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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白鹿原》作品中人物文化心理探究
【引言】《白鹿原》中人物的心理与命运研究引言
【第一章】《白鹿原》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地域文化视野
【第二章】《白鹿原》人物的文化心理支架--《乡约》
【3.1 3.2】白嘉轩和黑娃的文化心理特点
【3.3 3.4】小娥与兆鹏媳妇的心理特征
【余论/参考文献】《白鹿原》中人物心理解读余论与参考文献
第二章 《白鹿原》人物的文化心理支架--《乡约》
陈忠实用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白鹿原》的扉页，表明《白鹿原》就是这样一部有关民族秘史的小说，而贯穿其中的《乡约》就应该是开启中华民族秘史大门的钥匙。《吕氏乡约》作为中国第一部成文的乡村民约，其"以礼化俗"的方式实行的民间自治思想，是儒教文化"礼乐刑罚并重"的集体无意识的沉积。作者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使其由乡村中村民们的行为约束转化为一种具有展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文学具象，并贯穿整部小说的脉络。作品中，《乡约》是原上百姓必须遵守的社会礼仪和行为规范，充当了"法律"应具有的社会约束力。白孝文、田小娥、狗蛋们在祠堂内接受的血淋淋的惩罚，即是乡约在社会规范下超强约束力的具体体现。可以说，《乡约》直接影响着作者对作品创作的构思，使作者可以从更深层理解关中文化和关学思想。
第一节 《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又称《蓝田乡约》（简称《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村规民约。它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由吕大均、吕大忠、吕大临、吕大防四兄弟共同参与制订并在本乡蓝田推广的。它第一次从理性的角度系统完整地规范了关中地区农村的民俗、礼仪，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其礼仪规范时至今日依然在关中地区的农村沿用着，如婚丧嫁娶、满月过寿、节日庆典等。
一、《吕氏乡约》的编订和演变。
吕氏兄弟是关学创始人张载的亲炙弟子，关学的核心人物。因此，重礼贵教、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吕氏乡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吕氏兄弟将关学"情-理"一体的核心思想逐渐转化为关中民间百姓遵守的社会礼仪和行为规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北宋被金人所灭后，《吕氏乡约》犹如昙花一现，很快被人遗忘。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经过对《吕氏乡约》的增删，编撰成《朱子增损吕氏乡约》。
随着朱熹学术声望和影响的日益扩大，南宋后期，《吕氏乡约》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升。
明朝发展的一套以乡约、保甲、社学、社仓为整体性的乡治系统，使《吕氏乡约》逐渐由村规民约转变为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属国家制度。清朝时乡约由礼部管辖，单纯用来司教化，以宣讲圣谕为主。新中国成立后，代表着儒家思想的士绅阶层随着乡约制度的消亡也逐渐瓦解。因此，"乡约"不仅专指《吕氏乡约》条文，还是在《吕氏乡约》
条文基础上形成的邻人乡里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在中国普遍长久存在的制度，它蕴含了丰富的儒家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二、《吕氏乡约》主要内容。
《吕氏乡约》包括《乡约》与《乡仪》两部分。对德业、过失、礼仪、处世的基本含义和相互关系做了详尽地论述。
"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乡约》的四部分内容。"德业相劝"是对于个人的道德操守而言，"德"为"见善必行，能治其身，能治其家"等修身、齐家的德行，是个人道德的修养；"业"是"居家事父兄，在外事长上"、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等事宜的个人事业。"过失相规"将人之过归纳为三类，分别是犯约之过、不修之过、犯义之过。其中犯约之过是相对于《乡约》的四项内容而言，不修之过则专指行为不恭、懒散、不拘小节的行为，将对社会危害大的行为称为犯义之过，如诬告陷害、恃强陵人、逾礼、违法等。并规定对犯约之过的惩戒措施"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
"礼俗相交"则对长幼之序、迎来送往、婚丧嫁娶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患难相恤"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乡约中人可根据事情缓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之主事或同约，给予救助。救助的办法则按所受灾难的不同而规定具体措施。如有水火之灾的"小则遣人救之，大则亲往，多率人救之，并吊之".遇上盗贼之祸的"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则告于同约者及白于官司，尽力防捕之".有疾病之灾的"小则遣人问之。稍甚，则亲为博访医药。
贫无资者，助其养疾之费".
德业相劝和过失相规分属道德规范的正反两面，目的在于在乡民中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和礼仪风俗标准，用以规范和制约个人行为。礼俗交往则以条款的方式对乡民们的日常生活及如何处理邻里关系进行了规定。而患难相恤则规定了社会合作行为，是《乡约》中最细致、完美的条款，将乡民间的互助合作精神得以充分体现。
《乡约》对组织的构成、集会、赏罚，以及吕氏兄弟、友人间讨论问题的往来书信等内容，用了相当的篇幅加以介绍。
可以说《吕氏乡约》是吕氏兄弟实践关学"躬行礼教"的一个典范。这种按照礼义道德规范，对乡民进行教育和约束的组织形式，从某种意义说它充当了'法律'应具有的社会约束力。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吾赞扬说，自从《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第二节 《乡约》与白鹿原。
一次不期的邂逅，引发了陈忠实的创作长篇小说的欲念。1986年，他到陕西蓝田查阅当地县志时，发现了《吕氏乡约》。他回忆说："当初抄这份《乡约》条文的时候，多是一种新奇的感觉，很自然地联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上级要求家家户户在门楼柱墙上刷写内容完全一样的《爱国公约》……我惊诧封建时代也是以这种方式教化民众的，……内容周密得多具体得多。"通过仔细研读掌握的资料，他发现，在这座与中国历史一样年代久远的白鹿原上，无论王朝更迭，还是战争灾难的发生，原上的先民们依然延续繁衍着生命，依然在灾难发生过后，聚集在祠堂中背诵着《乡约》。《乡约》教化的对象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他们以姓氏为体系成立各自的宗族，并通过祠堂这一具有教化功能的特殊场所，完成对其成员的教化。《乡约》将儒家文化和儒家精神条理化、通俗化，成为了白鹿原上的金科玉律，教化子孙的人生教材，是原上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柱梁框架。
一、《乡约》的文学意象转化。
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一书中，这样说道："这《乡约》应该是倚赖木犁和棉布延续生命的一个支撑性质的因素，也是抵御饥饿、灾荒和瘟疫之后继续繁衍的力量，却也是固封在木犁和棉布这种生活形态的枷锁。……以《乡约》构建心理框架结构的白鹿原人，才从内在里显示着独有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木犁、织机是生产工具，决定了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稳定、内倾的性质。《乡约》是精神层面的，是保留了关中人在近千年互助合作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它们构成了农耕文明下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要素。经过筛选和提炼，作者将《吕氏乡约》的思想内涵融入到《白鹿原》文本中，并将其转化为文学意象--《乡约》。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一个延绵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大帝国。白鹿原上的人们在"反了正了"的政治漩涡中，处于一片迷茫之中。由白嘉轩、鹿子霖、徐先生、冷先生等组成的士绅也不知何去何从。没有了皇帝的日子怎么过，没了辫子的男人什么样，大肥脚片的女人让人恶心……在周遭的一片惊慌失措中，作为儒家思想代表的朱先生抄录了《乡约》，以指点迷津，解除众人之困。"反正"能使封建王朝不断更迭，却不能立刻推翻白鹿原上几千年来延续的封建制度。教民以礼义、以正世风的《乡约》一经诞生，立即被白鹿原上的士绅阶层集体接受，成为了白鹿原上宗族教化的治本之道。
"晚上，白鹿两姓凡十六岁以上的男人齐集学堂，由徐先生一条一款，一句一字讲解《乡约》。规定每晚必到，有病有事者须向白嘉轩请假；要求每个男人把在学堂背记的《乡约》条文再教给妻子和儿女；学生在学堂里也要学记《乡约》，恰如乡土教材。
白嘉轩郑重向村民宣布：'学为用。学了就要用。谈话走路处世为人就要按《乡约》上说的做。凡是违犯《乡约》条文的事，由徐先生记载下来；犯过三回者，按其情节轻重处罚。'"伴随着每晚祠堂中传出的庄稼汉们学习和背诵《乡约》的声音，白鹿村的变化也在悄然进行着："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拍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殷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从此，女人给孩子喂奶全都自觉囚在屋里。"《乡约》不仅被白鹿村的族众背诵，还被镌刻在石碑上镶在祠堂正门两边，以便教化族人，约束日常行为。持续了两千年的儒家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教导下逐渐渗入白鹿村村民的心底，慢慢沉淀累积成为集体无意识，形成了白鹿村人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乡约》中的各款规定，不仅是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的体现，同时也是无数生活在关中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心理支撑的框架。白嘉轩凭借着《乡约》这根心理支柱，能以超出世俗生活之外的一种超乎常人的心理，对来自于各种政治、家族、家庭事件的沉重打击泰然处之。
二、《乡约》的文化内涵--仁义与刑罚并重。
《乡约》是儒家思想照耀下的关学思想的产物。儒家的"仁义"思想，便也成为了《乡约》的思想内涵。仁，其核心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帮助，融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个体在体会到仁爱带来的精神快乐的同时也得到了道德的提升。义，即为公正合宜的道德或行为。仁是内在的心理诉求，义则是外在的行为举止，二者合一成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在小说《白鹿原》中，诸多人物身上散发着仁义的光芒：白嘉轩接济李寡妇帮她度过难关，创办学堂以利族中的娃娃们读书识字，善待雇工鹿三并与他兄弟相称，率族众筑城墙御白狼，不计前嫌欲救出狱中的黑娃；鹿三在交农事件中顶替白嘉轩领头起事，杀死陷白孝文于落魄潦倒的儿媳小娥；尤其是朱先生，禁烟犁毁罂粟，只身劝退清兵总督的冒险经历，放粮赈灾时为自己背的干粮褡裢，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问卜，只穿布衣不着洋线的怪脾……"这个人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轶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到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学为好人"是他奉行的处世之道，是他践行关学思想，对儒家仁义、慈爱、宽容等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没有国家机器来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地方官吏对乡村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控制又极其有限。于是，乡约、社学、对谕等便成为统治阶级用来教化、规范人们言行的依靠，而乡约本身所具有的规范社会作用，在此便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
通过阅读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乡约》每款的结尾处，均规定了对犯约之过的惩戒措施："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听其出约。"在《白鹿原》中，乡约与族规同时出现，并被作为惩处违约者的"法律依据".鞭打、板抽、开水烫手、口中灌粪、枣刺毒打等等，不一而足。《白鹿原》中各种族规的严厉刑罚，使受刑者惨叫声声，血痕缕缕，甚至还因此丢掉性命。狗蛋是家族争夺阴谋的替罪羊，在遭受毒刑和羞辱后，悲惨地死去；孝文在遭受肉体的毒打和自尊的剥离后，廉耻心彻底地毁灭了；而更为惨烈的田小娥，不仅生前遭人唾弃，死后灵魂也不得安生，骨灰被镇压在了六棱塔下。《乡约》对人性的压抑由此呈现，我们也得以窥见关学的残忍与专横。黑娃与田小娥的爱情，却因违背了公约礼俗，双双被拒入祠堂、写进族谱；冷大姐，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在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渴望中疯去，更让我们洞悉了封建礼教的冷酷无情。
仁义与刑罚并重的儒教文化内涵，一一展现于乡约族规中。
第三节 《乡约》与白鹿原的冲击。
对《乡约》的坚定信仰和恪守，既是白嘉轩的心理支柱，也是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延续发展的支撑因素。然而随着封建帝制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土崩瓦解，《乡约》存活的空间也将消失，新的理念对近千年来一统原上的《乡约》开始发生冲击。
一、商业文化的挑战。
作为白鹿村有头有脸的人物鹿子霖，其祖上就是依靠"勺勺客"发家的。在经历了一段屈辱的学艺历程后，自比为"勾践卧薪尝胆"的鹿家先人，靠着忍辱负重，最终修成正果回到原上买田修院。他留给后人的遗嘱是好好读书，读书做官就能改变命运，光宗耀祖。既有传统儒家思想，又有他发迹于城市沾染的资本主义萌芽影响下的商业文化的竞争意识，且后者占据他心理结构的主导地位。因此，至鹿子霖这一代时，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观念便已相对淡漠，他主动发动对白嘉轩的争斗，便是商业文化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挑战，从而使他成为了白鹿原上第一个剪辫子、穿制服的人。他摒弃私塾让两个儿子进了新式学堂接受现代文明；辛亥革命的到来，他敏锐地捕捉到机遇，他摇身一变成为"乡约",并在后来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时期，捞取资本，以达到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目的。儒家的"耕读传家"的思想被他的投机钻营所代替。他在白鹿原上淫乱成性，乘人之危占有田小娥，甚至原上凡有点姿色的女人都被他奸污过，以至于和他有着一样"深眼窝长睫毛"的"干娃"可以做三四席。自私、贪婪、阴险，使他完全叛离了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乡约》规范。鹿子霖最终发出的感叹"鹿家弄不过白家",显示出商业文化在积淀深厚的农业文化心理面前的无力。
二、黑娃、小娥的本能的叛逆。
黑娃背叛的根缘来自于他对自身底层百姓的阶级敏感和不受拘束的天性。冰糖给他留下了美好而痛苦的记忆，自卑而又自尊的矛盾心理、顽劣的天性，让他逃离了白嘉轩为他垫付学费的学堂。从小他就不敢直视白嘉轩严肃的面容和挺直的腰板，其实是对传统文化人格形象的畏惧。当他和小娥被白嘉轩拒绝进入祠堂时，黑娃对象征传统文化的乡约族规的仇视则进一步加深了。因此，他在并不彻底的革命中毁乡约、闹祠堂，落草为寇后还唆使手下砸坏白嘉轩的腰杆等一系列反叛的行为，既是本性，也是人性使然。
然而，经历人生磨难的黑娃，由土匪到拜在朱先生门下以期"学为好人",进而跪倒在祠堂认祖归宗，他由叛逆到皈依，也就回到了人最为本真的状态。
如果说黑娃是依着叛逆的天性挑战着《乡约》的宗旨，那么田小娥则是依着生理本能的基本要求而背叛乡约。在儒家的礼教中，三从四德为女子规定了只能为男人附属品的命运，她们是奴、是物。在男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女性的命运除了依附就是被胁迫。小娥被卖与郭举人为妾后，因私情与黑娃结为夫妻，虽摆脱了性奴碑的命运，却也因此不能得到家族的认可。她原只为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而心甘情愿与黑娃艰难度日，却因黑娃参加农民运动被追捕而不得不被抛下。为了生存，她在胁迫下重新依从，沦为鹿子霖阴谋陷害的武器和发泄兽欲的工具。对于命运，她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依附于他人。对《乡约》的背叛，完全出自人的生存本能。
三、鹿兆鹏、白灵新思想的觉醒。
陈忠实说，只有新的教育内容才能对《乡约》的精神理念构成颠覆性影响。
他认为，尽管白鹿原上的新式小学发展缓慢，但它却是颠覆世代流传的《乡约》的萌芽。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生，大多都会走出这片世世代代生活过的土地，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放弃的，是祖祖辈辈"买田置地"的崇高理想，和以《乡约》为代表的旧式的传统文化。"许多人在新式高级小学接受新的理念的同时，接受了隐蔽着中共党员身份的教师的影响，走出白鹿原就开始了革命活动……他们是接受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剥离了原本尚未形成稳定的《乡约》理念的心理结构。"以不同的行为和方式抗婚，在反抗封建家长制的同时也迈开了反抗乡约脚步的，是以鹿兆鹏、白灵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是在新式学堂接受了教育的白鹿村的后辈。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号召大众推翻阶级压迫，不仅与坚守着传统思想的父辈们决裂，实现对旧的制度的彻底颠覆，也与反动势力、恶势力进行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使《乡约》组织与精神土崩瓦解。
四、堕落的掌门人的背叛。
白孝文的堕落，缘于他对传统农耕文化精神的不坚定。在乡约族规的调教下，作为家族新一代掌门人，"他不摸牌九不掷色子，连十分普及的纠方狼吃娃媳妇跳井下棋等类乡村游戏也不染指，唯一的娱乐形式就是看戏。"然而，就是这个一本正经的新族长，在白嘉轩宗法文化的禁欲主义理论的桎梏下，其人性的本能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压制得越深越久，爆发得就越强烈。所以，当田小娥将舌头送进他口腔的时候，所有的禁锢通通瓦解，小娥给予他的肉体上的欢愉，使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随后，在祠堂被族众集体施刑的羞辱、赶出家门后遭遇灾年时借粮被拒的难堪、偶遇鹿三遭到嘲讽时的自嘲，预示着白孝文自尊的彻底消失，自甘堕落为踢地卖房、为人不齿的败家子。他以自戕的方式来反叛和抗议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然而，由于他对旧秩序的摧毁并不是建立在自觉的反叛上，所以当机会出现时，他重新跪倒在祠堂里。但他的回归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而仅仅是为了证明他的个人价值。所以他发出了"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有出息"的感慨，而这"原",不仅是生养他的地理概念，更是由乡约所建构的白鹿原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白孝文的堕落始于个人意志不坚定的一场阴谋，直至沦为心狠手辣、阴险狡诈的无耻的政客，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的反叛，他抛弃了儒家的道德准则，成为了乡约的背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