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代消费文化的勃兴和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当代文学文本的创作已悄然发生改变。在文学外部机制的演变以及各种经济利益、名利意识的影响下,当代文学文本越来越多地被改编成为影视作品。随之而来的是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全新特征,如娱乐性、复制性、消费性等等。下面是搜索整理的当代文学论文8篇，供大家参考阅读。
当代文学论文第一篇：《流浪地球》小说与电影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表达
摘要：通过对比小说《流浪地球》及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情节、人物设置及价值观念的塑造,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上,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差异也是二者的重要不同。小说着重表现了作者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思考与质疑,电影则表现了作者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高度赞扬。然而通过对“集体”这一形式形成过程的研究以及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可以发现小说与电影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对隐藏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中的非理性群体意识的批判与突破。
关键词：《流浪地球》; 集体主义; 非理性群体意识;
Study of the Novel Wandering the Earth and Its Film Adap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ism
YANG Ch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By comparing the plot,characters and values of the novel Wandering Earth and the film adapted from the novel,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ir plot and characters,but also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 collectivist views of values.The novel reviews or criticizes collectivist views of values while the film praises collectivist views of values.By examin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ollectivity and the author's life experience,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 novel and the film in criticizing irrational group consciousness existed in collectivist views of values.
由郭帆执导的电影《流浪地球》自2019年春节档上映以来一直广受观众好评，票房已经突破40亿元。同时，同名原著的阅读量也急剧上升。虽然电影从筹备阶段到上映一直宣称是对于同名小说的改编，但是电影的情节与小说的情节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细读原著会发现，原著与电影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话题：集体主义。不同的是，原著中作者着重以一种讽刺的方式质疑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而电影中导演则否定了原著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质疑，转而以一种充满紧张与激情的方式表达了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认同。二者之间看似矛盾，但实质上是有着共同价值观的，这种价值观最值得我们去发掘。
1 小说《流浪地球》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质疑
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本质时曾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8这说明任何人都只有在一个社会网中才能够体现其作为“人”的本质存在。从这一点来讲，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不矛盾的。人的价值、人的利益可以在集体中得以体现，甚至超越之前作为个人时所能达到的限度。斯大林在1934年的一次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曾提出：“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2]354-355同时，毛泽东在其著作《论十大关系》中也曾谈过关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主张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从中可见，集体主义不是对于个人价值的一种泯灭，集体主义中之所以要强调个人，是因为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及个人利益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集体能否形成并存在发展，以及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能否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在社会中推行。从新中国成立至今，集体主义价值观已经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但是在《流浪地球》中作者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产生了一种质疑。这种质疑体现在几个方面：(1)集体主义价值观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种被个人所认同的价值观；(2)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该如何得到解决；(3)集体的观点是否与真理具有一致性。
刘慈欣曾经把科幻当作是现代神话，在他看来神话其实也就是遥远年代中发生的现实，所以科幻虽然偏重于幻想，但也是真实的，反映的也是现实。[3]小说《流浪地球》是一部充满了科幻色彩的作品，其故事背景虽然发生在未来，但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所以这部作品也是作者刘慈欣对自己生活经验的一种表现。刘慈欣生于1963年，他的童年时代恰恰是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在这一时期，他的父亲受政治影响被下放至山西阳泉成为一名煤矿工人，文革时期那种对于集体的狂热推崇以及集体与集体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作者对于集体主义这一价值观的反思。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反思以及对于这一动乱时期的表现不仅体现于《流浪地球》中，在刘慈欣的成名作“地球三部曲”系列中也有体现，“地球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三体》就是以“文革”的背景展开的，主人公对于这段历史的思考也是整部小说故事开始的源头。小说中作家对于两派之间的战争以及最后的双方的“双输”的描写实则暗示了他对于那段历史的反思以及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质疑。
从小说本身来看，作家采用了两种方式来表达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质疑：一方面，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塑造了一个小说中的“我”；小说中的“我”及作家自我的文本投射，同时也是这部小说的叙事视角。在对小说叙事时序的选择上，作者采用了逆时序的方式，用回忆的方式展现了“当前”与“过去”两个时间，同时也基于这两个不同的时间而展现出两个不同的“我”。这样作者便可以用一种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审视过去的自我和集体以及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在小说中，作者回忆到在面临普通民众爆发的武装抗争时，自己坚定地选择了站在政府一边。“但我加入了联合政府的军队，这并非由于对政府的坚信，而是我三代前辈都有过军旅生涯，他们在我心中种下了忠诚的种子，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背叛联合政府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4]13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个人之所以选择归属一个集体并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不是经过理性思考之后认为这一个集体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而只是从一种感性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若是背叛联合政府就等于站在了自己前辈的对立面，将背叛联合政府视作对于家族荣誉的背叛。他所认同的不是联合政府的价值观，因为在最后他也选择了跟随剩下的军人夺回控制台并交给外面的反对派，并在取得控制室后表现出了对于联合政府的极大痛恨。小说中并没有讲述主人公的立场是如何发生转变的，只是讲他作为一名军人在服从上级的命令，是他的上级最终选择了加入反对派。在小说的末尾，联合政府的官员和科学家刚刚被执行死刑之后，他们所预言的现象便发生了，这也证明了反对派的观点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反对派此时只能选择他们之前的对立面，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政府，继续之前他们所反对所痛恨的“流浪地球”计划。这种前后巨大的转变以及其中暗含的讽刺都是通过小说主人公“我”多年之后的回忆来展现的。当下的主人公在继续“流浪”的地球上反思着自己经历的过去，过去对集体的那种非理性的狂热和暴力与此时主人公对过去的讲述及包含于讲述内的讽刺形成了小说叙事的张力，主人公一生的成长经历也带来了一种思考：既然人在选择加入一个集体的时候不一定是理性的，那么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是否还应该是一种被每个个人所认同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表现集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来表达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质疑。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小说中反对派和联合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科学家证明太阳将会发生的“氦闪”现象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通过“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进入一个新的恒星系，这一过程将持续千年之久。但在计划开始执行后不久，另一批人通过观察认为太阳不可能发生科学家所说的“氦闪”，因此，他们认为“流浪地球”计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于是，这些人迅速集合形成了反对派，并与联合政府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以联合政府的彻底失败和科学家及官员被处死而告终。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提到联合政府投降时讲到：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可能导致地球发动机失控并对地球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虽然看似是在解释投降的原因，但却隐含了作者的另一个思考：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该如何得到解决。因为集体与集体之间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集体的利益，但双方对于各自利益的追求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双方都走向毁灭。联合政府投降之后反对派迅速判处了他们死刑并用极其残酷的方式将他们处死。正在反对派们高歌“胜利”之时，联合政府所预言的“氦闪”爆发了。小说中没有写看到“氦闪”爆发后反对派们是如何反思、如何做的，但流浪计划的继续执行说明了一切。反对派们最终成了他们所反对的那一派，成立了新的联合政府，这也是全书最具讽刺性的情节。这其中所表现的是作者的又一思考：集体的观点是否与真理具有一致性。集体的观点是否与真理具有一致性是存疑的，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双方共同的毁灭，个体在加入一个集体时不一定是理性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是否应该成为一个被认可的价值观？
2 电影《流浪地球》对于集体主义的重塑
原著的作者刘慈欣在电影制作中担任监制，但在电影中，小说对于集体主义的质疑与思考没有被导演郭帆所采用。导演在原著小说的故事背景之上重塑了电影的价值观，使得集体主义价值观在电影中得到了高度的赞扬。
在电影中，导演首先消除了原著中的反对派，这一与联合政府利益相矛盾的集体，进而也消除了之后存在的战争与联合政府人员被判处死刑的情节。这一改动使得导演能够在不脱离原著的背景下更加自由地展开叙事，构建新的价值观。在电影中，联合政府是人类面临生死存亡时所结成的一种超级规模的政府组织，它不仅是地球上各个政府的集合，而且拥有超越之前各个国家政府的权力。比如它制定了以当下的价值观看来绝对不允许的法律，即未经法律的审判而剥夺个体的生命。在影片中联合政府使用其超级权力组织起超过150万人规模的救援力量，并且表现出可以不计损失的决心。这是单一的国家政府所不可能办到的，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够得以实现，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人类才得以生存。
与强调并突出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国电影如：《美国队长》《变形金刚》《钢铁侠》《第一滴血》等不同，影片中实施救援的方式和参与救援行动的单位始终都是以集体的方式来展现的。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联合政府的救援行动出动了庞大的力量，每一台发动机都有数个小组前去救援，影片中“饱和式救援”极为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重启以及最后对于赤道的转向发动机程序的修改始终都是一个集体的行动，包括刘启和韩朵朵及这一救援团队的努力以及后面各个国家的救援队纷纷赶来合为一个大的集体共同推动“撞针”，这些行动中表现的不是某个人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而是集体的付出；不是某个英雄在拯救人类，而是一个又一个小的集体在拯救人类，是人类自己组成的集体在拯救人类。
电影抛弃了原著中反对派与联合政府之间的战争，但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极其隐晦地表现了一场战争，即宇航员刘培强与超级人工智能moss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代表着具有感性思维的人类与只具有理性思维的人工智能之间的战争，也不仅仅是导演和原著作者刘慈欣对于亚瑟·克拉克的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和库布里克根据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的致敬，同时也是表现导演对集体主义肯定的一个重要手段。影片中当发动机喷射的火焰未能点燃木星时，刘培强想到了驾驶“领航者”号空间站撞击木星以此来引爆木星。但是由于人工智能moss代表着绝对理性并且它还承载了另一种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建方式，它绝不可能接受自身的毁灭。这时刘培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也是人类这个集体。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战争来看，都是众多国家组成的联盟之间的对抗或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军队这种高度组织化的集体之间的对抗。因此，我们可以说战争实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战争中所产生的英雄则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每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5]54所以，个人英雄主义及“英雄”的牺牲既是对个人的表现，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以及“英雄”的牺牲是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最大认可。这种牺牲不等同于死亡，它附带着一种极高的荣誉，这种荣誉激发了集体中每一个成员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对集体的存在与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没有刻意强调宇航员刘培强的中国身份，而是着重强调了他从大的角度来讲是人类的一员，从小的角度来讲是家庭的一份子。从而构建起了一个最大的集体：人类，以及人类中最小却也最重要的集体：家庭。
3 小说和电影对于非理性群体意识的批判与突破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集体这种形式是有其优势所在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了一个自然状态的设想，认为形成国家之前，人类处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享有最充分的行动自由和权利自由。虽然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类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本能。“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6]93这使得这种自然状态中充满了战争。人类为了保护自己而选择让渡一部分权利并订立契约结成一个集体，从而形成了国家。与之相反，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不仅不是一种充满战争的状态，反而是一种完备的自由和平等的状态。自然状态中的每个人都享有着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权。但自然状态本身不能为人类的自然权利提供保障，因为“人们充当自己按键的裁判者是不合理的，自私会使人们偏袒自己和他们的朋友，而在另一方面，心地不良、感情用事和报复心理都会使他们过分地惩罚别人，结果只会发生混乱和无秩序”[7]8。为了保障人在自然状态下的权利，人们放弃了自然状态下由自己执行裁决的权利，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共同将裁决权交给一个委托人，从而组成了一个国家和政府。综上所述，组成集体是人类成长与发展的必然方式，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也理应得到尊重与推崇。那么，现实中发生的种种不合理的政治现象与小说中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质疑是否与之相矛盾呢？小说的作者质疑的是全部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还是其中隐含的不合理成分，这是我们所必须认真辨析的。
从集体的形成历史可知，集体不等同于个体的汇集，更重要的是在集体之中集体与每个个人之间建立一种契约关系，从而保障个人与集体的权益。单纯的个体的汇集只能称之为“群体”。这种群体之中缺乏一种契约精神。处于群体中的个人无法像集体中的个人一样获得来自集体的保护，相反，这一群体以及深处其中的个人很容易受到某些非理性群体意识的伤害。由于“集体”与“群体”二者很难从表象上进行区分，这种非理性的群体意识便往往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中隐藏下来甚至以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外在形式所展现，从而形成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破坏与消解。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非理性群体意识主要来自于两方面，首先是儒家的实用主义经验哲学。儒家文化强调“礼”的重要性，并将“礼”看作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统一的重要工具。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及之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的阶级性十分明确且各阶级之间是绝对不平等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带有平民色彩的礼治思想与专制皇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受专制皇权的限制，只能“将礼治思想归结为是‘下愚’对‘上智’的无条件顺从”[8]。所以儒家的这种观念带来的最大弊端就是广大群众对于领导者无条件的、非理性的顺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中的顺应自然，以静制动及“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等观念则造就了中国人长久以来逆来顺受、缺乏反抗意识以及自我逃避的精神胜利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非理性群体意识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缺乏理性精神与质疑及反抗的勇气，将希望寄托于“明君”而不是自我。这种非理性群体意识在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也被表现了出来，之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也都对这种意识进行了表现。
原著小说虽然很难说属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范畴，但是从作者的成长经历及其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非理性群体意识的批判，如小说中对于婚恋的描写。在小说中，主人公“我”与妻子加代子婚姻关系的破裂源自于加代子选择加入反对联合政府的一方，而“我”坚持留在联合政府。两个原本相爱的人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分属了两个不同的且敌对的组织，这两个敌对的组织之间的战争葬送了加代子的生命，摧毁了一个家庭。这虽然是一个发生在未来的故事，但其实它所表现的是传统思想在“现代”的一种表现。传统的婚姻秉承的是双方家长的决断，奉承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父母不仅可以决定婚恋双方是否在一起，更可以决断让双方已经形成的婚姻关系破裂。这种不符合人性的婚恋观在“五四”运动之后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婚恋自主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婚姻法》甚至超过了《宪法》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小说中“我”与加代子的爱情悲剧背后实际上完全是封建婚姻的一种再现，不同之处只是故事的背景在未来，破坏婚姻的主体从封建“家长”变成了一种现代的组织，遵循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传统思想，根本上没有改变旧时代封建婚姻的本质。“我”与加代子浪漫而甜蜜的爱情和一个完整的家庭因为双方不同的观点以及这种由不同的观点而形成的两个相互对抗的组织而破裂。反抗组织选择使用暴力推翻联合政府，在这场战争中加代子失去了生命，“我”的爱情及家庭彻底走向了终结。作者有意或者无意识地用“现代”的一种政治婚姻去对接封建时代的婚姻关系，其目的是要用一种理性精神去对封建文化所形成的非理性群体意识进行艺术表现。以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悲剧做结尾也体现了作者对于这种非理性群体意识的批判。用一种理性精神去反思去批判传统文化中非理性群体意识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中的残存，这种方式不仅避免了将集体主义价值观做错误的批判，也是对于“五四”精神的一种继承与发扬。
不可否认的是“集体”这一形式虽然有其弊端，但是这种形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直到今天，集体的形式仍然存在于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批判其中的不合理因素时，我们也应积极探索对于不合理因素的突破。在电影中，导演对非理性群体意识进行了突破，重塑了新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非理性群体意识的弊端之一在于一个群体形成了对于一个领导者的盲目崇拜与信任，这使得整个群体的成员失去了个人的理性，使得一个群体没有形成一个比个人的理性更加全面更加合理的理性，陷入了非理性之中。所以要想突破这种非理性的弊端，关键就在于避免陷入对于某个个人的崇拜之中。在电影中，导演始终表现的是主角所在的团队而不是主角个人。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说这个团队中是会开车的刘启作用更大还是修改程序试图点燃木星的李一一作用大还是说最终牺牲的航天员刘培强作用更大。因为整个计划是一个集体在努力，这个集体的成功在于每一个成员更好地发挥了自己的价值，在于这个集体中的成员真正把集体的理念融入于生命之中。以至于我们在观影结束后很难说是谁拯救了人类，只能说是这个集体，是人类拯救了自己。也如同上文提到的“饱和式救援”，哪怕会牺牲掉几十万人，但只要全球三十五亿人能够活下来，就代表着希望。
4 结语
电影《流浪地球》最大的特点在于没有对原著小说的剧情和人物进行照搬式的改编，而是充分挖掘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与价值观念，在尊重原著小说故事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同时影片巧妙地运用了“未来”和“科幻”这两个叙事背景，将集体主义价值观以一种人类自我拯救的方式融入到整部影片之中，从而与观众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共鸣。在这个过程中，影片也实现了对小说中隐藏的对于非理性群体意识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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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静静．论刘慈欣《三体》中的文革叙事[J]．小说评论,2016(3):17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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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论文第二篇：吴文莉、周瑄璞、杨则纬女作家对西安的不同表征
摘要：随着都市化进程的深入,反映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逐步增多,西安本土女作家也在用自己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对母城的深情厚谊,并产生了积极的文化效应。她们或是探寻并传承西安自古以来的文化品格与城市精神,或是以性别为视角观照城市日常生活的肌理与女性困境,或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反思身份认同问题,为更好地彰显西安文化优势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城市文学; 西安女作家; 文化寻根; 性别; 全球化;
Urban Memory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s in Xi'an——A Case Study of Wu Wenli, Zhou Xuanpu and Yang Zewei
An Weina
School of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the number of literary works reflecting city lif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Local female writers in Xi'an are also using their own narrative ways to express their deep love for their mother city, and have produced positive cultural effects.Some of them explore and inherit the cultural character and urban spirit of Xi'an;someone take gender perspective to care about the daily life in the city and the plight of women, and someone reflect on identity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ll of these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better displaying the cultural advantages of Xi'an.
古长安城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厚重、灿烂的历史文明;今日西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桥头堡,正在构建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辉煌的城市发展史理应是文学创作的厚土,但因受到陕西乡土文学成就的覆蔽,西安城市写作面目朦胧。
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市文学就有了“京派”与“海派”二重对立的创作风格,随着改革开放后都市化进程的深入,城市为文学带来了更丰盈的创作素材和更开阔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多的作家注目城市,描摹这一领域上演的悲欢离合,其中一大批女作家从女性善感视角出发捕捉城市的温度,探索城中饮食男女的精神内核,为当代文学增添了特殊一笔。
一座城有一座城的特色和记忆,西安的女作家们也在努力书写与“母城”的关系,展现西安所具备的古典气质和当代活力。本文拟以吴文莉、周瑄璞、杨则纬三位女性作家为中心,剖析其作品对西安的不同表征方式。
一、城市根性的寻觅与守望
历史车轮不断向前滚动,城市随之新陈代谢,但文化根性代代传承,或匿身于市井生活中,或游走于历史兴衰里,建构着城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品格。吴文莉努力用小说人物和故事为西安的文化根性显影,在沸腾的俗世和驳杂的人心中建立灵魂的栖息地。
西安作为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曾是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来此定居,造就了相容并包的都城文化。于是,在吴文莉笔下,西安是外乡人漂泊的归土。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关外乡人的文学叙述一直存在,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城乡互照式书写中展示城市的病态和乡野的生命力,表达对乡土文明的眷恋;另一种是聚焦外来者的身份焦虑,在叙事中展现其与生活奋力搏斗直至异化的过程。吴文莉的小说不同于此,她是将外乡人作为一个文学符号来彰显西安的并容徧覆。《叶落长安》中以郝玉兰一家为中心的河南人,在黄河炸口无处可逃之时来到西安,在城墙根下顽强生存下去;《叶落大地》中以刘冬莲母子为代表的山东人,在战乱饥饿的年代里,无法再从贫瘠的家乡土壤中刨出够吃的粮食,变卖家产来到渭北肥沃的土地继续耕读传家;《黄金城》中的毕成功在家乡人的围追逼迫下,逃离故土投靠西安,在“黄金城”里摸爬滚打,终于成为成功的商人。可以说当走投无路的外乡人投奔西安,同样贫穷的西安城默默敞开怀抱接纳了他们,给予土地、粮食、家和希望,这种阔达包容的城市文化如同岩隙中的甘泉,缓缓流淌在外乡人的生命中,悄无声息地浸润心扉。
毋庸置疑,作品中的每个人都集结着人与城的辩证关系,他们不仅是一种历史现实,而且以自身经历为我们提供解构西安城市精神的洞察力。吴文莉笔下的人物都是苦难生活的见证者,题材可以归到“底层叙事”的范畴中,体现了承受苦难、超越苦难的厚重宽忍的城市精神。吴文莉笔法与当代小说流行的苦难书写笔调相迥,贾平凹、阎连科、罗伟章、孙惠芬、方方等人更愿意在作品中凸显某种尖锐的审美格调,表现底层的被侮辱被践踏,以此反思人性坍塌、社会颓败的主题,体现了为底层代言的道德抉择,但作品不免给人压抑甚至绝望的感觉。吴文莉的作品更愿意让人看到苦难中的希望,困顿中的善良。《叶落大地》中刘冬莲死了丈夫、卖了女儿,拖着身孕艰难地跟着逃荒队伍来到西安,倔强、坚强的她生下儿子,超越身体、精神的极限,拼命开荒。茂密的杂草、粗粝的石块将这个女人划得满身伤口,同行者的冷眼、嘲笑、算计把这个女人团团包围,但她没有被吓倒,硬是在渭北挣下一片地,养大了儿子,赢得了尊重。《叶落长安》中的郝玉兰与刘冬莲很像,吃苦耐劳、坚忍顽强,在半嫁半卖给大她18岁又破了产的白老四后,以刚强的个性操持起整个家庭,走过战乱、饥荒、动荡,先后抚育了8个子女,一家其乐融融。这些伟大的女性以自身焕发的勃勃生机和宽厚德行完成了家族、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传承。
当然,吴文莉的视角是超性别的,故事中的男性也得到了很好的关照,无论是白老四、梁长安还是谭守东、谭彦章,他们也许命运坎坷、也许身陷困境,但内心涌动的关怀、爱和救赎亦让人感动。即使是最特殊的《黄金城》中的毕成功——一个彻头彻尾的奸商,读来也有很多可爱的地方。从身无分文到挥金如土,似乎很难指责其积攒财富的不择手段,而更让人感慨的是其不计劳苦、抢抓机遇的果敢和努力。吴文莉让我们看到苦难背后的巨大温情和无边悲悯,看到一种超越伦理规约、屏蔽简单道德判断的审美格局。看似在写外乡人,其实是以他们的视角、行为来塑造西安文化内涵对其的浸润。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曾说,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人的各种美好情操复活起来、挺立起来。[1]阅读吴文莉的小说,可以获取超越庸常和凄迷的力量,使个体精神走向高贵和神圣。
几千年来,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变迁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兴衰,西安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具有多元文化交相辉映、众多民族生息融合、各种宗教碰撞传承的地缘优势,凝聚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文化精髓。同时,今日西安已成为向西开放、深化区域合作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生长在其中的作家就必须担负起文化“寻根”和引领城市精神追求的作用。透过吴文莉的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今日西安传承并发展着广博多元的特点和浑然厚重的气韵,“小说中深层次的超越是文化超越,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异质文化在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共生共存”,同时她还将现代西安城市精神中融聚的中国百姓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性别视角下的城市经验
城市文学与女性文学交织共生已成为当代文学的一大景观。“五四”以后,女性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一大批知识女性借助写作来表达对封建文化的颠覆、对抗和解构,造就了女性文学的繁荣,冰心、庐隐、冯沅君、萧红、丁玲、张爱玲等女作家的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新时期以来,在经济转型、城市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女性逃离农业社会的田园和闺房,走入城市生活,实现了空间突围。王安忆曾说:“女人天生是属于城市的。”[2]很多女作家敏锐地感知到女性与城市、消费的密切关系,以一种先锋写作的方式展示城市中女性的存在状态及意识欲望,从而实现身份突围、价值突围,从张洁、铁凝、王安忆到林白、陈染再到卫慧、棉棉,都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去书写城市文明的发展与质疑。在西安女作家群中,周瑄璞受女性写作思潮影响最为明显,她的作品以普通城市女性的世俗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聚焦其在都市中的生存空间和行走姿态。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学消解了原有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日常生活,女性本就远离国家与政治的大是大非,贴近日常生活的本真,所以女作家的城市书写往往喜欢展现饮食男女的婚丧嫁娶等情感小话题,借此表达内心欲望和精神诉求。周瑄璞就是如此,她的作品通过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摹,尤其是对情感的觅求,体现她们内心幽微的小心机、小隐秘以及小动作、小眼神,形象地刻画了女性市民的血肉肌理。例如《故障》中女主人公下楼扔掉腐烂变质的蔬菜,却在返回途中被困在出了故障的电梯里,思及炖在炉子上的稀饭和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她内心无比害怕,既有对稀饭会出“故障”的小隐忧,又愁桌上的手机如果让丈夫看到“出轨”短信,会造成婚姻的“故障”。《骊歌》中外表美丽又颇有才情的女诗人田金枝在男人中如鱼得水,总觉得丈夫是个累赘,终于摆脱庸常的婚姻后,才发现其他男人并不真诚,一个个淡出她的世界,以至生活一片混乱,只能在孤芳自赏中走向衰老。在这些故事中,作者将女性真情实欲一一展现,城市为这些饮食男女提供了生存的环境,两性之间的复杂交往在生活的细节中一一展示,如果没有了繁华的都市作背景,男女的情愫流动就缺乏了地域场所,作家透过城市男女浮华的情感追求力求勾勒城市女性的精神内核和生存困境。
后来,作者不断突破写作视野,在《多湾》中尝试家族叙事的手法,以季瓷一家几代人的变迁为绳,系结国家命运、历史风云。书中其实有两个主角,季瓷和她的孙女章西芳:一个是在困难的岁月里,在农村多湾经受各种磨难,将一个负债累累的家带到接近富足的状态,像“中国地母”一样温润、淳朴而又坚韧;一个是在现代,在都市西安,依靠自己的能力与闯劲,成为一名广播主持人,后来在一次意外的车祸后,看清生活本质,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中,两人都显示了女性独立好强的一面。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周瑄璞开启了城乡互映式书写,这既是对城市欲望文明的镜像式反思,也是对“乡土中国”的回归。诚然,城市对女性而言,意味着摆脱农耕生活拘囿的困境,获得进入文明生活和不断发展自我的机会,同时城市所具备的物质性消费性特点又对女性具有天然吸引力,她们沉迷于服装美食以及社交声色的嘈杂。但是,城市与女性也有着相背离的关系,走入城市的女性很快发现,她们必须付出超乎男性几倍的代价才能在消费市场站稳脚跟,而没有社会生存知识与技能的普通女子不得不再次以婚姻或身体为砝码获得城市文明生活的资格,这无疑与进入城市的初衷形成悖论,也与女性追求的独立自尊形成悖论。所以在《多湾》后半段,章西芳的精神深处总有一种“乡愁”,一次次返乡的过程也是一次次寻根的过程,这表明了作者对女性在城市中商品化宿命的忧思。
到了新近出版的《日近长安远》中,这一特点更为明显。作品依循两条线索展开铺陈:一条是罗锦衣,凭借着自己漂亮多情的女性优势,从乡村走入城市,并且一路以身体为资本,走出了一条为官作宦的富贵路;一条是与罗锦衣一起长大的好友兼同学甄宝珠,作为底层普通女性在被迫离开民办教师岗位后,与丈夫进城务工,为生存而辛苦打拼。可是,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进入城市,城市并没有包容她们,故事的最后,名利场中的锦衣因争风吃醋与下属发生冲突被打击报复,声名败坏、丢了官职;与世无争的宝珠因为丈夫撒手西归失去了精神和物质的依傍,落寞不已,两人都选择离开冷酷的城市回归故乡,用故乡的黄土厚土、淳朴善良抚平了伤痕,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此时的城市对她们而言,已经不再是繁华、财富、个人价值确认的象征,只意味着追寻欲望过程中无可逃避的挑战和没有硝烟的战争,作者以“日近长安远”为题,就象征着对女性而言生活的残酷时时可见,幸福却难以寻觅。
周瑄璞以性别视角去审视当代女性与城市的关系,她首先聚焦于用女性意识去改写两性之间的关系,通过丰满的生活细节突显女性的逐渐觉醒,后来作者又逐渐认识到女性在物质高度发达、精神相对解放的今天,亦有着无穷的隐忧,开始反思女性在城市自我扩张的同时仍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化、被物化的宿命问题。通过作家笔下“‘欲望化’时代所强力催生的文学标本”以及女性自身“内心深处某种难以自控的强烈欲望所扭曲异化的结果”[3],可以折射今日城市文明的诸多问题。
三、全球化语境中模糊的身份认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时至今日,已造就大量巨型都市。“80后”的成长经历伴随着全球化在中国的发展,作为“文学陕军”中80后代表的杨则纬,区别于“农裔城籍”的作家总是以乡村视角审视城市文明,她见证了西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巨变,于是从18岁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她的写作内容总是围绕着当代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学表征展开,具有征候性特点。
首先在作品中融入了城市发展的新鲜元素,杨则纬说:“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西安除了历史,还有现在和未来……”,《我只有北方和你》《躲在星巴克的猫》《于是去旅行》《首尔邮箱》等作品在描写城市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历程中,既展现了都市红灯绿酒、繁弦急管的繁华,又体现了旅行、留学、网络、代购、西餐等潮流生活方式。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体现了年轻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欲望、无奈和挣扎。《我只有北方和你》中的林薇迷失于都市物质世界中,陷入精神空虚,在经历情感挫折后独自痛哭于落雪的古城墙下;《于是去旅行》中的辛钰为留在西安,采取不道德手段进入电视台,然而曾经想往的工作向其展示了残酷的一面,薪水不能保证、房子太贵只能蜗居、各种肮脏的“潜规则”时刻伴随,主人公一步步滑落在城市预先设定好的圈套和难题中。这些故事展示了因为城市建设步伐而发生变化的爱情、亲情以及人际关系,全球化进程造就了物质至上的繁华大都市以及涌向大都市的不竭动力,这使得很多年轻人深陷其中、不由自主,又深感沮丧与无奈,自我认同缺位。杨则纬试图为年轻人自我和解开出药方,她或者让林薇与辛钰们以旅行的方式逃离城市,“旅行的欲望是克服恐惧的温和方式”[4],短暂的漂泊用以抵消失落;或者让宓秋月们在突遇变故后快速成长,以年轻人的视野和韧劲坚强抗争,当然,中间有过于理想化的写作痕迹。
还值得一提的是透过杨则纬的部分作品,可以反思如何处理顺应全球化趋势与保持城市独特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躲在星巴克的猫》运用一种独特的手法,以猫和人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去审视社会人情,作品以西安的古城墙为空间背景,讲述“星巴克”里发生的几段故事。在这里,“星巴克”这个来自西方世界的潮流品牌成为城市“全球化”的符号,古城墙只作为映衬来增强作品张力。作者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兵马俑、四方的城墙、遥相呼应的钟楼、鼓楼以及大雁塔、小雁塔……这些被作为西安名片的种种代表着西安,也掩盖了这座城市。”[5]于是她试图去除西安古老文化的影响,只将坚硬厚重的古城墙浓缩为一个意义单一的地理标志,希冀让驰骋于其中的城市想象跳出城墙束缚,更加丰富多样,这是一种想要与“全球化”接轨的表达方式。但是,简单的“去文化”书写容易使作品陷入飘零无根的状态,高速发展的大都会有着千篇一律的大楼、街道,妆容一致的面孔,甚至雷同的生活模式,只是简单地呈现城市景观而非深刻地触摸城市灵魂不足以显现城市个性,所以虽然杨则纬的故事总是凸显和强调西安背景,但实际上西安的特色并不明显。而反观前辈作家的城市书写,王安忆《长恨歌》、贾平凹《废都》、王朔《顽主》、阿成《哈尔滨故事》、金宇澄《繁花》等之所以能获得认同,就是因为写出了城市特有的个性和文化底蕴。所以,如何写出基于本土经验的全球化城市才是应该认真探究的方向。
作为年轻作家,杨则纬的才气为人称道,当然其笔下的故事还显得稚嫩,多是一个个片段式故事的连缀,或者是一串串情绪的波动,就如她自己所言只是“能够表达出一种情绪”“一种在梦和现实中不能妥协的情绪”[6],作品还应在宏大叙事、广阔背景、深刻的哲思及丰富的人性方面多下功夫,真正写好进行时态的西安。
四、结语
随着乡村文明的退隐,以城市文学为核心的新文学作品正在走近文学创作的舞台中央,也日益进入批评界的考察视野。用作品为西安塑形已经成为新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西安女作家们的创作自觉,从吴文莉、周瑄璞到杨则纬,或是以“立心”的方式去挖掘城市生生不息的文化根系,或是以“性别”的视角去反思城市蓬勃欲望对人性的异化,或是以“写形”的方式展示全球化背景下都市现代生活,对带动西安城市文化发展、优化西安的人文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
不过还应该认识到,西安女性作家城市文学写作尚停留在数量的繁荣上,对于城市更深层次的困境和隐秘的揭示还不够,还需要用多种角度去深挖城市特点,写出更有质量的作品来。
参考文献
[1] [美]惠特曼,等.美国作家论文学[M].刘宝瑞,等译.北京:生活·读知·新知三联书店,1984:368.
[2]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王安忆自选集之四[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410.
[3] 王春林.欲望化时代催生的文学标本——周瑄璞《日近长安远》书评[J/OL].http://www.sohu.com/a/317298352_475768,2019-05-30.
[4] 杨辉.在她的身上,孩子的声音从未消失——杨则纬小说读札[J].创作与评论,2016,(12):21-25.
[5] 杨则纬.躲在星巴克的猫[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2-3.
[6] 杨则纬.我只有北方和你[J].上海:文汇出版社,2013: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