死。父亲认为这正是故事转变的好例，"其规律则要使此故事变得美，变得更能吸引听者之同情。因此，同样不胜蚊咬，露筋而死，然鹿不如人，男不如女之有吸引力，故不容其不变。其后果塑女像矣"（《郊居杂记十》）。94]
再如我国古代普遍采用治经的方法来研究《诗经》，这就限制了《诗经》的研究水平，而闻一多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诗经》，从而使《诗经》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梁实秋在论及闻一多时指出：
他的研究的初步成绩便是后来发表的《匡斋尺牍》。在《诗经》研究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他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解释《诗经》。他自己从来没有夸述过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但是作品俱在，其价值是大家公认的。清儒解诗，王引之的贡献很大，他是得力于他的音韵训诂的知识之渊博，但是一多则更进一一步，于音韵训诂之外，再运用西洋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例如《匡斋尺牍》所解释的《苯苡》和《狼跋》两首，确有新的发明，指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有人不满于他的大量使用佛洛伊德的分析方法，以为他过于重视性的象征，平心而论，他相当重视佛洛伊德的学说，但并未使用这一个学说来解释所有的诗篇。1951举个例子说吧。《苯苡》一诗看起来很简单，没有多少诗意，但是闻一多从新的角度进行考证和分析就大不相同了，苯苡（车前子）有"宜子"的功能，采苤苡的习俗，便是性本能的演出，而《茉苡》这首诗便是那种本能的呐喊了。在宗法社会里是没有"个人"的，一个人的存在是为他的种族而存在的，一个女人是在为种族传递并繁衍的功能而存在着。如果她不能证实这种功能，就得被她的侪类贱视，被她的男人诅咒，以致驱逐。而尤其令人胆战的是据说还得遭神_祖宗的谴责。 接着，闻一多又为我们拨动了想象的齿轮：
现在请你再把诗读-遍，抓紧那节奏，然后合上眼睛。揣摩那是一个夏天，苯苡都结子了，满山谷是采苯苡的妇女，满山谷响着歌声。这边人群中有一个新嫁的少妇，正捻那希望的玑珠出神。羞涩忽然潮上她的靥辅，一个巧笑，急忙的把它揣在怀里了，然后她的手只是机械似的替她摘，替它往怀里装，她的喉咙里只随着大家的歌声啭着歌声_-片不知名、 没遮拦的狂欢。96]
今人史念海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采用文献调查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谭其骧在为其所著《河山集》第四集写的序中说：
《河山集》初集所收论文，基本上还和包括我在内的一 般老历史地理工作者一样，都是利用历史文献写成的。从第二集起，就一变而为一部全是用历史资料（包括文献与遗址遗物）与实际调查考察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这就使中国历史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的重大，可不言而喻。第二集的论文，主要是论述黄河流域地貌和植被的变迁那几篇，篇篇都取得惊人的成就……第二集《自序》中举了若干文献考证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一经实地考察便迎刃而解的例子中，就有永乐城、仙人关、萧关、祁山、函谷关、潼关，以及战国与秦代长城遗址等军事上极关重要的条目。[97]
即以仙人关为例，史念海曾概括地叙述道：
南宋时，吴珍、吴磷，据守仙人关，抵抗金兵的侵略。由于吴珍、吴轔作战的英勇和仙人关的险要，金兵到底没有能突破这座雄关，巴蜀得到保障。可是有些考证学家把这座关置于秦岭之，上。这就使人迷惑不解。当我亲自到了仙人关的遗址时，看到嘉陵江畔，处于群山环绕之中的关城废墟，深深感到《宋史。吴珍传》所记载当年英勇的守关战争是确实的，只是后来的考证学者把地方考错了。这座关城在宝成铁路虞关车站和白水江车站之间，现在称为吴王城。吴王城显然是因吴珍、吴瑞在这里驻兵而得名的。修筑宝成铁路时，在这里泥土中掘出《仙人关重建宣相安公生祠碑》。宣相安公是指南宋时平定吴羲叛乱的四川宣抚使安丙。碑文明说是立在仙人关，应该是了无疑义的。[98]
应当说明，史念海采用社会调查与文献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地理学也继承了前人的优良传统。他本人就谈到过这一点： "在禹贡学会成立之前，研究舆地之学的学人就已有重在目验的传统，所谓目验，就是实地考察，甚至正当考据工作最为盛行的乾嘉时期，有的学人也不以仅翻检征引旧籍为然。禹贡学会成立之后，颉刚先生就感到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不能不实地考察，并以之为解决问题的必要的基础。这样的创见使多少世代以来，一直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历史地理，更接近于地理学。"91可见史念海所采用的这---研究方法是继承并发扬了该学科的优良传统。
目前，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检索电子文献的方法来为科学研究服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机森尝举一例："有一 次我想了解政治压力对日常语言的影响，因为清代头发是敏感的问题，所以我设想在明代常用的'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 应该是犯忌讳的。但是我不可能通读所有的文献去印证这个假说，于是我请助理查询本所的"汉籍全文数据库"中的《明史》部分，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确定它从未出现过。当我想确定《扬州十日记》或《嘉定屠城记》等敏感的书籍是否曾被公开提及或公开流传的记录时，电子文献库也可以很快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电子文献库当然未包括所有清代文献，但是光从特定字眼出现的频率也可以说明许多历史事实。"100]显然，计算机运用技术正在迅速推进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
（4）新的材料
在相关的科学研究中，还没有被运用过的材料，均可视为新材料。材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有新的材料往往会得出新的结论，即使新的结论不正确，新的材料本身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傅斯年曾强调指出："我们要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之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11胡适在红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说过："因为考证《红楼梦》的关系，许多大家不知道的抄本出现了。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曹雪芹一家的传记材料。
最后又发现脂砚斋的详本《红楼梦》；虽然不完全，但的确是最早的本子一就是现在我自己研究的一-本。后来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在康熙皇帝的一张抽屉里发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张秘密 奏折。这个奏折说明当时曹家地位的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材料，我们的考证就没有成绩。我研究这部书，因为所用的方法比较谨严，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找到一个最早的脂砚斋抄本，以及无疑的最早印本一一活字本， 再加上曹家几代的传记材料，所以我们的研究才能有点成绩。"1021首先要注意新发现的材料。陈寅恪认为不注意使用新发现的材料，就很难参与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他在《陈垣燉煌劫余录序》中指出：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03]
王国维之所以在学术研究中作出杰出贡献，是因为他能够注意运用甲骨文等新发现之资料。他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提出了运用材料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 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04]
在王国维看来，有了新材料，往往就会产生新学问。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
见之学问》--文中，专门谈了新发现的材料与新学问的关系问题：
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后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家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 .
于学术大有关系者，尚不及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105]
陈寅恪曾专门分析过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中，运用新材料所取得的新成就，指出：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獬狁考》等是也。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n[1061今人杨向奎还联系当时的学术背景对王国维运用新材料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王国维是利用甲骨、金文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创始人。这种方法，现在来看是平常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在当时来说，这是新奇的事。我们看一- 看和王国维同时的学术权威，经学今古文大家康有为和章太炎的学风，就更加清楚。康有为主张变法，提倡'托古改制",因而他不相信某些典籍中的古史记载，认为是出于刘歆的伪造，他不相信出土的钟鼎彝器。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和康有为不同，他不相信传统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但他也不相信甲骨、金文。在当时，经学就是国学，两位经学大师垄断了当时的国学界。
而王国维先生冲破这种垄断，以甲骨证商史，用金文证周史，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工作。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07]
对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的"地下之材料"也不要看得过死，文物无论是否来自地下， 均可用作史料。 张舜徽尝云"王氏《观堂集林》卷一九所载 《晋前尺跋》 《六唐尺跋》《宋三木尺跋》《宋布帛尺跋》《新莽嘉量跋》诸篇都是极有价值的文字。特别是《记现存历代尺度》一文，搜集自汉至清十七种尺，以证古今尺度的变化，指出了历代尺度由短而长的原因，揭发了统治阶级加重剥削的具体事实。王氏所用方法，无疑是遵循前人遗轨，但是由一 器物形制，推论到历代政治得失，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1081王国维所搜集到的这十七种尺，很难说均为出土文物。
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是卓有成效的，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今人郁贤皓在李白研究与唐刺史考方面成绩突出，用的就是"二重证据法".他谈道：
想学习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将纸上的材料（典籍）和地下的材料（出土墓志）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希冀从中发现新材料。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用这种死办法倒也有不少新收获。例如我通过阅读张九龄的《张说墓志》，考出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中的"卫尉张卿"乃张说之子张泊，张说卒于开元十八年十二月，张九龄写此志在开元二十年，这就为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提供了切实的证据……至于唐代的刺史。可以说很大-一部分是运用"二重证据法"考证出来的。[1091其次要注意运用那些被人忽略的资料。前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宋代的欧阳修专门为金石文献编了个目录叫《集古录》，他在序中说要将"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其后".他的儿子欧阳辈在《集古录序》作了进一步说明："集古录既成之八年，家君命裴曰：吾集录前世埋没缺落之文，独取世人无用之物而藏之者，岂徒出于嗜好之僻而以为耳目之玩哉？其为所得亦已多矣。故常序其说而刻之，又跋于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谓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已粗备矣。"11g如《集古录》卷五《唐裴光庭碑》按曰："《唐书》列传云光庭…谥曰光宪，今碑及题额皆为忠献…玄宗自书不应误，皆当以碑为是。"后来赵明诚编纂《金石录》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其序云：
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为《金石录》卅卷。
现代学者的视野更加开阔，凡与自己学术研究有关的一切材料，都在搜求之列。
如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谈道："新的学问，靠新的材料。一科学之成立，靠一科学事件之搜集。我们要以新观点所支配之材料搜集，成就研究本国各问题之科学化。""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了，只要我们认为是一种材料就可以收下，不但要好的，并且要坏的。"他提到的需要购求的材料有以下十六种：--、经史子集及丛书，二、档案，三、地方志，四、家族志，五、社会事件之记载，六、个人生活之记载，七、账簿，八、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九、基督教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十、宗教之迷信书，十一、民众文学书，十二、旧艺术书，十三、教育书，十四、古存简谱，十五、著述稿本，十六、实物的图像。y这些资料类型确实打开了我们的眼界。
利用新材料对学术研究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如--提到建国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人们都会想起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其中郭绍虞、朱东润都出版过首尾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没有完成，生前只写作出版了计划的一-半。他之所以能与郭绍虞、朱东润相提并论，主要是因为他发掘出了许多新材料。周勋初指出：
过去人们收集我国文学批评史的材料时，不出诗文评、各家诗文集和各朝正史文苑传的范围；罗先生则扩展到有文字的一-切领域，诸如经、子、史和佛道二典等等。凡与文论有关者，涓滴无遗，尽行辑录。他所用的材料，都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细心抉择而得。[112]
吴新雷是戏剧研究专家，在《红楼梦》研究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谈道：
在《红楼梦》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我为了探讨曹雪芹背叛封建贵族家庭的历史情况，曾对清代曹家在南京的事迹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乾隆上元县志》关于曹雪芹曾祖曹玺的传记，后来又看到了《道光上元县志》有同样的内容，因此寻根溯源，终于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协助下，访见了《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1131对于曹雪芹家世研究来说，这是一项突破性的发现，再结合社会调查，吴新雷为推进曹学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果我们掌握外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语言文字撰写的材料。例如韩儒林于1935年春至1936年上半年在德国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学习波斯文、蒙文，晚间到普鲁士科学院学习突厥文。1935 年10月他完成了《阙特勤碑译注》一文，随后又完成了《苾伽可汗碑译释》及《暾欲谷碑译文》两篇。文章涉及的三篇碑文都是用突厥文写的，均为研究突厥早期历史资料，韩儒林的三篇译文及解释为我国最早的汉文译释。后来韩儒林以译释此三碑所积累的丰富资料，对突厥祖先传说及官号等展开了研究，推动了我国突厥史研究的进展。[14他利用外文资料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在元史研究中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我们从事科研工作还要注意那些常见的然而被人们忽略的材料。如前所说，陈寅恪是非常重视运用新材料的。但是，令人佩服的是，他又非常善于利用常见材料。听过他课的许世瑛回忆道：
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1s]
其实他的科研论著也注重使用常见史料。如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提到"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
本篇主要说明"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所据材料主要就是《旧唐书》《新唐书》《隋书》一类正史，《唐会要》《通典》一类政书，《元和郡县志》《西域记》一类地理书， 《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一类文集，《册府元龟》一类类书，还有《资治通鉴》等。"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就是利用--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116但是要充分利用这些常见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严耕望将这一点归纳成两句话："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117]他还谈道：
例如钱宾四师，很少能有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利用新的稀有的史料所写的论文也极少；他一生治学，主要的是利用旧的普通史料；然而他能研究出很多新的结论。例如他撰《刘向歆父子年谱》，所根据的都是人人所能看得到的史料，没有一条是新的史料，然而他能得出举世佩服的结论，使今古文之争顿告平息……再如汤用彤先生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我认为是近五十年来就某一-时代的某一方面问题作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几部论著之一，日本学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太多了，就我所知（以二十年前出版的为限），没有一部能及得上这部书。然而他用的材料，也没有什么新的！据说他衣袋中随时都带着- .本《高僧传》，正可见他OP的研究基础是建筑在旧史料。上！ [118]
周勋初也曾谈到过这个问题：
客观地说，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而要发掘出大批前人未见的材料，那是不现实的，但现存材料是否已经多方发掘了呢？怕也未必。还是以《文选》和《玉台新咏》为例来说明吧。《文选》中的文体究竟分为多少类，各家意见分歧很大。有的学者据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与唐抄《文选集注》卷八八司马长卿《难蜀父老文》中的陆善经注，以为《文选》中尚有"难"类。实则古代文献中于此早有明确记载。《玉海》卷五四引《中兴书目》，记《文选》中有赋、……碑、志、行状等为三十卷，其中就列有"难"类，可见宋代内府所藏《文选》中即有此类。这一。上好材料，可惜大家还未注意…… 《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长沙宣武王懿（附猷子韶）传》中有"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的记载，这不是证明庾信即有同性恋的问题么？颇怪那些论证《玉台新咏》中的同性恋问题的学者何以不注意这类材料？ [1191下面再举-一个我碰到的例子。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丈夫是李亿，但是她却写了好几首诗给子安，有的学者认为子安是鱼玄机最要好的情人。而《说文解字》明确地说：
"亿，安也。"中国古代人名与字的含义相呼应，可见子安是李亿的字，李亿与子安是同一个人， 这就为我们正确理解鱼玄机的诗扫清了障碍。 《说文解字》是一部常见的书，但是我们不少人研究鱼玄机时，都忽略了这条重要的材料。[120]
在材料运用方面，我们还应做到以故为新。有些材料在-一个领域可能是常见资料，在其他领域可能就是比较新颖的材料。譬如研究古代杀殉问题，张舜徽谈道：
《墨子节葬篇》说过："天子诸侯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这不是周代的实录吗？大约殉葬是古代最残酷的制度，殷周相因，为时已久。墨子主张兼爱，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所以便发出"薄葬"的呼声，他的书中所说"数百"数十"的数字当然是可贵的史料。我不解研究殉葬的先生们何以都把这宝贵的材料忽略了。这分明是由于大家将周秦诸子看成纯粹理论的书籍，没有注意到有些可以证史的地方，所以弄成"失之眉睫之内而求之千里之外"的疏漏。[121]
文史哲三门学科关系密切，其资料自然可以相互利用。还有些学科差别较大，其资料也是可以相互利用的。比如我们可以将美术领域的常见资料，用来说明文学与史学问题，并能让人产生新鲜之感。梁启超就说过："唐画中之屋宇、服装、器物及画中人之仪态，必为唐时现状或更古于唐者，宋画必为宋时现状或更古于宋者，吾侪无论得见真本或摹本，苟能用特殊的观察，恒必有若干稀奇史料可以发见。"122]张舜徽也指出：
古代画迹，多可考史。非特存诸缣素者然也。近世河南汲县出土之铜鉴，上有水陆攻战图，多至二百九十余人，格斗射杀之状，历历具在。保存于汉代墓葬中之画像石与画像砖，有劳动者煮盐、渔猎、收获之图，出土于四川成都。有地主收租图，出土于河南密县。保存在汉代墓室中之壁画，有乐舞百戏图，出土于内蒙古和林格尔。至于敦煌石窟，集壁画之大成，固以图绘佛教故事者为多，亦有不少描写劳动者进行生产之情景，皆可据为典要，上证古史。 即以见之豪素之绘画而言，如五代时顾闳中所作韩熙载夜宴图，绘出南唐贵族官僚奢侈享乐之状；北宋张择端所作清明上河图，绘出当时首都汴梁繁荣景象；皆为极形象之史料，可补书本记载之所不及。[123]
下面就举-一个文学方面的例子，如白居易的《时世妆》提到某些时髦妇女"双眉画作八字低",诗中的八字眉究竟作何解释，很难找到有关的文字材料，但是只要我们看一下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就会立即一-清二楚。又如唐人张仲素的《春闺思》："裊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笼"的形制如何，我们还真的不容易说清楚，但是只要我们看一下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画，立刻就明白了。再如唐末词人温庭筠《菩萨蛮》词描写贵族妇女的衣服说："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我们对这种花纹很难凭空想象，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女供养人像，外衣大翻领上绣着两对对称的鹧鸪鸟，袖口上绣着--对。艺术史研究者认为，这种花纹和温庭筠所描写的应有相似之处。"124]《簪花仕女图》与莫高窟壁画中女供养人像，在美术界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资料，但是用来解释唐代诗词能给人以新颖之感，而且有着较强的说服力。
今天我们使用图像资料已经越发容易，王汎森2004年说过："大概五年前，电子化的图像数据开始出现，以前只作为插图的东西，现在比较容易获得并且成为主要的解。
读材料；以前可能只有艺术史家比较容易入手的，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等学者也可以随手运用，而且还可以借助计算机，对图像作细部的了解与分析。"1251可见，我们使用不同学科的史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大有可为的。
有些学者运用的资料在学科之间的跨度非常大。如"竺可桢同志是我国和世界著名的气象学家和物候学家，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我国古典文献十分爱好，广泛阅读，至老不衰。他在专业的研究中，引用了许多古代的诗句作为证明。例如，在谈到长江黄河流域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地方不但无夏季而且无春秋时，就引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这说明是事实".126研究自然科学可以利用文学史料，反过来研究文学当然也可以利用自然科学文献。如卞孝萱先生"从医书中发现《唐刘禹锡纂柳州救三死方》记载着元和十一年（816） 十月柳宗元"得干霍乱',十二年得疗疮，又'得脚气，夜半痞绝，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大号哭'.从而对柳宗元贬谪柳州以后的不幸情况，有更多的了解".127]
3.选题要力所能及
严济慈说："什么叫能做研究工作，能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或者能指导研究工作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标志是看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题目，就是找到一一个经过努力近期能够解决的研究题目。"28]选题再好完不成也不行，所以我们的选题还要考虑经过努力是否能够完成。以下几点应当注意：
（1）选题要小，要具体明确
题目小容易写得深，题目所涉及的范围具体明确，容易把握，内容也会比较集中。
一些成功的论文选题都做到了这一一点。例如王国维的《释史》《五代两宋监本考》，我的老师黄景欣在本科生阶段写的《秦汉以前古汉语中的否定词"弗""不"研究》也是如此。
谈到选题要小时，人们特别强调"小题大做".所谓"小题大做"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题目表面上看起来很小，而所阐发的意义却很大，也即以小见大。我们在选题时，应当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最好讨论一些具 体的问题。如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史书中运用故事是否有悖史实的问题，以及辨伪方法的问题等都是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在一篇论文中如何探讨这些问题呢？陈寅恪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是从一两个具体问题入手的。如《三国志》卷二O《魏书。邓哀王传》记载了曹冲称象的故事："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歧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陈寅恪在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中发现一条材料："天神又问，此大白象有几斤？
而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天神。"陈寅恪按："杂宝藏经虽为北魏时所译，然其书乃杂采诸经而成，故其所载诸国缘，多见于支那先后译出之佛典中……或虽未译出，而此故事仅凭口述，亦得辗转流传至于中土，遂傅会为仓舒之事，以见其智。但象为南方之兽，非曹氏境内所能有，不得不取其事与孙权贡献事混成一谈，以文饰之，此比较民俗文学之通例也。"129在陈寅恪看来《三国志。华佗传》具有神话色彩，也是受到佛教故事影响的结果。我们就不再引述了。陈氏在论文的最后指出："夫三国志之成书，上据佛教入中土之时，犹不甚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遂致以承祚之精识，犹不能别择真伪，而并笔之于书。则又治史者所当注意之事，固不独与此二传之考证有关而已也。"他还总结出一个辨伪的方法："此因名词之沿袭，而推之事实之依托，亦审查史料真伪之一例也。 "130]
而在以小见大方面，程千帆的诗学研究堪称我们的榜样。张伯伟谈道："他解剖问题的切入口往往是某一-作家、某一作品甚至是某一诗句。他往往是将某一问题放在一个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再从一个别问题中导引出一般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程先生解决问题，往往从个别到一般，由具体见普遍。"13]程千帆也说："伯伟编《（程千帆）诗论选集》，谈到我治学撰文，不作空泛之论，能从某一不为人所注意的侧面切入，以微见著，既微观又宏观，通融无碍。如此能进而达于化境的，当以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为显例。"[132]
"小题大做"还有一层意思是说题目表面上看起来很小，但是我们在收集资料，进行严密论证方面，同样要花大力气去完成。胡适就说过："我们要小题大作',切忌'大题小作。例如顾亭林举一 百多个例来证明*服字古音逼',这是小题大作。若作二三百字来说'统一-财政', 或'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题小作，于己于人都无益处。"1331上面提到的黄景欣的那篇论文就是小题大做的结果，丁声树写过一篇论文《释否定词"弗"不》，所得出的四条结论被语言学界视为定论。黄景欣认为"丁先生的文章虽然拥有许多例证，但这些例证却是经过选择，而不是全面的".[1341因此， 他尽可能全面地考察了从甲骨文到《史记》中的有关否定词"弗"与"不"的语言资料，以及今人的有关论著。例如有关甲骨文的材料采自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等七种图书，有关金文的材料采自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九种图书，并通过周密的分析，指出丁声树在《释否定词"弗""不"》一文中所提出的通则是不符合实际，不能成立的。黄景欣在本科生阶段写出来的这篇高质量的论文，受到了广泛好评。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小题大做"的突出例子。严耕望曾在齐鲁研究所做过-一个学术报告，题目是《两汉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他根据一千多条事例作统计，结论是： （1）自武帝以后，凡是朝廷任命的长官都非所统辖地区的本地人，县令不但不用本县人，也不用本郡人。（2） 顾炎武说，州县长官自由任用的属吏，都是本地人。严先生检查过，发现有几个例外，但不是有特殊原因，就是正史所记载有误。严先生接着说：
我本以为这不过是些小小的结论，（钱穆）先生听了我的报告，精神为之-振，说是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大发现，怎么是个小问题！秦汉时代，中国刚由分裂局面进入大一 统的局面，封建潜势力仍存在，而交通不便，极易引发割据观念。若任本地人做本地长官，则名为统一国家，其实在文化意识上并不统一，对于大一统的局面，甚为不利。汉制地方长官全用外地人，自不易发生割据自雄的观念。但本地民情只有本地人最清楚，规定地方长官任用的属吏必须为ap本地人，既可避免长官任用私人，复可使地方行政推行顺利。所以这--条法规极有意义，不可等闲视之。这一席话启示我们研究问题时，不但要努力搜取具体丰富的材料，得出真实的结论，而且要根据勤奋的成果，加以推论，加以发挥，使自己的结论显得更富意义。[135]
还应当说明一点，如果你想做-一个大题目，最好先完成一些小题目， 由小到大，逐步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当然也可以采取滚雪球的方法，在某一- 条线上或在某一-个面上，做完了一一个小题目再做-一个小题目，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重心。切忌东做一个题目，西做一个题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为这样做你搜集的资料和掌握的知识难以再次利用，往往会费力多而收效微。我们从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集中，大致可以看出其中的诀窍。如王运熙围绕乐府诗，先写了七篇论文，编成论文集《六朝乐府与民歌》。又写了十一篇论文，编为《乐府诗论丛》。后来又写了十多篇论文，编为《乐府诗再论》。作者感慨道："人的一-生很短暂，贵在有所创造，留下若干值得纪念的东西。如果我在乐府诗研究方面取得的一- 点微薄成果，今后能比较长期地为学人所参考和利用，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周勋初的论文集《诗仙李白之谜》也是一一个例子。1989年6月2日至4日，他到安徽九华山参加李白学会主办的第二次年会，提交的论文为《李白家人及其名字寓意之推断》，他介绍道：
是年4月2日，我在构思有关李白的文章时，觉得其子女的名字颇为怪异，本人也颇有异端作风，遂列出几点，待日后慢慢写成一书： （1） 子女命名，（2）籍贯与指树为姓，（3） 剔骨葬法，（4） 不尊王攘夷，（5） 不崇儒，有战国余风，纵横游侠，（6） 从永王瑞乃必然，（7） 商人家庭，散千金，（8） 弃女人。后在商人家庭一点上一-直不敢下结论。[137]
后来作者为了解析这些疑点写了十篇论文，并且结集成了《诗仙李白之谜》一书，此后又写出了专著《李白评传》。
目前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选择论文题目时，比较喜欢选择大题目。下面 是某校中文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设计的几个选题：①《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②《论张爱玲的小说》，③《张爱玲小说的通俗品位和现代色彩》。显然，第--个题目大而无当，不可能在几千字的篇幅内将这么大的一个课题论述清楚。第二个题目写起来也不容易，因为张爱玲的小说很多，又涉及方方面面。第三个题目只谈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两个特点，这样就容易奏效。其实在"通俗品位"与"现代色彩"两个特点中，只要集中力量先研究其中的-一个也就够了。总之我们在选择论文题目时，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小题大做，以小见大。
（2）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论语：述而》云："子日：'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学问之大，无所不包。我们在写学术论著时，全面出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奏效的。章学诚说得好："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为愧也。因取譬于货殖；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138]又说："人之有能有不能者，无论凡庶圣贤，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则所求者，可以无弗得也。"1391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在许多领域都有独到见解，我们在选题时应当扬长避短，这样才能有所贡献。所以章学诚又说："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與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1401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例子，善取的例子如孙殿起的经历。他是河北省冀县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只读过两年私塾、一年小学，就因生活艰难而辍学，于十五岁那年到琉璃厂当学徒。由于长期实践，并且得到了伦明等专家学者的指点，他在清代版本目录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先后编著了《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贩书偶记》二十卷、《清代禁书知见录》《琉璃厂小志》《贩书偶记续编》《北京风俗杂咏》等作品，颇受好评。如果他勉强地去做其他研究工作，就不一定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
在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不少例子，夏承焘在《我的治学道路》一文中说：
我的设想很多，计划十分庞大。我一度曾发愿研究《宋史》，并且花了五六年工夫，看了许多有关资料，后来知道这个巨大工程决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方才放弃。但是，我又想编撰《宋史别录》《宋史考异》，想著《中国学术大事表》等等……经过反复思索，我发现了自己"贪多不精"的毛病。根据平时的兴趣爱好和积累，决定专攻词学…… 研究词学，我是从校勘和考订入手的。当时，我所做的工作，似乎有点"不入时",但我想："人生在世，能各发挥其一-己之才性，何必阿附流俗，强所不能，我国文学待掘发根植之地尚多，只看其方法当否耳，不入时何足病哉。"我已认定目标，决心向词学高峰攀登。[141善弃的例子如孔凡礼的经历。1953 年8月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 篇散文，于是想当作家，但很快发现自己缺乏这方面的才能。后来他想结合自己的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研究鲁迅，又发现鲁迅思想博大精深，非自己能力所能及。1954 年开展《红楼梦》大讨论，他又想研究《红楼梦》，文章寄出不久被退回，因而放下了对《红楼梦》的研读。此外，他还想研究《水浒》《 儒林外史》，终因研究的人很多，不易提出创见而作罢。后来，他见到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友琴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很受启发，决定以陆游为突破口，做古籍整理工作。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和齐治平合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1984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范成大佚著辑存》，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他的《范成大年谱》，他的《全宋词补辑》《宋诗纪事续补》也已出版，并且为《全宋诗》的编纂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果我们过多地涉及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就难免犯常识性错误。胡适晚年名气大，许多人请他讲演、写序，难免说了-些外行话而受到嘲笑。所以他告诫自己"切不可轻谈自己本行以外的专门问题".143]
（3）要能找到资料
写论文没有资料就等于无米之炊，所以我们在确定选题时还要考虑能否找到资料的问题。陈寅恪将中古史作为研究对象，是考虑到了资料的因素。他对清代经学批评道：
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如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1441虽然与某一课题有关的资料不少，但是你没有能力、没有条件获得，也不宜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譬如域外汉文化研究，你目前尚无机会出国收集国外有关资料，外文水平又不太高，做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就十分困难。严耕望曾谈道：
就我而言，在汉唐时代，边疆问题很明显的是响亮的好问题，但是我绝不插手，除非研究其他问题时牵涉到边疆，不能不去搞一下！ 因为我对于边疆民族语言一窍不通，西方语文知识也极贫乏，谈不上利用他们的资料，若真讲边疆问题，一定要闹笑话。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方面，我也不讲，尤其思想问题，绝不插手，因为自觉天分不高。而又太客观，太谨慎，不敢讲无把握的话。我想以我这样个性与工作方式，若讲这些难以捉摸的问题，势必被材料困住，作茧自缚，钻不出来；纵然能讲一点东西出来，仍不会自信其必定正确，更不能自我满足，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再譬如你目前尚无条件借阅大量的珍本、善本，你要研究涉及许多珍本、善本的课题，往往也会吃力不讨好。程毅中先生说他"也曾设想过重新整理一下百 卷本的《说郛》，可是有许多见不到的版本，如原藏汲古阁的抄本和香港中文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藏本，当然望洋兴叹了".[146）就我个人 的写作体会来说，有的论文题目很好，也很有意义，但是难以找到资料，便迟迟未能动笔；而有的论文，例如《论清高宗的目录学思想》[147] 《论办理<四库全书>的组织管理工作》148]刚写 起来比较顺利。其关键的一点是《四库全书》《办理四库全书档案》《清实录》《（乾隆朝）东华录》《御制文初集》《续集》等相关资料，南京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很容易找到。把完成课题的材料寄托在到外地去寻找的基础上是不大可靠的。
以上就是"毕业论文的选题原则？（如何选题）"的全部介绍，希望对大家了解选题的原则上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