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学的发展从战国时代开始，经过儒家学派对“人”的缔造，道家老庄学派的人学思想以及法家对人的理解，直至汉代儒学的新开拓。中国古代沉浸在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也即社会）的关系当中，而人与人的关系是他们讨论的重点，旨在有意识的将这种关系拉入到政治制度之下，为政治的和谐创造一个让人信服的理论。中国古代把“人”的本质理解成为“人之性”,与西方将人与自然做明显区分的观点不同，中国古人认为人对自然是存在依赖关系的，要把自然应用于实际，为政治服务。所以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人要与自然和谐统一，即所谓“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地、人三者是互相联系的。西方对“人”的理解还是比较现实的，从理性出发，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并且神也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
一、从社会的角度理解“人”
人生活在社会中，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儒家从个人自身的品质“人”加以解释，希望个人通过提升自己的道德保持社会秩序，安于本分。他们提出的“仁”“礼”即是这样的意思。除了个人，儒家学者也看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即人的社会性。有无社会性，是人区别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荀子认为，动物与人不同的原因就是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墨家提倡要“忘己为社会服务”.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政治，使上层更好的统治下层，智者们总是引导人们向“善”,以善来约束自己的言行，追求个人与社会的至善和谐。性善论和性恶论在解决善与恶，先天与后天，天赋与人为的矛盾时，各有所见，也各有弊病。即使是“性恶论”与“性善论”,在表面上看好像是对立的，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社会和谐，引导人向善，只是在表述方式上从不同角度去延伸，向善和去恶都是一个意思。“孟荀立论不同，但是都强调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
善与恶，都有其内外两方面的基础，每个人都有向善与向恶两种可能。并且，善恶是相对而存在的，追求善也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和解决恶的一面。“性善论和性恶论，看起来针锋相对，根本对立，实则代表着一个共同的倾向：对善的追求和肯定。”
可以说，他们是超越了人性善恶的争论，以一种纯然客观的冷峻的态度来观察人生。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以及“性三品”等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虽然古人们总是避免不了从等级上对“人”进行区分（比如圣人与凡人、人与禽的差别），但是在关于人的社会性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却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强调和追求“善”正是因为注意到人要在社会中和平相处才可以长久的维持稳定的经济政治生活，同时他们提倡“依人性治国”的观念也是出于对人个体性的尊重，早在西周初期，他们就已经开始思考人的力量，要求人应该发挥自己的潜能向上天祈求生命的永存。中国古代人学是脱离具体社会物质条件的“精神人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总是侧重于对人思想上的管理，用人本身的意识指导人的活动，并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因而具有表面性和直观性。中国古代人性学说的提出，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直到五四运动的爆发，知识界对“人”展开了新的探讨，其特点是将那些从西方引进来的“人权”理论安插在国内持续的封建思想之中。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五四运动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但不得不说这时候的“人”的观点是随社会思潮来辅助社会政治变革的，尽管也有学者提出文学的“去政治化”,可仍然没办法将文学完全纯粹化。至今我们依旧还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把握是个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
二、从自然的角度理解“人”
在古代中国，“自然”常被称为天，称之为“天人之际”.殷周时代，天指的是上帝，而荀子庄子口中的天指的是自然界，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许多观念来自于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要靠天吃饭。在那个封闭的自然环境当中，没有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知识，人们的恐惧和好奇是出于对自然存在的敬畏。
人们将自己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人是依赖于自然的。但这种依赖随着时间发展和人们生活经验的增多而产生了一些变化，即从原先的臣服于自然到最后学会将自然应用于实际。古人对自然有种直观的思想，不懂得变通，把人的一切都与天联系起来，虽然依赖自然，也会观察自然的变化，但缺乏对这些理论知识的总结，因此，在古代中国，人们不是尊崇“智者”,而是“经验者”.
在古代的天人关系中，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孟子的“天人合一”,另一种是荀子的“天人相分”,也即“天人分异”.孟子以为天与人性是有联系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但是为何如此，他未作解释，并且这种观点明显影响到人的主体性的开发和对自然的正确认识。相反，荀子认为“制天命而用之”,是说要将自然为我所用，得到征服自然的能力。在农耕时代，战胜自然的条件有限，人类生存必须利用自然，从自然中获得生存经验。但在利用自然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从这点来看，我们应该将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既要看到人与自然的联系，破坏自然就是毁灭自身；也要理智的发挥人类的能动性。自然界除了有被人类利用的资源价值以外，还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许多学者用‘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高度概括，其基本精神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但其最深刻的含义则是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内在价值。”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日仍然是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中国古典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在今日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三、西方对“人”的理解
西方从古希腊对“人性”的理性认识开始，自此以后的智者对人学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宗教人学、理性人学、马克思主义人学和现当代西方的个体性非理性人学，可见人们对扑朔迷离的“人”还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希望找到一个永恒定律解答所有人的疑惑。古希腊时期智者们对人的理解有一点很明显，即是强烈的想要把肉体和精神分开，强调两者之间的绝对分离，人除了肉体之外还有精神，肉体和精神的合一只是一种简单“拼凑”,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对精神的注重，尤其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强调人的主动追求和肯定人的进取精神。这种朴素的理性人学建立在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上，用人而不是神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他们相信神的存在并且敬仰神，但却否认自然是由神创造的，人的存在是一种自然本性，而神只是一种幻想，没有具体实际的轮廓和现实意义。苏格拉底将人的问题突显出来以独立于自然，人是理性的人，要“认识你自己”.柏拉图从“求知”的角度来理解人，他的倒退在于认为人是由神创造的，“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是众神的傀儡”[4] ,将人拉回到神的管辖下。亚里士多德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并从社会的现实维度阐释了对人的理解，比如他道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5]的论断，即从现实的角度阐释人的社会性，这点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紧接着，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基督教的宗教人学开始出现并统治着整个中世纪。人们的目光也适时的转向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这方面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造成的对人的困境和苦难的难以解决的关心和焦虑。宗教用神学化的语言向世人宣称上帝的救赎源于“人性恶”,此时人与上帝处于一种沟通的状态，神也开始有了一个模糊的“人”的形态，人与神的界限的渐渐消失。早期人是在禁欲和苦行中信仰上帝，到了 11 世纪，人开始记录“人”的性情和生活。基督教宣称是上帝创造并主导着人与万物，人生来有罪，想得到拯救必须要信仰上帝，忠诚于上帝。西欧中世纪这种人本思潮的出现是由于新型的较为平等的公民关系和自由的环境的影响，贵族在经商得到物质财富以后便以文化来衬托自己的学养。近代对人学的理解又开始回归到理性，从神到人的转变依赖于科技的日益发展。各种宇宙定律的发掘（哥白尼的“日心说”），使人们内心处于神学的上帝创世说与科学理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康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创作了很多关于宇宙的自然观的着作（虽然基本上都属于机械唯物主义），但是仍旧没办法摆脱对形而上学的方法的密切关心，从而在科学与伦理之中左右摇摆。
14 世纪的唯名论者就已经开始了对理性人学的肯定，但此时他们仍然承认上帝的存在，直到 15 世纪，文艺复兴的出现。文艺复兴是“人的发现”的时代，因为科学的发展使“人”发挥出了他的创造力，人开始惊叹自身的潜在能量，但在肯定人的同时也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弊端，“人”的自由也被歪曲到纵欲主义上来了。这个时期的学者对人问题的解释丰富多样，涌现出很多有成就的哲学家，比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他们的理论之后又对此做了一些科学的阐释。黑格尔的科学性在于他提出人的异化和劳动的理论，认为人是自我的创造和实现，这样就肯定了人的创造性，肯定了人的生存和实现价值的方式。但是这种劳动是精神劳动，他把劳动理解为是人的“外在”的精神形态，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为转移知道并承认的劳作是抽象的精神的劳作。”[6]
这是马恩最后批判并加以改造的地方。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必不可少的一环，他同时承认人具有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认识到人的“类”本质，强调一切为了人的人本主义。但是他所理解的人只是人本身，是非现实的人，并且忽视了社会人的个别性，简单的用普遍性来概括人的本质。正如他所说：“人思维，其实就是人跟自己本人交谈讲话……思维、讲话时真正的类的智能，人本身，既是‘我',又是’你‘;他就能够将自己假设成别人。”[7]
马恩在这点上提出人既有普遍性也有个别性的观点。另外，费尔巴哈对宗教也展开了批判，认为人的异化是由于对上帝的依赖，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有爱的宗教使人的本质回归，显然这种观点是空洞不切实际的。马恩认为要想改变人的异化状态必须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反复强调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说明人的现实性，用实践的方式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实践中，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同时发展。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8].
四、总 结
中国哲人们从感性出发，以伦理道德维护社会秩序，从而寻求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最佳方式。虽然各家对所谓“人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有其充足可信的理由。从古至今，古今和中西对“人”的理解有相通也有相异之处，都需要我们细致的思考其中的智慧。在五四之前，学者们提出的依“人”治国主要还是在维护社会的现存制度，希望上层更好的治理国家而不是改变现状。五四之后的思想变革是为了突破长久以来的“人”的束缚，要求自由平等。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人继承古希腊民族热爱知识追求未知的传统理性哲学旨在探索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并且尽量避免与政治有所牵连。他们多是思考人与上帝的关系，在这个方面，宗教成为了沟通天与人的中介，以至于在西方，一有苦难就有宗教。总之，中西方对“人”的理解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学者更愿意在和谐中强调人与万物的依赖与联系，重视社会的“群”意识；而西方则在对立中探索到人相对于万物的特殊之处。我们暂且不论这些“人”的观点是否被全社会所认同，是否会产生一个为大众认定的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但我们必定能看出古代学者为探索世界的本质而孜孜不倦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中国古代人学思想[J].社会科学战线。哲学，1991,（3）：58-63.
[2] 钱逊。中国古代人性学说的几点启示[J].哲学研究，1993,（10）：51-55.
[3] 方修琦，牟神州。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思想透视[J].人文地理，2005,（4）：110-113.
[4] 柏拉图。法律篇[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
[5]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9 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6.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7]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着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6-27.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