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男性群像书写中的社会性别观
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对某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带有主观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严歌苓男性群像的塑造来窥探她对男性的审视态度。虽然女性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很出彩，但是没有男性的衬托，女性的这种美便无法全面展现，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她作品中男性的存在。跟其他的作家相比，严歌苓更多的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关照男性，一方面对男性群像有一定程度的解构，另一方面对男性群像有一种超越性别的人文关怀，下面我们就结合性别理论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第一节 社会性别理论
20 世纪 60 年代，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性别理论在美国发端，并于 80 年代得到快速发展，成为能够指导女权主义运动的核心观念。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女权主义者漫长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它并不是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是女权主义运动者们共同的心血。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是社会性别概念的萌发期。着名女权主义运动领导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最先有“社会性别”的意识，她反对卢梭提出的服从、温柔等妇女气质，并提出“社会塑造妇女”这样一个观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社会性别概念的萌芽。到了《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这里，社会性别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她认为女人是被构建的，为社会性别概念的奠定提供了思想基础。在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中，妇女取得了一定的权利，但是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依然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因为上述原因，女权主义者开始思考不平等两性关系的根源，并且逐渐关注西方知识传统，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由此掀起了第二次浪潮。20 世纪 60、70年代，精神分析学家罗伯特·斯托勒和马尼为了解决“性别认知障碍”这个医学难题，正式将“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引入，以强调社会因素在性别认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社会性别概念提供了科学依据。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性别与性别的概念才被区分开来。英国女权主义者安·奥克利在《性别、社会性别和社会》中，认为社会性别并不是由生理性别直接决定的，生理性别代表我们的自然属性，是我们生下来就具备的，社会性别则是由社会和文化构建的，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原因。在之前学术积淀的基础上，盖尔·卢宾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提了出来。他在借鉴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前提下，正式提出了“性别/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性别概念的内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性别概念一直应用于女性主义研究，是女性主义不断探索的理论成果之一。
社会性别理论重点关照两性关系，它认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往往不能表达出社会对两性关系的期待，社会、文化、心理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人类的性别观念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并且不断发生变化。社会性别理论的主要内容有社会性别差异、社会性别角色塑造和社会性别制度等几个方面，从根源上揭示了男尊女卑等社会现象存在的原因。一般来说，社会性别理论对我们有以下几点要求。第一，因为社会是变化发展的，所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社会性别这一理论。人的社会性别观念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形成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社会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地域性和时段性。第二，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但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比男性地位要低，所以我们要更重视女性的独立，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经济上的。第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和男性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社会性别理论反对孤立地研究女性和女性问题。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二者缺一不可，研究女性就要研究男性，研究男性就要研究女性，不能片面与主观。实质上，性别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消解男性话语权，重新界定话语权利范围，从而改变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构建新的社会面貌。
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中具有文化意义的性别关系。从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出发，我们可以探讨一下社会性别关系与文化创作的关系，一方面文化促进了社会性别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社会性别关系给文化带来巨大的反作用。从古到今，文学创作都是人类民族精神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精神气质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学创作起源于现实社会，二者有一定的同构性。所以，从人类几千年的进化史看，文化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构建自我的过程当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的道理，从文学创作与社会性别关系来看，社会性别关系作为一种文化，会在潜移默化中对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而文学创作在完成以后又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对男女关系有着怎样的看法，站在何种立场，会在作品中显示出来。同时，在作品的读者接受中，读者以什么样的性别观点来解读文本，也能突显出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
在严歌苓的小说当中，我们可以看性格各异的男性群像，通过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严歌苓在解构男性群像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男女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理想社会中的男女平等、和谐统一奉献出自己的力量。下文将从严歌苓对男性的解构和人文关怀来揭示作者潜藏在文本中的社会性别观念。
第二节 男性群像的解构
“解构”是后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批评方法，概念来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destruction”一词，原来的意思是分解、消解、揭示等。海德格尔用这个词表示分解的意思，德里达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消除”“抹去”等含义，所以在德里达这里，解构已经从“destruction”变成了“deconstruction”.在了解这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我们从反传统的父与子、残缺的身体和心理、与强势女性的对比三个方面来分析严歌苓小说对男性群像的解构。
一、反传统的“父与子”
自从中国进入父系氏族以后，父亲就一直代表着家庭的权威。特别是到了宗法制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伦关系的建立，将父权与君权结合在了一起，更让父亲成了权力的代名词。在我们的传统意识中，父亲不仅支配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更维持着男权社会的传承与秩序。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父亲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封建大家长，甚至流行“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伦理价值观。所以说，父亲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权利符号，因此父亲是很多作家热衷书写的对象。然而，在很多西方国家，父亲并是不绝对的权威，甚至一些文学大家将父与子放在对立的地位。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儿童在生理和心理发展的过程中，会向外界寻求性对象，这种性本能会让他们的父母成为最佳选择。因此，男孩在很早的时候，就会对母亲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让他们将母亲看作是自己的私人物品，而把父亲看成是竞争者。他们潜意识里会想取代父亲的地位，所以说杀父娶母这种现象就会出现。当然在中国杀父娶母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中华民族信仰的是父为子纲的伦理价值观，一切不符合这种伦理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由上可知，在中国传统的父子关系中，父亲是权利的核心，处于领导地位，孩子是权利的边缘，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在严歌苓这里，传统的父子关系有了质的突破，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父亲是弱化的，儿子在一定程度上否定父亲的权威，对男性形成了一种程度上的解构。
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封建文化成为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封建伦理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否定。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社会青年，在文化启蒙中逐渐觉醒，向封建伦理的维护者“父亲”提出了反抗。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五四时期的“父与子”冲突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甚至出现弑父的极端个例。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大批为祖国统一抛头颅洒热血的父亲群像相继出现。父亲成为了战争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等文学作品中的大英雄，一时间赞美父亲的声音不绝于耳。随着父亲的英雄化程度一步步加深，父亲又成为了权利的象征。物极必反，当对父亲的崇拜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抗。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压抑人性的主流意识慢慢结束，作家们开始重新审视父亲形象。在塑造父亲形象的时候，颠覆了父亲的权威，不再崇拜英雄式的父亲，开始了新一轮的弑父叙述。特别是到九十年代以后，父亲的威信进一步降低，新一代的作家用集体弑父的方式解构了父亲形象，有的作家在创作中甚至开始尝试让父亲缺席，文学进入无父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严歌苓对父子关系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不管是移民父亲形象还是大陆父亲形象，都是去势化的，都与儿子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隔阂，难以得到儿子的爱与拥戴。严歌苓笔下的父亲都有自己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有的是受到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社会底层不知名的小人物，有的是积累巨大财富的商人，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身份，都被严歌苓消解了父亲的权威。传统的高大父亲形象在为生活奔波的窘迫中轰然倒坍，变成了一个个沉默而又模糊的符号。在《陆犯焉识》中，陆焉识因为政治原因被关押到西北监狱的时候，他的儿子冯子烨怕被父亲连累，不愿意让母亲冯婉喻再和父亲联系，并且逼着母亲与父亲离了婚。当陆焉识结束了几十年的牢狱生涯，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身份地位更加尴尬，受到儿子全家人的嫌弃与指使。陆焉识拖着被监狱生活搞垮的身体，每天去帮儿子借书还书，帮儿媳洗衣服，帮孙子拿报纸……他的生活被安排的“有条有理”,一分钟也没有浪费，就是这样，依然没有获得大家尊敬与爱戴。
钱爱月玩笑着对老公说：“其实你都给他吃他也吃得落！还好是假牙，要是真牙齿，老家底都要给他吃空了。”
“吃福倒好哦，”冯子烨也笑着说，“这么穷凶极恶地吃，血压也吃不高，人也吃得瘦骨嶙峋，清清秀秀。我不敢像他那样吃还高血压，大肚皮呢！”他拍了拍凸在衬衫的好生活的坏结果。
钱爱月有时候问冯子烨：“你听见老头子夜里打呼噜吗？天花板上的电灯线都在发抖！”
“你看的出来吗？年轻的时候他是个花花公子！留美的时候好像还花过美国女人！他那时候要这样打呼噜……”冯子烨摇摇头，皱着哭脸笑了--对于父亲这方面的事情，想象力失败最好。不仅冯家的男女主人公在背地里议论陆焉识，两个孙儿辈的也开始在背后对老爷子产生了不敬的探讨。
可见，如陆焉识般学识丰富，依然不能得到儿子的敬重和爱护。儿子冯子烨只看到父亲的种种缺点，却没有深入思考这些缺点出现在自己父亲身上的原因，原本因为父亲受了半辈子苦，要更加孝敬父亲的时候，儿子偏偏将父亲的尊严踩在地上践踏，没有一丝的理解与宽容。尽管老父亲已经将自己的全部奉献了出来，依然活的唯唯诺诺不自由。传统的孝道似乎并没有在冯子烨身上体现出来，他与父亲的血脉之情在某种程度上被割裂了，父不父子不子的关系呈现在读者面前。
像陆焉识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社会底层的父亲所受的苦难则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审丑》中既当爷爷又当父亲的老人就是一个典型。老人年老而干瘪，每天用捡垃圾赚的钱养着自己的孙子“小臭儿”,一向老老实实的爷爷，因为自己的孙子被嘲笑而大动干戈。为了满足“小臭儿”买房娶媳妇的愿望，一字不识满脑子传统观念的爷爷去做了“裸模”,任由大家在旁边围观。就是这样一个为自己孙子放弃羞耻感的人，在孙子长大以后却没有换来同等的回报。“小臭儿”长大以后，自己住着好房，娶了漂亮的媳妇，却将自己的爷爷拒之门外，可谓是狠心至极。
“我哪儿来的爷爷？他老脸不要，我可要脸呢！”小臭儿说。起身嘱咐媳妇：
“先不开饭，不然他下回专赶吃饭时间来！你就告诉他我不在家。”他转脸向无定，笑又回来了：“拿上你的画，咱们上卧室谈一谈”
……客厅里传来了一清亮一混沌两副嗓音。
“臭儿又不在吗？老也没见他，想得慌。”
“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回来！”
“那我多等一会。”
“唉唉！……您老别往那坐，那沙发是新的！您坐这吧！……”
“前儿，我拾了个小铜佛，就给臭拿来了。”
“这值什么钱呀，您老也真是的，什么都往我们家拿。挺不卫生的，您拿回去吧。”
“没准小臭儿喜欢……”
小臭儿对老人并不好，甚至都不愿意见老人一面，但是老人还是执着的为小臭儿着想，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道德在这里沦丧无遗。在严歌苓的笔下，父亲并不能承载起宏大的象征意义，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为自己的生活奔波劳累，活的一点也不轻松。在儿子的眼里，父亲并不是家里的顶梁柱，也不是高大的英雄，只是挣扎在生活泥潭里的普通人。父亲不再是权威的象征，也不是秩序的标尺，他们自己也生活在权威和秩序的边缘，自然不能受到儿子的崇拜与敬重，传统父子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了。
二、残缺的身体和心理
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男性占有支配地位，总被塑造的拥有健康体魄、孔武有力，而女性则从属于男性，自古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要求。所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男性都是以高大、威武的完美形象出现的，拥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惯性。不仅古代社会中我们遵从男权至上的社会规则，塑造了数不胜数的男子英雄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从 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一个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形象不断涌现，彰显了男性被女性推崇、仰望的社会地位。到了严歌苓这里，这一现象并没有被延续下来。
纵观严歌苓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男性群像少了一些完美，多了一些世俗的缺点，甚至为了消解男性的完美形象，严歌苓将他们塑造成有一定身体和心理缺陷的人物。这种现象颠覆了人们的审美经验，使男性呈现出一种异化特征，总体上显示出了男性形象塑造的整体不理想性。
我们所说的残缺，意思是四肢或者器官的残疾，引申义为不完整。在严歌苓的男性形象塑造方面残缺的表现形式应该有两种，其一是身体的残疾，其二是心理的不健全。因为心理和身体的残缺，导致他们的生活环境更加窘迫，从而瓦解了他们最后一丝男子汉气息，这不得不说是严歌苓对男性的一种解构。从早期的《绿血》到现在的新作《床畔》，严歌苓用丰硕的成果为我们塑造了很多性格各异的男性群像，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况这些男性的共同点，非“残缺”莫属。他们与现实中的男人不一样，没有处于社会的强势地位，在身体或心理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下面我们就从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严歌苓笔下的残缺男性。
一般残疾人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走进，因为身体健康的人很难体会到那种不便，不管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残疾，都深深地受到这种不便的折磨。除了生活的不便，外界的有色眼光更是让他们活得如蝼蚁般卑微。很多文学作品中的残疾人形象，不管心灵被塑造地多么健全，还是会接收到人们同情的目光。当顶天立地的男性被人们投以同情的时候，他们的那种男子气概相应的就受到了挑战，传统男性自然而然被解构了。《老人鱼》里面的外公是一个经过枪林弹雨洗礼的老红军，腿上的残疾是他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保卫祖国的证明，也是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与食品供给的通行证。他身上很多地方都在战争中受到了伤害，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因为头颈神经坏了，所以头不能转动；因为打仗的时候条件太艰苦，冻掉了三个足趾，所以走路的时候深深浅浅；差点被锯掉的腿更是满是伤疤，“两块枪伤扭曲了所有肌肉和筋络，在表皮上留下核桃大的坑”.
外公用他残缺的身体为穗子带来了丰厚的物质回报，让她在食品极度匮乏的时期，也能吃到零食。因为外婆是政府出面撮合着嫁给外公的，所以他们不相爱，家里的气氛也很诡异。穗子爸妈根本没将外公当成亲人对待，当外公被诬陷为白匪，再也不能为家庭提供实惠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的将外公排除在了家庭之外。按照道理来说，外公是这个家的长辈，应该有一定的家庭话语权在，但是实际上，家里的人根本没有将外公当作长辈，有利用的价值的时候不说，没利用价值的时候立马一脚踹开。最终，孤苦伶仃的外公在病痛中死去，家里没有一个人到场，世间的人情冷暖让人唏嘘。外公这一老人形象，本来是象征着祖辈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在穗子眼中，外公不再是杀敌无数、保卫祖国的英雄，他一出场就隐去了过去的辉煌，只留下一身的病痛。他再也不是当初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处在弱势地位中的普通人，被排除在社会权威和秩序之外，受到别人的鄙视和同情。这样一个残疾军人形象，存在即注定是悲剧。残疾没有为他带来无上的荣耀，反而让他承受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一生真心付出也没有收获完美人生。他的经历瓦解了军人的威严，也显示了残疾人生的无奈。身体残疾并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无非男女》中严重肾衰竭的老五，《天浴》中被人阉割了的老金，《雌性的草地》中被人打瞎了眼睛的叔叔，《补玉山居》中坐在轮椅上的冯焕等等，一系列身体残缺的人物形象，无一不向我们传递着男性的孱弱，消解着男性的社会话语权力。
除了这类身体残缺的男性形象值得人注意之外，还有一类心理残缺的男性也不容忽视。这里所谓的心理残缺者，就是不能以正常人的心理去面对生活，只知道逃避困难和责任，不能很好调节心理状态，惶惶不可终日的男性群体。虽然心理有缺陷并不意味着心理有严重疾病，但是后果也非常严重。细读严歌苓的作品，我们发现这类心理残缺的男性形象有很多。在我们关注男性形象外在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个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需要抒发的感情，甚至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也会失去生活的勇气。严歌苓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心思比较细腻，更擅长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和刻画，她尤其擅长在苦难书写中展现男性形象性格深处的残缺和卑琐。纵观严歌苓小说中的心理残缺者，大部分都是经历过文革或者是移民海外的人。当这些男性面对巨大生活落差的时候，心情的苦闷比身体的创伤更为致命。他们内心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如果没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最终会导致严重的心理缺陷。我们只有跟着作者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进心理缺陷者的内心，才能发现他们隐藏在心底的痛和无奈。
男性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各领域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到来时，男性受到的冲击自然最为严重。面对文革，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为非作歹，满足自己的私欲，有人被扣上反革命、反政府的帽子，遭到非人的待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乏心理残缺者，前者面对诱惑不能坚守自己的立场，本身就是心理不健全的，而后者在政治风暴中受到了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更容易滋生心理问题，严歌苓对后者比较熟悉，所以着力塑造后者。当男性受到压迫丧失了曾经引以为豪的地位，失去了别人羡慕的目光，甚至失去了作为人应该有的尊严与自由。他们每天活在黑暗当中，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当的灾难，时时刻刻要担心自己的人生安全，当这一切超越了人的心理承受极限，他们就会陷入无尽的绝望当中。文革时期很多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用来抵抗这无尽的绝望与虚无。
那些没有死去坚持活着的人，虽然在时间的抚慰下淡去了身体上的伤痕，但是心理上的创伤则永远无法让人忘记，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我不是精灵》中欲爱不能的韩凌，因为文革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丧失了爱和信任的权利；《老囚》中因为文革蹲了很多年监狱，出来后再也不能融入家庭、融入社会的姥爷；《拖鞋大队》里因为文革变得诚惶诚恐，出卖自己亲生女儿的一群知识分子等。他们无一不让人感受到心理的缺陷。严歌苓笔下的男性在文革压力下，产生了各种心理缺陷，那么当他们走出国门踏上异国的土地上时，也毫无疑问地产生了各种缺陷。当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走在外国的大街上时，会受到很多人打量和审视的目光。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的社会现实，让他们努力也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巨大的生活落差，艰苦的生存环境，一次次的打击与伤害，慢慢打破了他们的心理防线，导致他们失去了健康的心理，人性被扭曲到了病态的地步。《女房东》里一直对女房东保持幻想的老柴，《少女小渔》中人性丑陋的江伟，《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沉迷于赌博的老薛，《约会》里对母亲变态依恋的晓峰。一个个鲜活的男性将移民者的那种漂泊、孤独和挫败展现的淋漓尽致，进一步解构了传统的男性群像。
三、与强势女性的对比
根据社会性别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女权主义者为了给女性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会将男性塑造成无能的、孱弱的人物形象，以此来凸显女性的坚韧与伟大。严歌苓虽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很多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是非常出彩的，男性并不是她重点关注的人群。她试图通过这样的途径来重构女性的社会地位，以此来反击女性第二性的传统思想。
在传统的观念中，男性好像天生就应该是强势的，女性天生就应该是脆弱的。
我们经常将男性比喻为磐石，将女性比喻为蒲苇，就形象地阐释了人们对男女的不同定位。正因为男性被赋予了太多的期望，所以他们承受的压力自然远远高于女性。
一旦将男性置于特殊的背景中（多是极端艰苦的环境，也可以说是身体和心灵的边缘地带）去塑造，他们往往会变得敏感而脆弱，很难快速地调整好自己的身心以融入新的生活环境，从而会滋生很多问题。相比之下女性虽然没有男性刚强，但恰恰因此摆脱了“刚则易断”的宿命，她们用蒲苇般的韧劲承受着男性难以承受的压力。
因此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地母型的，有着宽容、慈悲、乐观等优良品质。
严歌苓用敏锐的作家之眼发现了男性与女性的“强弱”对比，在这种刻意的对比中，女性的强更加突出，男性的弱也更能让人信服，这就是严歌苓解构男性的一个方法。
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宽容醇厚。她们往往看起来憨憨的，心里没有一点“小九九”,甚至是反应有些迟钝。正是因为如此，她们才能保持一颗纯洁的心灵，对物质的欲望不是那么强烈。她们没有高远的目光，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对人温和敦厚。《少女小渔》中的小渔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人不高不大，却长了高大女人的臀和胸，有点丰硕的沉甸甸了。据说这种女人会生养，会吃苦劳作，但少脑筋。少脑筋往往又多出些好心眼。”
当男朋友江伟带着她回家的时候，家里没人让地方，以至于他们溜了两三个公园，也没有躲开别人的眼睛，就是如此小渔一句抱怨都没有。为了美国绿卡，她被迫嫁给了一个意大利老头。甚至在她和老头结婚以后，江伟因为嫉妒大发脾气，这个时候“小渔没有一点挣扎，她生怕一挣扎江伟心里那点憋屈会发泄不净”2.在两人争吵的时候，“她也很想哭，但见江伟伏在她的肩上不自恃地饮泣，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留给他吧。不然两个人都哭，谁来哄呢。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颤抖，他冲天的委屈。”如果说小渔对江伟的容忍与爱护来源于她对江伟的爱，说不上宽容敦厚，那么她对意大利老头的忍让则完全表现出她温柔善良的本质。
老人一开始的时候，一直给小渔涨房租，买家具还要小渔平摊。小渔一直退让，为了省下交房租的钱，她每次都步行去上班。对于意大利老头的刻薄挑剔，小渔并不在意。当她看到老头在风雨中跌倒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去帮他捡钱，甚至在他最后生病的时候，还默默照顾他。小渔用女性特有的宽广胸怀包容着一切，没有丝毫不满，足见她的善良宽容，这是严歌苓笔下女性的一个特点。
这些女性形象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扶桑》一开篇，作者就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点，“扶桑始终不同于拍卖场上的所有女子。首先，她活过了二十岁。这是个奇迹，她这类女子几乎找不出活过二十岁的。其他风尘女子在十八岁开始脱发，十九岁落齿，二十岁已两眼混沌，颜色败尽，即使活着也像死了一样给忽略和忘却”4.扶桑本来是一家茶农的女儿，被人骗到了美国做了妓女。因为始终记不住任何客人的名字，更没有妓女那种淫荡的眼神，反而成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名妓。扶桑与白人克里斯和华人大勇都有过感情纠葛。但是无论是大勇还是克里斯都没有真正走进扶桑的世界，她似乎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让人无懈可击。不管是克里斯参与了轮奸扶桑的唐人街暴乱，还是大勇无恶不作杀人不眨眼，都乱不了扶桑的内心，她好像大地之母一样，有着藏污纳垢的本领。用陈思和的话来说：“扶桑和少女小渔都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犹如大地的沉默和藏污纳垢，所谓藏污纳垢者，污泥浊水也泛滥其上，群兽便溺也滋润其中，败枝枯叶也腐烂其下，春花秋草，层层积压，腐后又生，生后再腐，昏昏默默，其生命大而无穷。不必说什么大地之母，其恰如大地本身。大地无言，却生生不患，任人践踏，却能包藏万物，有容乃大”.在扶桑这里，一切世间的肮脏，一切生活的困难，都在她强大的生命力面前不值得一提。她甚至在最后跪着的时候，依然能笑得美貌如花。可以说，她的一生是充满悲情的一生。本来是一个好人家的女儿，却在小小年纪被拐卖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在美国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可是扶桑从来没有将这些苦难放在心上，她微笑着微笑着一生就过去了，强大的生命力不得不令人惊叹。
除了宽容敦厚和强大的生命力，严歌苓塑造的女性形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坚持执着。女性在生理上比男性柔弱是自然规律，但是在这种规律下，女性仍能做出不输于男性的成就，这依赖于女性骨子里认死理的劲儿。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持，所以最终能战胜困难。《雌性的草地》里的沈红霞为了自己的信仰，付出了自己年轻的容颜和健康的身体。
遇到草原上下暴雨，所有的人都吃马料维持生命，只有沈红霞一个人坚持饿着，不愿意与马儿抢食物，最终所有的人都被感化，停止了偷吃马料的行为。当她遇上了一匹心仪的红马，坚持驯服它的时候，无数次被红马伤害。同伴建议她用洗澡水讨好红马，但是被她毫不犹疑地拒绝了，她不愿意用这种不光明得手段去征服草原上的英雄。最终，沈红霞用自己的执着终于感动了红马，成为了红马的知己。也许很多人认为沈红霞很傻，不知道变通，性格上有点轴，但是正是因为这种轴才能让她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付出了一切。《第九个寡妇》中葡萄也是有这种轴劲儿的人，公公孙怀清让她去收账看中的就是她的死心眼。葡萄向别人要账有自己的特色，“人不还账她绝不饶人，往人家窑院上一扒，下面窑院里的人推磨、生火、做饭，她就眼巴巴看着。有时从早到晚，窑院里开过三顿饭了，她还在那扒着”1,别人让她吃饭她也不吃，还说“吃人家嘴短，账就收不回来了”2,最后收账成功。由此可见，葡萄身上的那股执着劲儿丝毫不输沈红霞。执着的人一般都认死理，对于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从来不松口。公公孙怀清被划分成了地主，所有的人都敬而远之，就连自己的二儿子孙少勇都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只有葡萄不离不弃照顾他。队长蔡琥珀要求她远离地主阶级的时候，她回应道：“再咋阶级，我总得有个爹，爹是好是赖，那爹就是爹，没这爹，我啥也没了”3.当她得知公公没有被打死的时候，毫无犹豫地将他“偷”了回来，藏在了地窖里，一藏就是几十年。
在这几十年中，为了守护这个秘密，葡萄一直守寡，再也没有结婚，甚至还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送给了侏儒人。整部小说我们时时刻刻能感受到葡萄的那种执着，如果没有这么执着，公公孙怀清早就死过很多回了，哪还会活到寿终正寝。坚守和执着让女人变得更加坚强，从而衬托出男性的畏畏缩缩，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严歌苓用独特的眼光塑造了一大批生动形象的女性，从而更加衬托出男性的怯懦和残缺，这些不完满的男性形象，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子汉。严歌苓将男女放到同样的背景下去塑造，为我们呈现了复杂的两性关系，从而深入剖析了人性，这也是严歌苓解构男性的主要目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