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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米勒文学批评的成就和局限研究
【引言】米勒的批评实践活动研究引言
【第一章】米勒对文学语言和文本的认识
【2.1 2.2】探异：文学批评的重心
【2.3】求真：文学批评的目的
【第三章】米勒对接受者的要求
【结语/参考文献】米勒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3 章 米勒对接受者的要求
接受者是文学接受活动和批评活动的主体，米勒在长达六十年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对接受者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首先，不论在何种时代、何种语境下，接受者都要做文学忠实的信徒，坚持细读原始语言。其次，接受者应寻找文本中的重复纽带，构建起文本丰富的意义空间，最后，接受者进行文学活动的目的不是追寻作者的意图，而是以文本为基础，创造意义。
3.1 做文学忠实的信徒
进入新世纪，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面对全球化新的文化环境，文学的地位似乎越来越卑微，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以书面文字为内容、纸质文本为载体的文学正在面临被以网络为载体的信息数码图像取代的危险。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文学批评该走向何方？文学活动的接受者该如何自处？对此，米勒认为文学不会终结，文学研究也不会终结，文学接受者应永远做文学忠实的信徒。
3.1.1 全球化时代文学的处境
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中，米勒引述了一段德里达关于“文学终结”的言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之后，米勒坦诚此断言在他心中激起了复杂的感情，虽然有反感，但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②米勒的这段话曾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诸多学者为文学终结与否的问题争论不休，却忽视了米勒做出此结论的前提。米勒在此所说的“文学”是特指“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③的文学。也就是说，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是狭义的，他指的是建立在印刷媒介基础上的文学阅读产生的意义空间的终结，也是传统阅读习惯的改变。米勒所认为的“文学终结”只是阶段性文学的终结，文学作为一种永恒的价值是不会终结的。
在米勒看来，全球化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作用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看电影或者使用网络浏览信息。以往由文学提供的文化功能，现在已经被电影、电视和网络等电子媒介分化承担。虽然许多文学作品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并且能够随时进入个人的电脑，但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因为处于数控时代的年轻人，都对大众文化有一种激情。与读诗歌和小说相比，他们更愿意看一部电影。
第二，新的电子媒介导致了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的内部变革。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来说，电子媒介导致人类的新的感性经验的出现，或者说，导致人类感知经验的变异。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电子媒介改变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对文学学者和批评家而言，电子媒介破坏了文学作品的诗意，改变了文学接受的历史语境。本雅明曾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说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感性认知方式是随着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整个存在方式对人类集体的改变，同样也改变了他们的感知方式。”①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电子媒介改变了文学阅读和研究，文学艺术失去了自身特有的韵味，同时也失去了令人膜拜的价值，人们对文学作品失去了敬畏之心。
第三，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导致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逐渐被跨越民族界限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取代。过去的文学研究是以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组织起来的，但现在这种组织形式却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所取代。比如，全球化的浪潮打破了美国存在已久的英国文学研究制度化的格局。因此，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民族文学要放在多语言、多语境的环境中中进行研究。
最后，全球化导致了文化研究的迅速兴起。在米勒看来，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文学研究出现了外在批评的回摆。此种外在批评实质上是文学研究政治化和重新历史化的“回摆”,其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社会作用，是充当解放女性、少数民族和被殖民化者的一种工具。就这种外在批评的内容而言，米勒认为无论是新历史主义、新实用主义、电影媒介研究还是包括妇女研究、同性恋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在内少数话语研究，都贴着“文化研究”的标签。文化研究的空间庞杂而异质，因而被文化研究浸淫的文学只是多元文化的一种象征或者文化产品中的一个品种。
在米勒看来，全球化时代，以印刷技术为特征的传统文学已经衰落或正在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电子技术为特征的新的文学形态。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被文化研究所取代，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是，那种认为文学即将灭亡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载体的历史变迁不会导致文学的终结。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仍会以其独特的姿态存在，它“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在这里，现在。”①米勒认为，全球化信息时代，文学会继续存在，文学研究也会继续存在。我们仍有必要研究文学，教授如何阅读和批评。
3.1.2 坚持细读原始语言
全球化时代，文化批评和大众媒体的兴起使得文化研究热闹非凡，各种现象纷至沓来。米勒虽然预言了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正走向一种不可知的新形态，但“传统的文学理论形态依然存在。所谓传统的文学理论，是基于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或者与历史、文化保持联系的文学的，是以语言为基础的”②，因此，当今文化语境下的读者和批评家仍需对文本中的语言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只有通过细读，对文本中语言的深入把握，才能发现文本中的陌生性或言“他性”.对此，米勒曾说：“这种与’他性‘相遇只有通过常说的’细读‘并得到理论反思的支持才会实现，今天许多人断言修辞阅读是过时的、反动的、不再需要或不再适合。面对这种断言，我以顽固、执拗、不无挑战的抗辩态度要求对原始语言细读。”③由此可见，米勒对语言的关注和对文本细读的强调。
米勒提倡的这种关注语言和细读的方法，正是其一直践行的“修辞性阅读”的体现。这种修辞性阅读“关注语言的修辞性维度，关注修辞格在文学作品中的功能。”④因此，他一直以高度专业化的姿态进行文学批评，从而确保了他的文学批评方式绝不是先入为主式的，而是始终建立在以文本为中心、反复细读的基础上的。这样的批评方式可以捕捉到文本中他人忽视的矛盾与问题，进而使文学研究抵达更深的层次。
米勒对语言和细读的重视可以在其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诗学》（Poetics）这一文本的解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印证。通过细读，米勒发现《诗学》并不是一个统一自足的整体，而是一个有待研评的充满矛盾的文本。比如，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来例证其悲剧的情节至上论。
但在米勒看来，《俄狄浦斯王》绝不能证实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①。然而《俄狄浦斯王》中所模仿的行动几乎都是人们站在那儿交谈或者吟唱。剧中所发生的一切，几乎都是通过语言和问答形式来展现的。如果剧中的行动只是一些对话，剧中的行动都是通过语言来是实现的，情节就是语言，人物的行动就寓于这些语言细节中，那么这就有违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节比措辞重要的原则。米勒的这一分析道破了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至上论中的内在矛盾和悖谬。又如，米勒通过细读《俄狄浦斯王》发现了几组词语如“运气”（tychē）、“命运”（moira）、“思维能力”（gnōmē）、“技能”（phrōnis）、“踝骨”（arthra）、“眼球”（arthra）等之间的多重指涉以及辞格。其中“arthra”既指涉踝骨的球窝关节，又指涉眼球。两者在剧中均有隐晦的隐喻意义。既涉及俄狄浦斯的脚伤，又隐晦地暗示了他刺瞎双眼的结局。另外，米勒还重点分析了《俄狄浦斯王》中的反讽意义。反讽通常意味着语言的使用者无法控制语言而产生我们所不愿看到的结果。《俄狄浦斯王》中的辞格常常表达出说话人无意表达的意义。譬如，俄狄浦斯在谈到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时说：“我从未见过他。”
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俄狄浦斯不仅见过拉伊俄斯，而且还杀了他，但俄狄浦斯对此浑然不知，并且信誓旦旦地称要找到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由以上诸多事例可见，《俄狄浦斯王》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悲剧的典范。米勒通过对《诗学》和《俄狄浦斯王》的细读，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
亚里士多德将后者引入前者的目的是证实前者的理论观点，后者却成为了前者寄生性的在场，从根基上颠覆了前者的前提。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反复引用《俄狄浦斯王》，非但没有对其在《诗学》中建立的悲剧理论进行很好的印证，反而将其推向非理性的深渊。
米勒所倡导的这种对文本中原始语言的细读，是事先不带任何成见的，非经验主义式的阅读。它能使读者忠于文本，在细读原始文本的过程中，注意细节，提出质疑，进而顺势印证，发掘他人不曾发掘的意义。因而，可以说，细读在当今的文学批评活动中仍然应当占据重要的地位。细读是进行文学批评的基础，没有经过细读的文学批评终究只是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因而，面对当今日益浮躁的文学研究现状，文学接受者应当使自己从喧嚣和浮躁中冷静下来，回归文本，回归细读，回归原始语言，在细读中发现文本中的奥秘与精髓，进而打开丰富多彩的文本世界。
3.2 寻找阿里阿德涅的线团
阿里阿德涅的线是希腊神话中的经典意象，是阿里阿德涅帮助忒修斯逃出迷宫的线索。米勒在《阿里阿德涅的线：重复与叙述线索》中将其比作文本的叙述线索。在他看来，文本中的叙述线索并不是一条从开始到中部再到结尾的平滑的直线。批评家在解释或揭开文本段落之谜时，要面临一种甄别困难，“比如比喻语言与字面语言的区别，或文本与文本所反映的文本外现实之间的区别，或小说模仿外部事物的观念与另一方面小说又使事物发生的观念之间的区别。批评家也许不能确定在两种重复因素之中哪一种是另一个的本源，哪一种是另一个的’描述‘,或者是否它们事实上是一种重复、或是异类的、不能被兼容并蓄进一个模型，是双重中心的还是非中心的。”①各种重复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文本丰富的意义，因而探索文本意义的迷宫就不是依据叙述线索直抵意义核心的活动，而是循着复杂交织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探索意义迷宫的活动。每次探索都不能使文本意义清楚明了，无法揭开文本迷宫“真正”的意义面纱。因此，可以说，重复作为文本间的纽带，构建起了文本丰富的意义空间。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应当引起接受者的足够重视。
3.2.1 两种“重复”
“重复”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键词之一，许多理论家（包括弗洛伊德、本雅明、德鲁兹、米勒等）都对其进行过研究，使其逐渐成为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米勒对重复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小说的解读上。他认为，“重复”在解读小说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各种情形下，都有这样一些重复，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这些重复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多样化的关系，这些因素包括，作者的精神或他的生活，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取自神话或传说中的过去的种种主题，作品中人物或者他们祖先意味深长的往事，全书开场前的种种事件。”①因此，这就决定了读者对一部小说的阐释往往要通过对重复现象的解释来完成，因而米勒认为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读者和批评家都应对这种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重复现象予以重视，在发现相似之处的同时，发现同样多的差异。
米勒根据西方重复理论的两个源头--《圣经》与《荷马史诗》、前苏格拉底的哲学与柏拉图的哲学，并结合吉尔·德鲁兹（Gills Deleuze）的“重复”概念，将所有的重复类型归结为两种形式：“柏拉图式”重复和“尼采式”重复。“柏拉图式”的重复建立在存在一个原始模型的基础上，这种重复将理念作为万物的原型，强调与模仿对象的一致性，但这个原始模型就像柏拉图所说的“理式”,作为模仿的重复只能与“理式”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抵达。“尼采式”重复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认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出现在“本质差异”的背景下，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一理论中，世界不是摹本，而是“幻象”.一事物看起来重复了其他事物，但事实上，它们只是一种虚假的重复，是具有差异的事物相互联系的结果。对此，米勒以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的《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uster Bridge）中的亨恰尔德为例进行了说明。在该小说中，亨恰尔德因为醉酒出卖妻女，而小说的结尾他又回到出卖妻女的地点，但米勒指出，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回到当初的地点，这种重复只是一种“幻象”.
为了更好地说明两种重复形式的区别，米勒引入了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意象》一书中阐述的两种记忆形式：“自觉的记忆”与“不自觉的记忆”,这两种记忆分别与重复的两种形式相对应。“自觉的记忆”与“柏拉图式重复”相对应，它构建了一个清晰的模型，通过貌似同一的相似之处合乎逻辑地周转运行着，在这种记忆形式中，没有鲜明生动的生活，而只剩下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干巴巴的事实。“不自觉的记忆”也称为“不透明的相似”,这种“不自觉的记忆”往往与梦相联系，因为这种记忆形式与梦一样都会使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事物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此种记忆形式对应着“尼采式”重复。
在本雅明看来，这两种记忆形式的差别在于“理性与非理性、逻辑和修辞、白天和夜晚、意识和无意识、回忆和遗忘、建构和拆构之差别”②。两者看似是完全对立的，却以相互纠缠的方式存在。对此，本雅明以“袜子”为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在本雅明看来，洗衣篮中的长袜可以交替变成两种完全对立的事物，它可以既是一个代表缺失的空的口袋，又是一件弥补缺失的完满的礼物。因此，无论是两种记忆形式，还是两种重复形式都是相互缠结交叉的。重复的一种形式会让人想起另一种形式。对此，米勒以哈代的《心爱的》（The Well-Beloved）进行了说明。对于哈代来说，任何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的每个人、每件事在本质上都不会重复。但在哈代的作品中，人们似乎都有一种强烈的在差异中寻找相似的意向。比如《心爱的》中的主人公将罗马古城的废墟看做他故乡的复制。现代文明之下的故乡显然与古罗马城相距甚远，但仅仅因为两地都是石头，使主人公在巨大差异中找到了相似，进而产生了错觉。
在《小说与重复》中，米勒通过对七部小说文本的分析，论述了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两种重复形式，两种重复形式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它们的重复锁链既相互对立又纠结缠绕，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指涉小说的意义。以这种状态存在的两种重复形式，使得任何一种妄图建立连贯的、完满的阐释期望不断受挫，小说总是在即将趋向于同一解释时，又不可避免地偏离轨道引向无关与矛盾。因而，解读和批评在两种重复形式之间不断摇摆，最终走向无法停止的追求小说的“无穷性之谜”的探索之路。
3.2.2 重复：文本间的纽带
“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组织。”①因此辨别与理解小说中的重复现象是解读和批评小说的一个重要途径。各类重复现象及其组合形式作为文本间的纽带，存在于一切小说文本中。
在《小说与重复》中，米勒将小说中的重复现象分为三种类型，并以七部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为例，对其中的各类重复现象进行了细致地解读。他认为，出现于小说中的各类重复现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微观层面的重复，主要指文本中词语、修辞格等言语成分的重复。米勒十分重视对文本中微观层面的重复的考察。对此，他曾指出小说中最重要的重复不是对书中某一部分的重复，而是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语词的重复。比如，在艾米丽·简·勃朗特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rghts）的开篇，第一句话是：“1801 年--我拜罢房东刚刚回来……”①，接着主人公讲述了拜访房东的经过，可见，“刚刚回来”一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意味着“重复”的发生。除了暗示重复的词，小说文本中还常常充斥着修辞格的重复。比如，《亨利·艾斯蒙德》中充满了反讽这一辞格。反讽辞格的重复使用，在文本中建立起另一条线索，不断消解着文本的权威和意义。又如，《德伯家的苔丝》中经常出现“红色”一词，这个词是对隐喻辞格的使用，暗示了苔丝的悲剧命运。
第二类是中观层面的重复，主要指同一部文学作品中对于事件、场景或人物的重复。米勒认为，对于事件的重复在康拉德的《吉姆爷》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人公吉姆爷的一生仿佛就是对失败事件的重复。起初，作为船员的吉姆没有勇气救小艇，之后，在遇到危险时弃船逃走。后为躲避舆论，来到部落生活，却又在维护部落安全时失败。重复失败事件不断发生，程度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他人生的失败--自杀。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德伯家的苔丝》是对人物重复的最好例证：在小说的结尾，按照苔丝生前的要求，她的妹妹丽莎·露嫁给了安玑·克莱，这也就意味着妹妹即将重复苔丝的命运悲剧。另外，在此类重复中还有对场景的重复。比如在《亨利·艾斯蒙德》中出现了两次决斗的场景。在这两次决斗中，摩痕谋杀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亨利所爱女人的丈夫。这似乎是一个隐喻性的场景，摩痕作为亨利人性中恶的一面出现，体现出亨利杀夫娶妻的意图。
第三类是宏观层面的重复，主要指不同作品在主题、情节、人物、事件等方面的重复。这类重复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指同一作家在不同作品中的重复，另一种是指不同作家在不同作品中的重复。米勒在解释同一作家在不同作品中的重复时，仍以哈代的作品为例进行分析。哈代的三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心爱的》和《无名的裘德》
在主题和人物特征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无名的裘德》中裘德、淑、阿拉贝娜间的关系与《心爱的》中乔瑟林、玛西亚和爱维斯间关系的相似，以及柏拉图式完美情人的主题在《心爱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不同程度的表现。这种重复可以使作品互相指涉，达到对作品更加全面的理解。另外，米勒以《亨利·艾斯蒙德》
为例对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中的重复类型进行了分析。米勒认为，《亨利·艾斯蒙德》中体现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即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续对其长辈的爱，即艾斯蒙德在碧爱崔丽克斯身上延续着对后者母亲瑞切尔的爱，也就是说，艾斯蒙德对碧爱崔丽克斯的爱是对其母亲的爱的重复。这一主题在哈代的《心爱的》、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以及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均有所表现。它们都将两代人的爱情纠葛予以戏剧化的表现，在这种重复中强化了它的力度。第三种重复类型超越了单个文本的界限，构成了一种典型的互文形态。它表明单个的文本是不存在的，一切文本都处于相互影响之中，因此文本永远处于一种无限开放的状态。
在米勒看来，诸种重复现象及其不同的构成方式是构建文本意义的主要手段。可以说，诸种重复现象是文本间的纽带，在相似重复和异质重复的交互作用下构建起文本丰富的意义内涵。因此，文学接受者应当重视文本中的重复现象，将重复作为解读文本的线索，通过对复杂的重复现象的分析，构建起文本丰富的意义结构，使文本的意义不断增殖。
3.3 作为寄主的批评家
《作为寄主的批评家》是米勒在面对艾布拉姆斯和韦恩·布思等人对解构主义批评的指责时，为解构主义批评所做的辩护。在这篇文章中米勒从生物学的角度引进“寄生物”“寄主”的概念，喻指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批评文本与批评文本之间、文学文本与批评文本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分析，米勒得出结论：批评家所要做的不是追踪作者的意图，而是循着文本的踪迹创造出新的意义。
3.3.1? 寄主与寄生？
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的开篇，米勒首先提出艾布拉姆斯和韦恩·布思等人对解构主义批评的质疑，在回应这一质疑的过程中，层层展开文章，为解构主义批评正名。
艾布拉姆斯与韦恩·布斯等人认为：解构主义批评是一种依附于单义性解读的寄生性阅读。它是以颠覆和蚕食单义性解读的方式出现的，是单义性解读的寄生物。对此批判，米勒并没有以简单否认的方式予以辩驳，而是巧妙地论证了寄主与寄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瓦解了艾布拉姆斯和韦恩·布思设定的寄生物依附、蚕食、侵害寄主的观念。
对于寄主与寄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米勒从词素和词源的角度对“寄生物（parasite）”和“寄主（host）”进行了分析。米勒指出，寄生物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parasitos”,原义是“在食物旁边”.它由 para-和 sitos 两个词素构成。Para-是一个具有双重性对立的前缀，既能够指附近、相似、内部，也能够指远处、差异和外部。它所表示的事物既可以位于内部与外部分界线的两侧，也可以是分界线本身，亦可以是联结着内部和外部的具有渗透性的薄膜。寄生物（parasite）的这一前缀暗示了这个词本身存在的自我分裂。米勒通过对寄生物一词进行词源学的追溯，发现该词中隐含着一个思想、语言、社会组织的奇异系统。起初，“parasitos”的意思仅仅是食客，那是，他还是个正面人物，是主人的一位亲密来客，同主人一起分享食物。后来，在词义的演变过程中，“parasitos”具有了职业食客的含义，专指向别人讨要进餐而自己从不回报别人的人。
由此，寄生物（parasite）形成了现代英语中生物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含义。在生物学上，寄生物一词主要指依赖不同有机体生长，在其中汲取营养，但对寄主没有任何裨益的有机物。而社会学的含义是指惯于接受他人的慷慨大方而自己却不做任何回报的人。
对于“寄主”（host）这个词来说，也存在着这样复杂的关系。从词源上来说，“寄主”一词本身就包含着主客的双重对立关系。因为实质上“主人”（host）与“客人”（guest）可以追溯到同一词根：“ghos-ti”,意思是陌生人，客人，主人，也就是“人们同他负有友好往来义务的人”①而之后这一词根经过演变分化，形成了具有不同意义的两个词：
host 和 guest.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人是客人，客人也是主人，主人还是主人。”
另外，寄主一词还有“圣餐供奉用的面包或圣饼”之意，是由起源于拉丁语“hostia”的中世纪的英语“oste”一词演化而来，有祭品、牺牲的含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寄主既是与原本只是“同桌食客”的寄生物共同分享食物的食客，自己也是被吃的食物。寄主与寄生物之间的关系包含在“host”这个词本身内部。
米勒通过一系列词源分析暗示我们：如果对任何一个词语进行追根溯源的话，都会回到一个业已分裂的源头，我们在日常对词语的使用中早已遗忘了这个分裂的源头，因而才造成了语词的单义性现象。也就是说，语言本身是多义的、丰富的，因而也就决定了文本内部异质共生的。所以，任何一个文学文本内部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任何一个批评文本对批评对象的解读都有不对称的地方，任何一位批评家的批评文本中也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在米勒看来，对任何文本进行明显的单义性解读都是同该文本本身不相一致的。单义性解读和解构主义解读都是坐在“食物”--文本旁边的同桌食客，三者“是主人兼客人，主人兼主人，寄主兼寄生物，寄生物兼寄生物”①的关系，并不是两极对立的关系。它们之间始终都存在一个与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两者将这个第三者分化、蚕食或交换，并且通过跨越这个第三者而相遇。因而可以说每一个文本内都存在着寄生性的东西，既是对先前文本的摹仿、借喻，又通过吸食它们而对它们造成破坏。不论文学文本还是文学批评，都是关于话语的话语，任何单义性的意义都是不存在的。文本在不断运动的寄生物与寄主的锁链中形成联想的结构，使话语呈现出异质性、模糊性和矛盾性。米勒通过从词源上探索语词，破坏语词在形而上学系统中的稳定性，使其呈现出更有力量的模糊性、内部异质性，进而动摇文本的稳定性，达到把文本从传统形而上学的单义性解读中解放出来的目的。
3.3.2 创造意义：读者的使命
米勒通过对寄主和寄生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传统的“明显的”单义性解读，还是他所提倡的解构主义解读都不是单义性的。每一种解读都在其自身内部包含着另一种解读，它们本身既是寄主，也是寄生物。
在米勒看来，解构主义的解读并不是为了颠覆单义性解读，而是为了从传统的单义性解读中读出更多新的东西。他们通过词源分析、一词多义和概念嫁接，将文本的确定性悬置起来，从而开启了文学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性。解构主义的解读强调的是在单义性解读的基础上，寻找文本中的边缘和盲点，以此演示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德里达曾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一文中，提到过这两种解读方式的差异。他指出，单义性解读是一种重复性阅读，解构主义的解读是一种批评性阅读。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是译解，是对文本中的真理和源泉的追寻。后者的目的不再是寻找文本的源泉，关注文本的真理。而只是一种肯定阅读的游戏。很明显，前者的目的在于客观阐释，力求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解读文本的过程就是追寻作者意图的过程，读者在其中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简单地追踪、重复作者的意图。而后者则给予了读者更加自由的阐释空间。在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的观念影响下，颠覆了作者对文本的主宰地位，文本获得了自由与独立。文学文本的解读不再是对客观性的追求，而是对文本自由嬉戏的追求。
虽然包括米勒在内的解构主义批评家都倾向于解构主义式的批评性阅读，但他们对单义性解读并没有漠然视之。他们认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应该采取双重阅读的方式。第一重阅读实质上就是单义性解读，它是解构主义批评和传统批评都会经历的，是解构主义批评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即说明文本在传统意义上是不可读的，这样解构主义批评便无从下手。因此，解构主义批评家承认单义性解读的意义。比如，德里达曾在《论文字学》中指出：“重复性评论的环节在批评性阅读中无疑有其他地位。然而要承认和尊重它所有的经典阐释是不容易的，并且需要运用传统批评的所有工具。但是，没有这种承认和尊重，批评性生产将会有着向任何方向发展的危险，而且会让自己差不多无所不说。”
因此，可以说，单义性解读对解构主义解读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然而，解构主义的解读不会只满足于这种力图发现文本意义的解读，它的目标是创新。
米勒认为文本中从来不存在确定的意义，虽然作者在写作时有想要表达的意图，但由于语言的异质性以及意义的播撒，他的意图无法清晰准确地在文本中呈现出来，而只是在其中留下了一些踪迹，这些踪迹无法使读者准确地把握作品，使其获得一种确定的、完满的意义。因而，在米勒看来，意义不是对作者意图的追寻，而是一种文本建构物，它产生于读者与文本的交互作用之中，这种交互作用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接受者阅读的目的不是为了追寻意义，而是为了创造意义。正因为文学文本没有确定的意义，读者在解读时才可以为它创造意义。但我们应该明白，这种解读必然是以文本为基础的，读者创造的意义不会是对文本进行颠覆性的阐释。正如芭芭拉·约翰逊（Barbaba Johnson ）所说：“对文本的解构并不是按照随意怀疑或任意颠覆的方式，而是通过细心梳理文本内部意义的彼此冲突的力量来进行。”②在米勒看来，创新是批评的源泉，批评家应当以文学文本为批评对象，并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发掘文本中边缘化的互相矛盾的因素，得出不同于传统阅读的解读方式，为文本创造出丰富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