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小说影视改编存在的不足与完善

当代文学论文第四篇：新生代小说影视改编存在的不足与完善

 

　　摘要：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拓宽了新生代小说的传播路径，为当下的影视改编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在主题话语、人物形象及商业元素的通俗性转换上还存在提升的空间，影视导演在改编中的选材意识、重新调理以及对受众群体的重视，也将影响改编后影视艺术内涵的重塑与升华。

 

　　关键词：新生代小说; 影视改编; 媒介融合; 艺术反思;

 

　　在中国当代文坛，“新生代小说”亦被称为“晚生代小说”或者“新状态小说”，尽管学者的评价标准各异，但朱文、东西、林白、毕飞宇、陈染、李冯、韩东、何顿等小说家会被列入其中。新生代小说家于1990年代崛起于文坛，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鲜的写作经验。“事实上，我们研究新生代作家，使用新生代这个概念，不是为了掌控某种话语特权，不是为了‘规范’它或狭隘化地占有它，而是应进一步解放它、丰富它。”1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生代小说的命名应充分重视其流动性、丰富性与包容性的一面，因此，本文将“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的创作群体限定在中国大陆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出生的群体上。这一群体包括朱文、陈染、何顿、述平、东西、毕飞宇、荆歌、艾伟、鬼子、麦家、叶弥、鲁敏、李修文、戴来、何大草、路内与任晓雯等作家。

 

　　新生代小说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曾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拥有读者无数，新生代小说有很多都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新生代小说家作品的影视改编较早可追溯到陈染的中篇小说《与往事干杯》，导演夏钢在1994年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此后至21世纪以来，这一改编现象一直处在逐渐升温之中。改编的影视作品在保证影视剧艺术质量的同时，还拓展了影视剧的题材创作与类型创新，为影视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丰富了影视改编题材创作，拓宽了影视改编作品的类型。自从改编自麦家长篇小说《暗算》的同名谍战电视剧热播以来，谍战剧已成为当下影视文化市场的热播剧种。改编后的谍战剧一改先前谍战剧类型中谍战历史意识形态化以及谍战人物脸谱化的改编思路，而是对谍战历史进行了再现与反思，而且对谍战正反面人物进行了深度的人性挖掘，将正反谍战人物还原为正常人，从而创新了这个充满活力的类型剧。因此，可以说，新生代小说写作类型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为小说的影视改编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题材。“文学作品在被引入电影创作时，也把业已形成的风格、体裁以及作家的个性特征带给了银幕。通过电影工作者的精心取舍和独立加工、创作，这些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特征逐渐转化为电影的风格、样式或启发了电影创作中的类似风格样式的形成。可以说，当代主流电影的大部分风格样式的形成和完善都得益于文学作品。在所谓的商业电影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像侦探片、恐怖片、科幻片、黑色幽默片、言情片等样式都极大地得益于侦探小说、恐怖小说、科幻小说、黑色幽默小说、爱情小说等文学体裁。”2新生代小说的多种创作类型扩充了影视剧题材的范围，为当前影视文化市场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生代小说深刻的文学性为改编后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提供了保障。新生代小说的文学性融入影视作品中时，主要体现在为影视作品注入思想内涵以及提升人物深度两个方面。“高尔基把‘主题’说成是文学作品的第二要素。文学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反映社会生活和思想内容的深刻性，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所共有的特性。主题，是文学作品的灵魂。电影艺术尽管有自己的特性，但是思想的深度应该是它的本性所固有的成分。电影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一般是追求题材的新奇，以此去吸引观众。但是，严格地说，只有当‘活动照相’具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时，我们才有了真正的电影艺术。”3而且，“影片——特别是故事片——的文学价值的另一个尺度，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它应该是运用电影语言的归宿，是评价一部影片美学价值的中心”3。如在电影《与往事干杯》中，女主人公以追忆或反思的忧郁画外音诉说着那如烟似雾的往日情怀，加之影片中时不时回荡起来的舒缓音乐，以及女主人公的或茫然或痛苦或快乐或优伤的面部特写，都很好地契合了小说中通过充溢着感伤气息的语言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关于少女情怀的一次真诚的吐露和沉思。这部影片所拥有的独特气质与导演对原著中文学性的深入理解和转达是分不开的。正如导演夏钢所说：“影片《与往事干杯》捕捉到一种梦境般的怀旧的伤感的基调，这基调同样不一定存在于现实之中而存在于叙事者的心中。略偏暖调的色彩把人们带进一种旧日的氛围；一种徐缓的节奏，仿佛在过去的风月中滞留：特写和大全景的交替使用所造成的一种不确定性始终存在于整个叙述之中；女主人公的那双略带忧伤的大眼睛充满期待地凝视着命运，在如歌的弦乐伴奏下将她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4

 

　　综观新生代小说影视改编的总体状况，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如改编中对小说主题通俗性转换限度的漠视、对小说人物深度的削弱以及对暴力等商业元素的过度凸显等制约了影视艺术境界的提升。

 

　　第一，小说主题通俗性的转换。小说作为语言艺术，其主题思想往往指涉着多重深邃和复杂的阐释空间。而影视艺术的观赏性以及大众化往往要求影视剧具备一个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若改编后的通俗化主题失却了一定的限度，那么这样的改编就将通俗化改编演变成“低俗化”改编，此种艺术心态和实践将制约影视剧艺术内涵的提升。影视剧尽管有其大众通俗性的一面，但并不指向或倾向于无限度的低俗改编。东西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改编而成的电视剧《耳光响亮》这一过程中显示了小说原著中深邃性主题的简化。原著讲述了1960年代一家五口在父亲牛正国莫名地失踪之后，母亲何碧雪与女儿牛红梅以及两个儿子牛青松、牛翠柏在特殊年代里的情感与经历。原著小说中复杂深沉的主题如罪恶、受难与救赎等在改编成的电视剧中演变为苦难、坚守、领悟与圆满。主要人物牛红梅与冯奇才的恋爱贯穿始终，最终由于冯奇才的悔悟与坚持成就了圆满的结局。牛红梅多年在感情路上的被戕害也因冯奇才的最终悔悟与坚守而收获了美好的结局。原著小说中深邃性主题的简化成就了电视剧《耳光响亮》美好温暖的艺术风格，同时削弱了原著小说中对特殊年代人性异化的艺术省思与追问的力度。

 

　　第二，小说人物形象转换中深度的弱化。小说中人物形象由于在语言中呈现，表现出丰富性或者模糊性，同时小说中人物形象多是通过读者的想象而实现的，这就使得小说人物具有了某种神秘性以及多义性，而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而影视剧艺术本性的逼真现实感以及通俗大众化使得影视剧的人物塑造需具有现实感、确定性以及可理解性，而这一点体现在改编中常常表现为将小说中丰富多义的复杂人物形象改编为通俗易懂的单面人物形象。这样的改编思维是由两种艺术迥异的本质特色所决定的，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小说中人物的深度和文学性可以随意地进行弱化或平面化，因为如此一来，不仅改编后影视剧的人物思想内涵将会表层化，而且还直接地关系到整部影视剧的艺术成败。如改编自何顿长篇小说《就这么回事》的电视剧《走过路过莫错过》中的女主角侯清清。在原著小说中，侯清清是作为一个对自身以及现实社会具有反思精神的女性来呈现的，而影视编剧则将小说中的侯清清改编为一个婚姻失败的女人在经过一番情感挫折后最终收获爱情的大众故事，完全将着重点放在侯清清的婚姻爱情纠葛上，忽略了她内心对金钱功利的反思以及对她心灵世界的深切关注，这一女性人物形象的思想和艺术深度都被弱化了。

 

　　第三，改编中对商业元素的过度凸显。影视剧中的商业元素主要是基于影视剧的商业性和娱乐性特质来讲的，它主要体现在诸如暴力、奇观以及噱头等元素的使用上。由于影视剧本身的观赏特性，根据具体的影视剧恰当地运用商业元素是可以的，但过度地运用便片面地彰显了影视剧的低俗性，深刻地消解了影视剧应无比珍视的艺术力量。在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中，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改编后的谍战影视剧中。如果暴力等元素的使用脱离了影视剧情的需要，而仅仅将其当作影视剧中的噱头、奇观或卖点，那么这种对商业元素的过度运用将是毁灭一部影视剧艺术内涵的导火索。正如葡萄牙伦理剧大师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指出的：“任何艺术都不能告诉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只能努力去发现去表述部分，现在电影是非常狭隘的。只谈暴力、性，但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5因此可以说，对暴力等商业元素的过于凸显如果超越了影视剧情的需要，那么就将成为独立存在的“奇观化”展示，不仅会给观众脱离剧情的浮华之感，而且也会造成观赏中的心理压力。尽管在改编后的谍战影视剧中暴力血腥的镜头和场面无可避免，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应该对暴力的血腥场面进行慎重的设计、选择和设置，使得它们的呈现能够更好地烘托剧情表现人物。

 

　　综观新生代小说影视改编的现实状况，笔者试图在艺术自省的基础上总结并归纳出三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以期对当前小说的影视改编现状提供一个重新审视与反思的契机。

 

　　第一，改编是否需要“选材意识”？这里的“选材意识”是指当一位导演决定选择某部文学作品作为改编影视剧的素材时，他需要清楚地明晰他所选择的文学作品是否激起了他内心的波澜，是否与他的某种情感产生了共鸣，或者这一题材是否深刻地触动了他的灵魂，使得他需要通过将这部文学作品拍摄出来让自己进入这一神秘复杂的心灵世界。导演的人生阅历、个性气质、性格特点以及艺术素养将会直接决定他的选材意识，同时也将决定改编后影视剧艺术内涵的深与浅。“我为了探究才拍电影。如果我不知道一部影片讲什么，我会把它拍出来。然而倘若我确切地知道它是讲什么的，我的兴趣便将丧失。所以吸引我的恰恰就是探究的刺激性及其包含的危险性，你总是希望它会引领你发现某种真正新鲜、新颖、有独创性的东西。”6当导演选择某部小说时，他要有选材时的问题意识，即他想通过改编这部小说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如何在改编中将这个问题清晰地呈现出来。导演的选材意识需要导演自身进行积极的开发和培养，不断地在独具特色自我的基础上深层次地提升自我的艺术修养，找准文学作品与自己生命里隐密的情感契合点，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对于人性、情感、命运以及灵魂的思考。“对我来讲，剧本的第一步就是选材，不是故事，我觉得故事很好编的，角色也很好创造，可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让我有足够的动力，支撑我一年的兴趣。所以她本身的元素需要非常让我兴奋，是我关心的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光是片型上面对我有挑战，对人生的滋味上面有一种很主要的捕捉，而且要有一种独到之处。所谓独到之处就是大家都这么看，你却用一种新的角度去看。”7从这个角度上讲，导演的选材意识至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它将决定影视剧的艺术格调和命运走向。

 

　　第二，改编是否需要“重新调理”？无论是忠于原著还是创造性改编，最终呈现的都将是一个独特的影像审美世界。导演将自我的情感投入并用拍摄来证明这是一部有着显著个人独特标志的导演作品，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导演需要对这一素材进行重新的梳理和打磨。也即是说，从作品的思想内涵、情节、故事以及人物设置和对白等方面，导演深刻地与这个素材融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用镜头语言从外在形式到思想内容进行变更或者颠覆。也即是说，不仅在影片的观赏性上进行认真的打磨，同时在影片的思想上重新进行调理，以使得这部影视剧既好看又有深度的艺术气质。“我个人觉得，编剧有三个层次，最低级的层次是讲故事；第二个是出人物；第三要出味道，出味道才是最高级的。另外，在这三个层次上都做得特别好，没有哲学和情怀的支撑也是不行的。”8导演在选材之后对影视剧“重新调理”的意识将是导演独特选材视角之后的情感释放，以及影像实践。“所以开始改编时，我是把我有兴趣的元素挑出来再去编故事，或从里面再找东西去发展戏剧情节和角色。出发点在于我对这个题材有所感受，被它刺激出一些想法，我想做怎么样的表达或调理出什么样的滋味。这种滋味，原著里可能没有或者不一样。那是因为我对这个题材的感受跟作者不同，我想捕捉的东西和作者对题材元素本身的向往可能就不太一样。”9如果说导演在选材阶段仅仅是拥有一个设想，那么这一阶段则是真正落实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将决定一部改编影视剧的成败与否。

 

　　“作为年轻的艺术形式，电影在20世纪，在技术、结构模式和主题类别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而这些进展在其他媒介——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那里曾经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对许多人而言，电影是最生动、最令人兴奋的艺术媒介。因此，有意思的是：文学，无论是通过戏剧还是通过叙事小说，为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并仍在做出巨大贡献。”10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也呈现出热度不减的趋势。如电影《少年巴比伦》（改编自路内的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出品年份：2017年；导演：相国强）、电影《六人晚餐》（改编自鲁敏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出品年份：2017年；导演：李远）以及电影《阳台上》（改编自任晓雯的中篇小说《阳台上》；出品年份：2018年；导演：张猛）等。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还将掀起改编的新热潮。

 

　　综上所述，新生代小说家与影视的关系呈现为双向开放与制约的格局。“新生代小说家是文学在商业语境和意识形态语境中面临双重失语危机的情形下崛起的，它既证明了中国文学具有自我调适以应对各种考验的生存能力，也从普遍的意义上证明了文学的生命力和永恒性。在一个对文学普遍持悲观和怀疑主义态度，甚至有人宣称‘文学即将死亡’的时代，新生代作家充满活力和时尚性的出场方式，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未来与希望。”11新生代小说家与影视关系的发展前景也可作如是观，但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加以深刻的警醒、质疑、辨析与反思。对于新生代小说家来说，文学与影视的关系需辩证地看待，不应厚此薄彼，这两种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的精神受众与存在价值，它们之间的互动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艺术间借鉴与交融的特性，以及时代语境的深层指向与潜在隐喻。新生代小说家需清醒地捍卫文学与影视各自独立的艺术本性，尊重彼此在各自领域内的合法存在，宽容地看待彼此的相融与互渗，借鉴与共存，秉持开放与发展的艺术眼光，推动新生代小说家与影视间的和谐相处与互利共存。

 

　　注释

 

　　1吴义勤：《中国当代小说前沿问题研究十六讲》，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25页。

　　2贺红英：《文学语境中的苏联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3 (4)谭霈生：《电影美学基础》，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104页。

　　4(5)夏钢：《征服陌生世界的快感--〈与往事干杯〉导演手记》，《电影创作》1995年第3期。

　　5(6)[美]贾利德·拉弗吉尔：《伦理剧大师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访谈录》，汪方华、黄宝富译，《当代电影》2012年第3期。

　　6(7)[法]洛朗·蒂拉尔：《约翰·布尔曼的大师课》，张颖译，《世界电影》2012年第5期。

　　7(8)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电影十解--李安导演与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学生座谈记录》，《电影新作》2006年第4期。

　　8(9)宋素丽采访/整理《写好剧本需要大情怀--编剧邹静之谈电影叙事》，《当代电影》2012年第12期。

　　9(10)张靓蓓编著《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10(11)[挪威]雅各布·卢特：《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徐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89页。

　　11(12)吴义勤：《自由与局限--中国“新生代”小说家论》，《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