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开放的方法论： 文艺美学走向深化
文艺美学在当下美学发展中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功能与担当。从学科的形态而言，美学都算是很年轻的，文艺美学的崛起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李长之、王梦鸥等先生虽然很早提出了 “文艺美学”的概念，而作为学科的自觉，恐怕要到胡经之、周来祥、杜书瀛、曾繁仁等美学学者在 20 世纪后 20 年的倡导和践行。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中，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已经是很稳定了。若干着名学者撰写的专着或教材，为文艺美学建立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使之作为学科的性质和形态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彰显。进入本世纪以来，更有许多卓越的中青年学者就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研究对象等学理性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使文艺美学在美学研究中的份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当代美学研究的学术格局中，其他的美学论域如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生态美学、生命美学等等，都没有像文艺美学这样获得了一种学科 “身份”.对于当下的美学研究来说，尤其是中国的美学界，文艺美学是一支主要的 “劲旅”,这是客观事实。
笔者在文艺美学的崛起过程中，因为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关系，对文艺美学的前世今生颇为关注，并认为对于当下的美学研究来说，文艺美学正是可以使之得到突破性进展的 “生力军”.美学本是哲学家族的重要成员，有着明显的思辨品格。这在德国古典美学的经典作家如康德、谢林、黑格尔、鲍姆嘉通的美学着述中得到深刻的体现。对20 世纪美学有深刻影响的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也同样具有形而上的思辨性质。从中国美学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次美学大讨论，也主要是针对美的本质的抽象争论。而从 20 个世纪以来，在美学界已经产生了重视审美经验的转向。这在杜威等人的美学论着中得到了明显的展示。英国着名美学家李斯·托威尔的名着 《近代美学史评述》一书中对这种经验的转向有明确的表述。文艺美学的发生和发展，其实正是对此应运而生的。如文艺美学的倡导者之一、着名文艺理论家杜书瀛先生所说“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①,文艺美学的提出和发展，的确是几代中国学者理论创新的产物。以往的 “文艺学”,其实就是文学理论，虽然 “文艺学”有时也提及其他门类的艺术，那也只是 “捎带”而已。1949 年之后的中国文艺学有相当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为政治服务的意识非常突出，而且基本上是前苏联文艺学的 “中国版”而已。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思想解放催生着文艺学的观念革命。那种忽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把它们紧紧拴在政治的战车上的那种 “左”的文艺理论已被学界所唾弃。而前些年作为各艺术门类共同的理论基础的 “艺术理论”,也还缺少艺术理论自身的本体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理论的 “克隆”.文艺学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还原其审美的本质，就要揭示它的艺术属性。找寻文学与其他艺术共通的东西，从美学的角度加以提升，这是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文艺美学由此提到自觉的理论建构，成为美学领域的 “新秀”,恰逢其时。
从文艺美学自身的情况看，作为学科的初期阶段，在本世纪之初的几年，辨析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等问题，是文艺美学作为学科的逻辑起点，是文艺美学得以确立的关键所在。虽然这些问题到现在也还是众说纷纭，但却已经使文艺美学的框架得以建立，体系化得以彰显。这可以视为文艺美学的初期阶段，也是文艺美学奠定基础的阶段。时至今日，这个阶段所产生的众多成果仍在美学领域中产生着重大影响。而在笔者看来，文艺美学不应该停滞在初期阶段，而是到了应使之深化、使之提升、使之贯通美学整体格局的阶段了。
比起 20 世纪的美学来说，新世纪以来，美学的学术研究还尚无太多重要的学理性建树，也许是因为新世纪才开端不久，还看不出什么值得关注的苗头。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哲学创造，为美学提供了那么多创造性的思想方法，真是一个令人感叹不已的时代！ 而对于新的世纪，我们在呼唤美学的创新，能让美学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文艺美学有非常丰富的审美经验作为资源，这就使得它与世界范围内的美学转向是相适应而且是更为令人信服的。文艺美学之所以诞生在中国，一是有赖于若干中国美学家如胡经之、周来祥等人的开创之功； 二是中国文艺理论具有非常丰厚的土壤。
审美经验本身并不能成为美学理论的创新形态，对于美学研究来说，思辨的能力与高度是一个思想家所必备的素质。如果不在思辨的能力和水准上下大功夫，仅凭经验是无法为美学研究奉献具有时代高度的理论成果的。从具体到抽象，这是理论成果产生的思维途径。文艺美学作为新的理论形态，足以摆脱传统文艺学的套路，标志着历史性的转折，对于美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也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这要从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上予以认识。无论倡导文艺美学的着名学者们在文艺美学的定位、功能、研究对象等问题上有何种差异，有一点是早就达成共识---文艺美学是一体化地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的。周来祥先生以 “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作为其 “文艺美学原理”的正题，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这方面各位文艺美学学者似乎没有大的分歧。我认为，对文艺美学在文艺学之外另辟蹊径的初衷来说，这个 “一体化”,一是要更深刻地认识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共通的审美特征，二是要加深对文学的艺术性的理解。这一点，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台湾学者王梦鸥先生的 《文艺美学》可以说是真正地开 “风气之先”.有一种看法认为王梦鸥的 “文艺美学”,有其名而无其实，笔者对这种观点不予认同。读过王梦鸥 《文艺美学》原着的中国大陆学者其实颇少，或者读了未必深究其义。王梦鸥就是把文学作为艺术之一类的，他指出： “我们所谓艺术，一向还没有个较深刻而扼要的定义。有之，就是最近韦礼克与华伦（ 通译为韦勒克、沃伦） 在其 《文学论》中所说的‘艺术是一种服务于特定的审美目的下之符号系统或符号的构成物。’这里所谓符号，当然是一切艺术品所应用的符号，如声音、色彩、线条、语言、文字，以及运动姿势等等。倘依此定义来看，则所谓文学也者，不过是服务于特定的 ‘审美目的’下之文字系统或文字的构成物而已。它之不同于其他艺术，在于所用的符号不同，但它所以成为艺术品之一，则因同是服务于审美目的。是故，以文学所具之艺术特质言，重要的即在这审美目的。”
②王梦鸥先生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文学即是艺术之一类，其与其他艺术门类之区别，在于所用的媒介符号之不同。强调文学的艺术性质，并从美学的立场来观照文学艺术，这对文艺美学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美学研究而言，艺术美是其主要的领域，同时，在审美对象之中，艺术是以审美创造为终极目的的，也是最为集中地体现着审美价值的。当代的美学如何发展，现在还看不出更为明确的走向。近年来文化研究等对美学的介入势头强劲，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在美学领域有广泛体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美学，但其实并未使美学得到学理上的深化与提升。文艺美学已有的理论成果，已经使美学得到极大的充实，而且沿此方向的理论研究，对于美学的发展来说，可能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以往的文艺学，包含了很多文学的外部因素，如与政治的关系，如其意识形态的性质，等等。当然也包括对于文学自身的艺术形式的规则等内部因素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缺少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相通性的研究的。文艺美学将文学与艺术作一体化的美学研究，是可以将对艺术美的理解大大向前推进的。艺术之为审美的对象，作为一个重要的美的存在领域，这是任何美学着作或教材的共识，这是无须赘语的；但我所说的对文学与艺术作一体化的美学研究，有这样一层含义，也许是未尝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的，即文学与其他门类艺术的互通之处在哪里？ 文学对不同门类的艺术的审美形态有何种影响？ 在我看来，文学是艺术之一类，有明显的艺术属性，但它又是一个特殊的艺术品类，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之高下优劣，往往是深受文学的影响的。文艺美学超越了初期的奠基性阶段后，到了应该深化、发展的阶段，上述观点，应该是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会将美学研究中的艺术美的内涵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除学科的意识之外，我们能否将有关文艺美学的观念再放开一点，也就是不仅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待文艺美学，而且是把文艺美学作为一种开放的方法论。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其实却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文艺美学在几十年的开创和发展中，在学科的框架中得以成立，使其在美学的园囿中成为强大的一支，这与倡导文艺美学的着名学者们如胡经之、曾繁仁等的学科意识有直接关系。在面临深化的情况下，把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也即意味着是以其作为眼光，来观照或提升现存的文艺理论的文献资源，如此可以更为广泛、更为丰富地提炼出文艺美学的内涵。我以为如此才能真正把文艺美学研究引向深化。将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进行创建，对其学科性的学理结构进行体系性建构，这对文艺美学的崛起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然而，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总是在文艺美学的定位、研究对象这些问题上打转，会使文艺美学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文艺美学有学科作为背景、作为依托，有了关于文艺美学的内涵外延等框架性的理论作为基础，现在应该是放开手脚放开眼界进行拓展的时候了。把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来透视、观照当下的文学艺术，可以使文艺美学得到深化，同样地，也可以使当下的文学艺术得到审美维度的提高。
二、古代文艺理论的生命力是文艺美学发展的资源
深化文艺美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关注当下的文学艺术生产的现实，把握文学艺术新的审美形态。
近年来我对文艺美学的关注与研究，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我主张文艺美学要深入、要发展，就要关注文学和艺术的新的形态、新的存在方式，发现、研究这种新形态下产生的新的审美特征。
电子传媒对文学艺术的冲击是巨大的，视觉文化的提出，也正是由于电子传媒所生产出的海量图像信息对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的深刻影响。20 世纪的大思想家海德格尔早就预见了 “世界图像的时代”,并且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③“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也就是人们用图像的方式来认识、掌握和亲近这个世界。现在看来，海德格尔的这种观点，已经预先把当前视觉文化的现实言中了。对于图像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纸质作品的阅读，这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于是有人沉痛地宣告文学在视觉文化的挤压下就要不复存在。美国着名的文学研究学者希利斯·米勒惊呼： “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④米勒转引着名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的话 “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 （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 ,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都不能幸免……”⑤米勒的质疑非常具有代表性，不少文学研究学者都忧心忡忡。米勒本身并非文学的局外人，而对文学研究情有独钟。这种担忧是他对 “电信时代”也即电子传媒时代文学命运的痛心疾首。中国若干着名文艺学学者对米勒的观点起而批驳，其实也同样是对文学命运充满忧虑。
在我看来，电子传媒大行其道，并没有给文学带来灭顶之灾，而是带来了形态变异。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图像，是不可能脱离文学的支撑作用的。我认为，如果完全按着传统的文学形态来认识这个问题，那么，文学无疑受到了严重的挤压，而且被边缘化了。对于文学命运的痛心疾首，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电子传媒整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审美特征。我提出了 “传媒艺术”这样一个新的命题，对传媒艺术的内涵作了界定⑥,并提出了 “传媒时代文学与艺术的深度融合”的观点。我认为这是文艺美学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需要关注和跟进的。
既着眼于当代的文艺美学，那又为何如此看重古代的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 我以为这二者之间并不互相矛盾或冲突，而是可以互补、相得益彰。由研究项目的主题出发，笔者已经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学理价值、美学属性等基本问题作了阐述，可以部分地回答上述问题，但也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文艺美学作为美学的重要分支，必然要借鉴西方的哲学和美学的观点方法乃至思维方式等，但是，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作用是万万不可小觑的。文艺美学研究的目的应该不仅在于学科自身，应该对于当代文学艺术的审美创造和批评有更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价值，这也许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仅从理论上说它对文艺美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许还是隔靴搔痒的。对于我来说，它更具有难以明言诠解的体验性。因为在我的感受中，古代文艺理论的诸多命题、范畴等等，都是活着的，而非死的，它们在当今的文学艺术创作和鉴赏批评中都成为鲜活的存在。
从文艺美学的理论形态而言，看重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并不等同于要使其话语方式都复古化，所有的概念范畴都用中国古代的。那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必要的。即便是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其实也没有这么主张的，因为这是不现实的； 然而，这并不等于古代文艺理论在文艺美学的深化发展中是无所作为的。
虽然在文艺美学的建构中不能完全用古代文艺理论的话语，但不并排除在文艺美学研究中对一些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范畴、命题进行美学的理论诠释、整合和建构，如意境、意象、形神、感兴等。
事实上，我们的一些美学家如朱光潜、梁宗岱、宗白华、叶朗等，都已经在这个角度作出了卓越的成就。
对于这样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这是无须刻意为之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说，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应当有充分的 “理论自信”.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于作为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主要成分的文学艺术史来说，起了不可分割的支撑作用，可以说，没有这些文艺理论作为那些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意识，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文学艺术史现有的独特风采。须知，中国的文艺理论更多的是出于具有丰富创作体验的文学家艺术家本身。从文艺美学的角度来看，很多古代文艺理论的范畴、命题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且已在美学的理论序列中成为有机的重要成分了，它们的理论内涵、审美特征以及不可取代的价值，无须多加辨析论证，它们在美学系统中是浑然一体的。就文艺美学而言，尤其如此。近二三十年的文艺美学的理论建构，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取得了非常丰富而厚重的成就。无论是对于西方的哲学美学，还是中国古代的哲学美学，在国内外很多学者的自觉探索中，在其多年的互释中，那种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的现象，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学术界讨论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时的那种焦虑心态已经缓释。还应看到，国内学科建设的充分发展，很多学校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建立，比较文学、文艺学、古代文学等学科博士生颇有规模的招收与培养，相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研究，对于文艺美学的中西互释，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于是，本课题在研究中就有了更为雄厚的基础，同时，也不必在原来的起点上打转，而可以从笔者本人的角度，作个性化的阐发与建构。在我的理解中，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一般项目，大而无当的做法并不可取，没有容量、也没有必要 “包打全球”式地解决所有问题，更没有必要什么都从 ABC 说起，而是选择一个独特的角度，解决你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把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关于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对文艺美学的建构意义”这样一个课题的研究，笔者对于文艺美学的发展现状与内在逻辑，有自己的理解，同时，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学理价值、美学属性等学理问题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些，还都是对于这个课题所做的理论建构工作，具有较强的体系性质。即便如此，对于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有关理论见解，也都是笔者多年以来的独立思考的产物，而非一般性的理论表述。而这个课题的后面数章，则是以文艺美学为方法论，对于若干古代文艺理论范畴命题所作的阐发与建构。这些范畴或命题，当然也还是举例性质的，但我认为它们是特别具有中华美学的民族气质和独特风貌，而且是具有丰富的文艺美学属性。它们当然不是古代文艺理论的全部 （ 谁又能敢称 “全部”呢？） ,而只是几个个案而已。而我认为这几个个案可以为文艺美学的深化提供一种路径或一种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