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强调与追求，既是日本近世思想家藤原惺窝（1561-1619）“脱佛入儒”[1]的一大要因，又是其立身于世、躬亲践行的人生准则。藤原惺窝对佛者“弃仁种、灭义理”、儒家“人伦皆为真”的发言[2],也一直作为人们对其伦教认知的一个基本依据，沿袭至今。近来，有学者在对日本经营伦理思想溯源的追溯中，发现藤原惺窝曾所做的《致安南国书》和《舟中规约》，是最早在世界上提出了商贸伦理---“信”的经营伦理史史料之一[3].
就其实际而言，由于学界对藤原惺窝思想研究的不足，其伦教思想的丰富内涵，往往得不到彰显，进而使得其在日本史上最早涉及女性地位、两性关系等社会伦教认知也鲜受人们关注。对此，本文略作探析，以期于藤原惺窝思想之研究有所小补。
一、基本态度：三纲五常。
对儒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伦理规范的尊奉和恪守，乃是藤原惺窝对社会伦理的一个基本态度。对此，他有这么一个基调性发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此为五伦，亦为人日日夜夜所行也。”显然，比起那些所谓正宗儒家强调的“君为臣纲、子为父纲、妇为夫纲”之“三纲”,藤原惺窝将朋友、兄弟的关系也抬高到了与“三纲”相同的位置，可以说他比原生地的中国儒家还更显“儒家”.
“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自汉代伊始，就对其具体内容和重要意义有较为清楚的说明和规定。至宋明理学，其不仅被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制度因袭相循，而且被视为一种宗教性的情感依归和价值选择，得到了极度的强化：“行大法，然后可以理天下 …… 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妇之法。夫妇有法，然后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后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后天地泰。”[5]《知言》卷五20对于“五伦”,藤原惺窝指出：“君臣，侍君而不惜一命，应尽于忠节，君主亦以我身为劳于臣。
若有丝毫之伪心，则背于天也。父子，子侍于亲而尽孝行。父教子之道而施与悯。夫妇，此间如天地，夫悯妇、妇尊夫，彼此而无恨矣。兄弟，兄悯弟、弟敬兄。朋友，与朋友交，若有半点之伪，则离心也。”[4]《假名性理》401-402在这里，藤原惺窝已经完全放弃了只纯粹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的做法，而是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者，不分先后轻重，一视同仁，置于同等位置而进行考量。并且，他又指出 “五伦”乃天道，悖于“五伦”之行者必受天谴、并遭“因果报应”:“五伦为人日夜之所行也。……行五常五伦，吾身成其圣人，与天道为一体。如斯而受天之悯，子孙比荣、后世而归天之本土。背天者，子孙必亡、死而其心离、无法归于天，真如鸟兽也。恐于天而行于儒道，此为一大事也。”[4]《假名性理》402在藤原惺窝这里，“五常五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德伦理问题，而由于其“与天道为一体”,本身还成了一个信仰问题。易言之，“五常五伦”,本身是“人道”问题，但又属于“天道”的范畴，是“人道”与“天道”的叠合。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它已经不能完全依靠人们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思维去把握了，而必须以宗教性的虔诚信仰来直视和面对社会秩序问题。这也即是他“天之道，不乱其序为肝要也”[4]《假名性理》403说法的内在依据。其中，君臣，是社会性存在的最高体现；父子，是人类社会生息繁衍、永世长存的象征；夫妇，是生命本能形态结合的集中表达；兄弟和朋友关系，反映了人的存在及人性、人情的真实状态。这五者，既是现实的、具体的，在历史和现实中可以被清晰触摸和感知，同时又是抽象的、超越的，在人伦和生活的世界中，彰显其中的普遍原则，表达其恒常的价值意义。应该说，此可视为其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一种高度凝聚和概括，同时，也是他对人与社会存在的根本性看法。
二、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就总体而言，藤原惺窝的“五伦”思考，基本上是没有溢出传统儒家的论域范围。不过，与一般儒学者对“五伦”的思考有所不同的是，他分外关注夫妇及女性问题，且给予了相当多的注意，或许这与他常谓“平日齐家岂顾身，……妇道母仪思古人”[4]《惺窝先生文集》卷三64的身世处地有莫大关联。而且，据记载，他还专门着“论其母氏者”之《千代茂登草》，敬答“母夫人”,对其宣传儒学大义，实施“儒化”教育：“有客，袖一册子来视于予。
曰：‘是惺窝先生述儒学大义。以论其母氏者，藏某家巾箱久矣。’仆乃乞得受梓。名曰《千代茂登草》。千代茂登者，在中郎所答其母夫人之词。载在誓语。断章取义，不知果协否乎。”[4]《解题》下14由于该篇文字，对古代女子问题多有论述，所以还被视为关于女性教育的重要资料被《日本教育文库·女训篇》所收。
依照现代社会学的解释，男女生理差异的天然性存在，是决定男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差异和地位高下的重要因素之一[6]2.在传统社会，妇女地位不高，普遍处于从属地位，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真实存在状态。该情形，尤其在东亚传统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女性在社会中从属性角色定位，既有社会舆论诉求，又有习惯法性质的礼制规定。可以说，这构成了藤原惺窝女性论的知识背景和现实基础，其认知主要表现在“男女有别”和“夫妇有别”两大方面。
基于东亚传统社会对男女及女性问题的基本伦常准则，来对藤原惺窝对男女及女性论述作一个评价的话，可以说他的言说也实超不出“男女有别”和“夫妇有别”的儒家伦理原则。对于“夫妇之别”,藤原惺窝以为夫妇关系犹如天地关系，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依据“男女有别”的伦理设计，要“男营外，女调内”.
而且在其看来，“男外女内”还是一种道德设定，其关乎国家的大政和社会道德风俗。按照他的说法：“盖夫妇者，如天地。天包于地之外，地怀于天之中，是故男营外，女调内。……文王营外，太姒调内。此以夫妇之德，天下之政，自闺门内出，万邦自然风化，纳民得其所，此亦夫妇有别之意也。”[4]《惺窝先生倭歌集》卷五243“夫妇有别”,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尽管藤原惺窝对其是抚掌首肯，但从他相关的言辞和论述中可以发现，在他的潜意识流中，他还是对“男女有别”、“夫妇有别”、“男外女内”所衍生出来的“女从于男”的男女不平等社会状况抱有不小的怨言。他认为女子与男子生于同一个世界，乃是一种“不幸”,幼小之时，要从于双亲；年轻嫁人，得随从夫君；到老，还得奉从儿子；从年幼一直到老死，在女性一生的各个时段，皆缺乏作为人的主体自觉，难有个体意志的自我决断和随性肆意的尽情舒展。
当然，藤原惺窝也明了在传统等级社会里，女性所处的从属地位其实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他认为，作为社会的统治者，至少应该知晓女性的身心特点，对其优长要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基于此，他还提出为君者要以女子为师，应向女性学习；而且，为了使得作为“师匠”的女性，发挥其“女子之道”与“妇人之道”,还应极力鼓励女性积极上进：“为人君者，取女子为师，附女之师匠，择其所，处屋置所，聊亦有人，师傅而受教。或有人曰：‘其师作何，其女子习何？’曰：‘以关雎之篇成矣。’夫关雎乃后妃之德，夫妇和合之至也。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之‘和鸣',男先唱，女后顺，是夫妇之别也。彼圣女以何为学，谓女子之道。凡女子嫁，尽父母孝之事，易衰。何乐、何淫，哀而伤乎。因男之爱，易狎者女之情，貌相共和乐敬，以其抱贞而不失守，为妇人之道也。三月桃之夭夭之时，女子行男之家，能亲一家之中，作成一家之内之事，其法及国之时，可谓其国治之教训。此女子能行之法也。”[4]《惺窝先生倭歌集》卷五245-246至于藤原 惺 窝 所 提 出要对女性以《诗经·关雎》实施诗化教育进而提高女子道德素养和人文水平的作法，能否行得通，先置之不论。至少，其从人生而平等的角度来审视男女被政治和社会所拟定好了的现实处境，在十六七世纪的东亚社会，他的这种思考无疑是进步的，可以说还具有相当的“现代性”色彩，可视为东亚文艺复兴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