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话语实践层面：预设与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的文本生产
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社会实践根据是否以话语的形式进行表达，可以将社会实践分为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但是同样可以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话语实践不仅具有社会实践所具有的社会性，也具有话语实践所特有的话语本性。对话语进行话语实践层面的分析，就是基于其话语本性，对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进行分析。这是同样作为社会实践的非话语实践所没有的性质。
在话语实践向度，费氏更多地关注互文性在文本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互文性，简单来说，就是现有的文本是建立在对之前文本或者其他文本的吸收和改造的基础之上。"一些文本充满着其他文本的片段，它们可以被明确地区分或融合，而文本也可以对它们加以吸收，与之发生矛盾，讥讽性地回应它们，等等"他将互文性概念分为两种类型：明确的互文性和互为话语性。"明确的互文性是这样一种情况：在那里，特定的其他文本被明确地吸收到一个文本之中，在那里，互为话语性是一个话语类型如何通过话语秩序要素的结合而被建构起来的问题。"预设是明确的互文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本章主要分析，预设技巧在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的文本生产过程中的使用。
同时，本章还发现，根据社会心理学的从众理论，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文本预设的内容会产生从众效应，从众效应的产生，有助于党的领导的社会身份的建构，有助于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
一、预设。
预设即预先假设，是"以隐含的方式内嵌于句子或语段中的无需断言的信息或命题，指的是发话者在说出某个特定的句子时所作的假说，即说话者为保证句子或语段的适宜性而必须满足的前提。"简单的来说，预设就是说话的人（或文本制造者）认为听者（或者读者）对某些信息是已知的，不需要再对这些信息进行重复，而直接跳过这些信息，在这些双方都已知的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讲话，比如说，当一个人说"美国的威胁"的时候，其预设的信息就是"存在美国的威胁",如果美国的威胁不是存在的，那么怎么会有"美国的威胁"这一进一步的说法呢？当说话人认为听者和他一样知道"存在美国的威胁"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再重复这个信息，而在共知这个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讲话。
积极的来说，预设在语言中的使用具有经济性。预设把共知的信息省去，一方面减轻了说话者的负担，也便于听者更快地获知有效信息。这样的技巧使人际交流变得简答、高效和经济。例如两个老同学见面，小王对小李说，"我老婆前一段时间辞职了，经常去欧洲旅游，花了我不少钱，搞得我公司都快破产了。"这段简单的话，要是把预设的内容都说出来，大致应该是这样，"你知道吧，大学毕业后我结婚了，我成了一个有老婆的人，她之前有工作的，前一段时间她辞职了。
你也知道地球上还有欧洲这样的地方吧，应该也知道还有旅游这回事，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去欧洲旅游了，但是旅游要花钱的，钱这东西应该你也知道，钱是确实存在的，花了就没了。我老婆出去旅游花了我不少钱。对了，我还有个公司，公司存在破产这回事，我老婆把我钱都花了，搞得我公司就要破产。"但是，有时候，说话人预设的内容并不是听者事先就知道的，就是说预设信息不是双方共知的。说话人也知道预设的信息不是听者已知的，但是他故意把这样的信息作为一种预设的信息进行传播。通过这样违反共知性的预设技巧，可以掩盖虚假或有疑问的信息，对意识形态的传递尤为有效。
比如说，当一个人想表现自己多么优秀的时候，他并不去直接陈述自己有多么优秀，而是通过使用预设的技巧，在预设的信息中暗含自己优秀的信息，表面上看来表达的重点在于明说的话，其实重点在于预设的信息。"今年我第三次当选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干了几件特别挫的事。今年的校演讲比赛意外地没拿到第一名，发表到 Nature 上的文章编辑竟然让我改了三次才给发表，之前哪有这样的情况！"说话人表面上的抱怨其实暗含了很多说话人优秀的信息，这些优秀的信息都以预设的技巧隐藏在预设信息里。这段话的重点在于预设的信息，而不是表面上的话。把这段话的预设信息说出来，这段话其实是这样的，"我之前两次被选举为学生会主席，这一次是第三次。今年校演讲比赛没有能够拿到第一名，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之前我参加的校演讲比赛都是获得第一名。近年又在 Nature 上发了一篇文章，之前已经发了好多次，但是这次编辑让我修改了三次，以前发表的文章都是很少让修改的。"通过这样的预设技巧给听者传达了说话人很优秀的信息，建构了说话者优秀的形象。
二、历届宪法文本生产过程中对预设技巧的应用。
在对宪法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文本的生产过程中，立法者使用了预设的技术。历届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的句子中使用预设技巧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间接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第二种是直接对坚持党的领导进行要求。具体情况见表格二：
三、预设对党的领导的社会身份的建构作用：预设的内容产生从众效应。
（一）从众效应。
从众是指行为或信念受群体的影响而变得符合群体规范。
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往往会对个体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个体去遵守群体的规范。比如在工人集体罢工的行动中，一些工人可能是出于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参与罢工而进行斗争，但这也许不是他们唯一的影响源。很多人其实是由于大多数工友都参与了这项活动才参加罢工的。他们关注的是，如果我没有参与罢工，其他工友会怎样看待我。尽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并没有受到其他工友明确的威胁，但是这种关注依然存在。在这样的事件里，可以说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影响了个体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从众？群体是如何影响其成员的？研究者们将其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被称为信息性社会影响。当一个身在群体中的个体对某些信息不确定，或者怀疑自己的判断时，他可能会采纳某个人的观点，但是他更会接受由许多人共同提供的答案。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依靠群体给我们提供关于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如何行动。就是说，一个群体能够通过影响个体的信念、态度或者行为的信息从而对他或她施加影响。这种类型的从众，由于是个体出于对正确的信息的渴望而对群体的服从，服从于这种信息压力的个体在私下里往往也能够真正地接纳这种群体标准。
第二种可以称为规范性社会影响。在一个群体中的个体成员相信如果自己的行为偏离常规，偏离群体的规范将会受到排挤或惩罚。当个体的行为偏离了群体的期望时，个体就会对群体可能的相应反应产生惧怕。个体就会感受到遵守群体规范的压力。即使这样的个体从没有见过群体实际地执行对偏离群体规范个体的惩罚，甚至是这种惩罚根本就不存在。但是这种群体规范的压力会导致个体的焦虑和恐惧，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规范公开的服从，但是这种服从可能在私底下并不为个体所真正接受。
在大多情况下，群体会同时使用这两种情况来影响个体。
（二）预设的内容对党的领导的社会身份的建构作用。
在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的形象，预设的内容给读者是这样的一种印象：党曾经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党的领导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党的基本路线和是权威的和正确的，是得到全体人民拥护和支持的，中国人民将继续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
在五四宪法中，有关统一战线的描述中预设了有关党的领导的两层意思："人民统一战线发挥作用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继续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共识".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可知，五四宪法制定时期，是党巩固政权的时期。虽然党基于其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已经获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认可，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党的领导。
对于大多数认可中国共产党领导合法性的处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中国人民来说，"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继续领导是中国人民的共识"这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信息。这里的预设主要是起到了省略立法者和读者之间共知的信息，使得话语更加经济。
对于那些梦想恢复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以及其他因各种利益并不支持党的领导的反动派的人来说，这句预设的作用主要有两点：第一可以传递给这些少数人一种确定的信息，那就是党的领导现在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共识。第二可以表达一种群体规范，那就党的领导已经是大多数中国人认可的一种社会规范。那么对于质疑党的领导的少数个体，群体大多数人的确定的信息以及已经形成的群体规范，会对他们产生无形的压力。导致他们在内心里对党的领导的信息的真正的确认以及表面上对党的领导这样的社会规范进行公开地服从。通过在对党的领导文本生产中使用这样的预设技巧，建构了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地位，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
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时期，在基本路线的问题上其中预设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权威的和正确的"这样的信息。从现在来看，党当时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并不是正确的。那么在当时，对于那些左的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权威的"读者来说，这些预设的内容是共知的信息，这里的预设只是省略了一些双方（立法者和读者）共知的信息，对于那些右的对党的领导有所怀疑的读者，这些信息并非是双方共知的，那么这里预设就起着传递意识形态，掩盖一些重要的有疑问的命题的作用。多数人赞成党的领导这样的信息会对于少数怀疑党的路线的人产生一种压力，即使他们认为大多数人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群体的压力仍旧使他们怀疑自己的看法，感觉是自己获得的信息出现了错误。因此，会使他们在公开场合同大多人一样，表示对党的领导的赞同。
按照费尔克拉夫的理论，话语不仅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和限制，也对社会结构具有建构作用。从话语对社会结构的建构作用来说，作为有关党的领导的宪法话语对党的领导地位也有一定的建构效果。通过预设的手法，对党的领导地位进行肯定地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建构党的领导形象，加强党的领导。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一定时期内对党的领导持不同意见的人，通过预设的手法进行意识形态的传递，建构了党领导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