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悲凉情感的主体——人物形象
俄罗斯文学的代表作家托尔斯泰认为艺术家正是通过自己的艺术手段来传递自己的情感和意识，在艺术创作中表达自我的体验，把自己过往的思想和经验凝聚在艺术作品中，传递给读者、观众，甚至是未来的自己。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曾说过艺术是艺术家对自我过往情感的再唤醒，艺术家用它去激发读者的相应的情感。
萧红为"自传性"作家，她的故乡在东北的乡村，出走之前一直生长在此，对东北农民的生活环境、生存状态比较熟悉，所以她的小说多以北方农民生活为背景。童年被父母忽视、冷落的遭遇使萧红内心敏感脆弱，而长期的孤独与冷漠，也使她的性格变得倔强刚强。萧红这种敏感脆弱与倔强刚强并存的个性特征使其从小便对身边的人和事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细致，这也是萧红小说人物刻画生动的原因之一。萧红在创作中特别关注农民、老人、女人、孩子这些处于社会低层的人们，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痛苦和不幸是萧红不竭的创作源泉，也使萧红的小说有着使人惊心动魄的悲凉气氛。
萧红以小说形式将自己的内心艺术地呈现，表达独特的生命情感，表达对人生故事、人生体验、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考。萧红建构的情感世界中，悲凉情感的呈现主体可以分为三类：（一）农民形象；（二）女性形象；（三）知识分子形象。
第一节 农民形象
萧红用自己准确犀利的笔锋以非常简洁的形式就勾勒出一幅幅旧中国的农民形象，就好比印象派的画家用聊聊数笔就刻画出一幅幅给人强烈感情冲击的画作。我们从印象派的画作中能感受到艺术家所传递的强烈的情感，同样地，我们从萧红的人物形象下也能感受到她要传递给读者的那种深刻悲凉的厚重情感。如果说悲凉意识是人类美学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那么悲凉情感则就是这种美学表达所传递的读者能直接感受到的情感冲击。这种悲凉情感既是显性的生存环境的悲凉，又是隐性的内心情感的悲凉。
一、生命的廉价
萧红作品中，农民单调而枯燥的为生存而活着，从没有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似乎在他们看来，活着就是为了死去，他们的一生如同在见证时间的流逝一般，机械且徒劳。每一个社会阶层里，人们往往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即生与死的问题，人们用自己的各人经验来对这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萧红的作品所描写的农民是旧社会饱受摧残压迫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被来自各个势力的力量打压的麻木不仁，大多数人都处在一个蒙昧麻木的状态，而萧红笔下的农民却往往会多出一些反抗的意识，从极悲凉的环境下萌发出跟命运对抗，挣扎求生的意愿。
人们对生与死的态度，更多是由其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而不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天然本性所决定。一个自然的人，一个隔绝的人是不会去考虑生死的问题的，只有社会的人，因为有环境的刺激才能在生活中萌发出原始的对生和死的态度。在俄国革命中丧失孩子的贵妇为自己的不幸痛苦流涕，但是站在一旁的农户就无法理解她的行为，他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他自己已经死掉好几个孩子了，也没有觉得就这么悲伤。
这正好说明了社会环境对人的生死意识的影响，而这正是人生的悲剧所在。农民只有冲破了这种社会环境强加给他们的枷锁，勇敢地反抗命运的压迫，才能获得新生，身体上的和心灵上的新生。萧红的农民形象虽然过着悲剧的人生，然而并不是绝望的人生，是充满着反抗意识的人生，即使是死亡，也是为了新生的死亡。在那样的环境中，农民的生命是廉价的，是可以遭受任意践踏的，他们像蚂蚁一样卑微地活着，只为了死亡而活着，然而他们又是高贵的，因为他们要反抗这可诅咒的世界，要为生存而死亡。萧红的小说中贯穿始终的生死哲学的考量，也正是她个人悲剧意识的流露，有的是无意识的，有的是经过理性思考的。
首先，萧红把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赋予这些被看作卑贱的生命廉价的农民，生是什么，为了什么而生，意义何在？在那样的社会中，农民的生命无疑是廉价的，廉价的生命又有着怎样的人生意义呢？我们在萧红的作品中能看到这样的描述。遭受命运欺压而无力反抗的人们在面对人为何而生的时候能不假思索地答道人是为吃饭而生，人是为了穿衣而生。[5]
在他们心中"生"便是可以呼吸，便是可以吃饭穿衣，"生"的意义和价值却从未思考过，于他们而言，生命的宽度与长度，一切听天由命。这种人生的意义，就是廉价生命最直接的意义，赤裸裸没有任何修饰，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凉",直勾勾地冲击到读者的心灵上。
即便如此，他们对于生存的概念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思想依旧呈现出昏迷状态。在萧红的小说中，人们为了吃饭、为了生存，是不惜丢掉生命的，是不惜"破产"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呼兰河传》中的描写看出来。
这部书是萧红后期着作中的代表性作品，有人批评萧红的这部着作反映了她的倒退，创作出的人物形象消极愚昧，然而萧红对书中人物和人物环境的描写恰巧就是为了表现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所造就的农民的麻木与梦寐，为彻底揭露刻画出这样愚昧、落后的人物和社会，才能激发出人们对美好和光明的向往。正是在这部书里，萧红描写的一个场面，非常恰当地表现出了"廉价的生命"所具有的生存意义。
这个场景是人们买到了一批明显能看出来的瘟猪肉——颜色发青发紫，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丢弃这些猪肉，反而给自己宽慰，也许这些猪不是得瘟死掉的，而是掉进泥坑被淹死的呢。于是在这样的逻辑的驱使下，他们把这些猪肉吃掉了。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呢？这就是"廉价生命"的逻辑。一个昂贵的生命是不会接受这样的逻辑，不会就这样荒诞地死掉，也不会就这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廉价的生命并没有多余的意义，只为吃而活着，只为死而活着，死了就一切归无，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下任何的痕迹在这世上。而这个场面的描写，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生活的意义，这本身是一个悲剧，人们为了生而吃猪肉，然而这猪肉又通向死亡，这种悲剧人生正是萧红要向读者传达的再唤醒的她自身的情感体验。这样的悲剧场景所传达给读者的就是最直接的悲剧情感。
如果说因为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每天都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生存状态使他们体验不到"生"的乐趣和价值，人们因此过着可悲的荒诞的生活；现实生活的可悲必然预示着精神世界的可悲，这正是廉价生命的必然结果。生命的廉价必然预示着人物精神方面的麻木和冷漠，对世界的冷漠，对生命的冷漠，对自身的冷漠，对他人的冷漠，一切都在这可憎恶的冷漠里浑浑噩噩地消耗着，直到死亡的到来。
其次表现在对精神世界的揭露上。俗话说，相由心生。萧红在对其小说中的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描写时，远远不满足于对其内心进行动物化的揭露，甚至在对其外貌进行描写时，也有意无意地向动物化靠拢。动物的生命在普通的农民看来就是为着被吃而生的，他们认为这是唯一自己可以虐待、可以控制的贱物。这就是为什么萧红在自己的作品中要描述生命的低贱的时候就会刻意把人物的外貌语言向动物，尤其是向着农民最瞧不上的猪靠近。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有人认为这部小说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拼斗，反映了农民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现实，是生死相依、生死相竞的生命哲学的反映。不像后期的《呼兰河传》，这部小说里的农民在可悲的现实里垂死挣扎，由生往死，由死求生，萧红在用死的悲剧来唤醒人们的抗争意识，而《呼兰河传》则是用生的悲剧来唤醒人们对美好的期望。
萧红描写她家乡的农民所遭受的不幸和痛苦，她刻画出当时中国东北的农民不但生命没有意义，像猪狗一样廉价卑微没有价值，盲目地穿梭在生与死的轮回之间，而萧红认为正是这种生命的廉价性才可能是农民悲剧的来源。我们来看看她在书中对廉价生命的农民的典型刻画："眼睛大的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血目‘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麻面婆说话，就像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6]
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萧红笔下的麻面婆的脸与动物的脸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甚至连她的言行举止也像极了那些动物。把人刻画成农村最低贱的猪，正是体现了农民生命的廉价，为死而生。不仅仅如此，萧红笔下的人物不仅仅是猪，还有马等牲畜，这正是反映农民的生活其实就跟家里的牲畜一样，农民的生命也就跟这些可以随时买卖、随时杀死摧残虐待的牲畜一样的低贱。萧红在处理二里半这个形象时，将其描绘成与马无异的形象，其外貌、声音、动作都像极了那些畜生，这样一种野蛮的形象反映的是农民生活的悲剧性特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萧红笔下的农民的思想高度，那这种思想高度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与生存的价值。如二里半家的羊丢了，麻面婆不顾一切的在柴堆内乱翻，走到饭盆那里大哭，比丢孩子还难过，二里半为了找羊顶着烈日在田野里不停寻觅，甚至不惜破坏别人家的菜地。然而，当他们朝夕相处的乡邻从他们眼前消失时，他们的内心却未曾有过如此的波澜起伏。这样的描述则更加深刻，人们不但自己是低贱的，而且把别人也看作是低贱的，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可悲的，这样的可悲性描写带给读者的就是强烈的悲凉情感，直接而充满了冲击力。
生存最大的悲哀并不是生存或生命面临着威胁，而是对于生的意识的麻木。萧红用其细腻深刻的笔触刻画着这样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饱受摧残的农民，她对这个群体充满着深深的爱与关怀，她要用这种悲剧性的表达力量为这些人带来生的希望。
二、死的麻木
对于死亡，反抗永远是徒劳的，谁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宿命。生命的天性就是在反抗死亡，虽然死亡是无法逃脱的宿命，但是人们可以选择过一种充满意义的人生，在死亡到来的时候，能通过其他的方法延续自己的生命，比如在世界留下自己的印记。因为反抗死亡，人们才看到生的珍贵，因为反抗死亡，人们才感受到对死的恐惧。但我们在萧红的小说中可以看见，她笔下的那些平凡的人，对于生没有期待，对于死没有恐惧。对萧红笔下的人物来说，生是廉价的，死也是无所谓的，生与死对他们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说这是对死的麻木。对死的麻木是廉价生命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生命的廉价，自然死就无所谓了。
《生死场》中的人们，面对死去的人毫无敬畏之心，拿一捆稻草，简单地包起来，仅此而已。而这些简单包一下的死去的人的尸体，被他们的家人随意丢弃在乱坟岗内，成为野狗的美食。对这些人来说，死就是无，活人尚且麻木的生活，哪里还管得了死人。
埋葬死人是因为人类意识到了死亡，很久以来，人们把埋葬去世的人当成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这样的场景下，人们对死亡极为淡漠，甚至开始无视死亡，仿佛死亡不存在，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超脱了生死，只是因为对死麻木了。
小说中，王婆服毒后尚未死去，还留有一丝气息，然而村子里的人却无视这种生的气息，已经开始为她张罗后事。王婆的丈夫对于王婆迟迟的不死去已经感到不耐烦，直接靠着院子的围墙睡去。生活在贫困、愚昧社会中的中国北方农民，他们对生都没有投入多少期待，对于死，更是满不在乎。他们无时无刻不见证着死亡，无论是突如其来的还是顺其自然的。 "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淌下。"
这是王婆的孩子遭遇意外死亡后她所说的话。对于亲生骨肉在自己面前惨死的景象，都能够如此的冷漠麻木，可见他们接受死亡的过程几乎是从不犹豫的。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他们能毫不动容，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这种对死亡的麻木，本身就是一种悲剧，通过这样的悲剧萧红要传达给读者的是农民在长期的压迫下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沉重灾难，这灾难把人的精神扭曲，让人失去了人的本性，像动物一样，丧失了对同类的同情，尤其是丧失了对亲人的同情，这是多么让人感到悲凉的一种情景呀。看到这样的场景刻画，一股悲凉之感油然而生，而这就是萧红要传达给读者的悲凉情感。
人们对死亡没有任何恐惧和感觉，却对各种各样的仪式抱有前所未有的热情和言听计从的敬畏不免让人唏嘘感叹。在《呼兰河传》里，萧红对"跳大神"这一仪式进行了细致、传神的描述：大神们穿着稀奇古怪但非常艳丽的衣服，在鼓声中蹦跳哼唧。主人小心翼翼地在一旁伺候，而围观的则于一边议论称叹。在他们看来，媳妇儿张罗着为婆婆请跳大神，那是天大的孝道，是值得婆婆们向周围邻居们炫耀的资本。
死亡对于常人来说，是恐惧的，是逃避的；然而对于《呼兰河传》中的农民来说，他们毫不畏惧，并且在死亡的时候还要穿着艳丽的衣服，举办盛大的仪式，不仅不逃避，反而似乎对死亡很亲近。这种对于死亡的麻木，正是对他们精神的空虚，对生命的漠视的真实写照。
这里，萧红对农民对于死亡的麻木、对于精神的空虚、对于生命力完全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的描写，不正是悲凉环境和悲凉情感的书写吗？
第二节 女性形象
萧红有着一个悲惨的童年经历，在孤苦寂寞中度过她的童年生活，她从母亲那里得不到关爱，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只有专制性的压迫，这造就了她对家庭的恐惧，对自己的家也常常保持着一种疏远逃离的心态。作为一名封建末期出生的女性，萧红自一出生就被认为是不祥的，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也不断面临着重重的苦难与阻力，一个仅仅 20 岁出头的女孩就已经历了一个女人一生可能经历的所有的磨难。她的这些经历也使她对女性问题异常敏感，女性与母亲的描写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取材最多的就是女人的悲苦命运的故事。萧红所刻画出来的女性形象恰恰就是对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所经历的苦难的悲凉情感书写。
一、爱情的悲剧
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讴歌和赞美的对象，是文人墨客创作的重要题材，她对女性而言至关重要，然而这却是萧红笔下女性痛苦的开始。萧红作品中的女人美丽、纯真、善良、勤劳，对爱都怀着美丽的憧憬。
《生死场》中萧红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农家少女金枝爱情毁灭的过程。勤劳、善良、单纯处于青春期的柔顺少女金枝被成业的情歌唱开心扉，身不由己的爱上了健硕的小伙子成业，依从成业的心思采取以身相许的方式与其相恋。沉浸在爱情中的少女是幸福的敏感的，她调动身体的各项感觉器官去捕捉恋人发来的信息，怀着少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期盼，在恋人口哨声的召唤下与成业在河畔幽会。她爱这个男人，认定这个男人会给自己带来想要的幸福。成业对金枝的"爱"更多的来自对女性身体的渴望，每次见到金枝只是行使着男人的本能，丝毫没将金枝的感受放在心上，对金枝没有半点怜爱和体贴。当金枝确定自己未婚先孕时，内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她是多么的渴望能从恋人那里得到安慰和帮助，而成业却未曾将金枝的痛苦放在心上，他从墙上飞过来后，看不到金枝苍白的脸，感受不到金枝的恐惧和无助，在他眼中金枝只是"一块肉",是能满足其生理层次需要，可供其发泄男性欲望的"肉".他娶金枝是生理需求和传统习惯的共同结果，而并非出自与爱，所以金枝婚后的生活更加的不幸，每天除了要挺着大肚子不停地劳作外，还要饱受丈夫的打骂。而成业婶婶所说的那句话则充分说明了所有饱尝了男人的凌辱与虐待之后的女人感受，她把男人比作不可触摸的石头，坚硬冰冷，没有一丝温暖柔和的气息。
她们的爱情悲剧显示了萧红小说中所有女人爱情的普遍的命运，男人的冷酷、自私彻底击碎了女人们的爱情幻想，男人们对她们只有男性的本能，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善良、软弱的女性往往不但在肉体上受到无情的摧残和折磨，而且在精神上也要承受着来自男性的摧残和折磨。
二、生育的刑罚
人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不仅仅是体现在他们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而且体现在他们如何看待生育的问题上。[8]
萧红的女性悲凉情感书写也体现在对母亲、对生育的描写上。萧红一生曲折坎坷。作为一个女性，她先后经历过两次生产，然而却没有一次让她可以经历为人母的快乐，生育对萧红来说只有生产时的痛苦，而没有延续生命的幸福。
婴儿出生本是新生命的象征，然而在这里却变成一场人间噩梦，生的喜悦被遭受的苦难所替代。所以从萧红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女性人物每一次分娩，无不是在经历一次无法逃避的灾难，这样的情景透露出的是怎样的一种悲凉啊。
《弃儿》中未婚先孕的女人芹，遭到男人无情的抛弃后被困旅馆内，在洪水泛滥无人救助的情况下生产。在廉价旅馆里，芹因为分娩而发出了撕心裂肺地呼喊，一个人在孤独和恐惧中承受着生产的痛苦，这种场景本身就透着一种绝望和悲凉，更何况此时女性的内心情感。在萧红描述中，生育既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更不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它是一个女性痛苦的开始，是每一位女性恐惧的根源。
在常人看来，分娩即意味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应该是幸福的，应该是值得安慰的。然而，在萧红的笔下，分娩则成了这个世上对女性最可怕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种刑罚，她用细腻的笔触把这一场场的生产过程描画成令人恐惧憎恶的画面。
王阿嫂早产时"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是被她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的向外突出。"[9]
芹分娩时"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里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她的肠子像被抽断一样。"[10]
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恐惧的画面呀，生育变成了最严厉的惩罚，女性独自面对危险的生育过程，在孤独中感受着恐惧带来的痛苦，得不到亲人的，丈夫的任何同情和怜悯。而这里的新生儿也被描绘成在血泊里挣扎的小动物，描绘成被挤出来的小物件。没有快乐，没有同情，没有怜悯，所有的只是恐惧、痛苦和憎恶。
事实上，萧红的这一描写也是她自身经历的写照，自己在孤独中生育了两个孩子，第一个送给了别人，第二个夭亡，正如她在书中所描述的，一个小动物和一个物件，小动物还是有生命的，而小物件则根本就是没有生命的。
分娩是女性们将迎来一个新生命的过程，这种对新生命的期待和爱本应该能够减弱她们在分娩中所承受的痛苦的。然而，对于北方农村的女性来说，这个新生命的诞生只是原始的欲望的产物，并非爱情的结晶，分娩对于她们来说，是无意义的，是单纯的肉体的疼痛。
萧红对女性生育无意义的书写既是对女性悲凉内心情感的书写，又是对社会悲凉环境的书写；萧红对女性生育无意义的解释表示了其对男性的否定。从这一角度来说，萧红笔下的北方农村对生命、人性的漠视通过生育这一行为体现出来，发人深思。
三、对孩子的漠视
经历爱情的悲剧、生育的刑罚，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并没有表现出对她们的孩子的精心呵护，女人天生的母性在这里暗淡消沉了下去，母亲们自私冷漠，对孩子的生死漠然置之。母亲的形象在萧红的笔下被完全颠覆，母爱不再是无私的大爱，而是母亲根据自身生存条件决定是否给予婴儿的昂贵的物品。自私和冷漠不仅仅存在于成人之间，存在于熟人与陌生人之间，存在于夫妻之间，而且弥漫到母子之间。人性在悲剧化的情景下扭曲，以至于丧失殆尽。
萧红的家庭环境和她的童年经历让她感受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所扭曲的精神状态。在物质条件的极度匮乏，不要说生活，甚至连生存都无法保证的生活环境中，谁还顾得上母爱，更不会在乎什么"母爱伟大".牲畜不但比别人家的人更重要，而且比自己的孩子都还要更重要更有用。孩子只会增加父母生存的负担，而不能给家庭带来任何益处，相反牲畜倒是能给家庭带来食物。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生来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自身已经面临着温饱带来的生存危机，而孩子除了会吃喝外，不会带来其他的有用价值，多一个孩子就多一张吃饭的嘴。对于在黑土地上苦苦挣扎着生活的人们来说，孩子若是没生下来还好，若是生下来了，就天养地养的顺其自然，能够长大成人更好，不能也无所谓。在他们看来，任何事情都比不上穿衣和吃饭这两件事重要，即使孩子也不例外。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将全部的心思都花在喂养小鸡上，看见小鸡打盹赶紧帮它驱赶苍蝇，怕苍蝇打扰了它的睡眠；蚊子如果咬在小鸡的腿上，马上便要用艾蒿水小心翼翼的擦；小鸡长大一些能够出门了就小心的用颜料给它们涂上颜色，怕与邻居家的鸡混了。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团圆媳妇的婆婆却全然不在意，将他扔在一边让他自然长大，儿子不小心踩死一只鸡仔团圆媳妇婆婆就打了他三天三夜，不分白天和夜晚想起这事就打。金枝娘因为金枝将树上的青柿子摘了下来，不管什么原因，马上就是一顿暴打，对于她们来说，这种错误是致命且不可饶恕的，孩子的心情、健康远比不上牲畜成长、庄稼的丰收重要。
女人本是弱者，但就是这弱者，将矛头指向了更弱的孩子，社会是如何黑暗与堕落可想而知。《过夜》中的女孩小金铃子，长期忍受着她的母亲对她的语言辱骂和家庭暴力的折磨。而小金铃子对母亲唯一的用处就是能用出卖身体给她换钱，就好象是养猪大了杀肉吃，养鸡大了下蛋吃。 "再过两年我就好了，管她长得猫样狗样，可是她到底是中用了！"[11]
为了生存，亲情也是无关紧要的了。母性在生存的压迫下丧失殆尽，孩子变成了食物的来源，这使得萧红笔下的孩子受尽了苦难与折磨。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使女性在生存与生活中充满了附属感，这种附属感使其自我意识渐渐迷失，传统的封建思想牢牢地掌控者她们的思维和生活。我们可以由此知道，正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导致了母性的缺失。这就如尼采所说的那样，女性不过是男性压迫下的牺牲品的牺牲品[12].对女性来说，她们自身的悲剧来源于她们对那些压迫的服从以及在这服从下的自我压迫，而她们却并没有意识到一点。
第三节 知识分子
萧红小说中，对悲凉情感的书写不仅仅体现在农民、女性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被残酷的生存状态折磨的近乎畸形的人身上。在一向是被认为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身上也同样散发着一种强烈的悲剧情感，一方面是为了生存而扭曲的人性造成的精神悲剧，一方面是一种悲壮的有自我牺牲意识的悲剧。
一、求真的艰难
萧红笔下的知识分子的悲凉情感并不在于他们不幸的人生，而在于他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的那种艰难。20 世纪初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唤起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提倡科学，追求个性解放，倡导民主的运动中他们逐渐明白，为唤醒沉睡的平民大众有时需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而这种牺牲并不能得到平民大众的支持和理解，这才是知识分子情感的悲凉之处。
在散文《同命运的小鱼》一文中，小鱼们在经过顽强的挣扎后还是先后死掉了，我们无奈的扔掉了这些小鱼。可是，现实的生活场景却像极了油锅里的鱼，窗外的狗正追着到处窜的红毛鸡、婢女小菊因为被主人打，只能悄悄地躲在角落里流眼泪…… "我们"不就像这些徒劳挣扎的鱼们吗？无论怎么努力，如何挣扎结果还是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无奈的死去。《家庭教师》中的"我"和"郎华"一直过着无食无衣的困苦日子，"郎华"穿着别人送他的衣服，即使短得不合身；饿的实在忍不住了才点了一份肉丸子，还要两个人分着吃，每天都被如何填饱肚子，穿的暖一点的问题困扰着。然而即使在这样缺衣少食的困境中挣扎求生，"郎华"照样能慷慨地把自己赖以果腹的口粮送给他以为需要得到救助的老乞丐。《过夜》中，"我"衣衫单薄的在马车夫的嘲笑声中在寒冷的街头流浪，好不容易找到容身之地时却恰巧看到小金铃子的母亲在虐待她，在得知鞋套已被小金铃子卖掉的情况下，"我"依然将自己的单衫送给她，自己穿着夏天的鞋子在冰天雪地里走着，知识分子这样牺牲自己同情、救济弱者的描写是多么的具有震撼力。
二、自私卑怯的性格
然而知识分子却并不总是都会这样勇于牺牲，能在生存的压迫下保持着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知识能让人摆脱落后强加给人的蒙昧，使人在痛苦中保持着人之为人的尊严，保持着对同伴的，对同类的同情和怜悯，而不会让兽性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知识又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摆脱生存强加给人的枷锁。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其可贵而勇敢的一面，当然也有其卑劣而懦弱的一面。王富仁在他的书里说，知识分子阶层里，那些被人们所赞誉宣扬的光鲜之下，隐藏着的也许就是最反动的思想，最荒诞的思维方式，最庸俗的审美和情感趣味[13].王富仁这话正说出了知识分子阶层里的腐朽，是对知识分子阶层阴暗面最恰当最深刻的描述。作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作为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女性作家，萧红凭借其独特的视角，一方面用她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着知识分子保持自我清醒，艰难求真的悲凉之路，一方面也用她那犀利的笔锋刻画着知识分子身上的自私和贪婪，刻画着以知识的外衣所掩饰的卑劣。
萧红在《逃难》中所描绘刻画的中学老师就是一个典型，这样的人物正是在受人赞誉的光鲜外衣下掩藏了一个狡猾、自私的灵魂的知识分子。这个中学老师虽然时刻把"中国人真他妈的……真是天生的中国人"[14]挂在嘴边，做出一副对他人身上的劣根性深恶痛绝的样子，然而其实他不过是在这劣根性上披上了教师的外衣而已。作为学校抗战救国团的指导，他在学生面前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只是去送家属，三五天就会回来，绝对不会逃难，私下里却做好了一去不复返打算。萧红对这种人光鲜外衣下的狡猾和自私的刻画是不厌其烦，琐碎细微。在讲他一方面声称不会逃难，一方面又积极准备逃难的时候，萧红说他把筷子笼、白铁锅、黑瓦罐、挂西装的木架、晾衣服的绳子、掉了半边的痰盂、孩子的尿床铺的小油褥之类杂七杂八地带来一大堆，另外还准备了本应该当作垃圾扔掉的好几十斤的旧报纸。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15].结果是拖着一大堆行李，挤了三次才挤上了火车，瓦罐碎了、铁锅瘪了、旧报纸飞了、柳条箱也丢了，三个行李只剩下一个是完整的。这个场面是荒唐的，可笑的，然而萧红的描述却是有着很强的表现力，她用非常荒诞的场面来描写出了此人身上所反映出来的人性的可悲。尤其是挤火车后行李的散碎，更是衬托了其为逃难进行准备所付出的辛苦付诸东流，这个残存的行李箱跟其打包行李时忙活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刻人物身上所特有的悲剧情节才完完全全地爆发了出来。读者读到这个场景的时候，除了发出会心的鄙夷的讥笑之外，还不能不从其中感受到人物的悲哀，这一种悲凉的感觉正是萧红所要传达给读者的悲凉情感。
萧红在后期创作的小说《马伯乐》曾长期被忽视，所受到的评价也是她的着作中最低的。但是随着后续研究的发掘，这部小说的意义才被人们所认可。小说中的马伯乐是一个略带几分夸张的具有阿 Q 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遇到问题是的言谈举止常让人感到即可笑又可气。马伯乐这个人物形象反映了惨遭外族侵略和压迫的近现代中国社会上所泛滥的民族悲观主义心理。对于马伯乐萧红用客观、真实的叙述还原了马伯乐的真实生存状态，让人同情、心酸，他是那么的可悲。马伯乐是可悲的，他的生活乐趣就在于永不停歇地逃难，他的精神世界是卑微可笑的，然而这正是萧红所要展示的，她要用这一个形象来对中国社会进行强烈的批判。讽刺手法是萧红在部小说中运用的最娴熟的作文方法，这是在她的作品中少有的。然而讽刺不是为了嘲笑，是为了揭露，是为了鞭策，是为了唤醒。通过对马伯乐辛辣的讽刺，萧红用其犀利的笔锋揭露出的是中国人民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所被迫接受的无奈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马伯乐只是一个代表，他代表了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折磨。
萧红以理性和冷静的思考，将马伯乐塑造成一个知识分子生存悲剧的代表，他的身上有着接收五四新文化后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特征——机警、胆小、自私、狡黠。马伯乐是可悲的，他所表现出来的可笑、可怜恰恰正是这些特征的形象化。对马伯乐来说，这些特征赋予他的是灵活乖巧的"智慧",而其唯一的用处就是能够用来获取名利，这是马伯乐的悲哀，也是知识分子的悲哀。
然而萧红借马伯乐所讽刺的终极对象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社会。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卑微和扭曲其实是整个社会现实的缩影。马伯乐的生活是一个悲剧，这让他个人也成为一个悲剧，我们从他自身的荒唐可笑中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笑话，所发出的笑声里所回荡的也不是快乐，而是悲伤，是一种让人发笑的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