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间的"食色"苦难
1994 年陈思和在《上海文学》和《文艺争鸣》期刊上分别发表文章，最先提出了文学范畴的"民间"含义。根据近年理论界形成的民间话语系统批评，我们可以将李锐的小说指认为一种民间叙事。李锐的小说中主要涉及了两个地域，一个是上山下乡的山西吕梁山，另外一个是祖籍四川银城。这些地方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都远离政治中心，处于边缘地带，甚至可以说是"与世隔绝".而且这些封闭的区域又拥有民间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传统。同时，民间固有的惰性、劣性在这些地方也未能避免。因此李锐笔下的民间，非诗意、田园民间，而是苦难的民间。李锐一直关注着民间底层人的生存困境。而人的最底层的属性便是自然属性，包括衣、食、住、行及性。这些是人从事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①
李锐也曾说过，人只能是人，人只配有人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李锐关注人的生存需要，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张扬人的正常生理需要。在他精心营构的生存世界中，主要塑造了苦难的小人物，书写了他们所面临的"饥饿"处境。
第一节 民间的饥饿书写
朱熹曾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吃"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人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粮食。粮食和生命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关系，粮食成为了一种信仰。但是在动乱的社会、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天灾给人们的生存方式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人们长久生活在饥饿的记忆中。古今中外"饥饿"成为许多文学家书写的对象。如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阿城的《棋王》、陆文夫的《美食家》、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等等。
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总是会决定他创作题材的选择和艺术风格，这在现当代文学中可以列举很多的例子，如莫言。童年饥饿的深刻体验，是莫言小说出现大量饮食意象的直接原因。小时候的莫言每天一睁开眼睛，想的就是如何填饱肚子，如何弄到食物。他曾经说过："仅仅有饥饿的经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体验得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于人是多么的重要。
什么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了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的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创作的道路。"①与莫言一样，李锐也有着深刻的饥饿记忆，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而且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泉。
一、李锐的饥饿记忆
李锐于 1950 年 9 月出生于北京郊外的一个农场，父亲是刚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李锐的童年是自由自在、惬意、舒适的，过的是一种富足的生活，没有面临饥饿的威胁，我们可以在他的散文中捕捉到他生活过的地方的影子：
"农家大院的四周是一圈水渠，水渠的边上是一圈茂密的紫穗槐，一到夏天，浓密的槐叶里就挂满了黑紫的花穗。风墙一样的树丛包围着许多房子，拖拉机站、奶牛场、马号、填鸭厂、小学校、水塔，还有一个吊在架子上的大铁钟。每到上下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张大爷的老头，用铁锤把大铁钟敲得很响很响。在上学以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大院子，哥哥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大院子。这个鸡鸣马嘶的大院子就是我们的世界。"②
他们这些同龄的孩子把自己住的郊区称为"红房子".对于他们来说，这里如同"世外桃源",包裹着"一个依稀的童话".
关于他童年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小说《红房子》中也有具体体现。《红房子》分别以"乐土"、"草木世界"、"天府之子"、"妈妈，妈妈"、"乡情"、"别有洞天"、"短歌"、"向彼岸"为章节。在这里头顶繁星浩渺、月光朗朗，脚下万木葱笼、虫唱蛙鸣。这一时期的李锐过的是衣食无忧的快乐生活： 麦收时节跟在康拜因（小说中人物）的后面，收拾遗落的麦穗，还可以随便喝农场的汽水和放了白糖的绿豆汤；每天去养鸡场帮助刘大爷到草丛中寻找鸡蛋，孩童们不断的奔跑中夹杂着兴奋的喊叫；偷吃马号里喂马用的花生饼和黑豆后，一边跑，一边撒，一面笑，一面唱。在"红房子"里，李锐过着快乐的童年生活，甚至李锐的女儿也感叹："我要是也住在红房子里玩多好呀……"③
快乐的童年生活随着学生时期的到来而结束。李锐的中学时期，中国正经历了第二段饥饿史（第一段饥饿史是抗日战争时期），即因"大跃进"而引起的 1958—1961 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处于饥荒时期，此时李锐的父亲依然是新中国的高级干部，所以李锐并未体会到食不果腹，但是周围同学贫穷的家境、褴褛的衣服、饥饿的面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可以在他的小说《运河风》中捕捉到一些影子。
中国的第三段饥饿史，即 1966—1976 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生存困境，给李锐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1966 年，李锐毕业于杨闸中学，这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经历对于李锐来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命运，是其品味人生苦难、艰辛的开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李锐和所有的出身"红五类"的同学一样满怀热情和希望，沉浸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度的兴奋和喜悦之中，他们为能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不遗余力的"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神蛇",以"革命"的名义串联全国。可是在历史面前，人的命运摇摆不定，难以捉摸，很快李锐便被定性为"黑五类".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成了"革命"的对象，父亲的罪名很大、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大特务",根据就是父亲的八姐在台湾和"蒋匪帮"住在一起，而且还嫁给了一个国民党的大官，这种"海外关系"使得父亲被关进"牛棚"接受"群众专政"……
对于这次经历，王春林曾评价说："这大概是李锐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初次遭逢的第一次巨大打击。这样的打击应该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某种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在我的理解中，这一事件的发生意味着李锐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①
在这之后，李锐遭遇了一系列的人生变故：自己离开北京到山西吕梁山的邸家和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知青的第一年，母亲不堪欺辱自杀，第二年父亲因病未能得到有效医治，在江西"五七"干校的"牛棚"里死去。"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夜半时分梦中惊醒，在吕梁山无边的黑暗和无边的死寂中，眼前熊熊燃烧着焚尸炉的火光——我是亲眼看着父亲母亲被送进那个呼啸的火口的。"②这段知青经历让李锐"拒绝相信",怀疑革命、真理、理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让他深刻的体会到了生活、劳动、农民的含义：这里封闭，没有汽车、电灯，充满了原始的气息，"……充满了征夫、饿莩、褴褛的老翁、哭泣的农妇，和在炎炎烈日之下挥汗如雨的锄禾者……"①
而且他还是同期插队的知青中处境最差的，寒冬腊月，其他人都回北京探亲的时候，只有他一人留在没生火的冻屋子里。不生火不是不怕寒冷，而是没有钱，买不起煤炭。在以后的作品中，李锐动情地描写着他所感受到的农民的贫穷和落后，作家胡正曾说："他在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在与那些朴实厚道的农民相处中，了解到他们中也有许多不幸的人。生活的经历和磨练，苦苦的思索和观察，使他感到不幸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那是时代的悲剧。同时，他又为山区人民同不幸命运斗争的坚韧精神所感染。于是他把个人的命运和山区人民同样不幸的命运联系起来。"②
二、底层民众的物质困境
知青的经历让李锐真正体会到了农民所面临的物质困境。他的小说文本以独特的视角书写着民间底层的生灵，关注古老中华民族中底层大众的人性和命运，塑造了小人物的苦难处境。在《厚土》一书的后记《生命的补偿》里，他曾谈到吕梁山民的贫穷与落后：
"他们手里握着的镰刀，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基本的形状；他们打场用的连枷，春秋时代就已定型；他们铲土用的方锹，在铁器时代就已流行；他们播种用的耧是西汉人赵过发明的；他们开耕垄上的情形和汉代画像石上的牛耕图一模一样……"③
因为生产工具的落后，使得这里农民的生活条件极为落后，人畜共处一室。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粮食对人的重要性超越其他任何物质。人们出于生命的本能将获取粮食当成了人生的第一要事，人的生命因粮食而存在，粮食就是生命的代名词。《锄禾》中，当村长告诉红布衫她家的白菜蔫了的时候，红布衫摔下锄把咒道："那死鬼，一天就知道在窑上挣那两个卖命钱，家里的事啥也是帮不上手！"
"淡话 .那票子叫他白挣？"
红布衫不待多言，车身便走。队长在后边招呼：
"哎哎哎，慌的要咋？"
"哎你娘的脚！到秋后吃不上菜，队里给一斤给一两？"①
从两人的对话以及红布衫的匆忙的行动中，可以感受到吕梁山人对于粮食的需求。
《选贼》中，队里在队长看场子的那一夜里，丢了一袋麦子。为了找出偷麦子的贼，队长组织无记名投票选举。然而投票结果出乎队长的意外，村民好像商量好似的，一致认为，他就是那个偷麦子的贼。队长一生气甩手不干了，原本高兴的村民，一下惶恐起来，开始诅咒那个偷麦子的人，最后大家决定一起去找队长。他们之所以丢下自己的尊严，向队长承认错误，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只有队长才能要回村里的救济款和救济粮。由于物质的困境，村民不敢拿自己的生存之本——粮食开玩笑，表面上是向队长的权威屈服，实际上是对维持生存所需的粮食低头。《秋语》中，村民虽然一辈子都在种地，可是到头来却连大米白面也吃不上，吃肉对于他们来说更是痴心妄想。极度的饥饿，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绝望和无奈，"来世一场还不如不做这个人！"②
《送葬》中，为拐叔送葬的人们没有悲伤，反而因能够吃上羊肉面而高兴，"拐叔是善人，死了还给大伙弄来这么一顿好饭食，真比这庙里的娘娘还心善！"③对"食"的迫切渴求使得一切的道德都被剥离，展示了生存本相。《运河风》中刘彩英的家庭出身不好，爷爷是地主。为了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家庭划清界线，洗刷自己家庭的罪恶。作为一名中学生，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达到其目的，只能在其他同学吃忆苦饭的时候，她不吃饭。十天来，她的饭食每天只是一份棒子面的糊糊。同学吃饭的时候她从来不敢出现在教室里，怕自己一时耐不住饥饿，向同学伸手要饭。白保宗的家庭困顿，住的房子甚至没有顶棚，房间内到处是杂乱无章的什物，散发着酸臭味。出身贫困的他，每天都吃不起饭，只能靠好友李京生接济。
刘富金的母亲早逝，父亲和哥哥都是病秧子。上学用的书费都要自己割草去挣，每天中午用水充饥……《无风之树》中，矮人坪的最大特点除了"人矮",还有就是贫穷。公社主任刘长胜嘴里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咱这穷地方".如果不是全村男人共同供养着暖玉，那么暖玉家人所得的一口袋玉米、小毛驴，以及暖玉与丈夫结婚所用的粮食、菜、油都不知从哪里找到呢。在此生活的人们无法摆脱这种贫穷，只希望来世的时候投胎再长出两条腿来，与牲口同吃同住。
《万里无云》中一开篇便通过荷花（小说中人物）道出了五人坪这个小村庄因为两年没有下雨给生活于此的人带来的灾害：天太旱，旱得它太难受，旱得李子从树上一颗一颗往下掉，脚底下滚了一片绿珠子……又有两颗青李子掉了下来，叭嗒，叭嗒。天太旱，旱得它太难受。①
天旱不仅使树木无法承受，而且人们的生活也异常艰苦，连村民喝水、用水都得到很远的地方驮去。跑两晌午才能驮回八十桶水。吃饭、喝水、喂牲口都紧巴巴的，甚至没人敢洗衣裳，一盆水洗脸、洗菜、洗手、喂牲口、熬猪食。对于靠天吃饭的五人坪来说，只有在过年、女人坐月子的时候，才能吃上白面、鸡蛋。为了改变干旱的自然灾害，取得一点儿收成，无路可走的人们采取了祈雨的方式，但是这一带有封建迷信的求雨活动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反而失火烧死了整整一沟儿的山林，毛妮儿和二罚丧命，荞麦、臭蛋、张老师被捕入狱。
《旧址》在历史事件中穿插了民间生活场景，包括家庭亲友、邻里之情、婚恋等，同时也涉及了民间生活的苦难。冬哥的生活就是物质困境中的一种表现。冬哥是一名白水客（白水客就是指在银城靠担水挣米吃的人），他出卖的是廉价劳动力，虽然记不清为九思堂担过多少水，但仍然摆脱不了困境。爷爷和父亲死的时候，家里甚至拿不出买棺材的钱，只好向九思堂借用十两银子才使亲人安葬。
在《银城故事》中，小说不仅描写了革命斗争，而且用大量篇幅描写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李锐通过旺财、叫花子以及刘振武一家描述了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粮食的短缺。在繁华的银城下，生活着一群底层的农民——牛屎客，旺财就是其中的一员，每天辛苦操劳，汗流浃背，晾晒一百斤的牛粪饼才能换取一百枚铜钱。破旧的衣服、草鞋和整齐排列的牛粪饼，是他全部的家当。为了生存下去，每次即使不渴，他也要把主家送来的凉茶全部喝完，为的就是下一次还能把自己的牛粪饼送进来。生活如此卑微的他，没有梦想，即使有，在粮食面前，也会如夕阳边的晚霞，只要一降临，立马消失不见了。
叫花子是银城一道独特的风景。除了平日的讨要，丐帮的最大的进项就是赶酒、喝彩。只要是盐城富商的太爷过寿、老母生日、儿孙满月，一切婚丧嫁娶、店铺开张等日子，叫花子们便会围在大门外，或祝寿、或贺喜、或帮哭、或帮唱。只有收到主家给的铜钱之后，才可以离去。这是物质的贫穷，使他们放下人的尊严，如此低贱、苟且的活着，他们的生存状态是物质困境无声的言说。
刘振武是一位革命者，是岳天义的亲生儿子。在他没有记忆的时候，银城遇到了百年不见的连年大旱，岳天义一家流落街头，只好卖儿鬻女。刘振武就是在这时候被刘三公收养的。数年后，刘振武在战场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也杀死了亲生父亲，最后又被自己的亲弟弟杀死。所有这一切悲剧的发生都是源于物质困境，如果不是粮食缺乏、家里难以糊口，也不会发生数年之后的悲剧。
《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中，因为农村的贫寒，村里的年轻人不得不到城市里寻找生存的粮食。可是到了城市之后，反而进一步丧失了生存的条件。《樵斧》中了断本是出来打工的农民，因被机器切掉了四根半手指，伤残后四处流浪，受了无数的磨难，又无以为生，讨不到公平。走投无路的他，烧了身份证和户口本，决意出家，自净其身，最终因"怨愤太深，悲情太重"投江自尽，了结苦难的一生。《寂静》中在寂寥的村庄里，只有贫穷的山地、受苦的牛和受苦的人，但是维持生存的土地资源还被开发公司掠夺种香菇。土地资源的缺乏，使人们倍加珍惜粮食，春香就是因为舍不得东西，吃了几口酸了的剩菜，拉肚子就拉毁了。上访代表满金在临死之前，想要过过烟瘾，却只抽了三根，因为再抽就是糟蹋东西。《颜色》中的天明一心觉得城里人挣钱比较容易，在城里做起了杂工——涮盘子洗碗、和泥搬砖、装车卸车、搬家送货、拆房子挖沟。天底下的脏活儿累活儿都干，可是他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这个城市里为生活所迫，简直要闷死、急死。《铁锹》中的王仲坤的妻子爱珍二十岁得了头疼病，因家里没钱医治去世，他为了抚养儿子，每天打扮成为儿子所不齿的小丑的摸样挣钱糊口。
面对儿子的误解，他无处诉说，只能通过小曲儿表达自己无尽的哀愁。《扁担》中的金堂本是农村一个小有名气的木匠，为了改善生活，来到北京找活儿干，不想却遭遇车祸，失去了双腿，成为了一个只能喝水吃饭的废物。为了支撑回到老家五人坪，他把那条跟着自己走遍四方的扁担锯短，以手为脚，一步步爬回家。饥饿难当、孤苦无依的他在回家的路上受尽磨难，嘴里塞进过棉花，跟流浪的野狗抢过同一个馒头，最后才回到日夜期盼的老家。他绝望的嚎啕大哭正是对自己苦难的一种无言的倾诉。《牧笛》父子一老一小，一瘸一瞎，在大街上说书，虽然肚子里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三侠五义》
等文化精髓，但是在马戏团的新鲜物——时尚流行歌曲、HIP-POP、下流的脱衣舞面前，靠说书是难以养活了，不躲开马戏团，就得活活饿死。更为困苦的是来自社会及亲生儿子对自己的价值的否认，老人的内心凄凉可想而知。《连耞》中青石涧太穷，常年拖欠老师工资，教师为解决生计，只好自己开地种豆。可是开荒种地又耽误了学生的学业，自己名誉扫地，无奈被开除公职。《桔槔》篇，快要成婚的哥哥大满为了给弟弟小满挣钱娶媳妇盖房，发明了桔槔。他们用桔槔从火车上耙煤。拥有桔槔的他们比其他人都耙的快。但是大满却在这种危险的谋生方式中死去。大满死后，小满娶了大满的未婚妻翠鱼儿，因为彩礼都送了。结婚当夜，小满说：
"翠鱼儿，你本来该是我嫂子……
翠鱼儿点点头，"我知道。"
小满又说，"翠鱼儿……我想我哥……"
翠鱼儿又点点头，翠鱼儿说，"小满，我也想。"两个人就抱着头哭起来。①
在怀念亲人的哭声里，又有对苦难命运的一种无奈。
饥饿叙事总是一场灾难的记忆。但是李锐以独特的笔触，以自己的经历为出发点，执着于表现民间底层民众的困顿状态，对引起灾难的起源，以及背后缠绕的政治、文化等因素，都做了淡化式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