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黑格尔思想（ 主要指图宾根、伯尔尼和法兰克福时期） 对成熟时期的黑格尔思想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点已经为学界所普遍认同。然而早期对成熟时期思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却存在争议。新黑格尔主义者克朗纳、狄尔泰等人认为黑格尔早期思想主要是“神学”:“狄尔泰夸大了黑格尔早期着作中的神秘主义成分， 从而把黑格尔塑造成一个神秘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克朗纳在《从康德到黑格尔》中进一步推进并发挥了狄尔泰的思想，把黑格尔的精神或思维理解为一种活生生的生命，把他的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生命的冲动',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东西。”
此观点很明显有悖于传统观点关于黑格尔思想的认识。卢卡奇（Ceorg Lukacs）为代表的理性派对神秘化黑格尔的做法极为不满，他们认为黑格尔早期思想主要是“哲学”,早期思想只是成熟时期辩证法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阶段。
然而，我们发现成熟时期的黑格尔并没有把宗教与哲学严格对立，而是把二者综合为一，费尔巴哈甚至认为：黑格尔哲学即理性神学。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黑格尔早期的思想，进而把握黑格尔早期对于成熟思想的影响？本文试图梳理两派关于早期黑格尔思想究竟是神学还是哲学的论述，探讨黑格尔早期思想的实质，进而论述早期黑格尔思想之于成熟时期黑格尔思想的关系。
一。
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普遍认为宗教问题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宗教与民族精神密不可分，“民族精神、历史、宗教不容许按照他们的性质把它们分割开来单独的考察”[2].因此，黑格尔继承德国思想家们的传统，以批判传统宗教、恢复人本身的自由和理性为发轫开启了自己的思想之路。早期黑格尔大量精力关注宗教神学问题，狄尔泰坚定地把早期黑格尔定义为神学家，他认为早期黑格尔是个纯粹的宗教神秘主义者，其思想本质是反理性的神秘主义。
青年黑格尔受到古希腊精神的浸染，希望重新恢复古希腊宗教精神的荣耀。古希腊精神被认为是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家园，无论是席勒，还是荷尔德林都极推崇古希腊精神。黑格尔亦如此，对古希腊精神的向往加剧了他对基督教的批判。通过对基督教与古希腊宗教的比较，他提出基督教应该在三个方面接受改造：首先，宗教理性基础方面，黑格尔认为与合乎人性与理性的古希腊宗教相比，基督教的教义不合乎理性、压制了人性与自由。其次，宗教情感方面，与古希腊宗教把人间描述为乐土相反，基督教把人间描述为可怖的地狱，人们生活在这里就是要受苦受罪。第三，社会生活方面，基督教是一种私人宗教，根本不关心社会公共生活。综合三方面的批判，黑格尔发现基督教在宗教与理性、信徒与人间、信徒与公共生活等方面无不处于对立中。
而这三种对立的本质是基督教中的神与人、宗教与人的对立。受希腊情感主义统一思想的影响，黑格尔意识到人和神的关系问题是宗教问题的实质，神与人之间应该是统一的。只有神性与人性统一，“人的意志才是自由的”[3].然而，基督教为了维护宗教自身的权威，而造成人的理性思考和情感认同与神之间的对立，没有经过思考与认同的神只是陌生的“他者”.其次，当传统宗教为了宣扬神的权威而压制人的理性时，又导致宗教与人的对立，基督教其教义和宗教仪式中无不表现出宗教与信徒之间的对立性。对宗教没有理性思考和情感认同，宗教只是一个外在于人的心灵之外的“家园”.
为了实现人的自由，黑格尔提出一种“爱”的宗教来“和解”（Vers?hnung）基督教的对立性。“在爱中，人与生命全体，人与神完全一体。爱是一种超越道德情感的更高情感，这是一种与神融为一体的宗教情感”[4].神爱世人，并且赋予人爱的能力，人因此可以爱神，可以对神具有情感上的认同和理性的反思。神与人之间通过爱打破了传统宗教中法规与嗜好、普遍性与特殊性、抽象概念与具体存在之间的对立。“如果把人的本性与神的本性绝对的分离，如果人的关于善和神圣的东西的一切意识都被降低到信仰一个彻头彻尾异己的、至高无上的东西--这乃是愚昧和信仰的毁灭”[5].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宗教应该是神与人、神性与人性相统一的宗教。
早期黑格尔始终坚持思考宗教神学问题。狄尔泰认为在黑格尔思想早期，尤其是他思想发展的过渡时期表现出的神学倾向使得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黑格尔就是一个神学思想家。着名黑格尔主义美学家维歇尔（F·Th·ViScher）认为早期的黑格尔没有辩证法只有神秘主义的宗教思想。海尔曼·诺尔（Hermann Nohl）和乔治·拉松（G·Lasson）更加极端，海尔曼·诺尔认为宗教和神学根本就是早期黑格尔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乔治·拉松认为宗教和神学即黑格尔思想的轴心。黑格尔本人在早期也认为哲学的地位不如神学，哲学是神学的附庸需要被神学所和解，“当时流行的哲学都浸透着反思的分离作用，为了跟反思哲学划清界限，他故意不提哲学，取而代之的是宗教”[6].因此，狄尔泰等人坚持把早期黑格尔思想定义为神学思想是有道理的。
二。
卢卡奇认为：单凭早期黑格尔大篇幅论述宗教问题就认定其思想为神学是荒谬的。在他看来，青年黑格尔研究宗教的本质是关注宗教背后的社会历史问题，“黑格尔是那一时期唯一的哲学家，因为他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问题”[7].而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发展阶段，“只要我们理清了黑格尔早期的社会历史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早期思想是黑格尔辩证法发展的一个阶段”[8].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就是对时代精神的思考。“黑格尔自觉地站在当时的时代精神的高度，积极冷静地面对德国的现实，进行理性的思考，以割除德国腐朽过时的现状”[9].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以把握时代精神为己任，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之所以超越于同辈，就在于他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问题批判的基础上。
黑格尔向往古希腊宗教精神所倡导的“自由”与“理性”精神恰恰是古希腊哲学之精髓。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的一切思想都可以在古希腊宗教中找到源头。近代启蒙思想宣扬的最重要的两个思想同样是“自由”与“理性”.因此，向往古希腊宗教精神的“自由”和“理性”与启蒙运动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不谋而合。卢卡奇认为，早期黑格尔根本目的不在于批判宗教，而在于宣扬民族精神的自由与理性。“图宾根时期的青年黑格尔就是要提高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使它昏睡中的民族尊严觉醒，使一个民族不自暴自弃，也不听人遗弃”[10].黑格尔发现传统宗教的对立性限制了人的自由与理性，并且把对立性升华为“实证性”（Positivity）。实证性，也译为权威性，是指人的异化、分裂和对立。卢卡奇认为实证性是黑格尔早期的一个核心概念，宗教的对立性思想实际上阐发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实证性”:“当黑格尔把实证性概念放在他思想的中心位置时，他实际上已经向后来的辩证法历史观不自觉地走了第一步。”
“实证的信仰是这样一种信仰，对我们来说是真理只是因为他们被当作一种权威的律令强加给我们，我们又不能不使我们的信仰服从这种权威，但是我们从未认识过它。”
宗教的“实证性”使得传统宗教只强调外在的绝对权威，而忽略内在的理性与自由。传统宗教与自由的个体形成对立，只要顺从传统宗教的教义教规就意味着丧失了自由与理性。卢卡奇认为，实证性对理性与自由的压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实证宗教已经把它的力量扩张到生活的一切领域，对任何企图自由使用人类理性的做法都加以压制”.
黑格尔提出要以宗教之“爱”来“和解”传统宗教的“实证性”.卢卡奇认为：“爱，即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思想的中心范畴。”[14]
尽管“爱”表面看来是一种宗教情感，但“爱”却蕴含着辩证法思想。之所以用“爱”来和解“实证性”,是因为爱的“统一性”本质：爱能够将宗教思想中人与神和宗教的对立统一起来。爱在和解实证宗教对立性的过程中彰显的“统一性”与黑格尔思想成熟时期“理性”概念的本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