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返乡务工人员城乡文化认同问题的解决思路
“人是社会化的产物，任何社会都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离不开个体，反之个体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活动，两者相辅相成。不同的社会通过文化符号来标示，文化符号的不同区分不同的社会类型，因而社会化也是人类学关注的主题。社会化指的是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的独特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的过程。”笔者认为，返乡务工人员文化认同问题的解决，要从城市务工人员、返乡务工人员及务工人员自身三个角度来进行解决。
5.1 进一步提升城市务工人员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5.1.1 统筹规划城乡社会建设
返乡务工人员家庭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难以真正的适应、融入和认同城市社会，挖掘造成这种问题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是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始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城乡户籍制度最初出于加强城乡社会控制和管理人口流动的一项特色制度，如今，它已成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巨大桎梏，也与市场经济自由、开放的原则相悖。这种有失社会公正以牺牲农村利益为城市输血的条令亟待改革。
5.1.1.1 淡化社会分类标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的户籍制度人为的将全体公民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这本身也显示了我们的政府行政体制，重视“管理”职能而轻视“服务”意识，极其缺乏“国民”意识的弊端。城乡户籍制度建立初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日益暴露出很多弊端，一方面，它限制了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国广大农村由于人多地少的尖锐现实从而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受到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局限，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的进入城市从事各种职业，严重影响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极大的制约了城市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发展；另一方面，城乡区域和城乡居民的社会地位被户籍制度人为的进行了分割和区别，“城贵乡贱”的等级意识已经根深蒂固的存在中国社会，城市居民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容忍度和接纳度大大下降，从而让务工人员产生心理的畏惧和隔阂，阻碍了进城务工人员积极的融入到城市生活中。现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管理制度，不仅严重制约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流动，更是在心理上对进城务工人员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击碎了他们成为城里人的愿望。
文化认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建立群落的过程，人们依据不同的标准把自己放在不同的群体之中，从而有了群体内和群体外的划分，由于群里内的人认为本群体能够极大的满足自己的自尊和给自己带来好处而更加认同这种群体划分，同时为了保护本群体，会自觉的排斥群体外的人群。这样的群体划分在资源日益紧张的社会将导致群里之间的利益争夺和冲突。
但是群体划分的标准是多重的、多层次的，人们利益归属的不同取决于分类标准的不同。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样的户籍管理体制只是以居民的出生地为标准进行划分的。如何给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非固定人群进行群体划分呢？这种单纯的以出生地域作为划分标准的做法已经很难满足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根据文化认同的过程，我们对这一批人可以采取交叉分类的办法，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把他们划分到不同的群体中，促进务工人员在各方面融入到城市文化的圈子中。例如可以依托一些城市社区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增强城乡群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为群体划分创造新的交流情景，通过交叉分类标准把城乡居民糅合在一起又借助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务工人员划分到不同的社会圈子中，这样可以使得进城务工人员乡村的身份色彩得到极大的淡化，群体的不断互动和融合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城乡文化的交流，借助这样的方式，可以缩小城乡文化在各方面的差距，使得返乡务工人员在心理上不会感觉巨大的落差，更好的完成在城乡文化适应之间的转换。
5.1.1.2 拓展社会保障面、提高社会保障度
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中之重是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则是其中最核心的突破点。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享受的福利存在着天壤之别。进一步拓展社会保障面，将广大的农村居民纳入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现有的社会保障力度，将更好的促使务工人员放下包袱，更加积极、勇敢的融入到城市中去。当务工人员返乡后，能够感受到和城市一样的生活保障，而且这种生活保障将近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城乡物质差距减小，返乡务工人员能够更好的在这两种经济模式下进行角色的转换。
社会分类、群体的划分是通过社会比较来完成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比较，才能非常准确的对自我能力和观点进行准确的自我定位和评价，才能认识到自己在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认清自我的劣势，为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自我满足进行不断的自我修正。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相比，在就业、就学、工资待遇保障、身份地位等各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由于长久以来“城贵乡贱”思想的盛行，使得城市居民具有比较强的身份优越感，再加上原来国家管理政策的不均衡，大量的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向城市倾斜，使得他们会在身份上和进城务工人员划分出明显的界限。务工人员很难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资源占据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这也是在以经济条件作为最基本群体划分的背景下，城乡群体之间很难实现真正的融合和交流的主要阻力。因此，我们必须扩大社会的保障面，将所有的农业人口特别是务工人员纳入到保障体系中来，并实现城乡保障的一体化，无差别对待，提升整个社会保障的力度，这样才能促使务工人员在城乡之间顺利的流动，非常顺利的实现城乡文化认同的转换。
一是必须建立和健全针对务工人员工伤保险制度。进城务工人员由于自身学历和技术的短板，在城市中一般从事着高强度、高污染、高危险性的工作，而且现在各用工单位对安全措施的投入比较小、保险意识比较弱。工伤事故发生后，务工人员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务工人员发生事故后，家庭往往会丧失经济来源，再加上医治的需要，往往致使家庭“因伤返贫”。所以必须建立健全务工人员工伤保险制度，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要求各用工单位为务工人员交纳工伤保险，解决务工人员工伤后顾之忧。
二是应当建立和健全针对务工人员的医疗、生育、休假等保障制度。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虽然高于务农收入，但是在整个城市收入水平体系中他们仍然处于金字塔的最底端。在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一旦生病特别是重大疾病的时候，家庭收入的来源被切断，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积蓄进行治疗，在医疗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会出现家庭的整体返贫，这让进城务工人员时刻担心自己的生活，精神处于一种高强度的压力之下。对于大多数务工人员来说，基本没有休假的概念，因为休假带来的是工资的减少，特别是产假，产假意味着失业，自己的工作岗位将会被人所替代。国家已经在法律和法规上对劳动者的休假权利进行了非常完善的规定，但是由于利益的需要，很少有企业能够认真的贯彻执行，所以国家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和督促。
三是要逐步实现社保基金个人账户的全国自由流通。我国现有的社保基金账户还是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来办理和使用，无法实现跨区域交纳保费和使用。务工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强，实现社保基金账户的全国自由流通，将有利于打破务工人员流通的政策壁垒，同时，国家应该加强务工单位对务工人员社保基金的缴纳的监管，切实保障务工人员最基本的保障权益。
社会保障体系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系，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国家必须通过建立和健全保障务工人员权益的各种法律和制度，才能免除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也才能真正的践行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实现城市资源的共享，务工人员才能在城市生活中找到自我，看到自己的未来，更愿意积极主动的融入到城市中，也才能更好的实现城乡一体化，减小城乡文化之间巨大的差距。
5.1.2 进一步加强城市社区层面上城乡和谐建设
外来务工人员之所以会受到城市居民的排斥和歧视，一方面由于经济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各自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居民思想中排斥务工人员、歧视“乡里人”的思想根深蒂固并且非常的盛行，而且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城市文化，具有非常强的继承性，已经在城市青少年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整个城市社会体系中，对外来务工人员缺少兼容并包的态度，这种坚固的思想壁垒严重制约着城乡文化的积极融合。因此，我们必须以学校、居民区为据点，以城市传媒体系为媒介，以城市居民、青少年卫生为对象，加强对务工人员的宣传和介绍，扩大务工人员和城市各个层面的社区的交往，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城乡认识，将为务工人员积极的接受、融入城市文化，减小城乡文化认同中出现的心理和精神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1.2.1 公办教育系统对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接纳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人社会化。而学校是学龄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是他们对整个社会体系和社会运作文化形成初步认识的关键阶段，此时学校和老师的教育作用要远远高于家庭和父母。务工人员子女随着父母来到城市，在教育经历上一般都需要完成从农村教育环境到城市公办教育系统环境的转变。由于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在硬件和软件商的巨大差异，更能够让务工人员子女在这种转变中深刻感受到城乡巨大的差距。脱离了原来的农村社群关系网络，面对一个全新的社交体系和社会环境，他们会产生适应性恐慌和畏惧。为了让务工人员子女能够尽快的接纳城市文化，并尽快的通过教育系统完成自己的社会化过程，我们必须以公有教育体制为核心力量，增强城市教育的育人功能：
一方面要利用宣传媒介，在城市子女中宣传务工人员为城市做出的巨大贡献，培养他们对务工人员子女的尊重和加强城乡子女之间的互动。一方面要对教师加强培训，培养良好的师德，增强教师的责任意识，平等的尊重城乡学生。在学校经常举办一些群体性的活动，增加城乡儿童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促使城乡儿童之间相互认识的加深，这将非常有利于务工人员子女快速的融入到城市文化中，也能很快的认同城乡文化，当他们跟随父母返乡后不会体会到巨大的落差感。
5.1.2.2 加强舆论宣传、消除城乡歧视
由于我国长期采取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城贵乡贱”思想的盛行，城乡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渠道非常狭窄，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心理，从骨子里看不起进城务工人员。在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认同上，城市居民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非常的认同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对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务工人员基本工作在城市最脏最累的工作岗位上；另一方面，他们又惧怕大量务工人员的涌入会争夺城市有限的工作机会，甚至会将城市治安问题归罪到进城务工人员身上，再加上部分舆论导向的错误引导，片面夸大某些问题，导致很多人将进城务工人员看作是洪水猛兽，唯恐避之而不及。在这种情况下，进城务工人员在和城市社会进行沟通时始终抱着恐惧的心理，不愿意积极主动的去融入城市生活，而且城市居民也不愿积极主动的和他们进行交流和沟通，彼此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厚，最终又会形成坚固的城乡壁垒。所以，必须借助宣传媒介，加强舆论导向，倡导城乡平等思想，消除城乡歧视，加强城乡文化的快速认同。
首先要在全社会倡导城乡平等的心态。一是因为务工人员在农村接受基础教育，教育理念和方式比较传统；在农村社会交往体系中的交往目标和交往目的都非常的简单；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使生活习惯固定化、模式化。所以当他们来到城市后，当面对全新的文化体系和模式、全新的人际交往网络构建原则和快速运转的生活秩序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击，显得非常的恐慌和迷茫，无法短时间的接受和融入到这种改变中来，无法实现自我文化认同的转换，感觉心理压力巨大，不知道在城乡文化的异同中如何抉择。二是因为对乡村文化和乡村居民歧视的文化氛围限制了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积极性。务工人员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城市居民更应该认同这种贡献而不是片面去夸大进城务工人员所带来的问题，以平等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个务工人员。同时，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所以对于务工人员子女更应该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使得他们能够从心理上认同城市文化。使得城乡界限逐代模糊化，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实现。
其次要加强舆论引导功能，加强城市人文环境的建设，建立以“公平、平等、互助、友爱”的城乡沟通文化氛围。城市新闻媒体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引导社会对务工人员的认识，积极的宣传务工人员为城市所做的贡献，淡化其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步在全社会淡化对务工人员的歧视和偏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务工人员、关注务工人员的氛围，使得务工人员从内心感受到城市的宽容度和包容性，感受到城市文化的温暖。同时通过舆论的介入，拉近城乡居民之间的心理距离感，城乡文化之间产生相互的认同感和亲和感。城乡文化的良性互动，将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使得返乡务工人员不会在心理感受、物质体验上存在较大的心理落差感，返乡后产生严重的不适应感。
5.1.2.3 增进群体间的互动
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认为通过在最佳情境接触能减少群体间的偏见。该理论还认为，群际接触中情感是至关重要的。初次的群际接触会使人产生焦虑，引起负面反应，人们可能把这种不快体验解释为与该群体接触的结果，进而对该群体产生偏见。而持续接触通常会降低焦虑(接触经历不佳的话会增加焦虑)；最佳接触唤起的积极情绪能调节群际接触的效果，由群际友谊唤起的积极情感很重要，拥有群际友谊的人明显地同情和赞赏外群体。
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体制将城乡居民在物质和文化上进行了分割，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渠道非常狭窄，导致了这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和相互的不认同，在城乡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务工人员群体更多的处于弱势地位。要想消除本地群体和外来群体之间的隔阂，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为务工人员创造更好的城市环境，就必须增进相互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从而消除市民对务工人员存在的刻板印象，优化社区环境，增进务工人员群体与市民间的互动。社会认同过程是一个彼此区分，通过交流、互动，彼此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产生归属和认同的交换行为，所以群体间的相互了解显得尤为重要。务工人员绝大多数以租赁的形式居住在城市社区内，务工人员子女和城市居民的互动有着更多的地缘条件，所以，作为社区管理单位的居委会应该加强社区服务以及对务工人员的关爱宣传力度，通过小区报栏等形式使得城市社区居民认识到务工人员的生活状况，更多的去认同和关心这个特殊群体，为务工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除此之外，经常以社区为单位举办各种交流活动，提供更多的城乡居民互动的平台，以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和沟通，最终达到务工人员对城市社区认同的目的。
5.1.2.4 积极关注务工人员下一代的成长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都是全家奔赴城市务工，在这个群体中我们不能遗忘的还有即将可能成为新生代的务工人员子女，对于他们的及早干预将有助于更好的解决城乡文化认同的矛盾问题，与城市同辈群体正常交往是务工人员子女产生文化认同并在城市生活中顺利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同辈群体对个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其群体规范和价值往往被个人作为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参照系，在务工人员子女社会化过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务工人员子女来说，身边的同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当地户口的本地儿童，一类是有着相似迁移背景的务工人员子女。对很多儿童而言，不论是穿着、谈吐还是爱好，同伴及同伴关系的影响都远远超过家长、教师以及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影响呈上升趋势。“以儿童教育儿童”的教育方式一直被日本幼儿教育家山下俊朗先生推崇，并在现实中展现出奇特的功效。该理论认为儿童了解自我与他人区别的参照对象是别的儿童，并在与其他儿童的交往中，学会了构建集体，学会了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并逐渐培养各种道德准则和社会交往原则。所以，无论是作为教育功能的学校还是作为养育功能的家庭，都应该创造更多的条件并鼓励务工人员子女跟城市儿童进行沟通和交流。在交流中提升他们的社交能力，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性。通过和城市儿童建立良好的朋友圈子，在这个圈子中进行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划分，有利于加深双方的认识，城乡儿童之间会逐渐淡化在上一辈人中出现的城乡认同的隔阂，彼此相互认同，给了务工人员子女极大的信心和勇气，逐步的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务工人员子女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极大提高。久而久之，这样的良性循环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城乡一体化的完美融合。
对于务工人员子女而言，影响他们成长、形成完善人格的关键因素是教育，而教育形式中对人影响最深的是家庭教育。父母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孩子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要避免在新生代务工人员中产生严重的城乡文化认同的冲突，就必须立足于如何改变家庭教育、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等因素进行探讨，紧紧的依托父母来促使新生代的健康成长。
一是要建立“家、校”联合培养的教育理念。家庭和学校进行相互交流和沟通，形成共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使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处于同一轨道上。对于学龄儿童而言，家庭和学校是他们生活时间最长的场所，也是学习构建社会价值体系、构建人际交往原则、构建社会认同体系的重要场所。因此，从促使务工人员子女健康成长的目标出发，学校和家庭之间应该形成无缝对接。家长应该经常向学校、老师了解子女在学校的生活、学习状况，并及时的根据反馈意见来进行教育方式、方法的调整，使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更为衔接。同时，学校也应该积极重视家庭的反馈。在学校中，学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不会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如果没有家庭作为倾诉对象，并且通过家庭反馈给学校，他所面对的问题将始终得不到解决，儿童将从内心深处感觉社会、学校和家庭对他的忽视，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失落、厌学甚至是封闭自己心理的状况出现。他们会觉得在社会中找不到自我的价值所在，严重制约着他们融入城市文化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是要提升家长自身的素质，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西方有句名言：“一个母亲胜过一百个优秀教师，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校长”，家长是儿童教育的启蒙老师，而且儿童很多的行为模式都潜移默化的受到家长的影响。由于大部分务工人员所受教育有限，他们还是按照传统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棍棒教育”的模式还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在对孩子的满足上更倾向于物质条件的满足，很少会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很少主动和儿童进行心理沟通，儿童的心理诉求得不到满足。父母的一举一动都对儿童的行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有些务工人员的陋习极大的影响了儿童的成长。因此，要想促使儿童的健康成长，父母必须在日常行为上严格要求自己，并经常和子女进行心理沟通，了解和解决他们内心的需求，使他们能够养成健康的人格，以此为基础，更好的适应城乡文化。
5.2 进一步增强返乡务工人员的“造血”功能
5.2.1 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一方面，土地从来被农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关系着农村的稳定；另一方面，大量的土地荒芜，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针对沿渡河镇 A 村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坚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土地承包权，减轻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风险。务工人员在城镇就业还不稳定，保障他们的土地承包权，使他们不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乡之间进退有路，对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意义重大。二是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稳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政策不可动摇，这样做并不是要固化家庭小规模土地经营方式，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适当集中 A 村的耕地和山林，建立农村产业生产经营合作社。所有村民成为合作社合伙人，引进资金实力雄厚、治理理念先进的企业和个人，采取集体承包的形式，开展规模化经营，依托位处神农溪国家 4A 级旅游区的独特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林业、生态农业，实现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效应。
5.2.2 实行经济发展多元化，增加就业面
A 村地处国家级 4A 级旅游景点区，少数民族风情浓郁，外来游客众多。农产品的深加工有利于提升产品附加值，旅游业和服务业具有污染小、投资少、效益好、成本回收快的特点。A 村应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契机，一要提高农产品的深加工水平。利用恩施独特的气候环境，主打魔芋、土豆的深加工，提升产品档次，增加就业和创收。这一点已经开始起步并初有成效。二要大力发展农家乐等饮食服务产业。通过巴东县旅游局得知，沿渡河镇作为神农溪旅游景点的终点，却没有上档次、有民族特色的餐饮饭店，导致大量游客上岸后无法在当地停留，使得游客的消费能力下降。A 村可以利用发展生态的契机，大力扶持具有土家族特色的农家乐、生态游，让游客上岸后能够就地消费，并通过餐饮业带动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
5.2.3 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提升村民素质
A 村根据自己需要打造的产业发展规划，对村民进行职业培训，提升村民的自我造血功能。一是引进先进农业知识培训体系。利用县职教中心技术人员，开展生态农业、林业、农产品深加工和养殖业培训，提升村民的专业技术水平，增强自我就业的能力和信心。二是提升村民文明素质。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人，要加强村民生活习惯的教导，抛弃传统的生活陋习，打造文明 A 村，全面提升 A 村的形象。
5.3 返乡务工人员自身的逐步适应
根据之前的调查，城市务工人员绝大部分处于 20-30 岁之间。务工人员是文化认同中的主体，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要解决城乡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还需要务工人员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自身素质，来积极的适应和应对挑战。这里所说的素质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健全的人格，二是良好的道德修养。健康的人格对于人的发展和对社会的认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健康人格的标准，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弗洛伊德那里，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平衡是健康人格的最主要的衡量标准。马斯洛则认为自我的实现是健康人格的核心所在。
在卡尔·罗杰斯看来，健康的人格必须是自我观念与自我经验的协调统一，即人不仅能够充分的展示自我，内心感觉幸福，并且能够将这种满足感和幸福感表达出来。大量的社会现象表明，务工人员在承受歧视和排斥、经济运转困难、城乡文化不适应的压力下，会逐渐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逐渐将自己主动边缘化，对个人和社会丧失信心，甚至会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当这些情绪逐渐积累爆发，就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更加深了城市居民对务工人员的排斥和歧视，使得二者的融合完全的隔离。因此，务工人员要积极的利用家庭、学校和社区资源，通过访谈、倾诉等行为方式，不断地调整自我的心态，形成自己健康的人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要按照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此来得到城市居民和返乡后左邻右舍的认同和肯定；返乡务工人员要积极的转变等靠要的思想，积极的利用农村发展的大好时机，努力学习现代农业知识，提升自身的文明素质，实现在家乡的二次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