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男性群像的人文关怀
一、对男性群像的人文关怀
“人文”是一个复杂又内涵丰富的概念，主要涉及到人的尊严与独立、个性与价值、 生存与命运等。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人文关怀发源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怀，对人价值的肯定，对人自由的追求。人文主义是一种社会意识，本质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观念。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因此提倡人本世界观是发展的内在要求。严歌苓虽然对男性有着一定程度的解构，但是并没有断绝对男性的人文关怀。她很关心男性的命运，同时也能体察到男性所受的各种压力，并且给予足够的同情和理解。严歌苓在塑造众多残缺男性形象的时候，没有将这些男性妖魔化，而是在阐述他们残缺事实的时候，客观地分析形成这种残缺的原因，并且透过残缺的身体或心理看到人性柔软的部分。
纵观作者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她非常善于描写身体有缺陷的男性。在描写身体残缺者的时候并不将重点放在这种残缺上，而是透过残缺的身体看到他们真诚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严歌苓对他们的关怀与同情。《无非男女》中严歌苓塑造了一个久病缠身的小五，因为自卑将自己封锁在一个小屋子里，被全家人当作生活中的隐形人。就是这样一个沉默地几乎像消失了的人，却暗地里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梦想。不管是写一本书，还是谈一场恋爱，对于他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即使如此，他依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他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挣钱生存，每次吃饭都给家里交上五角钱饭费，看起来很可笑，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鄙视这样一个身体残缺却独立自由的老五。他在生命的最后，内心依然是干干净净、纯纯洁洁的。在这里，残缺的身体中有一个善良的心灵，活得艰辛却仍然自由。再如《天浴》
里的老金，也是一个身体残缺的人物形象。他在几十年前的一场打冤家当中，失去了男人的象征，从此沦为大家的笑柄。就是这样一个被大家嘲笑的人唱歌却非常好听，“比场部大喇叭里唱得好过两条街去！歌有时像马哭，有时像羊笑，听得文秀打直身体倒在草地里，一骨碌顺坡滚下去”1.除了唱歌，老金套马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套马的时候整个人跟着绳悠成一根弧线，马再拉直腿跑，好了得”2,方圆几里没有见过套的这么好的。从对待知青文秀来看，残缺的老金内心却是完整的。文秀洗澡的时候受到当地牧民的骚扰，是老金拼命保护才得以善终；文秀想要洗澡，是老金从几十里路外打水来烧；文秀为了回城用身体贿赂场部领导，是老金苦口婆心规劝。一举一动都能看到老金对人的那种真诚，比起人面兽心的领导不知强多少，一个有着大无畏精神的拯救者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人物在严歌苓小说中数不胜数，《雌性的草地》里面的叔叔，《第九个寡妇》里面的侏儒等。在作者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她对男性价值的彰显和人性的关怀。
除了关注身体残缺男性的内在之美外，严歌苓也塑造了一些心理残缺的男性形象。但是比较特别的是，对于这些在非正常环境下心理变异的男性，严歌苓并不是一味地指责，而是用客观地态度去讲诉这种心理缺陷形成的原因，并且毫不吝啬对他们同情与关怀。总的来说，严歌苓透过表象看本质，对男性进行了一种低调的人文关怀。《扶桑》里面的大勇是一个特殊的移民形象，他性格复杂、善恶兼具，很难用简单的词语去评价。一出场我们就感受到了他的与众不同，“梳着一根极粗的辫子，粗的不近人情，头发顺着后颈一直长到上半个脊背，如同马鬃或狮鬃”1.相由心生，从这种野蛮的长相，自然联想到他不是一个安稳人，作者后面的叙述也说明了这点。“他众多的生意中包括放高利贷、开春药厂、运送成吨的脏衣服回大陆去洗”,由此可见阿勇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破坏者，大家都害怕他。但是随着作者的继续讲述，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阿勇：同胞受到歧视，是他冒着被抓的危险组织大罢工；扶桑被白人夫妇羞辱，是他勇敢站出来反抗。阿勇之所以成为阿勇，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阿勇从中国坐船到美国的时候，正值美国反华运动高涨，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人是极其抵制的，民族歧视十分严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劳工的日子过得很辛苦，一方面要进行繁重的劳动，另一方面还要承受美国人无止境的剥削。用福柯的话语权利理论来分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过程中，大勇就应运而生了。虽然大勇拥有匪气，有时候做出的事情不符合道德规范，但是他心中毕竟没有泯灭掉自己的良知。严歌苓塑造大勇形象的时候，完全没有一刀切，打破了二元对立的创作观念。在严歌苓眼中，大勇是一个另类的英雄，他凶狠残暴、精明狡诈，同时侠胆义肝、惩奸除恶，最后为了扞卫民族的尊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得不让人产生同情的心理，虽然他们懦弱无能，但是也让人恨不起来。严歌苓不仅关注残缺男性的生存境遇，对一些普通人也给予了很大的人文关怀。
这些普通的男性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很高的知识水平，每天为了生计奔波。《赴宴者》里面的董丹，虽然投机取巧假冒记者混吃混喝，但是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他的行为，起码假记者董丹有真正记者所缺乏的社会责任感。
老画家陈洋在孔雀宴上发表的激烈言论，如“吃啊，接着吃啊。用你们的嘴、你们的胃继续发扬中华文化”等，没有一个真记者在第二天的新闻上提及，只有大字不识几个的董丹，一字一句的还原着事情的真相。当假记者董丹遇到真的上访者白大叔和刘大叔时，他心中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愧疚，并且留下了自己为数不多的金钱。
董丹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但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穷苦人的生活感同身受，进而产生一种同情。这种同情产生的后果只能是折磨他自己，因为一方面他想去帮别人改变现状，但是另一方面他自己都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徒生一丝无声的叹息。从董丹的一生来看，我们很难厌恶他，不管是满嘴谎言的董丹，还是充满正义感的董丹，都在让人同情之余又让人心生敬佩。严歌苓没有将董丹局限在骗人上，而是通过董丹的骗局向我们展示他内心的美好，从而展示出整个社会光怪陆离的景象。《少尉之死》的刘粮库在偷窃时失手杀掉了王司务长，最后被判处死刑，一个杀人犯背后却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的悲剧。刘粮库来自贫困的农村，家里有一个常年生病的母亲，还有一个娶不上媳妇的大哥，那里的土地种进去的是穷，长出来的也是穷。读了高中、上了军校的刘粮库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穷字，正是那个穷在一刹那间剥去了他的正派与清白，他从此失去了各种权利，其中包括挣脱那个穷的权利。严歌苓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营长、司务长们富足无忧的生活：司务长独立王国里有冰箱、电视，营长夫妇常在出门时打着啤酒嗝，司务长的卧房兼办公室紧挨一排给养仓库，里面堆着六十年代的压缩干粮，七十年代的野营罐头，八十年代的大米、面粉、风干腊肉；一方面又细致描写了刘粮库的艰苦生活：“每个月工资12元，他每日用两毛钱买一斤馒头分三餐吃，再灌下几碗不要钱的骨头汤、肉皮汤、米汤，有时只是一盆浑浊的水，有时厨房没汤可提供，便将炒菜的油锅刷了刷、刮了刮，兑些酱油，扔把葱花便叫它汤。”
二者形成的鲜明对比，让我们对刘粮库生出了许多同情。刘粮库并不是打心眼里坏的人，他只是在贫穷的生活中迷失了方向，一时大意做出了杀人抢劫的事情。当年轻的刘粮库被枪决的时候，人们只能唏嘘他悲惨命运。严歌苓没有一味地强调他是杀人犯，而是深入分析他杀人原因，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年轻生命消逝的惋惜。
二、对和谐性别理念的期盼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一些女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偏激的言论。她们为了突出女性的地位，将男性塑造成完全依附于女性的伪君子。但是严歌苓从来不认为这样是对的，她曾经公开说过，“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动不动就去烧胸罩，自己不讨好，还让男人对她们很警觉。女人贤惠起来是很性感的，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确给了我们很大误导”.
由此看来，严歌苓心中和谐的男女关系并不像女权主义者倡导的那样，将女性置于男性的对立面，从而导致女性身上的那种柔美丧失殆尽。虽然严歌苓塑造的男性形象很多都是有缺陷的，显示了作者对男性的解构。
但是在细读文本之下，我们会发现严歌苓藏在文字后面深切的人文关怀。在严歌苓的小说里，男性并没有被丑化被无视，也不是作为女性的对立面存在的。相反，作者在塑造这些男性形象的时候，尽力为他们营造出属于自己的空间，最终达到男女和解的完满结局。
《小姨多鹤》里多鹤介入了小环与张俭的婚姻，在小环不能生养的情况下，多鹤为张俭生下了两儿一女。在漫长的时光中，张俭、小环、多鹤组成了一个怪异而又和谐的家庭。但是，细细琢磨一下，三人在和谐的表面下，暗藏着波涛汹涌的矛盾。在这样的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所以当多鹤生下第三个孩子后，张俭曾经自作主张把她扔到了大街上，不过最后没有成功，多鹤因为想念孩子又回到了张家。虽然小环很大度，没有对多鹤采取明里暗里的排挤，但是多鹤生活地依然很艰辛，很多时候像这个家庭的局外人。任何情感纠葛到最后都会水落石出，作者在小说的最后让张俭跟着多鹤回到了日本，成了多鹤名正言顺的丈夫，终于达到了正常男女关系的和解。《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芳菲疯狂地爱着欧阳萸，为了嫁给欧阳萸，不惜拒绝部队领导的追求，但是欧阳萸却一点都不爱她。二人结婚以后，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欧阳萸以没有共同语言为借口，一次次在精神上背叛田芳菲。
一路上打打闹闹就迎来了文革，欧阳萸这种自明清高的知识份子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痴心的田芳菲一点也没有嫌弃丈夫，对欧阳萸不离不弃，并且用自己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钱给他买营养品。在田芳菲的心里，什么人也没有自己的丈夫重要，就连刚出生的孩子都要排在丈夫之后。为了丈夫她能厚着脸皮去给都汉要食物，为了丈夫她能在水塘边整夜整夜的钓青蛙，为了丈夫她将家里的生活开支缩减到不能再缩减，终于田芳菲笨笨的爱情打动了欧阳萸。中年以后，欧阳萸才渐渐发现，自己以前觉着没法沟通的妻子，其实心中有着大智慧，那种爱到痴傻的感情别有一番风味，于是他才慢慢接纳了已经不再年轻的田芳菲。两个人最终达到了和解，牵手共度了一生。这种和解不仅出现在东方男女之间，还出现在异国男女之间。《少女小渔》里的意大利老头一开始不思进取，总想着不付出就能获得金钱。特别是小渔刚住到他家的时候，他总是想方设法从小渔那里榨取金钱，不是增加房租就是让小渔分担他的消费。但是，在小渔默默的感化下，老头终于放弃了不劳而获的想法，拿着自己的琴到街上卖艺去了。虽然老头在自食其力的过程中，身体上受了很多苦，但是却获得了灵魂的升华。所以，异国男女即使有着不一样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二者最终达成和解。没有哪个女性能和男性彻底决裂，他们的结局都是和解的。
严歌苓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产生这种男女和解的两性观也不足为奇。中国的传统文化将男女比喻成阴阳，从道家的思想来看阴阳互补，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达到自然界的平衡。所以说在严歌苓眼中，男女是不可能彻底决裂的。即使很多时候，女性从心理层面觉得自己很强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还没有达到这种层面，完全割裂与男性的联系。这体现在严歌苓的小说里，就变成了女性很优秀，男性不完满，女性包容、原谅男性，最终两性和解。用学者刘俊的话来说，严歌苓没有将移民经验作为唯一的创作题材，反而是更注重自己的大陆经验，所以她的文学作品从来不缺乏传统文化的气息。她笔下的很多女性有着典型的东方气质，善良、慈悲、奉献。这些中华民族积累了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使她们在面对男性背叛的时候，特别容易就给予原谅。即使受到伤害，她们也能够很快忘却那些不愉快，大度对待那些男性。可以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深入每个中国人的内心，这是严歌苓笔下男女和解结局出现的文化背景。严歌苓笔下的男性作为被作者刻意弱化了的符号，有着自己的显着特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最后都与宽容待人的女性达成和解。在严歌苓的理想王国里无非男女，所有的角色都以自然的两性形态呈现着，表现了作者独特的社会性别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