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湘西苗族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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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保护和传承探究
　　【第一章】如何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论
　　【第二章】湘西苗族鼓舞的民族志背景
　　【3.1  3.2】鼓王选拔赛与鼓王及其表演
　　【3.3】现代湘西苗族鼓舞
　　【第四章】湘西苗族鼓舞的本真性传承保护现状分析
　　【结论/参考文献】非遗本真性传承与保护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3.3现代湘西苗族鼓舞：基于“本真性”的“能动性”与“结构性”
　　
　　鼓王的出现以及旅游开发的需要使鼓舞的表演形式趋向丰富也趋向定式化，这当中其实蕴含着鼓舞的能动性和结构的互动。在田野过程中，每一位接触过的鼓舞表演人员都向笔者传达着一个讯息：湘西苗族鼓舞是可发明改造的。但这样的创造必须基于对湘西苗族鼓舞的真实的尊重。鼓王们和鼓舞表演者们在本真性的基础上，一方面遵循传统，受规则的限制；一方面基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对鼓舞进行再创造。
　　
　　3.3.1现代湘西苗族鼓舞的“能动性”
　　
　　能动性意味着鼓舞受到表演者（鼓王）、受众、专家、学者、政府的多重影响。在多重影响下，湘西苗族鼓舞从过去的单一演奏方式，变成现在的丰富的表演技巧；从传统而原始的表现，变成了丰富而富有美感的表演。
　　
　　湘西苗族鼓舞在动作编排上遵循传统，同时也允许表演者的创新。从几代鼓王的个人鼓舞表演上看，每一位鼓王的动作都有所区别。播种插秧、美女梳妆等这些动作都有，但在技巧上，每一位表演者都不太一样。石顺明所进行的标准化工作只是为苗鼓表演的观赏性提高到一个层次，却并没有使表演模式固定下来，后几代鼓王都并没有向石顺明正式拜师学艺，而是通过自己努力，不断在表演实践中探索和积累新的表演技艺。第六代鼓王杨欣 19岁就到德夯旅游公司上班，多年来参加鼓舞表演，从最开始的群众演员打起，她不仅精练技艺，而且还不断增加鼓舞的难度，独创了许多高难度击鼓动作，如她可以在《团圆鼓》演奏中连续旋转 12圈，边旋转边击鼓，突破了既往的击鼓模式。这种不断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源于鼓手对于鼓舞本身的热爱，而主要的动力是源于观众的观赏需求。从第三代鼓王开始，获得鼓王称号的鼓手直接与湖南省吉首德夯旅游实业有限公司签约，担任德夯景区民俗表演的主演，鼓王们几乎每天都要上台表演，直接与观众互动，为了增加观赏性，吸引游客，鼓舞的难度必须考虑在内。
　　
　　依托于旅游业发展将民俗艺术精致化、商业化现象在各地非遗传承过程中都很普遍。2003年，德夯景区旅游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省、市两级政府就组织当地文艺人士对各地的苗族鼓舞进行了收集，将散乱粗糙的鼓舞编成了一套能够在舞台呈现的综合文艺表演。后来这一部分中的女子单人花鼓舞就由通过公司组织选拔的“鼓王”担任，他们将动作进行舞蹈化调整，同时用鼓点的变化来配合调整，每个鼓点基本的套路是固定的，但是舞蹈动作则可以根据个人的能力尽力发挥，使其变得更丰富，耐看。在景区表演了已经将近 12年的杨欣跟笔者说，“我们虽然只是在景区表演，但是也是演员，来看表演的都是外面的游客，他们见多识广，喜欢看高难度表演，表演没有难度，就没意思，吸引不了人，我经常会从电视里面看人家演出，有好的舞蹈动作就借鉴过来”.（20131109-F-G03）
　　
　　在鼓王们实践过程中，苗鼓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她们一方面通过学习表演苗鼓，接纳和传承着其所沉淀下的既定文本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内涵，体现着苗鼓知识体系结构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鼓王们通过一次次的表演，让苗鼓获得了新的阐释，赋予着苗鼓新的知识内容，突破了苗鼓的结构张力，体现着表演者能动性的一面。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鼓舞的生成、传承、保存、创新都不是在封闭的框架内进行的，而是要面临着政治、时代、制度、市场、文化等复杂语境的考验，而文化遗产与语境的遭遇则是通过传承人来实现。传承人的个性、技艺、禀赋、家传、兴趣、际遇对文化遗产的表达又不无刻印着个人的痕迹。在对湘西苗鼓传承人的访谈过程中，苗鼓源起、历史、传统等系列的主题都逐渐淡出了笔者的视野，在她们身上，不断看到鼓王们如何借古老的打击乐器实现着与时下环境的对话，在与社会环境的交流中传递着自己对于技艺和生活的理解。
　　
　　与其他以固定或相对固定文本作为呈现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苗族鼓舞作为以器乐为载体、以现场表演为呈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其变异性更为迅速，不同的表演场域、不同的观众、不同的表演目的以及不同的表演者都会在表演过程中进行多元化的表达。在湘西苗族的文化传承场域中，既没有对鼓谱技艺的文字记录，也缺乏师承机制，每一个表演者都可以基于个人理解，对鼓舞演奏的技法和形式进行创新，从第一代鼓王到第六代鼓王，她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己身处的场域中努力迎合着时下的领导者、评委们乃至观众对鼓舞的各种要求和期待，所以苗鼓表演所呈现的时代感很强，无论是建国后的以劳动为内容的各种舞法编排，还是纳入了京剧、体操的体育苗鼓技法表现，说明了这一载体所能够承载的内容拥有极强的丰富性，同时，传承者个人的禀赋、际遇对于苗鼓创新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3.3.2现代湘西苗族鼓舞的“结构性”
　　
　　个人能动性的创新并非不成规矩，苗族鼓舞并不是只要会打就可以，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必然有一些固定的鼓法技艺要被遵守和表达，不然观众就不会接受。由于参加运动项目的比赛，湘西苗族鼓舞受制于运动项目对结构的要求，照参加少数民族运动会比赛的项目形式确定下“花鼓舞”、“猴儿鼓舞”、“团圆鼓舞”三大种类，按照参赛人数，再分为“花鼓舞·女子单人鼓舞”、“花鼓舞·女子双人鼓舞”、“花鼓舞·男子双人鼓舞”、“花鼓舞·男女双人鼓舞”、“花鼓舞·四面鼓舞”等。民间艺术必须拥有一种结构的稳定性才能称之为艺术作品，甚至说，标准化是美的前提。“只要产生出定型的动作、连续的声调或一定的形态，这些本身就会形成一种标准， 用来衡量它的完善亦即它的美的程度。”34不同场域的各种要求被稳定为一种表达的规范。作为传承者，她的能动性必须要与身处的社会场域达到契合，才能够作为法定的传承人得以接受，正如杨欣在教笔者打鼓时不断地重复，“（手）应该这样”、“（脚）应该那样”……，这一系列的“应该”就是传承者对于结构的主动认知。
　　
　　3.3.3小结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苗族鼓舞构成了包括鼓的形制、击鼓节奏、舞蹈技巧在内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该体系是表演者们在不同时代场景下，应对不同需求，面对不同观众，以及基于不同的身份认知情况下，逐渐累积而成，苗鼓知识体系的构成结构始终开放，使其所容纳的知识在结构中流动、代谢、更新。鼓王作为传承人，在实践过程中，赋予了苗鼓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她们一方面通过学习表演苗鼓，接纳和传承着其所沉淀下的既定文本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内涵，体现着苗鼓知识体系结构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鼓王们通过一次次的表演，让苗鼓获得了新的阐释，赋予着苗鼓新的知识内容，突破了苗鼓的结构张力，体现着表演者能动性的一面。
　　
　　湘西苗族鼓舞的鼓王们对鼓舞的再创造，一方面在结构上遵循传统，尊重规则；另一方面是传承人们基于真实基于结构的再创造。“本真性”的内在含义是基于真实，而真实一方面来源于艺术既有的结构性约束，是规则，是稳定的，也是结构，易于传承；另一方面，真实来源于生活于当下的人对于艺术的再创造。他们融入自己的理解，让表演在结构的框架内，更具有时代气息和表现力。目前看来，现代语境中的湘西苗族鼓舞真正做到了基于“本真性”上的“能动性”与“结构性”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