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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真理观研究
【1.1】真理问题提出的背景
【1.2】回到传统真理观中寻找出路
【1.3】海德格尔真理观的影响
【第二章】从艺术经验中的真理出发
【3.1】对“前见”的辩证的解释
【3.2】 “效果历史”的原则
【4.1】伽达默尔语言思想的来源
【4.2】伽达默尔本体论的语言观的特征
【4.3】作为理解真理的存在形式的语言
【5.1】哲学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
【5.2】伽达默尔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的具体内容
【5.3】伽达默尔实践的真理观的内涵
【结语/参考文献】伽达默尔真理哲学探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4.3 作为理解真理的存在形式的语言
此节所要讨论的内容实际上也属于伽达默尔本体论的语言观的具体内容。但与传统的本体论的语言观不同，理解与语言的关系在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的范畴中意义同样明显，对于理解与语言的关系的讨论，即属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的语言观的内容，也是解释学的真理的语言维度的具体内容。
4.3.1 理解与解释的内在统一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便是理解，理解概念在伽达默尔那里已经同以往的解释学中的意义有了区别，在伽达默那里理解的概念变得更深层，理解的范围更普遍，并且理解中历史性、本体性、语言性等得到了突出，可以说伽达默尔的真理观就是以“理解”为核心的。
理解与解释在伽达默尔那里是具有相同本质的概念，但是伽达默尔以前，早期解释学里，理解概念在过程中是先于解释的。解释的概念是由古希腊词语赫尔墨斯而来，解释学最先是代表一种高度技巧的实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是一门技艺学，它的内容包括宣告、口译、阐明和解释等，只要在某物的意义未完全开放时，就需要解释学这门艺术。正如赫尔墨斯的原始意义，它本身是神的信使的名字，将神的旨意传达给世俗的人类，解释学的任务正是把陌生的意义转变为熟悉的能够领悟的东西，就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早期的理解先于解释，只有在理解受到阻碍，才需要解释，解释只是偶然的，后于理解的。施莱尔马赫将解释学普遍化，而突破神学的偶然模式，将理解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从而建立一种以解释学为基础的科学体系。施莱尔马赫的浪漫主义的另外一个贡献便是认识到理解和解释的内在统一，理解总是解释，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
理解的基础不在于使理解者摆脱自身处境而进入理解对象的世界，而是同“他者”达成一致，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对此进行过讨论，达成一致的媒介便是语言。伽达默尔赞成理解与解释的内在统一的观点，即认为理解的实现需要解释的促成，解释是对即将产生的新事物给与关注，理解的发生正是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解释并不是孤立的对事物的看法，正如理解的本质，解释的过程也是一种对话的过程。理解与解释统一性的根本条件便是语言。正是由于理解与解释的内在统一，理解的过程的语言性才被凸显，理解的真理的语言性要求便是在这里产生的。
4.3.2 理解与语言关系
伽达默尔对于理解与语言的关系的基本定义便是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他认为“一切理解都是语言问题，一切理解都在语言性的媒介中获得成功或失败。一切理解现象，一切构成所谓诠释学对象的理解和误解现象都表现为语言现象。”①这表明理解问题实际上就是语言问题。
首先，理解的对象总是具有语言性的。文字的流传物正是因为其语言性而能够与作者的视域中独立出来，具有自身独立的视域，而成为理解的对象。在这方面，本身具有语言性的流传物更容易被理解，伽达默尔同时也指出，非文字形式的流传物也是以语言的形式对我们展开的，流传物对我们展开的视域本身就应该包含在语言当中，这里表现了一种“无言”性，即当我们接触某种非语言形式的流传物时，它的意义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产生某种“共鸣”或“默契”,这并不代表语言的无能，反而它是语言的表现形式之一，正是由于解释者需要对这种“共鸣”进行表达，这种“无言”的状况实际上正是解释者“讲话”的开始。伽达默尔说道“语言的失灵证明语言为一切事物寻找表达的能力--而这恰好说明某人哑然无言也是一种说话方式--这种说话方式人们不是用来结束他的讲话，而是开始讲话。”①伽达默尔称这种“默契”的现象为“纯粹内在的自明性”.这正是证明了一切理解的开始总是始于陌生的、具有挑战的障碍性。因此历史的流传物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一种文本，伽达默尔在谈到理解真理或意义的对象时，总是用文本这个词语，正是因为语言的世界经验的普遍性。
其次，理解过程也是具有语言性的，理解的过程被伽达默尔形容为对话的过程，无论是人与人的对话，还是人与文本的对话，都是通过语言的形式而达成的。同样存在着“默契”的现象，但是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默契”何尝不是语言性的表现形式呢？它正代表将要讲话。对话的双方正是由于拥有“共同语言”,因此才能进行对话，因此伽达默尔称语言为理解的普遍媒介。这种语言绝对不是工具或符号意义上的语言，而是具有本体性的一种开放场所。通过这个场所，才能完成对话的过程。语言的场所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视域，视域融合的过程正是因此才得以达成。在理解中发生的视域融合正是语言的意义所在，理解的语言性是效果历史的具体化。
第三，除了将语言作为理解的普遍媒介外，语言和理解还有着更为根本性的关系。我们在看到理解的对象与过程都具有语言性之后，很容易得出理解的本质也同语言有着根本性的联系。理解本身是一种对话的形式，这种对话的现实性就在于不是以自己的意见反对他人的意见，或是双方的意见互为添补，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着双方。理解的目的就是对话的双方达成一致，达成共同解释。正是这种普遍意义上的共同性，才使得道德的统一性和社会的统一性得以可能。这种共同意见的达成不断地在相互的对话中实现，然后又回到相互一致和自我理解的沉默中。因此一切语词的，抑或是超出语词的理解形式都必然回归到对话中得到扩展的理解。“一切理解中都存在着前在的语言相关性”②，而语言本身也在这种理解的运动中得到一种更靠近理想性的发展。理解总是对某种陌生性的克服，这总是需要在对话的过程中双方都得到发展之后才能实现，新的语言的产生与这一过程是同一的。在某种程度上，新的语言会对理解产生干扰，但同时正是因为新的语言才能克服这种干扰。
总之，解释学的真理实际上是一种理解的真理，它的对象不仅限于自然科学的领域，还包括艺术、道德、历史等精神科学的领域，真理的实现不再借助于某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而是真理自身展开的过程。正是因为语言的媒介作用，真理发生的场所才因此对所有人敞开，理解的对象、理解的过程甚至理解本身都是在这个敞开域中实现的，理解的对话结构也正是因为语言性，才能让视域的意义得以呈现，视域融合的过程正是由语言承载着的效果历史。伽达默尔的语言本体论，正是作为它的本体论的解释学的基础理论，解释学的转向就是随着语言的线索行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