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平和理性的变革期。
80 年代的先锋文学作家们追求的是小说"怎么写"的形式实验，当形式开始给读者阅读以及作家创作带来困扰时，重新找回小说"写什么"的精神内涵是先锋小说家们进入 90 年代之后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一直秉持创新求变的先锋精神的余华此时也开始对自己的创作重新定位，通过对小说内容的重新发掘，余华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1991 年，余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以往小说中酣畅淋漓的暴力场景不见了，余华冷漠残酷的话语也被小说中不自觉流露出的淡淡忧伤与温情所替代，而这部小说也普遍被学界认为是余华创作转型过渡期的代表作，此后余华接连发表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等多部长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虽然不乏暴力、死亡的元素，但是让读者感受更多的是在这些暴力、死亡背后所呈现出的关于人生苦难的悲悯与救赎。以往那个冷血的余华开始变得温情脉脉，读者重新认识了一个对苦难人生进行执着探索，对人性深度挖掘的余华。笔者着重以《活着》、《第七天》两部作品去具体论述余华在这一时期小说所呈现出的风格特征。
2.4.1 苦难情节的温情演绎。
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在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不同的苦难遭遇，然而作为一种泛化意义上的苦难来说本身不具有相应的现实价值，只有把苦难转化为一种苦难意识，才会使苦难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文学家们意识到了人类现实生存境遇中所遇到的各种苦难问题，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苦难意识表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很多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如艾略特、卡夫卡等也都极力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苦难意识。这种苦难意识"是以个体生命主体意识的确立为首要前提的，它源于生命意识的自我觉醒，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强，他的苦难感受就越强。"它不仅要求作家在面对个体生命在遭遇现实环境牵制时所产生的一种探索追问的态度；更要求创作主体自身对苦难有理性的认识，并能对个体生命在面对苦难打击时生发出一种悲悯与体恤的情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中独具创作个性且深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余华也无可避免地将苦难意识纳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当中，因此学者陈思和这样评价到："余华的小说明显在展示苦海无边，无可逃避的图景。"然而余华在不同的创作时期对苦难的表达也有所不同。
80 年代的余华书写人生的苦难更多是通过死亡、暴力事件的大量描写并将苦难化为对人性恶的展示中，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人生苦难的玩味之意。而 90年代转型之后的余华开始用一种悲悯之心去对待苦难，他将人生的种种苦难用温情的方式进行演绎，使苦难不再简单地成为人性之恶的依托，"而是进入现实与命运对抗的潜在部位，成为作家展示人物生存意志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基石。"因此，面对人生苦难地不断来袭，作者更多的是用面对苦难时宽容与坚韧的精神为自我的生存找到一条救赎之路，余华将自己对在苦难中挣扎的个体命运的深切体恤之情纳入到对苦难的深度探索之中，由此实现了对苦难书写的升华与超越。
《活着》这部长篇小说在余华的创作道路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1992 年余华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活着》，1994 年张艺谋邀请余华将这部小说改编成剧本，随后电影《活着》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中荣获大奖，余华也在改编剧本的同时，将原本只有 5 万字的中篇改成了 12 万字的长篇小说。1998 年，长篇小说《活着》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从此，余华和他的《活着》便很快享誉国内外，余华也因此成为中国作家中受到外媒关注最多的作家之一。
这部小说不仅对余华的创作之路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余华 90 年代创作转型以来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
《活着》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主人公福贵的一部苦难史。年轻时的福贵享乐成性，最终落得家境衰落将自己的亲爹活活气死，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变故之后的福贵得到了警醒，他开始意识到生命存在的责任；在经历了战争并且死里逃生后的福贵更加体会到活着的不易，能有一个幸福安稳的家庭生活是他美好的向往，然而现实生活并没能如福贵所愿，此后的福贵接二连三地见证了亲人的离去：儿子有庆给县长夫人献血却被医院抽血过度而致死；女儿凤霞因产后大出血而死；妻子家珍因病致死；女婿二喜干活儿时被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是吃豆子撑死的，亲人相继去世，只剩下福贵一个人了，晚年的福贵和一头老黄牛相依为命。面对生活苦难的一次次打击，福贵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对生活的勇气，他始终用一种乐观坚韧、豁达平和的态度去忍受现实，承受苦难：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福贵的一生，死亡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困境，福贵目睹着亲人的相继离去，他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福贵在亲手埋葬亲人的同时也将自己所有的绝望和愤懑一起埋葬，他无力反抗，只能承受命运对他的安排。因此，在生活的苦难和不幸的命运面前，福贵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他始终用一种豁达的态度去承受命运的苦难。然而，除了不断来袭的死亡之外，生活的极度贫乏也是福贵苦难生活中的另一种真实存在。余华在这部小说中描绘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全貌，而福贵一生也先后经历了国共内战、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些特殊的背景之下，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普通农民承受着生活的极度困顿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妻子家珍长期患病却因无钱治疗而一拖再拖，儿子有庆也因为担心鞋子被磨破而坚持赤脚跑步上学，最终却因为自己跑得快而被抽血过多致死，小外孙苦根也是因为饥饿难耐最终因吃豆子过量被撑死，"尽管他们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某种偶然性因素，带着巧合的意味，但是，细想之后，又无不是因为贫困所致，无不体现了历史内在的规定性。"福贵在他的生命历程里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这些苦难的打击让福贵几乎没有活下去的理由，然而福贵却依然顽强地活着，他对苦难进行着源于生命本能的一种抗争，这种抗争就是让自己好好地活下去。在艰难挣扎的苦难岁月中，福贵带着坚韧的态度和乐观超然的精神，用生命的存在去化解生活的苦难，福贵始终让爱和温暖成为维系自己和亲人之间的纽带：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
面对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各种苦难，余华用温情替代了曾经的冷酷，化解了现实的残忍带给读者的巨大冲击，并让读者在一个个温情的瞬间去体会绝望生活中存在的希望。
如果说《活着》是将苦难都集中在福贵一个人身上，那么《第七天》则是将苦难集中在一群中国人身上，作者对残酷现实苦难之下的人物群像进行了集中性的展示。余华借助游走在阴阳两界的亡灵视角，以时下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新闻热点事件为素材描写了一群中国人苦难的人生遭遇：李青凭借自己的美貌改变了命运却失去了最简单的幸福而最终沦为高官的情妇；郑小敏的父母因政府的强制拆迁而被埋入废墟；医院将二十七个死婴当作医疗垃圾丢入河中，李月珍举报弃婴事件却无端被超速宝马车撞死，最终连尸体和太平间的二十七个死婴都一起消失在地质塌陷中；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问题导致身患癌症的养父杨金彪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而离家出走；过高的房价导致城市的鼠族们蜗居在地下防空洞里；警察刑讯逼供、农民工卖肾挣钱以及食品安全问题等等，这一个个事件都突显出社会底层人群的苦难遭遇，而这些人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踏上了非正常的死亡之途。余华针砭时弊，对现实世界的残酷一一进行展示的同时，又构筑了另一个乌托邦的亡灵世界，现实世界的残酷无奈与亡灵世界的和谐无忧彼此相照，"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在现实世界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却在这个亡灵世界中得到释怀，"他们都在快乐地吃着喝着，同时快乐地数落起了那个离去世界里的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假鸡蛋、皮革奶、石膏苗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在朗朗笑声里，他们赞美起了这里的饮食，我听到新鲜美味健康这样的词汇接踵而来。"善良的李月珍再次把这二十七个弃婴当作自己的孩子；杨飞与前妻李青在这里再次相遇并情意绵绵地共诉衷肠；被警察刑讯逼供的李某和警察杨某泯灭仇恨，成为不离不弃的亲密棋友；在现实世界受尽冷眼的鼠妹刘梅也在众人的呵护下带着"完好无损的肉体和完好无损的美丽"走向了属于自己的安息之地，而"我"与养父杨金彪也将在这里永远不分离，"有墓地的得到安息，没墓地的得到永生".
余华内心对这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怀着深切的怜爱，因此他让曾在社会底层挣扎着的人们在虚妄的亡灵世界得到自我的存在感，将漂泊无依的灵魂引渡到没有悲伤，没有贫贱，人人平等的"死无葬身之地".
余华在这部小说里写下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个是荒诞绝望、危机四伏、人情冷漠甚至有些残忍的现实世界；一个是快乐无忧、温暖感人、人人死而平等的亡灵世界。余华写出两个世界的对立关系，一方面是用亡灵世界的美好来反衬出现实世界的荒诞绝望，以亡灵世界的轻松衬托出现实世界的沉重，这种"以轻写重"的写作手法，使余华在叙述时可以不被现实所束缚，从而达到叙述的自由，使小说在形式上更加新颖独特；另一方面，这两个世界的对立关系正是余华本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的表达，物欲横流、荒诞丑陋乃至人际关系复杂的现实世界并不是单纯的可以用人性中美好的情感所能改变的，而在虚构的亡灵世界中，现实世界的一切不可能在这里都能实现，余华正是通过对这个虚构的亡灵世界的美好描绘来达到自己对残酷现实的否定。余华独具匠心的苦难书写体现出其内心对现实世界的忧虑和沉思以及对世间温情的美好憧憬。
余华总是对不同人物的苦难生活和多舛的命运都给予温情的呵护，让善良普通的生命在苦难之中找到自我救赎的方式，让苦难在绝望的边缘闪烁着希望之光，给人以心灵的慰藉。
2.4.2 人性之善的温暖回归。
"文学即人学",人是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好的文学作品必然离不开对人的塑造，因此对人性的不断探索与挖掘是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目标。余华也不例外，在他三个不同的创作时期都对人性做出了不断的探索。先锋小说创作时期的余华透过形式的革命与冷峻的目光直视人性中最为丑陋的一面，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小说创作转型后的余华对人性的探索也由对人性之恶的无情暴露转为对人性之善的关怀，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也不乏人性恶的出现，但是余华始终用自身的体恤之情让人性之善的一面散发出耀眼的光辉，时时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在细雨中呼喊》里的主人公孙光林，从小不受家里人的待见而被父母送出去，可是却在王立强、李秀英这对夫妻那里享受到了父母般的疼爱；他与苏式兄弟、鲁鲁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自己生病时也能受到苏医生慈父般的关爱，这些温暖人心的场面在余华先锋小说中从未出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建立也标志着余华创作最大的转型，更多感人至深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也开始出现在余华的小说中。《许三观卖血记》就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宽容与美好。许三观一生共有十二次卖血经历，而他却为不是自己亲生骨肉的许一乐卖血次数最多，他"卖血与施爱的过程超越了父与子的生命范畴，甚至蕴含了许三观对自我生存的道德追问和伦理冲撞。"透过许三观，余华让读者重新看到了人性中的善良与宽容，许三观的人格品质直接反应出了人性"向善"的不朽品质，也反应出了曾经那个"血管里流着冰渣子"的余华对人性之善的唤醒和期待。在小说《兄弟》中我们看到了宋凡平和李兰之间真挚感人的爱情故事，在宋凡平被红卫兵打死之后，李兰为了纪念逝去的爱人，竟然十年都没有洗过头发，而她在去世前最后一次洗头发时却发现自己已是满头白发，这感人至深的场景透出相爱却不能相守的感伤以及对爱情坚守的美好人性；宋凡平对继子李光头的浓浓父爱也彰显出人性的美好，虽然在这部作品里余华依然描写了"文革"时期的残暴行为，但是和这些残暴行为相比，小说中人性的美好与人情的真挚却是更加触动人的心灵，这也充分体现了余华这一时期对人性之善的孜孜追求。
余华在《活着》中塑造了一个个心地善良的人物形象。例如，福贵家从前的佃户王喜在死前还要叮嘱自己的儿子将旧绸衣送给曾经的少爷福贵，好让福贵在死前还能穿上绸衣风光一下；福贵家以前的雇工长根为了不给落魄的主家增添麻烦，宁愿自己去要饭也不愿拖累福贵一家，"长根那天走后，还来过一次，那次他给凤霞带来一根扎头发的红绸，是他捡来的，洗干净后放在胸口专门来送给凤霞。"福贵一家人在自己都饿得揭不开锅的时候，还愿意将好不容易弄到的一点儿大米分给队长一把，虽然家珍很心疼，可她还是愿意去帮助队长；福贵的儿子因为救县长夫人导致抽血过多而丧命，可是当县长春生在文革中被打倒而萌生了自杀的想法时，福贵和家珍愿意主动放下曾经失去儿子的怨恨和痛苦，极力阻挡县长春生并给予他活下去的勇气，夫妇二人在承受丧子之痛的同时还愿意帮助春生，这足以体现出人性的无私与善良。福贵与家人之间的亲情更是感人至深。虽然福贵身边的亲人一个个都离他而去，但是一家人曾经美好的亲情都给予他好好活下去的勇气，这种令人感动的温情深深震撼着每一位读者。
2013 年，余华带着最新力作《第七天》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这部作品再一次在当代文坛引起了轰动与争议，面对毁誉参半的评价，余华说到："假如要列出一部最能够代表我全部风格的小说，只能是这一部，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我所有作品中的所有因素，它已经统统包含进去了。"这部小说既有余华先锋创作时期的暴力与荒诞，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对苦难与温情的演绎；余华在对人性的冷漠进行强烈抨击的同时，另一方面却表达了自己对美好人性的强烈期盼。余华用自己真挚的笔调展示了一个个有关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故事，在这些故事背后蕴含了余华内心对人性之善的温暖回归。
在《第七天》中，余华对人性之善的描写主要集中在杨金彪、李月珍和伍超的身上。余华首先讲述了主人公杨飞与养父杨金彪之间感人的父子情深。杨飞因为一个意外而降生在轨道上被单身的铁道工杨金彪捡到，从此杨金彪为了让杨飞能够无忧无虑的快乐成长而选择终身未娶。杨飞对养父杨金彪的回忆里都带着满满的爱意：父亲从此心无杂念养育我成长，我是他的一切，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度过了经历时漫长回忆时短暂的生活。他在墙上记录我的成长，每隔半年让我贴墙而立，用铅笔在我头顶画出一条一条的横线。我初中时个子长得很快，他看着墙上的横线的间距越来越宽，就会露出由衷的笑容。
杨金彪愿意用自己一生的时间陪伴着杨飞成长，憨厚老实的他给予了杨飞最踏实最伟大的父爱，这种无关乎血缘关系的父子情深总让人为之动容。余华笔下的父子关系不再是断裂、残破的，他用最温暖的细节去表现最伟大的父爱，对父亲高大形象的建构也成为余华创作转型的突出性表现。与杨飞非亲非故的李月珍更是给了杨飞母亲般的温暖，她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杨飞。李月珍在自己即将安度晚年之时，义无反顾地揭发了"弃婴"事件而致使自己死于非命。然而，余华对李月珍美好人格的赞美并没就此停止，在虚妄的阴界，李月珍更是将这二十七个弃婴当作自己心爱的孩子："有一个婴儿不小心从树叶上滚落下来，他吱吱哭泣着爬到李月珍跟前，李月珍把他抱到怀里轻轻摇晃了一会儿，再把他放回到宽大的树叶上，这个婴儿立刻快乐地加入到其他婴儿夜莺般的歌唱里去了。"李月珍无时无刻不给予他人温暖的关爱，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虚妄的阴界，她总是尽其所能以母亲般的温暖去爱护她的每一个孩子，在李月珍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看到了一个母亲的善良与宽厚。余华对李月珍圣母般的形象塑造，体现了他内心对温暖人性的强烈呼唤。在鼠妹刘梅与伍超的爱情故事中，更让人读出了爱情的心酸与真诚。鼠妹和伍超这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恋人，共同经历了生活的诸多艰难困苦，在底层挣扎的他们却有着相濡以沫的爱情，然而这对生死相依的恋人却因一个误会而先后撒手人间。鼠妹因伍超给他买了一部山寨iPhone 手机而感到被欺骗，并在众多网友和路人的怂恿下跳楼自杀，鼠妹虽已离开人世，而伍超并没有重新开始自己新的人生，却走上了一条卖肾为鼠妹买墓地的赎罪之路，伍超对爱情的执着与坚贞，使他身上闪耀出人性善良的圣洁光环。
随着余华对温暖人性的重新发现，使得人性之善在他 90 年代转型之后的小说中处处可见，虽然还有暴力、死亡这些血腥的场景，而余华更注重描述暴力与血腥之下人性的张力以及在面对这些苦难之时人性的善良与坚韧。
2.4.3 质朴温和的叙事语调。
余华曾经在自己的随笔集中这样谈到："在现实中，作家可以谎话连篇，可以满不在乎，可以自私、无聊的沾沾自喜；可是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严肃认真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与怜悯之心的；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余华明确地表达了"通情达理和同情怜悯之心"对一个作家创作的重要性，这是余华创作转型之后情感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转变。因此，在褪去了先锋创作的形式试验和对暴力与死亡的血腥书写之后，余华开始将创作主体的情感辐射到人物无法超越的苦难人生，使得这一时期作品的叙事语调是质朴、温和的。
《活着》中，福贵对自己一生的回忆是漫长而悠远的，然而他的讲述却是温暖而又平静的。在经历了身边亲人一个个都离他而去的打击后，福贵毅然接受了苦难的命运，曾经亲人间的各种温暖场景不断涌现在他的回忆中，这些甜蜜的回忆是激励福贵好好活下去的动力，同时也让福贵在活着的岁月里变得更加豁达。
余华在叙述中"摒除了一切过度抽象的隐喻性话语，也摒除了一切鲜明的价值判断式的表达，而将话语基调严格地建立在福贵的农民式生存背景中。因此，他的话语始终在福贵的自我复述中呈现出一种最朴素、最简洁的审美特征，"余华让这个中国最为普通的农民代表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从来没有过一个人像他那样对我和盘托出，只要我想知道的，他都愿意展示。"福贵朴实的话语与他一生经受的苦难交织在一起，共同传达出他内心的悲悯与无助；而面对这种受难式的主题，余华也以自己温情的话语替代了过往的尖利冷漠，"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老人，用这样的语气谈论着十多年前死去的妻子，使我内心涌上一股难言的温情，仿佛是一片青草在风中摇曳，我看到宁静在遥远处波动。"余华将自身难言的温情怀注入一个个悲剧性事件中，使得整部小说都透出质朴温和而又感伤的语调，使读者在这种话语基调的阅读体验中被福贵一生苦难历程中坚韧的生命精神所深深打动。
《第七天》的整个叙事语调也是温暖而又平和的，虽然小说中依然有现实世界的残酷事件和冷漠的人心，余华却讲述了大量温暖感人的故事，这些动人的故事所流露出的真情和温暖不时地冲击着现实的残酷和冷漠，这种平和却又温暖的叙事语调如一股股暖流流入人们的内心，温暖心田。例如，余华在描写主人公杨飞为自己穿殓衣时这样写道：里面没有殓衣，只有一身绸缎的白色睡衣像是殓衣，上面有着隐隐约约的印花图案，胸口用红线绣上的"李青"两字已经褪色，这是那段短暂婚姻留下的痕迹。
我当时的妻子李青在商店里精心挑选了两套中式对襟睡衣，她在自己的睡衣胸口绣上我的名字，在我的睡衣胸口绣上她的名字。那段婚姻结束之后，我没再穿过它，现在我穿上了，感到这白色的绸缎睡衣有着雪花一样温暖的颜色。
虽然杨飞的婚姻如胸口的绣字一样已经褪色，然而这段爱情的美好却始终留在他的心中，在自己生命的终结之时，杨飞如仪式般地为自己穿上这件"殓衣",这件衣服所带来的温暖亦如曾经爱情的美好，在杨飞的心中久久无法抹去。再如，当郑小敏的父母因政府强制拆迁而被埋入废墟之后，这个 9 岁的孩子却浑然不知，在寒风凛冽中依然坚持坐在自家房屋的废墟上边做作业边等待着自己的父母，这一幕场景是如此感人而又令人心酸。余华不再一味地展示现实世界的残酷事件，而是将笔触落脚于隐藏在暴力背后的一幕幕动人场景。在小说的最后，当亡灵世界里所有的亡灵一起为鼠妹刘梅净身、咏歌，簇拥鼠妹走向安息之地时，一切都变得如此圣洁，如此震撼人心。
创作转型后的余华，逐渐脱离先锋小说对形式的过分追求，而转向对小说内容的填筑。余华开始放弃繁杂的表达形式，而用一种最质朴的语调讲述温暖的故事，将复杂的现实生活简洁化，并用自己准确独到的笔触直达人心，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