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华裔文学的男性群像
一、美国华裔文学历史现状
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 70 年代，至今已有 40、50 年历史。随着研究范围和视野的不断扩大，美国华裔文学的概念也在持续更新中，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总而言之，目前美国华裔文学的概念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美国华裔文学指的是在美国出生，具有美国国籍，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用英语进行写作的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这一类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华裔作家赵健秀，他主要强调作家的华裔身份和创作语言。按照狭义的美国华裔文学概念，白先勇、张爱玲等一批移民作家的界定给文学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因此，广义的美国华裔文学概念应就出现了。从广义上来说，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包括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作家用英文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还包括不在美国出生，之后移民到美国并且获得美国国籍的作家用中文或英文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中国学者张龙海在《文艺报》上发表的《美国华裔文学界定》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广义的美国华裔文学概念。显而易见，广义的概念为我们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在这里为了拓宽研究范围，保证研究成果的客观性，论文采用的是广义的美国华裔文学概念。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确定中国人最早登上美国大陆的时间界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他们踏上美洲大陆的第一步开始，就将古老的中国文化带到了一个新的国度。1887 年应出版社的邀请，华人移民李恩富写了一本关于祖国的书--《我在中国的童年》，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华裔文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美国华裔文学从一开始的孱弱，到现在的蓬勃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
美国华裔文学是中西方结合的产物，整体表现出鲜明的特征。美国华裔作家一方面有着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耳濡目染，所以他们大多都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写作视野更加宏阔。他们以强烈的文化感受力去审视自身的生存状态，用异域体验与独特视角去关注人的终极价值。他们的作品不仅有异域生活的艰辛，还有移民者地位边缘化的尴尬，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中美文化交流的途径。
据考证，美国华裔文学的最初表现形式是移民文学。早在19世纪末，早期的移民文学就诞生了。受移民者文化水平和传播途径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多是非正式的、口头的，内容充满了恳求和抗议之声。因为最早期的移民文学很多都是非正式出版的，而是发表在报纸上的信件和新闻，所以现在留下来的研究资料较少。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美国华裔文学作品是李恩富的《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该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内容涉及教育、文学、风俗等，全书充满了异国情趣与幽默场景。到了1909年，华人移民容闳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后来被译为了中文和日文。该书主要刻画了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容闳，对于研究早期美国华人社会、文化和种族经历起着重要作用。也有很多学者认为真正对早期华裔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水仙花。水仙花本名埃迪丝·莫德·伊顿，是一位长相出众的欧亚裔混血，她的华人意识主要来源于其母亲对中国的热爱与眷恋。为了写作她经常深入到唐人街体验生活，去记录和讲述华人移民在美国的生存状态，正是因为这种缘故，华人移民成为了她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她的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写的就是一对华人夫妻移民到美国以后，产生的一系列文化冲突，因为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所以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82 年美国颁布了《排华法案》，导致移民逐渐减少，土生土生的华裔人口却不断增加。到了1920年，华裔的人数已经占了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土生土长的华裔改变了华人社会的结构。他们从小接受美国文化的熏陶，其思想方式与做事行为与第一代华人移民有着巨大的不同，特别是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这种不同表现的更加明显。第一代移民无论何时都没有切断与祖国的联系，在受到挫折的时候总想着衣锦还乡。到了第二代华裔这里，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使华裔的身份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也没有打消他们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愿望。第一部由土生华裔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刘裔昌的《父与子》，该书主要描写了一对父子（第一代移民的父亲，第二代华裔的儿子）因为对中美文化持有不同态度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在《父与子》中，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华人移民，他的衣着虽然美国化了，但是思想却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国文化的滋养。而作为第二代华裔的儿子却和父亲恰恰相反，他虽然能感受到白人的种族歧视，但是却心甘情愿沉溺在边缘化的社会身份中。
父与子的冲突体现了第一代华人和第二代华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刘裔昌同时期的作家还有黄玉雪，她的《华女阿五》也是一部着名的文学作品。《华女阿五》
讲述了一个华人女性移民到美国以后的奋斗史。全书用第三人称叙事，形象地塑造了一个模范的华裔女性。刘裔昌与黄玉雪两人虽然都是华人第二代移民，但是因为家庭出身和生活条件的不同，两人的作品内容和写作风格也存在很大差异。前者拼命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文化不屑一顾，却遭受到了巨大挫折；后者认同华裔，强调美国社会对中国移民的接纳和包容，反而受到了广泛的认同。
1943 年美国政府在各方面的强烈抗议下，废除了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排华法案》，随之出现了一股短时间的移民浪潮。在这一批中国移民中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例如於梨华和林语堂。於梨华被誉为“留学生文学之先驱”,抵美后出版了十几部文学作品，体裁涉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她的创作手法娴熟，对移民在美国的生活经历感同身受，揭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真实情况。林语堂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移民作家，这跟他用英语创作有很大的联系。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低调与隐忍的人生哲学应用到人物刻画上，迎合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其作品《吾国与吾民》一度创下华裔文学的最高销售记录，深受美国主流社会的喜爱。由于当时美国出版业的影响，林语堂的很多英文作品都一味加深西方社会对华人的偏见，这也受到了很多华裔学者的指责。
20世纪60年代，华裔文学的状态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黑人呼唤民族平等的民权运动在美引起了巨大骚动，并且唤醒了在美华人的族裔意识，更多的华人想要争取自己权利与身份的平等。这一时期华裔作家的创作主题更加丰富，关注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宽，更多的华人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华裔文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李金兰的《太明所建之屋》、张粲芳的《爱的疆界》、雷庭招的《吃碗茶》陆续出版，美国华裔文坛上精彩纷呈。《太明所建之屋》继承了刘裔昌的传记文学传统，在作品中一面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一面又迎合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想象。《爱的疆界》是土生华裔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中更是涉及了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主题。《吃碗茶》是第一部创作背景为唐人街的作品，该小说真实再现了美国华裔的生活经历，受到了赵健秀等华裔作家的肯定。
在60年代民权运动的基础上，70年代的华裔文学走向了觉醒和转型。这一时期出现了美国华裔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两位重量型作家，他们分别是赵健秀和汤亭亭。
赵健秀试图突破女性化男性的塑造，致力于男子汉形象的重塑，为此他用惊世骇俗的语言烘托了“唐人街牛仔”式的粗狂。从整体上看，赵健秀的创作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华裔作家，对美国主流文化的不屑和抵触，让他的作品充满了愤怒和讽刺。除了文学创作以外，赵健秀的突出贡献还表现在与人合编了《哎呀，美国亚裔作家文集》上，这部文学选集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序言为美国华裔文学吹响了独立的号角。华裔女作家汤亭亭是60、70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与赵健秀有着相似的创作背景，但作品风格却截然不同。她的《女勇士》是华裔文学的标杆之作，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广泛的社会意义，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梦想与现实相互交错的画面。她通过女儿与母亲的和解之路探讨了女性在美的生活境况，彰显了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除了《女勇士》之外，汤亭亭还出版了《中国佬》、《猴行者：他的伪书》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以说，她的出现让美国华裔文学开始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文学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逐渐走向繁荣与成熟。
美国主流文学界开始认可华裔文学，并在一些大学开设了相关课程，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20世纪90年代，美国华裔文学整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华裔文学创作精彩纷呈，不但有老一辈作家汤亭亭、赵健秀的持续创造，还有一批新生代作家谭恩美、雷祖威、任碧莲、李健孙、伍慧明的强势登场。谭恩美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又一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家。她仅用四个月便完成了《喜福会》的初稿，并于1989年出版，出版后受到读者的追捧，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9个月，获得了众多权威媒体的赞扬。《喜福会》还曾入选美国全国图书奖，至今为止已被翻译成3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全书由许多小故事组成，分别讲诉了四位母亲和三位女儿的感情纠葛，作者用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多元化文化背景下的母女关系，叙事手法新颖，内容深刻。1991 年李健孙的《支那崽》、雷祖威的《爱的痛苦》、任碧莲的《典型的美国佬》先后出版，引了华裔文坛的巨大轰动。李健孙的《支那崽》记录了他的成长经历，被一些批评家称为“狄更斯式笔法写出的华裔美国人生活故事”.雷祖威一踏上文坛就被认为与众不同，着名评论家查理、艾德尔评价他超越了典型民族作家的路子。与赵健秀简单直接的战斗性文风不同，雷祖威的作品典雅风趣，他将华裔长时间以来所受的心理创伤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满和愤怒转化成复杂的人物和情节，深埋在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文字之下。任碧莲出生于美国纽约，是新生代作家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她很早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但是90年代之前并没有得到大家太多的关注，直到《典型的美国佬》出版以后才在文坛上声名鹊起。在《典型的美国佬》中，任碧莲用轻松幽默的笔调，探讨了华人族裔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身份认同问题。作者认为在多元化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打破族裔之间的界限，构建全球化视野，追求世界文化的和谐共存。伍慧明也是新生代作家的一个，她的成名作《骨》直接追溯到祖先遗骨的归宿，借着对历史的回顾，去探究美国华裔自我身份与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美国华裔文学的小说创作非常繁荣，在这基础上，华裔文学的诗歌创作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不能与小说相比，但是数量也有了质的提升。总得来说，美国华裔文学的趋势开始走向多元化，逐渐超越时代、民族和性别的界限，受到了学界一致关注。
在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得如火如荼时，还有一种文学现象不能忽视，那就是新移民文学的出现。20世纪80、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大批知识分子趁着这股东风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些人中有初出茅庐追求新知识的留学生，还有在国内已经声名鹊起的中老年学者，可以说他们的出现为美国华裔文学界带来了新的生机，并且逐渐有了一定的规模。
这一时期的移民文学与40、50年代的有着质的区别。早期的移民文学带有浓重的个人主观色彩，整体来说作家视野狭窄，抒情性过强，主题局限于乡愁，对美国社会缺乏理性的关照和哲学的思考。到了80、90 十年代，新移民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批留学生和学者大多经历过国内的文革，坎坷的政治遭遇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经历，但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能够很快地完成自己的身份转变，积极地参与到美国的社会活动当中。
虽然偶尔也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伤，不过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因此，他们的作品既有主观性的一面，又有哲理性的一面，不乏对美国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特别是到了上世纪末，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在美华人得到了更多外国人的了解和尊重，在此基础上，移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严歌苓、郑念、张慈、周琼、张士敏等一大批创作力旺盛的作家开始崭露头角。郑念于1980 年移民美国，在此期间，在家人、朋友的鼓励之下，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写成了一部书--《上海的生与死》。主要讲诉作者在国内的文革经历，揭示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巨大伤痛。作者在谈论这部书时，曾用“传奇背后更多的是苦难”来概括创作主题。少君是网络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开创了一片华裔文学创作的处女地。从1991年在网络杂志上露面以后，现已发表多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其代表作《人生自白》主要描写海外移民的人生百态，被称为当今新移民“清明上河图”.周琼延续了早期移民作家写传记的传统，先后为二百多名事业有成的华人移民立传。另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学创作还有戴舫的《第三种欲望》、严力的《带母语回家》、张士敏的《黄昏的美国梦》等。新移民代表作家中成就最突出的当属严歌苓，赴美留学以后，她陆续创作了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她的创作视野相当宽阔，不仅能直面新移民的生存状态，也能对早期移民的心酸历史进行探索和描述。后期的作品更是能站在西方现代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国内60、70年代的政治、文化、道德和伦理，从而深度地挖掘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总的来说，新移民作家是一支重要创作力量。当美国华裔文学逐渐面临各种问题的情况下，新移民作家无疑带来了一股全新的创作之风，并很快地付诸创作实践，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二、美国华裔文学男性群象概说
纵观美国华裔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华裔作家对男性群像的塑造呈现出两极化趋势：女性作家站在多元文化的角度，重视自身主体地位的建构，从而塑造了一批男性化的女性和一批女性化的男性；男性作家则致力于打破男性群像女性化的创作模式，重新踏上寻找男子汉气质的道路，塑造出一大批具有阳刚之气的新型男性群像。显而易见，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彰显是建立在贬低男性的基础上，男性作家男性气质的重构大多以牺牲女性利益为代价，这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二元对立，甚至导致了一些作家间的摩擦。
女性作家彰显女性意识。纵观华裔文学史，女性作家为了彰显女性意识，将男性群像女性化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进行地如火如荼，受此影响在美华人的女性意识进一步提高。华裔女性一方面受到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另一方面又受到本族群内传统观念的约束，双重压力导致她们身心俱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就走向了反种族歧视和反性别歧视的道路。与很多男性作家不同的是，她们不再将目光局限于控诉与反抗上，而是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去突出自身的女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去挖掘少数族裔不平等、受歧视的根源。因此，在她们的作品中，为了彰显自身的女性意识，男性女性化是一条不可或缺的途径。其次，男性女性化也符合西方社会对中国男性的主观印象，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更容易被西方社会接受。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华裔作家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出版社或代理商的影响。为了让作品顺利出版，华裔作家不得不迎合白人读者的阅读喜好，甚至以夸张、扭曲中国男性的形象为代价。我们都知道，受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影响，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男性是柔弱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基于此，很多华裔作家作品中的男性群像都是沿着这个套路塑造的。最后，华人社区女性地位的提高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新一代的华人移民中，男女地位的变化显而易见。正如尹晓煌所说的那样：“华人女性移民来美后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这不仅体现在华人职业女性人数的增加上，而且也反映在她们对家事和工作决策的参与中，反观男性移民则是表面坚强内心和情感上却相当依赖妻子，社会地位不断的衰退”.一些亚裔专家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中男性女性化现象的出现，归结于“亚裔文化中的男性特权受到了美国父权制挤压”.
不管怎样说，男性群像女性化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现象，出现在了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在很多华裔作家的文本中男性总是沉默的、缺席的，他们只能从事一些女性做的工作，或者是洗衣、或者是烹饪，总体上来说是被阉割过的。汤亭亭的《女勇士》塑造了一批形象鲜明的女性群像，特别是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花木兰更是深入人心。作者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不同命运，向我们抨击传统父权的弊端。
相反作品中的男性却充满女性化气息。花木兰故事里面的丈夫、父亲和兄弟，都被作者几笔带过，没有做细致的描述，却处处突出他们的无用与软弱，这种对男性的有意弱化是汤亭亭彰显女性意识的途径。在《女勇士》姐妹篇《中国佬》里面，作者借林之洋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华裔男性到达美国以后被集体噤声的境遇，女儿国男女颠倒的状况隐喻的是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抨击和批判。除了汤亭亭之外，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也是男性群像被女性化的典型。全书围绕着四对母女的感情纠葛展开，对男性的刻画少之又少，即使是有也充满了负面的形象，他们要么是软弱无能，要么贪得无厌，没有一个是传统型的男子汉。印印的前夫是一个沾花惹草的公子哥，靠着家里的积蓄混迹于风月场合，对怀孕的妻子不管不顾，公然带着舞女回家寻欢作乐，冷漠自私的个性显露无疑。龚林达的丈夫洪天余更像是一只纸老虎，表面上蛮不讲理、霸道无知，实际上内心极其懦弱，一点风吹草动都把他吓得胆战心惊。这个骄傲自大的男人对龚林达没有丝毫感情，从来不正眼瞧一瞧妻子，还将不能生育的责任推到妻子身上，不敢正视自己的身体缺陷。至于暴发户吴青更是有过之而不无及，年纪一大把的他到处寻花问柳，还打着传宗接代的旗号，甚至使出下贱的手段强奸了安梅的母亲。从印印的前夫到龚林达的丈夫，再到老流氓吴青，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了几千年男权社会残留下来的劣根性。总体来说，谭恩美小说对男性的描述缺乏男子汉的豪迈，显得过于优柔寡断，更具有女性的气质。一大批女性华裔作家的作品都是如此，通过解构传统男子汉形象来衬托女性的强大与坚韧，从而彰显女性的独立意识，来迎合新时代带给传统观念的冲击。
男性作家重构男性气质。无独有偶，在女性作家为了彰显女性意识而消解男性气质的时候，男性作家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其中李健孙和赵健秀就是典型的代表。李健孙的《支那崽》一改男性女性化的刻板印象，为读者展示了丁凯、丁国凡、辛成功的人格魅力。丁凯的老师辛成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品性高洁、知识丰富、恪守礼仪，待人真诚而没有丝毫架子。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辛成功是一个彰显着独特魅力的华裔男性。凭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辛成功教会了丁凯写汉字，并鼓励他要做一个大学问家。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热爱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事物，坚决反对暴力与杀戮，积极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在美国善良的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生活举步维艰，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失去文人的气节。辛成功表面上看起来文质彬彬，待人温和有礼，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展示出来的刚柔并济才真正体现出了文人的风骨。这种对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赞颂，对建构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男性形象是一种启示，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如果说辛成功很好地体现了文人的浪漫气质，那么文中另外一个鲜明的男性形象丁国凡，身上表现出来的就是永不过时的实干精神。他痴迷于西方的先进技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不顾一切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去了美国。
在美国他不怕苦、不怕累，敢于拼搏喜欢冒险，面对困难不轻易放弃，不怕失败与牺牲。以此来看，丁国凡的精神追求实际上与传统的英雄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西文化的共同熏陶之下，他成为了一种新的美国华裔文学男性群像。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丁凯最能体现美国华裔男性的真实处境。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也受到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在这两种文化的碰撞之下，丁凯染上了暴力和打斗，成了自己圈子里面的“大哥”,丝毫没有女性化的倾向。这几个男性形象是美国华裔文学的财富，改变了华人男性女性化一统江山的局面，对华裔文学男性气质的重构有着重要的作用。除了李健孙，被称为华裔文学界良心的赵健秀也一直致力于男性气质的重塑。为了反抗女性作家对男性群像刻板化的塑造，赵健秀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充满英雄气概的华裔男性，改变了以往华裔守旧、懦弱的消极形象。为了显示男性粗犷的特质，他在作品中使用了很多粗俗、暴力的语言，一度引发了华裔文学界的诟病。他的作品不拘泥于情节的精巧，反而用紧张的节奏去打破传统的创作模式，因此作品中充斥着强烈的进攻和讥讽，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男子汉的气息。
除了语言和节奏外，赵健秀反击华裔男性女性化的重要方式就是在创作中提倡发扬中国的英雄传统。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灵感，追溯中国移民的历史，发扬中国文化的传统，以此来消除美国社会对华裔男性的误解，这一点在《甘加丁之路》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小说主人公尤利西斯·关让人一下子就能联想起中国四大名着中的战将关羽，关羽杀伐果断、战功累累，身上彰显了中国传统英雄的气质，有力地衬托了华裔男性的英雄气概。小说中还出现了桃园三结义这样的情节，尤利西斯·关、本尼迪克特·汉和迪戈·张小的时候在学校结拜了兄弟，显然是效仿中国传统英雄的一贯做派。当尤利西斯·关迷失自我的时候，垂死的马先生送给他一个泥人关公，鼓励他继续前进坚持自我。赵健秀用这一情节表明，华裔作为关公的后代，应该传承其勇敢无畏的精神，不要忘记祖辈们世代相传的英雄气质。在短篇小说《中国佬太平洋与旧金山铁路公司》中，阿元向身边的朋友讲诉《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故事，言语间充满着敬畏和崇拜，由此可见华裔男性对传统英雄气质的传承。赵健秀通过作品中这些男子汉，再现了华人在美的移民史，也描写了华裔遭受到的种族冲突和代际冲突，为华裔男性传承英雄主义传统提供了精神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裔男性女性化的塑造局面。
汤亭亭、赵健秀之争。华裔作家创作了众多文学作品，其中对性别的讨论也是一重要主题。华裔女性作家汤亭亭的作品明显地透露出对女性地位的扞卫和男性地位的消解，她的这一做法引领了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风潮，但是也受到了华裔男性作家的批评，其中以赵健秀的态度最为坚决。这两位享誉盛名的华裔作家展开了一场激战，被称为“关公大战花木兰”.赵健秀在《哎呀！美国亚裔作家文集》中将汤亭亭等女作家的作品拒之门外，并且指责她们为了迎合美国社会的审美趣味将华裔男性女性化，破坏了华裔男性的良好形象。赵健秀曾经写过一篇戏仿《女勇士》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他将两人文学观点上的争论演化成了人身攻击，尽管汤亭亭在很多场合不承认两人之间有人身攻击，但是从她的作品《猴王孙行者》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主人公阿信有赵健秀的影子。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具体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二人论争的核心焦点在男性群像的塑造方面。一方面华裔女性作家对华人男性的刻画确实存在偏颇。在大多数华裔女性作家笔下，华裔男性不是反面人物就是消极被动的角色，并且象征着中国的传统保守势力，力图阻挡女性的进步和发展，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相反，在她们的笔下女性和男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积极向上、乐观进取，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男性与女性的矛盾没有那么激烈，女性的获得并不意味着男性的失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一些批评家对她们表示不满，“《喜福会》中的华裔不是患有厌女症，便是高高在上、飞扬跋扈，或者是愚昧无知。为什么美国华裔男子只能在自己民族的文化语境中才能成为‘英雄人物'?”
就连美国的主流批评家珍妮特·马林在看到《喜福会》的电影后，也发出这样的感慨：“电影中的丈夫和男友不是下流胚就是傻瓜……女儿们似乎统统没有父亲。”
华人女作家这种偏颇的性别观塑造出来的男性群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傅满洲”式和“中国坏蛋”式的华裔男性深入人心，人们潜意识里将东方男性负面化、女性化，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男性的模式化程度。当时美国社会整体上对中国男性的印象较差，和这一时期华裔女性的作品创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说，赵健秀对汤亭亭等女性作家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也得到了一些华裔男性作家的支持，甚至一些反对赵健秀观点的华裔女性作家对这一点也难置可否，张敬珏就曾表示过，美国华裔男性深受白人种族主义之压迫。因此，当美国亚裔妇女在作品中揭露亚裔男人对女性的偏见时，他们很容易有某种被出卖的感觉。另一方面，赵健秀对汤亭亭等华裔女性作家进行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是正确的，特别是他对她们的人身攻击一直受到其他学者的诟病。赵健秀一直采取的是比较激烈的方式来批判汤亭亭等人，他将汤亭亭的作品称为“西部小城里的妓女文学”,这一点已经上升到了人身攻击，令人反感。他在很多时候试图牺牲女性的权益来树立男性的权威，有很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导致有些观点有失偏颇。比如他认为华裔女作家的作品之所以比较受读者欢迎，原因是美国主流社会刻意的追捧，旨在利用她们来减弱华裔男性的影响力，从而保障白人的社会地位。这一说法并没有理论依据，只是赵健秀的一面之词，事情的真相是当时美国社会女性意识的提高以及多元文化兴趣的增长激励了更多的美国华裔女性去从事文学创作，因此创作水平有了一个质的提高。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女性作家们不可能听从赵健秀这样一个大男子倾向的人指导她们的文学创作，正如赵健秀批判李金兰时，李金兰毫不客气的说不同文学观念的人应该尊重别人的选择，如果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可以拿出文学作品，而不是一味地贬低、诋毁他人的创作。从这一个角度来说，赵健秀确实理亏，因此这次文学之争并没有胜负，只是不同观点的表达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