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研究意义
女性主义批评简而言之就是以女性意识为关照，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一般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主要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在此，笔者主要分析的是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为先驱代表的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的是文学的社会与文化语境，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
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立足于自身的社会处境，前瞻性地揭示了性别差异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单纯地争夺选举权并不能彻底改变女性被压迫的历史地位，只有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解构性别二元对立，才能使广大女性获得真正解放。相较于同时代者，她的先进性体现为在强调物质经济对于女性独立的重要性的同时，更在乎女性精神空间的自我建构与拓展。她呼吁广大女性走出家庭，摆脱“家中天使”的女性形象，拿起笔进行写作；她提出妇女写作必须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以及年薪 500英镑，用来保证写作的顺利进行；她倡导“双性同体”的思维方式以及写作状态。
毫无疑问，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位女性主义批评史上闪耀的明星，是后世学者探索女性文学发展的宝贵思想资源。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的女性主义者。
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在论述妇女有无创造力的问题时，就曾引用伍尔夫的观点证明女性才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的培养与训练，她们并非真正缺乏才能，她们缺乏的是同男子平等的机会。另外，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澳茨也有相同的见解，她认为“主题是由文化决定的，不是由性别决定的。想象力本身是无性别的，向我们敞开大门。”
这一观点无疑受到了伍尔夫的启发。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戴尔·斯彭德在其着作《男人创造的语言》中表示，男人作为历史唯一的陈述者，一直掌控着话语权，女性必须建造属于自己的话语来支持文学创作。我们不能否认这一观点没有受到伍尔夫关于女性话语建构理论的影响。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一文中，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巴西当代女作家克莱蕾丝·李斯佩克特一篇早期珍贵的文字作为引子，系统论述了“女性写作”从小说到戏剧这一与生命相连接的探索、感悟和反思的创作过程。写作在此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活动，它更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铭刻，它是生命进程中始终鲜明的自我救赎。这显然也是得到了伍尔夫关于女性写作观点的启示。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微笑》以及卡罗琳·海尔布伦在《迈向男女双性的认识》中，都表达了对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理解与赞同，并提出了自己对这一概念深入的阐释。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对英美女性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在中国文坛也获得了不可小觑的认可与追捧。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特别是 30 年代之后，随着国门的打开，掀起了一股引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热潮。徐志摩、赵景深是最早关注伍尔夫的中国作家，徐志摩更是中国评介伍尔夫的第一人。徐志摩 1928年在苏州女子中学所做的演讲中，两次提到伍尔夫，为了激励女学生自立自强，他还举出《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到的英国女作家艰难地坚持写作的例证，可见徐志摩对伍尔夫的敬佩之情。在 1938 和 1939 年之间，中国女作家凌淑华和伍尔夫之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她们的通信始于凌淑华偶然间读到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因被其深深触动，所以给伍尔夫写了信。凌淑华给伍尔夫寄过 8 到10 份手稿，伍尔夫认真阅读后给凌淑华提出意见并且替她保管手稿。凌淑华自己的保存稿在战乱年代不慎遗失，多亏了伍尔夫替她完好保存的那一份手稿，才使得《古韵》能够现身于文坛。对此，凌淑华在私人信件中说道：“我写这部作品的计划始于写信给弗吉尼亚期间。当时，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鼓励我不断写作的人。”由此可见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凌淑华深切的情感交流。
在新时期文坛中依然可以见到伍尔夫对中国作家的影响。陈染公开承认伍尔夫对自己的创作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坦诚地说伍尔夫是自己最欣赏的作家。陈染从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受到启发，1994 年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中大胆提出了“超性别意识”这一概念。她首先从爱情谈起，认为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于性别之上，人类有权利按自身的心理倾向来选择自己期望的爱情。她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创作了一些表达同性间姐妹情谊的作品，如《无处告别》、《麦穗女与守寡人》、《私人生活》等等。不过陈染的“超性别意识”不仅仅止于对爱情的解读，她表示虽然这种超越性别意识的爱情不是她个人的心理倾向，但是这是她作为一个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这是陈染赞许的生存状态，所以她努力在作品中贯穿超性别意识。对于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陈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随笔《炮仗炸碎的冬梦》中，她写道：“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即《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曾借用柯勒律治的话说：‘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不仅仅指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融洽地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情感与思想表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
此外，我以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人，往往首先是脱离了性别来看待他人的本质的。欣赏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无性的。单纯地只看到那是一个女性或那是一个男性，未免肤浅。”
陈染的意思是，不能立足于狭隘的单性视角来思考问题，只有两性融合才能真正突破性别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以至于从根本上消除两性之间的对峙状态，达到性别超越的境界。因为艺术是人类的，不是男性独占或女性独占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不仅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开辟了道路而且影响了创作传统的突破。笔者认为对她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总结，可以使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流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进行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和创作。而且，对构建两性和谐共处的生存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现状
总的研究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世之时，西方学者就开始了对她的研究。敦提大学葛德曼（J.Goldman）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伍尔夫的研究主要经历了 20 世纪 40 年代的革新、实验与印象主义研究，五六十年代哲学、心理与神话的研究，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雌雄同体以及现代主义与美学的研究，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性/文本政治研究，九十年代至今的女性主义、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伦理学的研究。
葛德曼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发现，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激荡使评论家重新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审视伍尔夫，所以七十年代关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研究才慢慢兴起。1973 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女权主义文论：从亚当斯到波伏娃》一书，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权主义着作《一间自己的房间》收录其中，并附上了短评《弗吉尼亚·伍尔夫：戏剧性小说家》。
1978 年学者罗杰·普尔（Roger Pool）又出版《不为人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书，首次披露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活、创作和思想方面的一些事实，在西方引起不小轰动。1981 年，简·马尔库斯（Jane Marcus）编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新女权主义评论》，后又编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等书籍。1983 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有思想的女性和男人们对她们的所作所为》一书，除收录《一间自己的房间》节选部分之外，还附有短评《强硬的政治：弗吉尼亚·伍尔夫》。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叶公超就向国人介绍了伍尔夫，并翻译了伍尔夫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墙上一点痕迹》。伍尔夫对当时的徐志摩、林徽音、凌叔华、萧乾、李健吾等人的创作都产生了显着的影响。但 20 世纪 80年代国内才开始大规模的译介工作，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瞿世镜译介了伍尔夫的一些作品，其中不得不提他 1988 年选编的《伍尔夫研究》，此书包含了 20 年代到 80 年代国外学者及文学评论家对伍尔夫及其作品的评论，还收录了伍尔夫本人所写的一些论文，内容详尽，对国内伍尔夫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到 90 年代，伍尔夫的作品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小说《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夜与日》、《奥兰多》和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等。总的来说，国内近 20 年关于伍尔夫文学作品的论着比较多，而关于她的生平和思想的专着则比较少。
国内研究
目前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文学思想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研究；二是对伍尔夫《到灯塔去》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研究；三是关于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研究；四是将伍尔夫与其他女性主义文学家进行对比的研究。具体研究情况如下：
（1）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研究，占据了现有研究资料的 1/3.李少鹏正确把握了伍尔夫“一间房间”的现实和象征意义，他认为伍尔夫这部被后来的女权运动奉为经典的着作“以居住空间象征文学空间与社会地位，论及性别差异及不平等待遇，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女性的生育功能及其创作、家庭生活与女性的空间、男女作家在表达和文类上的差异等等。”
他解读了伍尔夫关于释放女性意识、建立摆脱男性文学批评传统与架构的独立的女性文学的观点。董辉发表在北京林业大学学报上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声音》一文试图借美国马里兰州大学比较文学和女性主义研究中心教授苏珊·S·兰瑟的思路，将社会身份的声音和叙述形式的声音联系并结合起来，从叙事声音角度切入，分析其背后所隐藏的女性主义的声音，并借此梳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
笔者认为这一角度虽然新颖但是将叙事手段当成鉴别社会身份的标识难免过于武断和形式化。作者在论文中通过再现女性的声音揭示了她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却没有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源以及必要的解决途径。笔者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
（2）1927 年 5 月出版的《到灯塔去》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以自己的父母为原型创作的小说。评论者们都认识到这是伍尔夫有意识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的创作，但对它的具体解读与分析却大相径庭。例如王胜钰在《伍尔夫的母性中心世界--论〈到灯塔去〉的主题》一文中认为，母性的魅力是这部极具象征性的小说的灵魂所在，拉姆齐夫人的精神之光就是照亮人们前行的灯塔之光，伍尔夫之所以在她 44 岁时写下这部小说就是要纪念她的温柔顽强的母亲。
对此持完全相反观点的论文是王丽丽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03 年第 3 期的《时间的追问--重读〈到灯塔去〉》。此篇论文的内容提要的第一句话便是：“本文对传统的《到灯塔去》是一部高唱拉姆齐夫人高尚道德精神赞歌的批评观点提出了质疑”②。
作者指出以别人的依赖为荣的拉姆齐夫人其实是一个连姓名也没有的、沉默的“他者”.她不否认伍尔夫创作此部小说有怀念父母的意图，但她认为“这种怀恋和纪念却不等于她在赞美这种生活方式，恰恰相反，她要表达的是通过《到灯塔去》‘消磨’掉她对父亲的仇恨”③所以王丽丽认为伍尔夫此部小说的主题是要抨击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势力。第三种对《到灯塔去》的解读认为拉姆齐夫妇代表的是男性和女性等级二元对立和相互区别的现状，代表性的论文有束永珍的《区别与整合--〈到灯塔去〉的女性主义解读》，魏凌岩的《从〈到灯塔去〉男女人物的对比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观》等等。
（3）弗吉尼亚·伍尔夫从男女平等的思想出发，号召广大女性从家庭的束缚中走出来，争取、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写作权和发言权。对此，她提出了“双性同体”的理论。这一构想在打破男性先天优于女性的神话的同时，实际上也表明了重铸女性相关身份问题与重铸男性相关身份问题同等重要。伍尔夫这一理论一提出便在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支持与质疑的声音都层出不穷。赞同派主要是以埃莱娜·西苏、卡罗琳·海尔布伦、莫娃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们，反对派则有伊莱恩·肖瓦尔特以及伊丽莎白·白恩斯等。和国外热火朝天的议论不同，国内对于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大多持赞同的观点，此处不再依次介绍，主要提及少数质疑的声音，例如姜云飞在《“双性同体”与创造力问题--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诗学理论批评》中提到伍尔夫的这一理论存在几点可完善之处，首先是伍尔夫对于这么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描述太过于隐喻化导致其呈现出“乌托邦”的色彩，其次是伍尔夫太过于强调双性力量之比的平衡导致其思维僵化。在笔者看来伍尔夫所说的“半雌半雄”并不是要将双性力量比重绝对化，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的内涵是男女两性气质的流动和融合。
（4）从总体上讲，女性主义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西方女性主义初潮中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分别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西蒙·德·波伏娃。照玛丽·伊格尔顿的说法，伍尔夫开启了女性主义初潮的论争，而波伏娃的《第二性》则成为“初潮”女性主义的终结。在众多的研究论文中也不乏两者的对比，例如姜珊在其 2013 年 5 月的硕士学位论文《伍尔夫与波伏娃女性主义比较研究》中对两者的作品和女性主义思想进行了平行比较分析，将其放在女性主义这一共性平台上进行对照，从文学批评理论标准、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以及男女二元发展等角度，发现其相同点和不同点，并加以总结和研究，探讨造成其思想异同的原因。通过对这两位女性作家作品的解读，透视出不同时代、不同生活经历下的女性主义思想。
笔者认为其论文较准确地把握到了两位女性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有一定的说服力。由张舒予发表在 2013 年第 3 期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论伍尔夫与勃朗特的心灵欲创作之关联》独辟蹊径地将作家作品中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的形象结合起来，揭示了同处在维多利亚时代不同时期的着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勃朗特姐妹思想的共通之处。笔者认为，此篇论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独特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与文学风貌的新视野，但是，单纯地从生活轶事推测思想活动难免缺乏信服力。
以上的研究文献显示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研究比较片面化，缺乏一个包容兼收的视角。虽然关于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毕业论文数量颇多，但是其中存在许多无意义的重复，以及对国外研究资料不加消化的吸收。所以本论文致力于从一个全面的角度，通过对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的论文、随笔、小说、日记、传记整理分析，归纳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主张，并进一步分析她的各个主张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伍尔夫的女性主义主张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模糊的女性身份认同的轨迹。笔者认为在对女性主义历史的回顾中重新分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在女性主义批评这条路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