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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白鹿原》作品中人物文化心理探究
【引言】《白鹿原》中人物的心理与命运研究引言
【第一章】《白鹿原》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地域文化视野
【第二章】《白鹿原》人物的文化心理支架--《乡约》
【3.1 3.2】白嘉轩和黑娃的文化心理特点
【3.3 3.4】小娥与兆鹏媳妇的心理特征
【余论/参考文献】《白鹿原》中人物心理解读余论与参考文献
第一章 《白鹿原》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地域文化视野
《白鹿原》的书名，实为一处实有的地名。在作品中，它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生长于此的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的集合。
《白鹿原》叙述了自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来在渭河流域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
其以农耕文化背景展开的家族叙事，具有极其典型的"乡土"特性。我们要想理解《白鹿原》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原上百姓如何面对历史的变迁，就必须首先了解关中的地理和文化。"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旦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历史久远的农业文化、儒文化、神秘文化积淀成古老而又丰富的关中民俗文化，成为这一地区人们生活的方式，而这方式反过来也造就了古朴的乡风民俗，形成一种如空气般须臾不离的关中人生存的文化氛围。对这样的文化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原上居民的深层次心态，亦即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关中地域文化对《白鹿原》的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一节 地域文化的重要学派--关学朱先生是《白鹿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陈忠实塑造的中国传统文化理想的代表。
他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崇高品德，儒家建立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道德范式在他身上均有体现。他制止白鹿两家因争地而起的明争暗斗，还禁绝烟土，赈济灾民，并以仁义为宗旨制定乡规民约，指导建设了"仁义白鹿村".穿布衣布鞋，吃粗茶淡饭，孤守书案，体现了他对儒家文化内心修为的理解。他秉承教化社会、治国平天下的使命，践行着"躬行礼教"的关学思想。他开书院，教人们"学为好人";遇围城之困，只身前往二十万清军大营，晓以大义，化解危机。他关心教育，得知白嘉轩、鹿子霖在祠堂办学后，他竟打拱作揖跪倒在地。在民族和国家的危亡时刻，他疾恶如仇，发表抗战宣言，要亲赴前线以身报国。他智慧超群，料事如神。他既能预知天气变化、年景收成，又能掐时问卜帮乡人找回丢失的黄牛。他的"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的银钱是累赘"的名言，被乡众当座圣典。他算定自己要被人揭墓，所以死后不用棺木，并在自己的墓穴留下刻字的砖头"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掘墓行为，验证了朱先生有关死后的预言，使其形象如贤仙再世般传奇。
作品中的朱先生，"老师姓杨，名朴，字乙曲，是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表明了他白鹿原上关学最后一位嫡派传人的身份。关学重义轻利、崇理贱欲的思想，经世致用的特点颇受作者青睐，因此，将朱先生定位于关中学派，将其形象赋予人格神的描述，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关学是产生于周秦故地的一脉儒家学派。北宋时期，理学形成并开始发展，张载作为这一时期颇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因其长期在陕西关中讲学，遂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思想流派--关学。张载创立的关学是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其与周敦颐的濂学，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及朱熹的闽学齐名，被后世并称为"濂洛关闽".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号横渠，陕西眉县横渠镇大镇村人。他创立的关学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宋史·张载传》），关学融合了《周易》的宇宙论、《孟子》《中庸》的心性修养论，实现天道与人道的贯通，以虚气为本，以气化为道，将善作为价值取向，以"诚明互动"、"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为修养规范，以躬行礼教为实践原则，以"以礼为教"、"敦本善俗"为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同时主张崇尚真实、躬行礼教、关注社会、崇尚气节，并以此作为关学的主要特征。他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今流行不衰。
关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关学是指由张载创立并与其学脉相承的学术体系；广义的关学是指张载之后直到明清的关中理学，它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学兴起于北宋后，关中学子纷纷拜师于张载门下。张载去世后，他的弟子仍执著地支撑着关学这面大旗，不断地发展着关学的思想。据张骥的《关学宗传》记载，苏炳、范育、李复及蓝田的名门望族吕氏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等都是张载可考证的弟子，还有种师道、潘拯、李复、张舜民等师从于张载。其中对关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吕大钧、吕大临、苏炳、范育、李复等人，他们一生不忘恩师教诲，成为宋代关学大家。尤其是李复，在恪守张载思想宗旨的基础上，使关学得以进一步的弘扬。
吕氏兄弟中的吕大钧，崇尚张载躬行礼仪的道德实践，为人朴实厚道。他拜张载为师，严格遵守儒家的礼制，在婚礼、聚会、庆典、丧葬等活动中极力倡导张载的礼仪规范。
与同胞兄弟合编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村规民约《吕氏乡约》、《乡议》，其礼仪规范至今仍在关中农村中沿用。
关学在明代走向了高峰。这一时期的吕楠、马理、韩邦奇、冯从吾等都是著名的关学大家。尤为突出的是吕楠，他在继承了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将张载、程学、朱子学的学术思想进行融合，同时还继承了关学笃实尚行的优良传统。明朝末年，尽管冯从吾在思想上将理学和王阳心的心学进行了融会，但他的思想仍保持着崇真尚实、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关学传统。他的《关学编》，首次对关学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和考察。他创办的关中书院，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十所书院之一。
清初著名学者周至人李二曲，其思想既有阳明心学强调的了解自我，又有关注社会现实的崇真尚实、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他与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其名享誉四方。长期执教于人才济济的关中书院，社会影响极大，使得关中教育及办学风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书院也成为了宣扬关学的重要场所。
关学在后来的衍化过程中，虽然其学术旨趣有了变化，但却始终如一的坚持着它"崇真尚实、躬行礼教、关注社会、崇尚气节"的风格，随着关学的传承发展，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区域，他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关中的范围，甚至波及全国和东南亚地区。
朱先生生长于白鹿原，关学的理论滋养和白鹿原厚重的文化传统，与其重伦理、重实践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与传承，构成了他民本思想的政治思想核心，因此，他在关爱平民的同时，又是一个兼济天下的爱国主义者。作者将他以"圣人"形象示人。
第二节 地域文化的文化背景
农耕文化小说《白鹿原》中的人物，是生活在关中地区农村的农民。在农耕文化背景下，关中农民对土地的崇拜，并产生的"地根意识",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文明的发展史即是中国历史的本质。重农抑商、以农为本成为历代统治者信奉的立国之道。
关中地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农耕地区之一，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关中平原受渭河冲积而成，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灌概便利，是理想的农耕之地。早在7000年前关中平原就开始种植"粟",后称为"稷".周族的始祖稷在夏部落中主司农业生产，使得夏周时期，人们对于农耕劳动具有了天然的认同感。夏周时期的文明发展在泾渭流域，因此泾渭流域成为了人们从事农业劳动，生产活动的主要地区。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积极推崇农业生产。秦国的商鞅变法推行"重本抑商"的改革措施，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产粟较多的人可免受徭役之苦。这一政策的推行，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汉朝的统治者延续了秦国的政策，鼓励农耕，积极引导百姓种植粟等作物。其后，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们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都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对于农业生产予以高度重视的做法，故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农耕文化。
关中文化是伴随着我国农耕文化的发展而来的，因此以农为本的农业文明是关中文化的重要特征。"'乡土'是农业文明的本质特征，由'乡土'决定的农本思想，以及由农本思想决定的土地崇拜，是深入到了民族文化骨髓中的传统意识。""买田置地"一直是农民追求的最终目标，土地意味着安稳生活的基础。通过辛苦的劳作能够带来今后的富足生活，它不仅是让人钦羡的志气，也是积极追求美好生活态度的体现。
小说《白鹿原》描写了白鹿原农民尚农重土的农耕传统。鹿子霖的祖上马勺娃到城市谋生，拜师学艺，靠"勺勺客"的手艺赚了大钱。他知道"城里比原上好多了",却依然选择继续回城耍勺子，用挣得的银元在原上买房、置地、添牲口，使他回乡买地做地主的梦想成为现实。而白家先人发家创业的"木匣儿",不仅是白家世世代代流传的故事，更是村寨中庄稼汉们一代一代追寻的梦想和留给子孙后代的希望。白家的故事，就像一本传授着如何实现土地梦、过上富足生活的教科书，不断地激励着白鹿原上的人们。白、鹿两家的先辈，无论是励精图治、兴业发家的白家老二，还是弃土进城、以"勺勺客"发家的鹿马勺，他们或以勤劳或以精明，一点点地买田置地，创下了可以庇荫子孙的基业。土地被农民看做是世代相传、繁衍生息的命根，白、鹿两家的兴盛源于他们对土地的拥有和精打细算的经营理念，因此，"无论白嘉轩或是鹿子霖，最熟悉的可能不是自己的手掌而是他们的土地。"土地，也只有土地，才是他们生活中赖以生存的重要部分。
农耕民族由土地崇拜意识决定的地根意识，使白鹿原上的村民们永远无法放弃与脱离土地。《白鹿原》的故事就缘起于土地，开篇不久鹿家父子买下白嘉轩天字号水地后，首次踏进新买土地时的描写，土地在农民心中的神圣地位就可见一斑：
"父子俩亲自干了……儿子只挖了一镢就听到铁石撞击的刺耳的响声，界石所在的方位竟然一丝一毫都无差错。……鹿泰恒不假思索说：'我问过你爷，你爷也说不上来。'……这无疑是几代人也未变动过的祖业。……儿子鹿子霖说：'后晌先种这地的包谷。'老子鹿泰恒说：'种！'儿子说：'种完了秋田以后就给这块地头打井。'父亲说：'打！'……"这段对话，以"亲自"说明鹿氏父子对土地之重视、以"你爷"表明年代之久远、用"种"、"打"两个动词，表现了他们父子对土地给予他们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憧憬。这里，仅用语言和行动，即画出了小农经济状态下农民的土地根性，"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系，胶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这同时也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的文化心理结构。
第三节 地域文化的非理性特色--神秘文化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神秘文化做了近距离观照。作品中，作者突破了现实主义的理性界限，借用了现代主义的潜意识、非理性、魔幻等手段，吸收了大量的关中民风民俗，描绘了诸多的仪式行为和神灵显现的场景。这些仪式和场景，常常成为作品中一个故事情节的关捩点，掀起一浪浪的高潮，成为一个个潜在的情节升华和转向的拐点，勾绘出一个个微缩的社会景观及隐藏其后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心理结构。神秘文化，不仅丰富了作者表现人物的手段，同时也使小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一、神鹿。
小说的开头部分，作者即通过白鹿书院和白鹿原由来的传说铺展出白鹿的神奇力量，使整部小说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所到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病廓清，毒虫灭绝，万家乐康",这幅太平盛世的美景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奇幻美丽的神话世界。
而对白灵去世后的托梦、白鹿精灵随朱先生去世而飘逝的层层渲染，更将这种神秘奇幻的氛围达到高潮。
白灵在根据地受诬陷被活埋时，父亲白嘉轩以及祖母和姑母这三个与白灵有着最密切关系的人都做了一个关于白鹿的梦。白嘉轩在梦中看见了白鹿，看见了白鹿委屈地流着泪向西飘去，而那只白鹿的脸瞬间又变成了他心爱的女儿灵灵的脸蛋，让他从梦中惊醒。更让他紧张怯惧的是他的母亲竟也和他做了个一模一样的梦。于是他不顾黑天雪地，连滚带爬地跑了几十里去找姐夫朱先生解梦。令人惊奇的是，姐姐朱白氏也梦见了白鹿，梦见它飘着飘着栽进了一道地缝。白灵的去世，对白家来说，就是那只曾给白家带来希望的白鹿的幻灭，它打碎了白嘉轩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往。
白鹿的消失出现在朱先生离世时朱白氏出现的幻境中。正在叙叨家常的婆媳俩无意中"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在她脸色骤变、惊魂不定时，传来了儿子丧魂落魄的哭吼。白鹿伴随着朱先生的离去而消失，也隐喻着抗战胜利后，白鹿原上民众期待的太平盛世的消失。
白鹿自古就是关中这片土地上吉祥、和平的标志，是农民世世代代祛苦攘灾、除害兴利的图腾。它寄托了原上人们对于富裕、和平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尽管这只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但这天堂般的生活图景，却被原上的先民们一代代向往、期盼和憧憬，从来也没有实现过。
二、驱鬼。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民性趋善，由于农耕民族的保守性大于进攻性的特点，因此，视各种鬼灵为人们的敌对者的驱鬼除祟活动，主要是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人们信奉鬼灵，又企图征服鬼灵。当灾祸或者矛盾降临时，由巫师或者与巫师有相同信仰的人，通过幻想和模仿的手段，来执行一整套的技能和方法，以控制外在的客观环境和想象中的灵鬼世界，实现趋吉避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祈福消灾。
人们通常采取驱赶的方式以达到消灾灭祸的目的。驱赶巫术中的驱赶对象一般都是有害的凶恶的鬼神。
《白鹿原》为我们展示的两次驱鬼活动，为小说的情节发展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第一次是白嘉轩的新娶进门的第六任妻子胡氏，梦到了她从未谋面的白嘉轩已过世的五个女人。新婚燕尔不过四天，胡氏忽然从梦中惊醒，大呼"有鬼", 眼睛里满是惊恐之色，因为她看见了她从没见过面的前几任。白嘉轩早已从白秉德老汉那里习得驱鬼之法，于是他挖了豌豆，一把连着一把摔打起来，密如雨下，响声令人毛骨悚然。此法果然奏效，然而胡氏的精神却没能恢复，终于在沉郁寡欢中死去。
这种民间的"魔法祛病仪式",主要是借助于人的强大力量，如摔打豌豆，以达到驱离、诅咒"鬼魂"的目的。其实"鬼魂"无非是一种赝象，驱鬼就是一种通过类比的角色互换，让人的迫力同样成为令"鬼"恐惧惊骇的东西，以达到驱鬼的效果。
第二次是鹿三秘密杀死小娥后被鬼魂附体。原上瘟疫流行，人们扎桃木橛子以辟邪，但仍挡不住瘟疫的肆虐。鹿三的妻子鹿惠氏和白嘉轩的妻子仙草先后患病，并于弥留之际梦见了小娥被杀的情景。之后，屈死的小娥冤魂附上了鹿三的身体，捉弄着白嘉轩以发泄她的仇恨，要让他活着像狗，"爬吃人屎",要捏死白鹿原上的老老少少，独留下他和鹿三受罪。她借鹿三之口，道出了自己的死因，并公开是自己招来了原上流行的瘟疫。
白嘉轩请来法官捉鬼，竟一次次失败。面对族众跪伏于地祈求族长为"冤鬼"迁坟、修庙以挽救生灵时，他抱持"只敬神而不惧鬼"的信念义正辞严予以拒绝，并率领族人进行了惩治恶鬼的举措：造塔祛鬼镇邪。小娥坟上树起六棱塔后，鹿三果然再没有发生鬼魂附身的事。然而，他也日渐萎靡下去。
关中自古就有钟馗捉鬼的的民间传说，白嘉轩以模仿神话仪式的手段，面对邪恶，表现出毫不妥协、勇敢坚毅的强力，并以此为示范，鼓舞周围的人，使"鬼"最终在强大和勇敢面前退却和消失。这两次驱鬼的仪式细节，投射出一种民间自发的抗拒命运的意志的文化心理结构。
生活在白鹿原上的人们，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因果报应、去世的人魂魄不散的观念，他们深信人死后的灵魂是可以自由的附身在活着的人的身上，而闹鬼、托梦则能使阴阳两界人鬼相通、心灵感应。这是蒙昧阶段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陈忠实在小说中叙述的闹"鬼"情节，仔细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皆因人的心理异常所为。让白嘉轩引以为豪的前五任妻子，都是白家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不惜卖房卖地，被白家当做生孩子的"工具"买来的"商品".她们的婚姻毫无感情可言，是不幸的，是封建制度下的女性命运的悲剧。而鹿三杀死田小娥后发生的鬼魂附体，则是他本身的文化心理结构所致。按他信奉的道德观和善恶观，他无法容忍小娥这样的"荡妇"存在；同样，杀人的冲动又让他陷入矛盾和压迫中。在这种心理环境下，鬼魂附体便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敬神。
巫术仪式最初来源于原始祖先的图腾崇拜，人与图腾的融合，是人性与自然性的巧妙结合。中国民间信仰的司水之神，即是来源于原始的图腾崇拜--"龙".
祈雨巫术是最为常见的巫术活动，很多民族和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祈雨形式。取水伐马角是旧时关中农村的一种大型祈雨活动。每逢大旱无雨时，以村社为单位的或数村社联合，由群众自发组织。活动的主要人物是"马角"--被认为是人经过"通传"后，成为神灵的化身。一般情况下，这种仪式被称作伐神，仅在取水活动时被称为"伐马角"--一种特殊的祭祀方式，利用马角作为神灵的替代，率领人们从特定的地点，取神水作为水引，以求能感动上天赐下雨水。
陈忠实在作品中为我们展示了白鹿原上这一别具特色的敬神--伐神仪式。
一场大旱，造成了白鹿原上异常年馑的降临，人们陷入恐慌之中。老族长白嘉轩昭告乡邻"伐神取水，每户一升。"百姓予以了积极响应，一场带有神秘性质的伐神献祭仪式即将开锣。
这里，作者极为细致地描绘了白嘉轩人神感通的这一过程：香蜡纸表清香扑鼻，锣鼓声充耳不闻，手足轻如纸张，大口吐出凡人的浊气。只一瞬间，最后一口浊气吐出，他就从地上轻轻的弹了起来，奔跃出大门，"我乃西海黑乌梢",即完成了将自然人过渡到彼岸世界的过程。他用手抓刚出炉的淡黄透亮的铁铧，把红亮亮的钢钎从左腮穿到右腮，显示了人神的超凡伟力。面对铸塑的四条龙，乡民们行礼如仪。通过这些召唤神灵降临的神秘而又奇异的举动，为现实中世俗的献祭活动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在闪耀着神圣光辉的映照下，虔诚的人们感受到神灵的存在。
整个敬神仪式，有着严整、规范的程序，以此达到人与神的感通，是富有民俗性的族群性巫术仪式。对神的敬畏是乡土社会一种普遍心理。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人往往是弱势的，在与自然界的抗争中，更多表现出的是无奈。因此，人们常常通过对神的祭拜，以期获得其帮助和鼓励。面对能感知人间冷暖的、被拟人化了的神，祭拜逐渐由自发活动演变成庄重的仪式，其目的就是为了赢得神的同情和指引。而仪式中我们往往见到的是贯穿其中的人的自虐行为，它也体现了人在面对无法驾驭的强大的自然面前所表现出的一种牺牲自我的豪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