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与西田的内在哲学对比分析(5)

　　因而，叔本华对根据与结果之间对峙关系的超越---这或可类比于西田对于”内在性“与”超验性“之间对峙关系的超越---便大体上表达出了”对于那寻求着根据的意志的否定“.就此，西田写道： ”从‘无’的立场视之，……万物均必须是自觉的。“（ NKZ -4: 248） 他还断言道，”对于意志之矛盾的超越“（NKZ - 4:249），也就是”对于意志之否定“,便是在某种”见者也是动者“的状态之中实现”自见“（ 见于 NKZ -4: 249 -250） .因此，再也不可能有任何”实在“藏身于所谓”更深的根基处“,而由此，”自由“（ NKZ -4: 246） 一词的本真含义也才能够得到落实。简言之，正是通过对于那寻求着根据的意志的否定，我们才被导向自由。而成为”内在的“,也就意味着我们消除了自己”依傍存在之根据“的那种惯有存在方式。由此，新的存在方式便应当是通过自己而存在，或以自己为自己的存在根据。
　　
　　正如我们所见，在叔本华的哲学中，意志的平和也好，意志的自由也罢，都是通过”对于意志之否定“而在世界中得到实现的。而若我们再换用西田的话语框架，便可这么说： 那如其所是的”存在“是植根于”无“的，或者说，除了”无“之外，它也就没有什么别的根据了。换句话说，叔本华笔下的”意志自由“,应被重新认识为： 每一个事件就其自身而言都是独特而恰当的，因此，它们并不能被归结于他者，亦不可按照他者的方式来进行把握。不过，关于后面这种理解方式，叔本华本人未曾明确提及。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说，西田关于”意识活动“或”作为‘无’的‘场所’“的内在哲学，在不预设任何对于根据自身的欲求的前提下，设定了自由。换言之，这种哲学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在不寻觅”任何用以为吾辈奠基的根据“的前提下而出现的”共同在场“的方式。这样一来，即使人们的利益或许彼此冲突，或者说，即使那些作为基础或根据的人生目的的确是因人而异的，人们毕竟还是在生活中彼此照面的，并均内在于如下过程： 诸存在者是彼此共在的，而且，在不需要预设根据的前提下彼此邂逅。由此，在这种”无根据地共同在场“的过程中，我们也便可发现”存在“与作为”场所“的意识之间的关系，或者说，那存身于作为”场所“的意识之中的”存在“的内在性。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西田的关于”意识活动“或”无根据地共同在场“的内在哲学，必须是一种”自见“的哲学，或是一种”自觉“的哲学。这种”自觉“并不意味着某种”存在-意识“分界被消灭或被超越的未定状态，而是意味着将我们的意识---也就是”‘如其所是的’对于‘存在’的意识活动“（ being-conscious-of-being as it is so） ---把握为意识与”存在“之间的关联。
　　
　　如西田所述： ”如其所是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当存在是如其所是的，存在是无。这也便是说，万物皆是一个受限的[’无‘的]影像。“（ NKZ -4:247 -248） 在此，”意识活动“这一事件本身并非是某个未受限定的状态，而是”对于’存在‘的意识活动“,也就是对”存在“的”自觉“或”自限定“.
　　
　　因此，就西田哲学而言，”意识活动“也好，”作为无的意识“也罢，其自身并不超越或分离于任何关于”存在“与意识的哲学思想或描述。毋宁说，伴随着对于那探求着根据的意志的否定，意识活动在哲学思考中以内在的方式表达了自身、构想了自身、限定了自身。而与西田哲学相比照，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中，“作为意志的无根据的直接意识所具有的表达性的与构想性的内在性”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
　　
　　总之，严格而言，吾辈若要完成对于康德批判哲学的彻底化，只有先去否定那探求着根据的意志活动。同时，这种彻底化亦意味着”意识活动“（ being-conscious-of） 这一内在性事件的生成与实现，因为从西田的立场上看，正是”批判性的内在哲学“才最终将吾辈引向那植根于”根据之虚无状态“之中的”自见“与”自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