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一词为西语 ontology 的翻译名,最早由日本学者翻译而来,逐渐影响到中国人。“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 50 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
而中国沿用至今。近几年关于本体论的争论成为学界的一大讨论热点,对西语“ontology”的译名及其合理性进行质疑,而这些质疑者认为中国没有如“ontology”所蕴含的“本体论”意义,因此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中国到底有没有本体论,所谓的“本体论”是何种意义上的本体论? 该如何理性地对待? 对此,我们有必要在中西本体的演变中进行一番探讨。
一、中国哲学中的“本体”释义
“本体”一词作为双音节词是由单音节词“本”和“体”二者结合而成的,关于“本”和“体”与“本体”是有一个先后的发展过程的。
关于“本”,出现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大雅》云: “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本”为树木的根、干,此为“本”字的最初始义。转而为事物的根本义,如《论语·学而》云: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钦。”“本”又与“末”相对,如《易·系辞》云: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在中国哲学中,“本”的概念在先秦时期又称“本根”.意为宇宙中最根本者,庄子外篇云: “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但最初的“本根”并非一义,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总共总结了三项意谓,除上之外另有: 1. 始义。如《老子·下篇》曰: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老子·则阳》曰: “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 有乎出,而莫见其门。”《老子·列御寇》曰: “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凡此即是宇宙之始之义,即为本根。2. 统摄义。意谓万物虽然纷繁杂多,看似杂乱无章,毫无头绪,但事实上是有一“宗主”统摄的,此统摄一切无而所不赅者即为本根。
张岱年先生说此三项意谓中,在先秦时期以始言根本比较常用,发展到后来很多人开始怀疑“始”的观念,认为宇宙实无始义。发展到后来,宋明理学时期“始”的观念渐渐地很少提及了。
关于“体”的意思比较多,最初义为人的身体,《论语·微子》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说,故“体”首先与人的直接体验有关。又如荀子说: “万物同宇而异体”这里的体指形体而言 .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老子注》第十四章) 这里体的概念便由具体义进一步发展到抽象义了。
“本体”一词作为一个合成词的出现最早见于晋代。张岱年先生指出,“本体一词,始于晋代”,并举西晋司马彪解释《庄子·骄拇》“而侈于性”一句时说“性,人之本体也”以为证明。然而,“本体”虽然由“本”和“体”演变而来,但“本体”却有另外的意义。“本体”的最初的意义为本来面目、本然状态。后来又衍生出“根本依据”、“根本性状”、“根本源泉”等意义。如西晋司马彪在《庄子注》中说: “性,人之本体也。”此“本体”即为以上义。
而“本体”二字开始大量连用似乎是在宋明理学中。因为以往的“本”或“体”已不具备当时理论思维的发展程度。如邓晓芒先生说: “宋明理学在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论方面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大的飞跃,他们开始意识到,单用一个‘本’字或‘体’字已不足于表达形而上的最高哲学含义,因为它们单独来看都具有相对性。”“ 把”本体“一词提出来以区别单个的‘本’和‘体’的必要性,它表达的是‘作为根本的体'.”那么这个“根本的体”到底是什么?
张载认为,事物的存在都是由气构成的,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同书·太和》) 这里的“太虚”作为“气之本体”,张载的学说可称为“气本论”,肯定世界统一于气,气为万物之本。但又认为太虚是“气之本体”,这所谓本体可以说是“本”之“本”.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朱熹讨论了“性之本体”、“形器之本体”、“天理自然之本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 《论语集注·公冶长》) ; 又讨论了“心之本体”,“虚灵自是心之本体”( 《朱子语类卷五》) .朱熹认为“理”是“本”,“气”是“具”,即认为抽象的“理”是万事万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而“气”则是事物生成的材料、物质。朱熹还用“理一分殊”来解释事物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已经深入到“本体论”哲学的底蕴。
明代心学家王守仁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论证了“心即理也”的观点,否认了心外有理的观点。他说: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又论证了“心之本体”即是“良知”.他说: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会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传习录·上》) 宋明时期心学的地位之所以高于程朱理学,以至晚明时期几乎被取代,关键就在于理学的本体地位逐渐被心学的本体地位所占据,可见当时心学的影响程度。
由此可见,“本体”一词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其作为“最根本”、“最高”、“最普遍”之义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
二、西方本体思想的发展
哲学上给本体论最早定义的是德国哲学家沃尔夫,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定义如下: 本体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是这样定义的:“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中分别具有各自的含义,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定性的学说。”
综上,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学问,或者说,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哲学,是以“是”为核心而建立起的理论系统。但是,对于“是”的发展过程中却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理论形态,而这多种多样的形态无疑又使哲学的发展更具丰富性。为此,我们有必要将西方本体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代表性理论做简要的阐述。本体论一词出现的较晚,但是关于“是”、“存在”的学问却出现的很早,最早的世界本原说就是关于本体问题的探索。
关于本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即关于万物从之而来,毁灭后又回之而去,一切皆变唯其不变的“始基”,它是宇宙最原始的开始和主宰。世界本原之观念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被表达成“始基”,始基就是万变之中不变的本原,是整个自然界变化过程的基础。如泰勒斯提出的“水本原”、赫拉克利特提出的“火本原”、阿那克西美尼提出的“气本原”、恩培多克勒提出的“火、气、水、土”四根说,这些都是最初的典型本体论形态。
在泰勒斯提出的“水本原”学说中,他认为水能滋润万物,万物由于水才能生长,“水”就是万物的始基。泰勒斯用洞察到的“一”的思想原则的普遍去超越感性直观的“杂多”,泰勒斯的矛盾在于:作为普遍概念的水与感性存在的水之间的矛盾,即思想上的普遍原则与感性的有限形式之间的矛盾。后来赫拉克利特提出的“火本原”以及阿那克西美尼提出的“气本原”都如同泰勒斯的“水本原”学说一样,大都局限于用物质来解释世界本原,相比于本体论作为一种理性化的思维模式来解释世界,它显然是落后了,但是人类试图解释这个世界的冲动却是哲学不断发展的动力之源。
巴门尼德提出“存在”,将“存在”作为世界唯一不变的本原,从此,将存在作为本体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后来,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实体,认为实体或主体是超越其他哲学的第一哲学,而这一哲学就是关于本质、共相、个体事物的研究。至此,本体论转入了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本质与现象的研究之中。
康德一反古希腊本体论哲学感性直观的思维特点,以“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从而使本体论哲学的研究进入了纯粹思辨的领域。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提出了认识论、本体论与逻辑学统一的原则,并从纯存在的概念出发建立了存在自身辩证发展的逻辑体系。
近现代的哲学家认为由于之前的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以及非理性主义都暗含着某种不可靠的理由,于是产生了以英美语言分析哲学为代表的流派,他们试图通过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来研究本体的问题。语言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和世界是对应的,因此,通过逻辑对日常语言进行改造,由此形成的逻辑语言反映了世界的本原及其逻辑结构,其代表人物是早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的第二种立场是: 语言和世界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语言中蕴含的范畴和结构却是我们认识实在的思维框架。
如此风格迥异的种种本体论学说,在怀疑与激辩中使哲学的发展更具生命力。作为西方哲学的本体学说与中国所谓的本体学说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 这在研究中西哲学中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我们有必要在二者之间进行一番比较。
三、中西本体比较
从中西哲学的比较中,我们从根本上将两者之间的特点概括出大概两点:
一是在对语言的态度上,中国哲学诉诸自我的内心体验而忽视语言,而西方哲学将语言作为建立和探讨本体论的主要线索。中国先秦时期的《易·系辞》中最早就有“言不尽意,书不尽言”的说法,认为语言是无法表达真正的思想内容的,语言在这里只是一种表达工具,《庄子·外物》说: “言者所以在得意,得意而忘言。”语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同样忽视语言的作用而以内心体验为主。而西方哲学的建立正是依据语言的功能,通过范畴的逻辑推演而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
二是对人的理解上,中国哲学将人理解为凭自身内部的原始体验,即“诚”、“尽心”,扩展到宇宙天体,从而达到与天人合一的境界; 而西方哲学则将人理解为须靠自己的能动作用与他人、社会乃至神达成一致才能实现自我的意志自由。中西哲学都强调最高范畴的普遍性,但是中国哲学强调自我内心的原始体验,直接由自我体验出来,而不需要与他人交流就达到的一种境界。如孟子讲的“尽心知性而知天”,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王阳明讲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都是自我的内心体悟。而西方哲学承认只有发挥自我的能动性,与他人辩驳从而达到一致,才能实现自我的意志自由。
以上对中西哲学本体思想从词源及发展进程上做了一番大致的比较,难免粗浅,但通过比较将有助于今后的哲学本体研究,从而进一步加强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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