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余华小说创作的当代思考
余华的小说创作历程已走过了三十年之久，他的创作生涯也一路伴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更是经历了两次创作转型的重大飞跃，因此，站在当下的角度回顾余华小说整个创作历程，我们应当给予余华的小说创作一个中肯的评价，发掘其小说的价值并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余华小说中存在的局限性，这种客观的价值评判是对余华本人及其小说创作的一种尊重。
4.1 价值与意义。
余华自走上文坛开始就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创作活力，他多变的小说创作风格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写作的多样性，同时他始终坚守不渝的创新精神也激励了一批作家的创作。余华的小说创作总是跟随时代变化发展的潮流，同时他也在创作中积极汲取西方文学的精华，并坚持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作为创作主旨，而最能体现出余华小说创作价值的便是其小说中所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关怀以及在世界文学中所产生的广泛的文化认同，这不仅使余华的小说更具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4.1.1 深刻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作家在创作中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关注。余华作为当代文坛一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作家，他的作品最具价值之处就在于他将对人的深切关怀纳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他曾说："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者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的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余华的小说创作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型和叙述形式的尝试，然而他始终不变的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层思考和对人生命运深切的人文关怀。
余华创作初期的小说虽然略显青涩和稚嫩，但是在这些小说中已经初步显露出余华对人的一种深切关怀，这种关怀主要是通过对美好人性的执着追求而表达出来。例如，在处女作《第一宿舍》中，余华讲述了四个个性迥异的青年之间的各种纠葛，着重通过"我"的自私烘托出了主人公毕建国的善良、谦卑、真诚的美好品质，直到毕建国不幸患离开，才使"我"和其他几个人深深感到一个品质高尚的同志的离世是如此让人感到惋惜；余华对毕建国高尚人格的赞美以及对"我"化恶为善的描写，都是余华对美好人性的直接表达；在《"威尼斯"牙齿店》中，余华首先赞美了秀水村淳朴敦厚的民风和安定的生存环境：
村上没店没铺，不过经常有一些小商光临。他们带来盐、油、酱、豆腐、豆腐干、织网用的尼龙线和小孩吃的梨膏糖，还有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走时，带去渔网、鱼竿。买卖很公平，治安情况也很好，很多人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警察。
除此之外，在这部小说中余华还倾心地刻画了一群富有正义感的村民们，因"文革"而导致人性发生扭曲的牙医老金带着红卫兵到秀水村捣乱，却被齐心协力的村民们一起轰出了村庄，而老金被秀水村淳朴的民风和善良的村民所感化，最终化恶为善，重新面对生活。余华对人性美好的执着追求延续到了他后来创作的《竹女》、《星星》、《老师》等多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
余华在这一创作时期表达对人的深切关怀是通过对人性美好的执着追求而实现的，这种对美好人性的挖掘和展现是因为余华自身对人的价值持有一种肯定态度，这使得余华在作品中描写人物时愿意去发掘人性中的闪光点，而个别丑陋的人性也最终能在善良的感召之下化恶为善，因此，在他笔下所塑造的也大都是善良、美好的人物形象。余华将自己对崇高人性的理想追求寄寓在他文本的字里行间，彰显出了美好人性的强大张力和饱满的亲和力，这是余华表达自己人文关怀的价值所在。
在余华 80 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创作时期，他表达自己深切的人文关怀则是侧重于在暴露人性丑恶的同时对人的精神层面进行关注。在余华的这些先锋小说中处处都是阴森、恐怖的场景，残酷的暴力与死亡，人性的阴暗与丑恶都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幅阴冷、灰暗的人生图景。例如，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初入社会的十八岁少年一次次目睹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和欺骗，这让自己的精神陷入了不断的恐慌之中；《现实一种》中当这个家庭在面临危机时，每个人都精神高度紧张，在人格乃至精神都极端分裂的状况下爆发出了亲人间的循环杀戮，将人性恶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一九八六年》中历史教师受到文革迫害而导致发疯，并对自己实施了种种酷刑，这种行为直接指向被历史表象所掩盖着的真实，可是围观群众却始终以冷眼旁观的姿态面对历史真实的再现，历史教师的妻女更是以躲避和嫌弃的姿态面对现实；《河边的错误》中疯子的连环杀人事件让整个小镇都弥漫着恐怖的气息，每个人都精神高度紧张，而警察马哲最终的解决方法却是以恶制恶，以杀死疯子的残酷手段换回小镇的宁静和安稳。
余华之所以侧重于在生存困境中对人的精神层面进行关注，是因为暴力在余华的笔下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生存景观，他对暴力、血腥和死亡的极尽展现正是余华本人对人性恶的一种理解和认识。余华将人性中的阴暗、冷漠、自私甚至凶残等最为丑陋的一面进行充分揭露，通过自己冷酷的笔调将人性的丑陋和残忍以及这个世界的荒诞和非理性推向了叙事的高峰，让读者能够真实地看到面对现实苦难和悲剧命运时的人性之恶以及残酷现实带给人类的生存困境，在这种极端的生存困境中，人的精神被高度压制而产生异化，这正是人类存在的悲剧性的真实体现，在余华冷酷无情的叙述中确是他对现实人生和悲剧命运最深切的人文关怀。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随着余华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他对人生对现实的一种思考和关怀也开始由人的精神层面转向更加真实的现实层面，余华开始更加关注普通人的苦难命运。自 1991 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的小说中少了很多对暴力、死亡等血腥场面的描写，作者更多的是以一种平和、理性的心态去描写苦难，以温和的目光去看待现实生活，而他笔下的普通人的苦难命运却一次又一次地敲击着读者的心灵。
例如，《活着》里的主人公福贵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最终在他想要获得平静的家庭生活后却一次次见证了亲人的离去，人生一次次重大的打击却没能击垮福贵，他的人生伴随着不期而遇的苦难在继续前行，福贵也以自己豁达超然的精神和坚韧顽强的生命力承受着现实苦难的一次次打击，而生命也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才显示出其存在的价值。《许三观卖血记》依然延续了《活着》中受难的主题，然而许三观与福贵有所不同的是，在面对现实苦难不断地打击时许三观不再像福贵那样一味地承受苦难，而是积极地去消解苦难，摆脱困境，他用自己的鲜血不断地完成对人生的救赎。通过许三观一次次卖血的经历，他身上无私、宽容的人性光辉得以显现，余华以温暖的笔调表达了生活在底层最平凡的小人物面对苦难时的勇气，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现实苦难中的人生，展示出了生命的坚韧和人性的豁达。在《兄弟》中，余华对两个时代之下李光头、宋凡平兄弟的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进行对比性描写，然而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却带来了同样的苦难命运。在"文革"这样一个非理性的暴力时代，李光头和宋钢相依为命的兄弟情深令人为之动容，然而在改革开放后这个野心膨胀的物欲化时代中，人的生存方式也在不知不觉中演变分化，以宋钢为代表的一类人将"生存提升到了一种人性生存的高度，执拗于本体对人性的修补维护。"宋钢的这种生存精神与这个纵欲浮躁的时代格格不入，最终造成了自己的悲剧人生。李光头却将压抑在人性中的欲望本能与现实的欲望纠集在一起，他在这个物欲纵横的时代逐渐迷失了自己，并让人性与这个无节制的时代一起沉沦在这无限制的欲望潮流之中。在《第七天》中，余华以游走在阴阳两界的主人公杨飞的视角展示了一个个在现实底层普通人的苦难遭遇。被残酷的现实世界压抑着的人性光辉最终得以在冥界闪耀，当社会底层的平凡百姓因被现实世界的暴力与残酷所压制而不能生存之时，余华让他们在一个平静的乌托邦世界里得到救赎，这样的情节安排恰是熔铸了余华对残酷现实的鄙夷和对普通百姓命运的关注。
福贵、许三观、宋钢、杨飞等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了种种苦难的打击，他们似乎无力改变自己苦难的命运，但他们却始终以乐观、淡然的态度去面对苦难、承受苦难，余华在他们的苦难命运中注入了自己深切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既是对这些普通百姓的苦难命运的同情和理解，对他们积极的生活态度的一种肯定，同时自己也是对人类生存境遇问题的一种思考。
纵观余华小说创作的整个历程，在纷繁多变的创作风格之中，始终不变的是余华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和对人生命运问题的不断思考，余华将人文关怀寄寓在他的创作理念中，他对人性的探讨和对生存境遇的不断思索使他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都能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并成为人类自我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内涵。
4.1.2 广泛的文化认同。
文学和传播是不可分割的，文学作品如果缺少了必要的传播手段就变得不可知，相反，传播则是文学的一种表现方式。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余华是为数不多的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作家，这与余华的小说在海外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
余华的小说多次被翻译成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韩文、日文等二十多种文字，在近三十个国家出版。除了小说被广泛译介之外，余华还获得过诸多国外的文学大奖，他的小说《活着》荣获了 1998 年的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英文版的小说集《往事与刑罚》获得了澳大利亚 2002 年度悬念句子文学奖；《许三观卖血记》于 2003 年荣获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2004年余华获得了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8 年余华的《兄弟》获得法国首届"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等诸多奖项。余华所获得的这些国际文学奖大都是极具含金量的奖项，其中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是意大利的最高文学奖，而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则是"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专门颁发给在文学艺术领域获得卓越成就的人，每年只有极少数享有很高声誉的艺术家有资格获得。"除此之外，余华的小说《活着》曾被导演张艺谋翻拍成同名电影并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许三观卖血记》最近在韩国被翻拍成电影《许三观》并将于近期上映。随着作品不断被译介到国外以及荣获诸多国际文学奖，余华开始以中国当代文坛着名作家的身份不断地被邀请到多个国家进行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活动，还被邀请至诸多国际知名学府进行巡回演讲，余华得以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去介绍、宣传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世界读者了解他的作品，了解中国文学。余华和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国外的广泛认可并深受国外读者的喜爱，除了高质量翻译团队和出版社的贡献之外，这与余华的创作是分不开的。
首先，余华在二十多岁就开始喜欢文学，那个时候刚好赶上中国文学在经历几十年之久的禁锢之后开始全面解禁的时代，此时有一大批西方先进的文学涌入中国，而中国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也得以自由传播，在面对如此多样化的文学作品来袭时，余华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外国文学作品。余华开始广泛地阅读西方经典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而很多伟大的外国作家都对余华的创作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蒙田、博尔赫斯、契诃夫、三岛由纪夫、威廉·福克纳、卡夫卡、布尔加科夫等诸多文学大师都在余华三十多年的阅读经历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影子，是他们打开了余华的阅读视野，让余华原本狭窄的人生开始变得更加丰富和宽广。余华本人也凭借着自己对文学良好的敏锐力，从这些大师的创作中找到自己可以借鉴的创作方法并自觉地积极实践，川端康成教会了他如何去描写细部；卡夫卡不仅解放了他的思想，更让他学会了用无拘无束的形式去创作；而余华则从威廉·福克纳那里学会了心理描写的写作技巧，正是余华主动吸收外国文学中的精华，并积极地用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实践，才能让他的作品与同时期的许多其他作家相比更具独特性。正是余华对外国文学的积极借鉴和吸纳，让很多阅读他作品的西方读者从他的作品读到了一些西方作家的韵味，并从余华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文化认同感，这种文化认同"来自于同一文化群体的人们对共同历史的知觉和理解。"例如，法国《世界报》就曾评论余华"既有海明威又有斯汤达的风格。"《自由比利时报》在评价《兄弟》这部小说时就如此说："在 700 余页里，余华，用一个极具流浪文学色彩、拉伯雷式的、庞大的叙述，向我们展开了他们的故事。"余华带给西方读者很多的阅读期待，他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和借鉴使得外国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快将原本对异域文学的距离感消融在对本土文化的熟知中，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兄弟》的发行在国内评论界出现两极分化的评论趋势而在国外却收获了一致好评。
此外，余华的小说也为世界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窗口。余华小说的故事背景大多集中于 20 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他在小说里展示了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历程，还描写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这恰好满足了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生存状况的猎奇心理。余华在他的小说中展示了"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乃至商品经济体制等诸多中国社会典型的历史环境。例如，在《活着》中，福贵风风雨雨的一生就经历了国共内战、大跃进运动、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诸多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他的命运也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跌宕起伏，福贵的一生可谓是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历史变迁的缩影；余华在《兄弟》这部小说中的叙述跨越了"文革"与改革开放这两个时代，讲述了两个时代下的社会图景和人的生存境遇，正如法国《书店报》所评价的那样："在这本书中，读者还会发现昨天和今天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这是特别令人兴奋的：
目睹一个国家的变化，看其经历文革到现代文明，已经过去的 20 世纪，似乎还能看到 19 世纪初期昏睡的中国，以及如我们所知的，中国正以无限活力地苏醒了。李光头和宋钢所居住的刘镇，它就是象征中国过去 20 年发展变化的一个完美缩影。"余华的小说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同时他小说在海外的广泛传播也为中国文学迈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
余华的小说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读者的关注，这既是对余华自身创作的极大鼓舞，同时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余华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这不仅意味着世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文学，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作家创作实力的日益强大。余华这位从小县城里走出来的作家，凭借着自己的创作才华，不仅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同时也在国际享有盛誉。余华以自己的创作赢得了中国乃至世界读者的好评，更是以文字的力量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
4.2 局限与反思。
当然，我们在肯定余华小说创作的艺术价值时，也不能忽略他的创作所存在的某些缺失和局限。余华的文学创作一直秉持先锋精神，这种精神就要求他要始终保持着一种写作的创新性和先导性，这也是余华的小说创作不断与时俱进适应时代文化潮流的原因所在，对此余华也曾坦言："你写的作品在你这个时代如果没有人接受你，以后永远没有人接受。"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化、商品化的经济理念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也直接影响了文学生产领域，"在市场和商品消费文学主导或影响下的文学生产中，文化受到商业精神的压迫，文化作品与一件普通商品等量齐观，市场效益机制引入文化作品的创造和传播过程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生产的常规形态。"由此，在这样现实生活的世俗利益诱惑之下，很多作家开始在创作中主动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以此来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因而在创作中开始出现了俗化倾向，余华也不例外，他自己在谈到文学创作走向问题时就曾宣称："文学趋俗，这是一个时代的走向，是阅读的要求。"正是这样的创作趋向，也使余华的小说创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兄弟》这部小说是余华继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后十年沉寂的回归之作，而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就饱受各方的关注，并一时间成为焦点性的文化事件。
可以说，《兄弟》这部小说正是消费主义和市场效益机制影响之下的文化产物，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就不断被各种媒介拿来宣传和炒作，而余华本人也乐衷于为宣传作品而参加各种访谈和交流会，甚至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妻子陈虹也为帮助余华宣传《兄弟》这部小说而接受媒体的访问；另一方面，从文学作品自身来看，余华在这部小说中除了糅合他之前的两种创作风格之外，还加入了诸多世俗化的描写，这正好符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可谓是一部"顺势之作".在这部小说中，余华的创作主旨依旧是在苦难的现实之下引发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对生存方式的关注，他不仅写下了人性的弱点和丑陋，同时也写下了苦难现实之中人性的善良和伟大。然而在面对现实时，余华不再是针砭时弊，指出现实的残酷和虚伪，也没能对现实境遇进行深入挖掘，而是将当代社会生活中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进行了群像式的展示，而不似以往那般深刻且犀利，因此才会有评论者说："李光头的处美大赛、淫乱、结扎手术，围游的处女膜兜售，烟鬼厂长的下流、宋钢推销阴茎增强丸和丰乳膏，童铁匠嫖娼，以及福利厂的瘸子、傻子、瞎子和聋子的种种轶事，表面上仿佛是一种对现实的揭示和反讽，其实是一种地道的媚俗。纯粹是为了迎合许多低端读者的窥私和猎奇欲。"这种评论虽然过于极端化，但是余华在小说中对偷窥、性描写泛滥叙述以及对丑陋、肮脏生活的迷恋，确实让这部小说在审美品格上趋向于流行的大众通俗小说。
《第七天》的出版和当年《兄弟》的出版发行时遇到的情况极为相似，在短时间内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而对于这部小说的评论也同样是毁誉参半，遭到批判最多的就是在小说中大量出现了耳熟能详的社会新闻事件，余华将新闻串烧式的写法植入作品，他的这一做法自然引来了诸多的质疑。事实上，这部小说中出现的强拆卖肾、刑讯逼供、毒奶粉等事件都可以在近几年的新闻事件中找到原型，余华直面社会现实的勇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然而"要在文学作品中有张力有深度地表现当代中国现实，抵达社会事件背后隐秘的人性深度，的确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余华的局限性就表现在他将这些新闻事件进行了碎片化的结构处理，将它们任意安插在作品的各个角落，而他却没能从整体上去考量这些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社会矛盾，余华也没能依据自己的写作经验去重构这些社会事件，而是用大量社会热点事件的串联为读者展示了社会生活的繁杂。反观余华之前的小说创作，"他介入大命题大历史的方式找到了一个时代特征显着、且又契合自己内心敏感点的切入角度。而那时的写作所呈现出的美学力量，恰是来自作家理性层面的现实承担、历史反思与作家无意识中个人内心释放的共同作用。"值得反思的是，在商品市场化日益繁荣的今天，以"回到文学本身"为理念的纯文学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因素的干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化出版行为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纯文学作家的创作心态及其创作的艺术走向，不少纯文学作家的创作开始明显地出现商品化、世俗化的倾向。在作家想要努力去迎合大众审美趣味和顺应商品化市场发展的同时，其文学作品已然被打上了浓重的商品经济的烙印，导致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审美价值的缺失。长期来看，这不仅会使很多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逐渐丧失作家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对文学不断探索和创作的积极性丧失必然也会导致作家创作能力的下滑，这势必也会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发展乃至中国作家整体的创作水平。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作家在大众文化和市场经济影响下进行文学创作时如何注重作品的文学性，有效避免市场话语对文学审美品质的干扰，在不伤害文学价值本身的同时创作出具有高品质的文学作品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