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流浪者的精神意蕴
张炜小说独特而有魅力的流浪书写为当代文坛开辟了全新的文学视野，带我们走进了一片枝繁叶茂的文学天地。众所周知，张炜的小说以思想性见长，但文学的思想性只有借助艺术形象表达出来才能展示出文学的独特性，老舍先生也曾说过"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44]
张炜的创作理念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他极其看中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与雷达的通信中他写到："我看重任何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但我更看重人物。我想，一个作品有时似乎应该把主要的热情放在它的主要人物身上。"[45]
可见，对张炜小说中人物的精准把握也是比较客观的理解张炜小说的必经之路。从流浪的角度出发，笔者发现张炜的笔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气质独特、个性鲜明、意蕴丰富的流浪者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和古典文学中出现的流浪者形象相去甚远；与五四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流浪形象也有较大的不同；另外，与同时期王朔笔下"顽主"们的反叛和自嘲以及张承志笔下的主人公对宗教之梦的追寻相比，张炜笔下的流浪者不仅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人文气息，更具有独特的精神意蕴和特质。这些人物或放荡不羁、或自由洒脱，体现着生命意志的激情张扬。作家通过对动物、环境以及美好人物形象的刻画来赋予人物神性的光辉，以此来体现对美好人性的渴求；通过对当代知识分子多重镜像的描写来呈现出真正知识分子灵魂的自我完善和使命的自我张扬。通过对流浪者的刻画和描写，张炜为我们传达了本真生命意志的弥足珍贵，物欲横流时代的真善美，同时还有知识分子对良知与责任的坚守。
第一节 生命意志的激情张扬。
伏尔泰说：生命在于运动。生命的存在在于运动，这也是人性本质的特征。叔本华说："饥饿和性本能两种基本的动力产生并维持着这种变幻无穷的永恒运动；或许，厌烦也产生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别无其他动力可言；在人生的舞台上，这足以形成复杂情节的原始动力，一旦原始动力发挥作用，将会出现多么奇妙和善变的场面。"[46]
这里的"原始动力"就是叔本华提出的着名的"生命意志",在叔本华那里，意志是一种盲目的冲动，代表一种无限的努力和永恒的生成，是一种强大的原始生命力，它体现为对自我的保护和繁殖后代的能力以及满足各种自我需求的活动。这种生命哲学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一脉，在道家的哲学体系中，认为生命是生生不息、没有止境的过程，永远处于创造、变化以及生成的"动"中。张炜小说里这种生命的意志是通过一个个特立独行、自由洒脱或战斗着生存苦难的流浪人物体现出来的。张炜通过对飞扬生命的激情描写来实现他所追求的生命自由、平等的本真状态，体现出他独特的生命意志观。
在张炜的小说中流浪有生存意义上的流浪，但更多的是精神意义上的流浪，是一种自由生命的释放和精神上的探险与跋涉，是对不安内心世界的慰藉。在张炜小说流浪书写形成的初期，也就是写作《古船》前后，小说中出现大量的逃亡者，他们为了生存进行着肉体的流浪，他们寻求的东西具体而简单即安家之地和避难所，如《秋雨洗葡萄》中的铁头叔、《秋天思索》中的老得、《满地落叶》中的肖潇等，这些人物已初步具有了精神上的觉醒，这也是作者钟爱他们的重要原因。当然，在张炜小说中流浪书写更多体现在生命本真意义层面上，它是刻在骨子里对流浪的渴望，并非是生存意义上的。在这里，流浪是生命意志的激情张扬，是生命的流动和自由的飞翔。《海边的风》中的红孩和壮男逃离了令人窒息的城市，来到少有人烟的森林里安家，红孩因难产死后，壮男并没有返回城市的家而是遵从了内心的呼唤继续流浪，寻求生命的自由与舒展。《古船》中的隋不召在海上漂泊了半辈子，当他退败到洼狸镇后仍然沉浸在对海上生活的痴迷和对郑和大叔的幻想中不能自拔，在这种轻狂和疯癫的背后就典型的反映出了他对流浪生活的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
《家族》中"我"的祖父宁吉不顾家人的反对，以一种世俗中了无牵挂的姿态，纵马南去。
远方有一种不确定的东西在召唤他，这召唤不是外力强加于身的，也没有实际的目标在驱使他，而是内心骚动不安的灵魂本能生发出来的渴望，是对本真生命的呼唤。《我的田园》中的宁伽不能老是呆在一个地方，那样他会憋出病来，小说中他的沉思或许能更有力的印证流浪是源自内心深处的隐秘的渴望：那么，到底为什么？在深夜，我一个人独处时，我曾无数次地询问我自己。我真的无法回答，因为他仅仅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是他在驱使我一次又一次走向远方……我甚至不是为了寻找一种意义……不管怎样，这种渴望来的深长无比。它从一开始就左右了我，让我身不由己。
在《你在高原·曙光与暮色》中老宁也有相似的想法。可以看出他们的内心是动荡不安的，远方充满永恒的魅力，他们甘愿为此流浪，这也体现了生命意志的美丽绽放。
《九月寓言》从整体上讲的是小村人流浪轮回的故事，小村的先人们为了生存，拖家带口，历经千难万险从遥远的地方流浪到生了一大滩白绒绒草的海滩上定居生活。他们世代在这片土地上辛勤的劳作，生活虽然艰苦却也充实。然而，由于矿区作业挖塌了小村的大地，小村周围的自然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小村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浪，这种"流浪--定居--新的流浪"变成了小村人的宿命。虽然《九月寓言》在小村人的生活层面上，讲述的是露筋与闪婆为了坚守内心渴求的爱情而选择的流浪生活，是金祥为了取到鏊子而经受的艰难的流浪经历，是独眼义士寻找负心嫚的长长的流浪生涯。但无论是小村里几辈人生命宿命的流浪轮回还是在生活层面上的流浪，都体现出了共同的特质：流浪在他们那里是一种常态，内心的渴望，他们在流浪中体验着生命的自在与洒脱，流浪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和心理模式。
另外，《九月寓言》这部小说，无论从外在特点还是内在特质来看都是一部狂欢化程度很高的作品。提到狂欢，现在更多的是指欧洲的民俗狂欢节，这一节日起源于神话和重大仪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或更早的时期。在古希腊神话中，每年的丰收季节，人们都要杀猪宰羊，然后到神庙中去祭奠掌管丰收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并在祈祷时载歌载舞来感谢酒神的丰厚恩赐。祭奠祈祷结束后，人们会换上奇装异服，带上面具，到大街和公共场所狂歌狂舞，尽情的释放生命的本能。这种以酒神崇拜为核心演化而来的狂欢成为欧洲文化积淀的结果，后来，具有狂欢特点的节日和活动越来越多，如愚人节、圣诞节、春节、灯会、庙会、婚礼、丰收庆典……"他们通过社会成员的群体聚会和传统的表演场面体现出来，洋溢着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激情。"[47]
《九月寓言》具有浓厚的狂欢氛围，小说中的狂欢是双重性的：悲喜交替、苦乐相间，既有伤感又有欢乐。小说中的故事定格在九月，九月是丰收的季节也是狂欢的季节，作者以神奇梦幻般的手法书写了小村人酣畅的流浪和狂欢，以及生命力的自由宣泄。青年男女们在九月的夜晚在野地奔跑、游荡、嬉闹，他们敞开心灵亲近和拥抱野地。在黑夜中奔跑时，他们的内心是澄澈的，充满着对自由生命的无限憧憬。从心理作用来说，狂欢具有"释放"的功能，它是"一种自由意志的突然放纵","心理的一种解脱，一种心灵的松弛，一种压迫被移除的快感。"[48]
《九月寓言》中不仅青年男女在野地里奔跑嬉闹属于狂欢的范畴，作者对金祥和闪婆的忆苦大会的生动描写也是经典的狂欢片段，小村人在金祥的忆苦过程中听着、想着、时而振臂高呼、时而痛苦流涕。"忆苦"已成为小村人的集体节日，人们可以在"忆苦"的氛围中肆意宣泄喜怒哀乐，并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和满足。其实小村人的忆苦往往是没有根据的，漫无边际，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事实的本来面目早已模糊，忆苦者加入了更多的表演成分和想象的东西。这种形式的回忆把小村人带入到了原始的情感状态，人们从沉重的过往中挣脱出来获得心灵上的自由，使生命回到了本真状态，这也赋予了小村人不屈的生命力，他们的物质生活虽不富足但在精神上是坚韧的、自由自在的。
在张炜的小说中，海洋对流浪者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或选择到大海中漂泊，或选择海边作为安居之所。流浪者对大海的迷恋体现出对自由和逍遥的向往，即便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扬帆远航，隋不召和老筋头也沉浸在出海的幻想中。幻想不能改变现实，但幻想中的个体是自由的，流浪者在幻想中以超人的力量抵达内心向往的世界，这也使流浪者具有了悲剧性的美学意义。在隋不召活着时人们认为他是堕落的，然而在他英雄式的赴死后人们才发现一种弥足珍贵的东西突然消失了。"洼狸镇从今以后再没有一个天真烂漫的老人。他走了，带走了一些远航的故事、一些日子、一些色彩。"[49]
在张炜笔下海洋是神秘和奇幻的，在那里生命自由、众生平等，隋不召和老筋头两个形象集中体现出了个体挣脱束缚奔向海洋的生命意志。在张炜小说中还有以海洋生物命名的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了生命意志的激情张扬。如《外省书》中的"鲈鱼"从南方流浪到北方，他把自己想象成海里的一条鱼逆流来到了北方，并自称为革命的情种，一生爱过无数的女人，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他在任何时候对于异性的美都不会无动于衷。他意识到：自己这个秉性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50]
他的爱是无功利的、单纯和执拗的，更贴近人的本性，无法用世俗的道德来衡量。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内心充满力量的人，一生中对爱和美好充满着热情，在世人的不解和指责下坚持走自己的路，酣畅淋漓地挥洒自己的真性情。
《家族》中的"小河狸"对爱同样有自己的信念和坚守，与"鲈鱼"的"博爱"相反，"小河狸"的爱体现在对爱的"专一"上。"小河狸"是土匪的女儿，她大胆、美丽，有自己的个性，备受母亲的宠爱，然而她却爱上了土匪的死对头许予明。她敢于在自家监狱与许予明幽会并在行刑前放走了他，随后又为了追寻自己心中的爱人奔赴到他的驻地寻找他，她可以为了爱放弃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我冒死来找，为了什么？我不知道这儿有枪等着我吗？我是忍不住，死也要见你、要你、亲你，我要把你咬碎了，嚼嚼咽下肚里……"[51]
"小河狸"这种专一的爱具有强大的爆发力，这同样体现出了本真力量的无法抗拒。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张炜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生存的需要被迫进行的肉体的流浪，还是天生对流浪的渴求，这些流浪者具有共同的特点：听从内心的召唤，在原始冲动的驱使下去追逐生命的自由。流浪者在最大限度上张扬着生命意志，这也是人性最淳朴的表征。
第二节 神性光辉的普照。
在这里提到的神并不是古希腊人眼中主宰宇宙万物的精灵，也不是基督教中的最高存在者上帝，而是指作家的泛神论思想。泛神论是一种自然哲学理论，形成于十六世纪的欧洲，对欧洲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这种系统的哲学理论在中国的文化中没有产生，但"泛神"化的思想倾向却古已有之。张炜小说中流浪者所体现出来的神性光辉就是张炜泛神论思想的重要体现，它既与海德格尔所说的神有相通之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万物有灵的思想。在小说中，作者赋予了自然界的山水、动物和植物以灵性，它们是可以与人类平等对话的伙伴。流浪者在充满灵性的山野中奔跑、嘻戏、流浪，不仅使他们获得健康美好的人性，也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神性的光辉。可以说"泛神"让张炜的作品多姿多彩充满无限魅力，流浪者的精神意蕴更加丰富和深刻。
张炜笔下物的灵性衬托出了人的神性，如红马就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古船》中隋迎之每次外出"还账"都要骑着他的枣红老马，每次回来时他骑在马上，夕阳铺洒在他的背上，红光满面的隋迎之像是完成了使命一般慈爱、温暖。后来隋迎之的死也是这匹红马最先感知到的，它准确无误的带领老隋家的人来到隋迎之出事的地点，一路奔跑一路嘶鸣，它感知到了这是与主人的生死之别。不久之后红马也死去了，或许只有充满责任感和正义感并具有悲悯情怀的隋迎之才和它相匹配，除此之外别无他人；《家族》中"我"的祖父宁吉也是骑着一匹飞扬的红马四处漫游，在文本中红马被赋予了更多的寓意，它是光明、新生、自由的象征，最后拥有浪漫情怀的宁吉骑着红马，怀揣着对醉虾的向往去了南方，那里才是属于他的乐土。自然和人一样具有灵性，在富有灵性的自然界中流浪，抛开世间纷扰，人会变得豁达和洒脱。《九月寓言》中有一段对露筋和闪婆在野外流浪生活的描写："那时早晨在铺着白砂的沟壑里醒来，说不定夜晚在黑苍苍的树林子里过，日月星辰见过他们的幸福交欢，树木生灵目睹他们的亲亲热热，泥土的腥气给了肉体勃勃生机……雷声隆隆，他们并不躲闪，在瓢泼大雨中东跑西颠，哈哈大笑。"[52]
露筋和闪婆自由奔腾的野外生活已经与充满灵性的自然融为一体，在他们的生活信念里一切皆为过客，他们的流浪是潇洒的、动情的和永恒的。
泛神论是张炜文学中鲜明的文学表征，它贯穿于张炜文学创作的始终。他对神有自己的见解，或者说他对神的思索走的更远。这是一个上帝已死，诸神逃遁的技术时代，自然法则遭到了人类的藐视，人类居住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信仰缺失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变的荒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成为奢望。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认为必须要建立新的神话，天、地、人、神各归其位，这样才能实现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诗人在新神话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物质和精神普遍贫困的时代，诗人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他们能最先意识到人类生存的困境。当人们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时，诗人已经有了；当人们没有发现上帝已死，诸神逃遁时，诗人已经发现了。因此，当人们沉浸在"人定胜天"的自我膨胀的喜悦中时，诗人却把自我放逐到了茫茫黑夜，他们在黑夜中苦苦思索，追寻着精神的家园。因此，诗人能向处于黑暗中的人们传达光明即将到来的消息，引导人们回归本真，找到失去的精神家园。《古船》中的隋抱朴从小亲历了父亲的"还债"历程，他继承了父亲的赎罪意识，在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的时代能保持清醒的意识，在老磨呜隆呜隆磨着的时光里他像一尊静默的雕塑，心的历练和长长的精神流浪使他的内心异常强大，他以孤独的思索和苦苦的思辨来反思自己、家族乃至这个时代的罪恶。《丑行或浪漫》中的雷丁是刘蜜蜡的老师，他教会了刘蜜蜡跑跳、歌舞和写作，老师希望能把蜜蜡培养成"大写家",其实他给刘蜜蜡点燃的是精神的火炬。这也是张炜为讲述刘蜜蜡的奔跑在写作上做的铺垫，如果没有雷丁老师精神的指引，在身后有追捕的情况下，在茫茫黑夜中孤身奔跑、逃亡的刘蜜蜡是看不到前方的希望的，更不会找到她的铜娃。《九月寓言》中，小村人流浪轮回的故事本身就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在凯尔特神话中，寻找圣杯是一件神圣而伟大的事情，只有配得上的人才能找到圣杯，因此，无数的英雄和骑士为了这个艰险而又伟大的壮举踏上了不归之路。小说中金祥历经千辛万苦寻找鏊子的经历与神话传说中寻找圣杯有着同构的意义，金祥在寻找鏊子的路途上忍饥受饿、承受孤独，他的执着信念使他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他的周身散发出一种博大的神性的光辉，他的归来给处于物质困境中的小村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炜的小说中有一类自觉远离凡尘的神话性女性角色，她们单纯、善良、美好，她们拥有纯粹的自我并在自我的坚守中与现实的世界相对抗。她们以旺盛的生命力摆脱世俗的束缚，这些女性对生命所持的态度也体现出了作者的写作理想，即对拯救人类和自我救赎的探索。正如张炜曾经说过的："如果没有这样强烈的欲望，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会开始跋涉和远行？人生仅是一次长旅，但旅行中要有个支点，有个绿洲，有个泉。"[53]
这体现了作者对这些美好女性生命姿态的热情认可，也是对自己执着于探索拯救之路，追寻精神家园之路的自我鼓励。《你在高原·我的田园》中的肖潇有着自然女神般的气质，她是比"我"早几年从城市来到海边园艺场的，虽然她与"我"一样都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宁静和理想中的家园，但与我相反的是，她总是能与周围的环境保持宁静和谐的状态，而"我"的内心却是焦躁不安的。每当"我"的葡萄园受到迫害时，"我"就想到要尽快的逃离，肖潇却能够悠然自得的游泳，与海边的老人聊天，并在工作之余唱唱歌、弹弹琴、读读书。肖潇和"我"同样是远离了嘈杂的城市，结果却获得了不同心境，作家没有明确指出其中的原因，但可以推测出，是因为对待恶与俗的态度。她对城市之恶是拒绝的，而对乡村文明是怀着拥抱的姿态，在葡萄园受到侵袭时她会积极的劝"我"去找老经验叔，去从他人那里获取帮助，这在"我"看来是世俗的，但肖潇这位具有清新淡雅的女神形象的人物对此并不排斥。最后当老经验叔答应帮助"我"时，"我"便明白他的答应并不是因为礼物，而仅仅是为了一份尊敬。面对外界的纷扰，肖潇有自己的判断，她知道哪些是应该舍弃的，哪些是应该坚持的，她就像海边的树一样扎下根脉，在大地的滋养下甘之若饴。最后在肖潇的指引和感化下"我"回归了葡萄园，心灵获得了宁静，这也代表着我对肖潇生命态度的认可。《外省书》中的师辉是作者饱含热情塑造的一个"圣女"形象，她美好无暇，然而在充满欲望的社会里她无疑会遭到各类男性的垂涎和侵扰。那些道貌岸然、贪婪无耻的男性使师辉时常处于孤独无助的绝望中，但她又是倔强和出淤泥而不染的，在裹挟着丑恶的世俗生活中，她始终保持着高贵的心灵和纯粹的人格，她近乎是虚幻的理想形象，像黑暗国度中一缕耀眼的光辉使人们相信美好依然存在，希望仍在人间。
这些流浪者是大地上的行吟诗人，他们追寻神的脚步，仰望神性之光；他们用神性来审视自己、度量自身，他们身上散发的神性之光照亮了众生前行的道路；他们的神性是合乎本性存在的，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建立精神的家园，诗意地栖居才有可能实现。
第三节 知识分子不屈人格的坚守。
顾名思义，知识分子必须是有知识的人，但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还有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即人格担当。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写道："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咤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54]
因此，可以看出知识分子要站在公正良知的立场上，以其言行举止来体现自我人格的担当和坚守。人的言行举止受历史语境的影响，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只有不随波逐流，恪守自我，才能拥有独立的人格。在中国当今市场化和世俗化侵袭和浸染的社会转型期，权力话语的失落、价值观的冲突，知识分子受到了无情的摧残，何去何从成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进行了自我反思，可喜的是有一部分当代知识分子踏上了找寻之路。
如许纪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55]
这是他对历史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进行梳理后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可以看出他重点强调的同样是知识分子的担当。张炜是一位对时代感知异常敏锐的作家，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旗手之一，张炜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 :"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有了这种精神他就会有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声音通常不等于谩骂，也不等于溢美之辞。真正的知识分子要谈问题必有强大的证据，这种根据可能是数字，也可能是其他。当然，最重要的根据只能是人的良知。"[56]
他看清了时代难免会让知识分子有所承受和承担，但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出来维护那些最本质的也是最美好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他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人格担当，同样是指向知识分子对不屈人格的坚守。
张炜的早期小说对田野、大地、大海和丛林写的比较多，而对知识分子的涉及并不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者年龄的增长以及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在没有舍弃田野大地时对知识分子的描写突出在读者的视野中。从《外省书》、《柏慧》、《能不忆蜀葵》等一系列的作品中都体现出作者对当下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关注；《古船》和《九月寓言》体现出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也是对人类生存境遇和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理性思考。而长篇小说《你在高原》系列是他知识分子写作的一个系统总结，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其中他对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塑造寄予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心理期待和情感认同。张炜称《你在高原》是"长长的行走之书",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东部半岛游走或者流浪，作为小说主线人物的宁伽几乎走遍了半岛平原和海滨的每一寸土地，"行走"成为他的一种生活状态。在张炜的笔下，"行走"不是放松心情的观光旅游，也不是毫无目的的漫游，而是对现实丑恶现象和污浊环境的一种拒绝和反击。如朱亚在东部平原上流浪跋涉是处于对半岛开发评估的质疑，他在东部半岛和平原身体力行地证明自己的观点；吕擎和阳子从城市出走去东部流浪是因为他们厌倦了被商业欲望浸染的校园文化，他们通过自我放逐来坚守自己的立场，体现出对校园商业化企图的拒绝；纪及想要在学术上有新的突破和研究，他不满足于在故纸堆里做研究，尤其是对学术造假和欺骗深恶痛绝，他的实地勘探和记录是对错误结论和剽窃他人成果的拒绝和摈弃；因为看到了平原将会被开发商糟蹋成荒原的事实，小白鼓动村民对平原的开发商进行反抗……他们在流浪中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
实际上，在半岛上行走或流浪的知识分子想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并被他们认可和接受是很困难的。当地人常常把他们当作拐卖妇女的人贩子看待，与他们保持距离，甚至是嘲笑和谩骂，知识分子们只好在野外安营扎寨，并时常到农村赚取些饭食。这也让平日里蹲在写字楼里的知识分子亲身体验到了底层人的日常生活，这些人的辛酸、无助和无奈给了他们极大的冲击。这也唤起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感，他们自觉的承担起了拯救被欺压者和被侮辱者的责任，因此他们经常得罪当地的恶霸势力和当权者，常被关押、审问和遭受牢狱之灾。虽然遭到身体和精神上的重重迫害，但是并不能改变他们为平原和当地居民办一些实事的初衷，这也是知识分子对人格的坚守和对道义的奉行。流浪与知识分子的"漂泊感"和"无根性"有着内在的契合性。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独立的精神特质，因此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疏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泊者"[57].当然，这种流浪和行走成为知识分子保有独立精神的绝佳途径，也是他们与社会体制和既有的价值规范保持距离的必然选择。如《你在高原·海客谈瀛洲》中的纪及因触犯了当权者霍老而受到迫害，霍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把纪及派到外地考察，以达到在学术上排除异己的目的。纪及从污浊的环境离开，在外流浪的生活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从而有了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同样，曲涴从农场监狱逃出后选择在茫茫大山里流浪也是为了从非人的、摧残人性的环境中解脱，预示着他与钳制人身心的环境一刀两断，他拒绝遗忘和深信爱力，最终挣脱了沉重的枷锁，回归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你在高原》中知识分子的行走既是空间上的位移也是探访考察的途径，它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精神，成为灵魂和生命的必须。正如《你在高原·我的田园》中宁伽对自己流浪和行走的反思："我真的无法回答，因为它仅仅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是它在驱使我一次又一次走向远方，走得很远很远。……我只是如此不安，急切地从甲地到乙地，从一个旅程到另一个旅程。这其间会产生比'意义'更为有意思的那么一点点东西吗？它只属于某种恶习和惯性吗？如果那样大概够糟的了。反正我也不知道，我挖空心思也只能是比较接近地去描述它。我不能也无力穷究。因为如果一切都是清晰透明的，我也就没有必要这样匆匆远行了。"[58]
宁伽和他的朋友们的流浪很多时候在刚开始并没有明确的原因和目的，只是出于心神不宁，是源于血脉里的冲动，但他们所要追寻的东西在流浪的途中会变得明晰起来。比如宁伽在对宁、曲家族历史的追问和莱夷族血统的思考中，开始了他对自己精神轨迹的追寻。知识分子的流浪是和反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心存理想，背负着心灵的创伤却内心坚定的前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知识分子不屈的人格和反抗精神，正如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丽军对《你在高原》中行走意义的理解："考察出了百年中历史空间下中国人的精神地质结构的内在'褶皱'、'隆起'与'变迁'."[59]
这些有着反抗灵魂的知识分子在行走和流浪的过程中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完善和实现自我救赎。
《你在高原》中张炜赋予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很多可贵的品质：自觉的精英意识、不畏强权、拥有独立思考和自我反思能力、坚持不懈的探求真理等。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小说中同样具有这些宝贵品格的还有许多，如《你在高原·家族》中创办医院，救济贫困的曲予，为了信仰在山地和平原来回奔波的宁珂，以及为了追求真理和在学术上有所突破的朱亚；《你在高原·橡树路》中为了艺术而四处流浪、牺牲自我的庄周和勤于自学、善于研究的吕瓯；《你在高原·鹿眼》中宁可失业也要与强权抗争的萧潇；《你在高原·忆阿雅》中侃侃而谈、感时忧事和善于思辨的林蕖；《你在高原·人的杂志》中学识渊博、蔑视世俗的梁先生等等。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常常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身心受到摧残，但他们都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对知识的信赖、对生活的热爱、对公平正义的期盼和对人格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