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对中西古典哲学文化关系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

　　众所周知，“古典哲学”是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和共同财富，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然而，“古典哲学”在概念上却常常被模糊使用，也鲜有人对其进行定义。即使在西方，这一概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知的变化而被赋予特定的含义。20世纪 30 年代，贺麟先生从价值论立场出发，对古典哲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不仅指出了古典哲学的各种特征，而且使中西古典哲学具有了相同的价值标准。特别是在古典哲学的现代性开展、作为哲学入门的方法论等方面，贺先生给予了积极的强调。在多元文化历史背景下，深刻领会贺先生对古典哲学的诠释，不仅是对哲学史的尊重，对于当下的哲学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古典哲学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汉语学界中，“古典”一词当译自英语 classic或 classical。相传古罗马第六位国王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在位时按照财产多少将罗马公民分为五个等级，其中最高、最富有的等级被称作classicus。后来罗马作家借用此词来指称“等级最高、最优秀的希腊作家”; 文艺复兴时期，则用以代称所有古希腊作家。1613 年，classic 一词首次在英语中出现，意为“第一流的”。从 17 世纪到当代英语世界，classic 或 classical 出现了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上泛指所有“第一流的、经典的、可作典范的”事物，而狭义上则指整个古希腊罗马文化。

　　在哲学领域，“古典”一词也出现了广义和狭义之别。在西方，广义的“古典哲学”常被代指从古希腊至以黑格尔哲学结束为标志的整个传统哲学，或人们习称的西方哲学史，是与现代西方哲学相对的一个概念。例如: 刘放桐先生《从西方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折》一文即取此义。与此相应，狭义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时限上则通常与西方“古典学”相对，系指古希腊罗马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西方古典哲学简史》，即德国学者帕普罗特尼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专题解读。

　　作为著名的哲学家、翻译家，贺麟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哲学解读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古典哲学的文化进路。1936 年，在一篇名为《康德译名商榷》的论文中，贺先生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并对古典哲学的基本标准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论述。

　　问题的切入始于贺先生对哲学家的理解。在他看来，无论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有几大重要的支柱: 在中国，如孔、孟、程、朱、陆、王; 在西方，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休谟、康德、黑格尔等，而这些哲学史上的柱石便叫古典的哲学家。然而，贺先生指出: 他们成为哲学史上柱石的依据“大概是指他们的著作不怕时间的淘汰，打破地域的阻隔，是比较有普遍性，不拘于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域，翻开他们的著作来读，都可以有‘深获我心的’感觉。还有一层，‘古典的’(Classical) 三字，有时又称为‘典型的’，意谓这些典型哲学家或他们的著作，与古典或古董有类似的性质。古典每每源远流长，而古董的特色就是流传的时间愈久地域愈远，而价值有时候愈高。”

　　由此不难看出，在贺先生的眼里，哲学其实是具有优劣高下之分的，并非所有的哲学都具有同等的理论价值。

　　不仅如此，与一般以研究对象和问题为哲学分期标准还有所区别，贺先生显然更加注重古典哲学的历史性与价值性，这与人们对经典的通常认识是一致的: 所谓经典，即是那些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同类作品中经过历史选择的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最精美的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说: “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卡尔维诺指出: “经典”就是那些你经常听人说“我正在重读”而不仅仅是“我正在读”的那些书。博尔赫斯则认为: “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综合各种分析，贺先生笔下的古典哲学至少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 历史性。在贺先生看来，所谓古典哲学，一定是已经写入历史，并接受了历史检验的哲学，是与现代哲学相对应的哲学形态。然而由于其理论深刻地展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世界图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因此成为了时代的坐标。回顾历史，它们理应成为我们理解人类自身的主要途径，即使时代发展了，古典哲学仍将具有被提及、研究和发挥的可能。在贺先生那里，东西古典哲学家谱系不仅人物众多，而且传承久远，具有十分深厚的历史气息。

　　(二) 典型性。在贺先生的眼里，不是什么哲学都能被称为古典哲学的。真正的古典哲学一定是历史的主流，不仅要读之具有“深获我心”的感觉，而且还要具有类似古董的性质，流传时间越久，价值就越高。这就要求哲学理论不仅要深切关注人类社会发展、人自身的发展，还要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真正成为时代文化的精华。只有这样的哲学才可能经受时空的检验，触及人心，成为文化的路标。例如，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哲学，以孔孟为代表中国先秦古典哲学都是如此，正是因为它们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论基础，才能够历久弥新，散发时代的光芒。

　　(三) 普适性。哲学是无国界的，贺先生很早就指出哲学只有一个。古典哲学也是如此，一定是“打破地域的阻隔，是比较有普遍性的，不局域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域”，他认为，“中国的古典哲学家，也许在西方比在中国更流行更受欢迎，是可能的事; 同时西洋的古典哲学家也许在中国比在西洋更受欢迎，亦是可能的事。”

　　那种凡是不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哲学，其价值则不足以担当古典哲学的要求。

　　(四) 开放性。与以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为出发点判别哲学形态的哲学史分期不同，贺先生在其研究和界定古典哲学的过程中，更多是从价值论立场出发的(尽管在对哲学现实把握中，分期是不可避免的) ，这不仅反映了他“华化西学”，融会中西的文化心理，更显示了他开放的文化心态。既然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身的经典，那么古典就不可能在时间上被当下终结，昨天的哲学既然能成为今天的古典，今天的哲学也可能成为明天的古典，古典哲学的“时代性”和“开放性”并不矛盾。

　　由此看来，贺先生对古典哲学的判断与人们通常对古典哲学的判断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与广义的古典哲学相比，他更加突出了古典哲学的内容而不是问题和时间; 与狭义的古典哲学相比，他又突破了以西方“古典学”为标准的年代划线，这些都使古典哲学具有更为灵活的判断标准，也为处理中西古典哲学的关系及古典哲学的自我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 中西古典哲学的文化关系

　　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显然存在形式上的区别。如何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研究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见解，乃至当今学界还“执迷”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探讨。然而，贺先生在处理中西哲学关系的过程中，却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明的文化视角。

　　在贺先生看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理论形态、风格特点和内容结构上虽然有很多不同，但在众多不同点的内部却又蕴含着文化的一致性，即对人性的最高表达。他指出: “我们要认识的哲学只有一个，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无论中国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宇宙的一支，代表着整个哲学的一个方面。”

　　这段话，既可作为他对哲学的定义，又可作为他对中西哲学关系的一个基本概括。他常言，“东圣西圣，心同理同。”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作为心与理的表达，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进而言之，“中国的古典哲学与西方的古典哲学是融会贯通的、并行的、合流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发挥和西洋古典哲学的融化，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为此，他从两个方面入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 强烈反对将中西哲学画地为牢，积极彰显“会通中西”的文化主张

　　作为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哲学代表之一，贺麟反思了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曲折历程，严厉批评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胡适、陈经序的“全盘西化”论和陶希圣等十教授的“文化本位”宣言。针对“中体西用”论，贺麟明确指出，“根据文化上体用合一的原则，便显见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不可通。”

　　在他看来，文化体用关系必须遵循三条基本的原则，即“体用不可分离”、“体用不可颠倒”、“各部门文化皆有其有机统一性”，各有其体用，不可生吞活剥、割裂零售; 更不可体用倒置，将西学之体作为中学之用，或将中学之用作为西学之体，而应以体充体，以用补用，使体用合一发展，平行并进。以新酒旧瓶或旧瓶新酒来调和中西文化的说法，都是不恰当的比喻。

　　针对“全盘西化”，贺麟表示，“我根本反对被动的西洋化”。要把西洋文化中一切的一切加以西洋化，这在事实上、理论上都不可能，也无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假如全盘西化，中华民族将“失掉民族精神，文化上沦为异族文化的奴仆”。他认为，研究、介绍、采取任何部门的西洋文化，必须得其体用之全，需见其集大成之处。只有对一个部门文化在整体上进行把握后，才能对那种文化有彻底的了解。此外，贺先生也反对“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他说，“文化乃人类的公产，为人人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不能以狭义的国家作为本位; 应该以道，精神，或理性作本位。”

　　在他看来，绝对永恒的精神价值，只有通过对相对具体精神价值的不断积累日益接近。各国哲学，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但他们都构成了真理的重要环节，都有值得研究的价值。闭关自守、盲目自大，高喊“中国文化本位”，拒绝吸收西洋思想是都极其愚蠢的行为。

　　由此，贺先生从理性的高度深入批判了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化心态，解除了中西哲学互不关涉、互相攻击、互为优劣的逻辑前提，奠定了融会中西古典哲学关系的文化观基础。

　　(二) 促进中西哲学比较，打通中西古典哲学内在经脉

　　在贺麟的哲学生涯中，融会中西古典哲学成为他一生工作的重要支撑。他认为: “谈学应打破中西新旧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

　　事实上，早在他留学期间就已经开始了中西哲学的比较。1930 年，贺先生发表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在国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西比较哲学的重要文献。那时他便指出: “从周敦颐到朱熹，从康德到黑格尔是中外绝对唯心论的两个典型阶段”，明确将中西古典哲学联系在一起。1931 年，贺先生回国，在北大、清华讲授西方哲学，此时，他将西方哲学与朱熹、王阳明等对勘比较，把西方精神融会入中国精神之中，经他介绍的康德、黑格尔已经不是原来的康德、黑格尔，而是经过他理解了的，中国化的康德和黑格尔。他试图以古典哲学为中介，冶中西文化为一炉。

　　而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中，贺麟曾就中西哲学互不关涉的现状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批评，他认为，西方哲学在中国不能盛大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治中国哲学者尚不能打通西方哲学，而治西方哲学者也不能与中国哲学发生密切的关系。”

　　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要想彼此得以壮大，就必须融会贯通。正是由于这样的见解和指导思想，贺先生在其西方古典哲学译介中无不带有中西比较哲学的气息。在他的引导和主持下，在近代中国的西哲翻译中，西方古典哲学的翻译占据了重要的分量，实现了中西哲学的历史相遇，推动了中西哲学关系的正常发展。诚如有西方学者所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哲学上都不是自给自足不皆外求的，都缺乏成为哲学的特征的整体的洞察力。尤其是认为，西方需要更新的和更为广阔的洞察力，东方除了对将来的西方的不可避免的实际影响外，还可以对西方的这种新的文艺复兴，提供启示和特殊的学说。”

　　对贺先生而言，他看到的正是这种各自的不足，所做的正是实现相互间的补充。

　　三 古典哲学的时代价值

　　与对古典哲学的高度认可相一致，在古典哲学的价值问题上，贺先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他将古典哲学视为典范，并称之为“正宗哲学”。然而，从具体的价值来看，贺先生对古典哲学的认识又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古典哲学是一切现代哲学的生长点和源泉

　　在贺先生看来，“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和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源流长、根深蒂固。”哲学也不例外，现代哲学的开展必须回到古典哲学这一基本源头，从古典哲学这一“正宗”源流流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离开了古典哲学这一大本大源，任何哲学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现代西方哲学讲演录》中，贺先生曾就现代西方哲学进行了系统介绍，然而，从其介绍的方式来看，却始终没有离开古典哲学的历史语境。在前言中他曾明确将康德哲学视为“现代哲学的源泉”。他认为，“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家受他(康德) 影响的程度有深浅的不同，但没有任何人是和他了不相干的”。对中国哲学而言同样如此，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五伦观念的新检讨》等众多论文中，贺先生系统地阐述了古典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当代价值。他认为，儒家思想，就其为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而言，乃是最古最旧的思想，就其在现代及今后的新发展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我们可以得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可见，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一以贯之，相辅相成，没有绝对的界限。

　　而贺先生的哲学人生则从侧面支撑着这一具体的判断。他早年“深受儒学的熏陶，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儒学。”在他上清华学堂时，便“立志译介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生的志业”，借以实现“学术救国”的人生宏愿。在随后的学术生涯中，为会通中西而筚路蓝缕，走出一条译介西方古典哲学的“坦途”，为汉语世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不仅如此，他还立足于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将古典哲学发扬光大，创建了声名卓著的“新心学”哲学体系，为古典哲学的现代开展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诚如宋志民等在总结其黑格尔研究时所言: “他研究黑格尔哲学并不满足对黑格尔本人思想体系的了解，常常把黑格尔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加以比较、对勘，从而探索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二) 古典哲学具有哲学入门的方法论意义

　　在贺先生看来，古典哲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为现代哲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而且也是进行哲学学习和思考入门的阶梯。古典哲学的历史性、典型性、普适性为初入哲学的人提供了较好的路径。他曾明确指出: “……研究哲学从研究典型哲学家着手，介绍西洋哲学从介绍西洋典型哲学家着手，是极可推许的途径，是极值得努力的工作。”

　　为此，他对近代以来西学译介的滞后和古典哲学选择的缺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 “西方哲学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中国哲学界缺乏深识远见的人，及早认识西方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文化实在吃亏不小，这不能不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太贫乏，对于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我们缺乏领略掘发的能力。我们在文化方面，缺乏直捣黄龙的气魄，我们只知道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去接近西洋文化……然而代表西方哲学最高潮，须要高度的精神努力才可以把握住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康德到黑格尔两时期的哲学，却仍然少人问津。”

　　历史证明，贺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五四之后的传播高潮中，不仅为新文化运动提供现代精神，而且被广泛地融会进中国学人‘草创’的哲学体系之中，为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思辨的范式。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演进的每一阶段，都留下了康德、黑格尔哲学精神的烙印。尤其是在解放后，没有受过他们思想熏陶的文人，绝对不会是有很深教养的文人。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现在也会有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但绝对不可能具有现代精神的中国哲学。”

　　而贺先生的西方哲学译介工作的重要意义则在于，将古典哲学在文本上予以落实。从斯宾诺莎到康德，从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他几十年如一日，翻译过程中，务求忠实原文，一丝不苟，努力达到“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此外，他还以最富魅力的汉语语言、最流畅的表达方式、最切己的生活事例，且不失古典哲学深度和学术水准地将西方古典哲学带入汉语世界，既通过中西哲学的对比拉近了古典哲学与国人的距离，又通过对古典哲学家的时代、人格的绍述刻画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些都使西方古典哲学及其哲学家在走向中国时，表现出一种极强的中国化特征，为近现代中国学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西学资源，也为古典哲学的现代转换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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