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语
李锐，是中国当代文坛优秀的小说家之一。1950 年 9 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 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1969 年响应"上山下乡"运动号召，到山西吕梁山插队。
1973 年开始文学创作，尽管创作条件异常艰苦，他仍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74 年初以处女作《杨树村的风波》（《山西群众文艺》上发表）登上中国文坛。1975 年李锐离开了生活六年的吕梁山，进入了钢铁厂成为一名工人。插队的知青生活让他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也给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如果不是曾经在吕梁山荒远偏僻的山沟里生活过六年，如果不是一锨一锄的和那些默默无闻的山民们种了六年庄稼，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些小说来的。"①
1977 年他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这给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在此之后，又接连创作了几部小说，包括《月上东山》、、《半杯茶》、《钢铁厂的公民们》、《丢失了的长命锁》、《霉霉的儿子》、《老门房》、《红房子》等。1986 年，《厚土》七篇同时在多家期刊杂志上发表，包括《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这些短篇小说引起了雷达、李庆西、李国文、段崇轩、李国涛、韩鲁华等众多评论家的关注，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报文学奖" 推荐奖，并被着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评委马悦然翻译成瑞典文，远销国外。1988 年李锐进入中国作家协会，1991 年发表《传说之死》，1992 年《旧址》出版，1993 年创作了《黑白》、《北京有个金太阳》。这些小说，作者认为无论在作品内涵还是在叙事形式上都要超越《厚土》。《旧址》被评为"华文小说百年百强"之一。此后《无风之树》（1995 年）、《万里无云》（1997 年）先后发表，这两部小说真正实现了作者所谓的"叙述就是一切"的意图，标志着李锐又完成了创作上的一次蜕变。2003 年他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引起轰动。
但是他从未放弃创作，近年来又推出了长篇小说《银城故事》（2002 年）、《人间：重述白蛇传》（2007 年）（与夫人蒋韵合着）、《张马丁的第八天》（2011 年）、短篇小说集《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2006 年）等。
李锐的创作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众多评论家以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各种阐释，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其进行综合研究。王尧的《李锐论》认为吕梁山的知青经历虽然带给李锐生活上的艰辛，但是也让他获益良多。李锐、王尧的《李锐王尧对话录》以对话体的形式，向读者呈现了李锐个人所理解的革命、真理等问题，可以全面了解李锐的精神思路。王春林的《李锐传略》以时间为顺序，结合李锐自身的经历、文学创作和学界对他的评论，对李锐进行了总体的概括。周政保的《白马就是白马》对李锐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李寒波的《李锐小说创作论》从李锐的人生经历、作品内涵、艺术表达方式三方面进行了论述。翟永明的《生命的表达与存在的追问——李锐小说论》结合小说文本，从李锐小说创作的基点、创作的平台、创作的终极指向、创作的叙事研究等方面全面阐释了李锐小说的内涵。
除了对李锐进行综合研究之外，评论者也多以单个作品或作品系列进行专门研究，首先是主题方面。
一、作品主题
1、"吕梁山"系列。"吕梁山"系列小说主要是指《厚土》、《无风之树》、《万里无云》。蔡润田的《"厚土"及由"厚土"想到的》对造成民族灾难的封建文化予以了批判。
陈少萍、徐肖楠的《象群山一样行走的历史与生命》主要是从"吕梁山"系列小说的文本内涵出发，认为"吕梁山"系列小说在内容上有三个特征：书写了民间底层大众贫困的生存状态， 反思了政治与人性等矛盾，表现了一种古典情怀。罗爱军的《生命的悲歌》立足"厚土"上农民贫困、闭塞的状态，从厚重的生活、厚实的权力和厚道的女人等方面浅析了李锐《厚土》中"厚"的涵义。
2、"银城系列"."银城系列"指《旧址》、《银城故事》。对"银城系列"多是从历史、革命角度进行评论。如胡全章的《个体生命意识的去蔽与敞亮》认为在众多的以清末生活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中，李锐的《银城故事》在历史观上超越了传统历史小说及新历史小说，而且摒弃了相对主义、xuwuzhuyi的表述，并立足于个体生命意识，展示了历史之残酷、血腥与反人性的一面。陈崇正的《被赶下神坛的"革命"》认为"十七年"文学中，革命与革命者的关系是定型的，革命是神圣的，革命者也都是万人羡慕的英雄。李锐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旧址》和《银城故事》，却对以前所定义的"革命"与"革命者"进行了消解。他无意建构宏大历史，而关注于历史进程中个人命运的沉浮与挣扎。
李寒波的《历史无理性的阐释和追问》认为对"历史无理性"的追问一直是李锐小说的关注点，这一创作情结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刘熹、林颖颖的《历史：反讽与对话》专门探讨了李锐的小说《银城故事》，认为小说文本中的历史故事虽然是由作者想象和虚构的，但仍然可以看作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构。这种"历史"区别于历史文献中的真实的"历史",具有自身独特的逻辑，也许更为接近真实的历史观。王青的《历史·人生·寓言》认为《银城故事》从历史与人这一重要的文学母题出发，再现了人性中的冲突与矛盾。李跃庭、沈月明的《在历史与"新历史"之间》，从历史叙事的复杂性角度出发，审视了《银城故事》的思想主旨、人物形象、艺术风格及宿命感等问题。
3、从农民的生存困境、苦难等角度出发研究"农具系列".施小琼的《异化与焦虑》认为李锐的"农具"系列短篇在形式上采用"拼贴"文本，作品内涵上以"农具"隐喻当下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表达了作家的人性关怀。陈树萍、李相银的《农具的隐喻：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焦虑》从主体性农民的建构、乡村到城市的路、历史与农具的隐喻三个方面评论了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杨占富的《历史的存在与现实的困惑》认为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除了描写荒诞的历史与非理性的革命外，更多的是对农村的沉滞与农民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深的焦虑。其他如郭红雷、张艳龙的《从"器具"领悟生存》，孙春旻的《一样农具·一段生活·一篇作品》，赵海忠的《镰为农具今不同》也多是这方面的表达。
4、近年李锐又推出了《人间：重述白蛇传》和《张马丁的第八天》，同样引起了研究界的关注，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两部作品进行主题方面的探寻，如翟永明的《大众群体围困中的悲剧》认为在思想内容上，《人间：重述白蛇传》与李锐之前的小说有很大的连续性，都是通过表现个体存在的荒诞处境来思考人类的生存困境，小说文本都具有寓言式的特性，实现了李锐一直倡导的对"人"的终极关怀。姚国军的《人性的遮蔽与去蔽之路》认为李锐的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书写了在人性的遮蔽与去蔽之路上行走的"人",从"人性的遮蔽只在一念之间"、"人性的去蔽道阻且长"等方面论述了《张马丁的第八天》中人性的复杂景观及转变历程。傅书华的《旷世的绝望 个体的悲凉》认为李锐在现当代文学格局中，对"鲁迅风"有着鲜明的继承性，这在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小说中呈现了思想批判的深刻性、精神上的反抗性和情感上的广博性。谢尚发的《上帝与娘娘：信仰、东西之争及其结果》也专门讨论了李锐新作《张马丁的第八天》，认为李锐在这部小说中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思想，拷问了信仰、良知、生存等问题，直逼人性及其生存。其他还有董春风的《对人心的拷问与探索》，王春林的《"身份认同"与生命悲情》，陈发明的《重述神话 拷问人性》等。
二、作品的艺术特征
对李锐小说除了主题上的研究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叙述方式上的特点。李锐是一位一直思考"语言的自觉"与"汉语主体性"问题的作家。他不断地改变文学的叙述方式，尤其是长篇小说《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的叙事方式得到了众多评论家的关注。游士慧、吴晓红的《"叙述就是一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李锐的《无风之树》进行了分析，包括叙事语言、叙事视角、叙事时间。首先是叙事语言上，认为李锐善于使用"口语倾述"的语言，直逼作品内涵。叙事视角上，认为李锐采用了多重视角结合、重叠的方法来讲述事件、审视历史。叙事时间上，《无风之树》模糊故事发生的时间， 突出了"历史"的荒谬与无理性。翟永明的博士论文《生命的表达与存在的追问》也在第四章专门探讨了李锐小说创作的叙事研究：叙事话语上，将李锐小说的话语系统分为四个层次，分别为权力话语、下层民众话语、介于权力与民众之间的话语、"独语";叙事结构上，认为李锐小说的结构可以分为钟摆式、众星拱月式、时空交错式及多线并置式；叙事声音上，主要指作者型、个人型、集体型声音。其他还有南帆、高小弘、王展蕾、康志宏等也在这方面有精彩的评论，如南帆专门论述了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的叙述方式，康志宏从《无风之树》这一作品出发探讨了李锐小说的文体特点，王展蕾主要阐释了《无风之树》叙述策略及艺术内涵等。
三、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李锐的小说中有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女性是其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批评家关注的对象。如王鹏飞的《卑鄙者的光辉》从物质化的"他者"、妓女化的生存、母亲化的拯救三个方面专门探讨了系列短篇小说《厚土》中的女性群体形象，并对其朴素、坚韧的生命之美进行了赞扬。龚祝义、唐北华的《生活底层的生命音符》认为李锐的小说中最能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女性形象。因为她们在面临苦难时，仍然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
李寒波的《偏爱与救赎》认为作为一名男性作家，李锐对女性有其独特的偏爱，因他有意无意地避开写女性的丑陋，而是把人性的光辉撒在了她们身上，使其作品中的女性具有了一种救赎精神。巫剑伶、徐肖楠的《李锐笔下的神女形象》，专门探讨了李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意义，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用"神女"称之。论者高度赞扬了在污浊的现实面前，她们身上所具有的天真、单纯、高贵及永恒气质，认为这些"神性"品质是一种高傲的生命态度，源自对生命深深的敬畏，以及由敬畏而生的悲悯。这种悲悯之心是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及呵护。同时这些"神女"远远超越那些被欲望化的女性，是人类生命的升华，净化着当代人的生命品质。段崇轩的《"厚土"底层的女人们》专门从女人这个角度审视了《厚土》的底蕴，认为李锐潜意识里有一种"女性崇拜情结",因此，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多温柔、善良，富有牺牲精神，拯救着世间的众生相。
四、比较文学研究
梅惠兰的《永远的乡土情结》将山西作家李锐和河南小说家李佩甫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人同样写"土",一个写的是高原"厚土",一个写的是中原大地，在作品中也都探讨了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但是由于两人各自的经历和审美视域的差异，他们笔下的"厚土"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李锐的小说中呈现的更多的是历史的浓缩、凝聚，而李佩甫的作品中则多是现实对"历史"的偏离、背弃。蔡淑珍认为苏童的《米》和李锐的《旧址》
都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她从两部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叙述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更为深刻的阐释了新历史主义小说。郭凤南的硕士论文将李锐的《厚土》系列小说与沈从文的作品做了比较，主要探讨了两位作家的启蒙思想的共同性与异质性。施乐云则将李锐与鲁迅进行了比较，探讨了二人启蒙观的差异。
总之，作为当代文坛一位特立独行的小说家，李锐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从质量上来说却属于上乘之作。他始终执着于"本土中国"和"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对个体的苦难保持"拒绝合唱"的姿态。其作品具有"从个人出发去追问普遍人类困境"的内涵。而目前国内评论界对李锐的小说研究还欠厚重、略显单薄，对李锐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地位、意义，也需要给予重新确认。纵观其作品，描写民间底层的"食色"是他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但是对李锐笔下的"食色"问题，很少有人论及。熟读作品可以发现，"食色"是李锐小说的重要表现对象，他以独特的笔触，表现了民间底层民众的"食色"的困顿状态，并对灾难的起源，以及背后纠缠的政治、文化等因素，都做淡化式处理。
同时作为李锐小说的重要表现对象，"食色"并不仅仅是人生困境的一种展示，它具有超出自身意义局限的内涵，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首先"食色"是李锐关注个体生命、反思历史的一种途径。生和死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二者不可分离，有生就有死。
正是因为死亡的普遍性和不可逃避性，使它成为生命的一个主题，因而使作家们醉心于死亡的描述。另外，死亡可以吸收生命的所有精华，在那一刻它让生命中所有的精华都释放出来，进而凸显了生命的存在感。李锐正是通过死亡书写来追问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死亡成为了受"食色"折磨的人摆脱困境的方式，显示出了底层民众对困境的一种绝望的反抗，同时也是对信念、尊严的扞卫和维护。
其次，李锐的"食色"书写不仅仅是隐喻个体生命，同时也是一种复杂的权力话语。粮食和权力是息息相关的，李锐笔下的"食"有着深层的权力内涵，粮食已经成为了权力的象征资本，权力是架构在"食"之上的，控制住人们的嘴，也就相当于权力覆盖着人们。"色"与权力同样有着微妙的深层关系，掌权者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威来争取优质的对象。福柯在《性史》当中阐述了性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性不单单是人的一种生物本能，同时也是一种特定话语的产物。现在，权力已经深深地渗透在性欲当中，性的力量已经植入到了权力的关系之中。权力在人的身体内，对人的欲望进行规训和塑造，从而创造出服从权力者的"正常人"."食色"的困境，正是底层人民权力的困境。李锐的"食色"书写揭示了灾难、欲望背后的政治权力、性别权力，对下层民众尤其是女性形象寄予了深切同情，对权力者寄托了深刻的政治讽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