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族鼓舞的本真性传承保护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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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保护和传承探究
　　【第一章】如何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论
　　【第二章】湘西苗族鼓舞的民族志背景
　　【3.1  3.2】鼓王选拔赛与鼓王及其表演
　　【3.3】现代湘西苗族鼓舞
　　【第四章】湘西苗族鼓舞的本真性传承保护现状分析
　　【结论/参考文献】非遗本真性传承与保护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4湘西苗族鼓舞的本真性传承保护现状分析
　　
　　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本文的立场在于对非遗进行本真性保护和传承。而“本真性”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尊重传承主体，即尊重传承人的主体地位，以及尊重他们对非遗的主动创造；第二，基于非遗的动态性，非遗应该在活态的情境中传承，如日常生活，表演等情境，让非遗在生活情境中得到传承；第三，基于非遗的可创造性，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应该与受众形成良好的互动，形成一个对话的氛围。在不断对话的过程中，非遗传承人可以汲取来自于受众的观赏体验，成为不断增添文化内容的基础。湘西苗族鼓舞在具体保护实践中体现出了这一本真性要义。
　　
　　4.1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
　　
　　非遗的保护实践中，离不开政府、传承人、学者、工商界等各种力量的介入，而在保护和传承的主体上，究竟应该由谁来主导成为非遗保护的一个困境。在德夯，鼓舞的传承和保护主要有三股力量介入其中，包括传承人以及与之相关的鼓制作人、政府和学者。本文认为，传承人的主体地位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传承人对鼓舞的再创造是否得到尊重，传承人对鼓舞的再创造是否是基于鼓舞内在规律的主观愿望创造；二是与鼓舞相关的群体，如民间学者对鼓舞的保护是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政府对鼓舞的开发利用是否是基于保护鼓舞的根本目的，对鼓舞的传承是否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湘西苗族鼓舞的保护和传承在传承人、政府、学者的多重作用和互动下显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凸显。
　　
　　4.1.1传承人不断革新，得到重视
　　
　　正如上文所述，传统的湘西苗族鼓舞比较粗糙，从第二代鼓王开始，鼓王们在自己的知识体系下，根据外在条件和审美的变化，不断的对鼓舞进行创新，使之在体系上呈现定式化的特点，但表演动作和语汇的变化从未停止，也不会停止。湘西苗族鼓舞的传承在这样无止境的演进中呈现更加多元开放的趋势，展现了“文化是如何被生产”的文化真谛35.传承人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接受大众对其的期待，在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创造，这样的创造，一方面表现了鼓舞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使鼓舞呈现出很强的时代感和生命力。
　　
　　传承人有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和价值观，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在德夯，鼓王们  38通过自己的实践，按照湘西苗族鼓舞的内在规律对其进行创造、传承和发展，向接班人传授技艺。他们的努力为鼓舞的传承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使他们在德夯得到了应有的尊重。“鼓王”这一称呼，既是村民对他们的认可，也是政府、社会各界对他们的认可。鼓王们对鼓舞的革新和创造，既是他们对这一项古老的文化艺术的守护，也体现了他们改造和传承鼓舞不可替代的作用。
　　
　　4.1.2民间力量主动参与，不断推进
　　
　　在保护湘西苗族鼓舞的过程中，民间学者、鼓舞老师主动发挥自己的力量，参与到保护鼓舞的工作中，成为推动非遗保护不可缺少的外在力量。在笔者调查期间，曾接触过一位鼓舞老师和一位民间学者，他们的故事，或者更为生动的表现了民间对湘西苗族鼓舞的关注。
　　
　　（1）鼓舞老师
　　
　　石师傅是德夯人，也是德夯旅游公司的一名演员，更是鼓舞老师，新来的演员都要跟他学习跳鼓。作为公司里资格最老的鼓舞演员，他的地位甚至比鼓王还受到尊重，有几位鼓王还曾是他的学生。对于他，德夯村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他对于苗鼓的了解也比一般人更多。
　　
　　“这个苗鼓它最初是用来祭祀的，是祭祀的圣物，后来演化成乐器，在仪式、娱乐活动中使用，现在有的村里人把他当做强身健体的运动来跳。文革的时候，祭祀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活动，鼓舞也不让跳了。现在虽然恢复了，但是还是受到很大影响。许多民族的东西都是没有文字记载的，一禁止，很多东西都没有了，整理出来的文字资料也没有了。其实是人们的喜欢赋予了它生命力。然后国家重视推广，鼓舞重新适用于人们，使更多人喜欢。我是从小听鼓，受家里村里大人的熏陶，看他们跳鼓，也有点悟性，所以打得还算可以。现在大多数人都会打鼓，喜欢随时随地都可以学，可以打，树枝可以当鼓槌，门板可以当做鼓，寨子里打得好的可以给年轻人指点，舞蹈队也有老师，单位会找人培训，个人也可以去鼓舞培训班。像第二代鼓王就办了培训班，很多年轻人都去学的。”（20131111-M-G04）
　　
　　石师傅极其了解苗鼓，其话语中也不断地显示着人对于鼓舞的意义，以及村落对于一项文化事项的生长的重要性。“人们的喜爱赋予了它生命力”、“树枝可以当鼓槌，门板可以当做鼓，寨子里打得好的可以给年轻人指点”.正是人们的喜爱才会给予鼓舞更多可发挥的空间，也正因此而让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而德夯苗寨更是鼓舞生长的土壤，只有在这片土壤上，才能释放出村民最朴素最诚挚的情感。
　　
　　“我们教的就是最基本的几套鼓，迎宾鼓、丰收鼓，很多人几天就可以学会。但它是可以自己加动作的，只要你跳的好看，加东西进去是没问题的。”（20131111-M-G04）这就说明苗鼓的再创造在民间也已深入人心，民众也接受了这种更加丰富的创造。“这里有老师，（在学习方式上）一般就是老带新。”（20131111-M-G04）“老带新”的方式，在鼓舞的传承上亦起到了更加稳定的传承机制的作用。
　　
　　这是与石师傅的第一次接触。等到笔者第二次去到德夯的时候，石师傅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给了笔者一本《苗族鼓舞项目介绍》。这是由他牵头编写的湘西苗族鼓舞教程，还没有推向市面，准备给矮寨小学和中学的学生学的。他说，“我现在在把我们的苗鼓推到学校去，湘西苗族鼓舞的传承不能只靠鼓王啊，还是要从娃娃抓起。”（20131111-M-G04）说着笑呵呵的走了。那种笑是笔者在湘西看到的最难忘的笑容，满足平和，充满希望。而这本书是笔者看到的第一本专门关于湘西苗族鼓舞的书面资料，如获至宝。
　　
　　（2）民间学者
　　
　　施云生是原来的矮寨文化站站长，现在是吉首市民族文化传承与传播中心的法人代表。在德夯，笔者想了解湘西苗族鼓舞的历史，当村民没有办法解释的更多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推荐笔者去找这位施云生。接触下来，他果然对鼓舞了解甚多，对于鼓舞的推广和宣传工作更是乐此不疲，到处奔波。一听到是关于湘西苗族鼓舞的问题，欣然答应。他对苗鼓的历史了然于心，娓娓道来：“苗鼓是我们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我们苗族的祖先蚩尤，被黄帝打败，我们苗族就迁到湘西。苗鼓起源是这样的，苗族是信奉鬼神的，这里都是山区，很偏僻，很安静。在深山老林里，就感觉比较恐怖。我们祖先就想我们人要活跃起来，人兴旺了，那些东西就跑了。所以就搞那个鼓。原来的苗鼓很简单的，就搞那个野兽皮啊，树头啊，中间掏空。现在就是用牛皮。所以这个鼓原来是很粗糙、很简单的。我们这里是分散居住的，有的人住山上，有的人住山下。每个苗寨人少，很恐怖的，敲敲锣、打打鼓就有人气了。红白喜事都要用鼓。客人来了，接亲要打鼓，老人家过世了，也要打鼓。当时每个村寨只有一个鼓，有的还没有，最多两个三个。”（20131007-M-M01）
　　
　　与他的交谈过程中，笔者开始发现，苗鼓在其传续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些曲折的经过。比如，在文革时期，鼓舞的发展就曾因为一些原因中断过。“文革时期就不能打鼓啦，打鼓要批斗的，关猪圈跟猪睡觉，关牛栏跟牛睡觉，谁家里坟修的好，坟就打烂，土地庙也打烂，有民族代表特色的建筑都要拆掉。那些红卫兵到处抓的。唱歌的人打鼓的人，都不搞了。他们觉得是被政府打倒的，民间艺人的苗歌书啊、做法事的、工艺的书啊，这些文字资料都烧了。有的人发誓了不会再搞这些。当站长以后，困难就很大，我去找这些民间艺人，他们都不出来的，认为我代表政府，艺人不愿意承认，不敢承认，怕自己老了还要关牛栏。”
　　（20131007-M-M01）政策的不允许，让鼓舞在那一段时期遭到了一些破坏，书籍被烧毁、艺人不敢表演。然而偶然的中断并没有阻碍湘西苗族鼓舞的发展和变迁，相反一项文化事项在历史进程中的弱化也是其变迁的表现。
　　
　　除去制度因素的影响，在鼓舞的发展过程中，人为因素也是很重要的。施云生是德夯第一个发现可以发展旅游的苗族精英，在旅游开发和“鼓王”宣传推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说，“那个旅游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当时我是一个农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认为这里很贫穷，那里也没有路。我就组织我们村的人把我们苗族的传统技艺啊，舞龙舞狮、苗鼓苗歌搞起来。最开始就是这些东西，然后慢慢就有人来了。那时候是 82、83 年。现在就变成了国家级的风景区。第一个，我们就考虑到苗鼓是我们独特的文化，开发旅游以后就把打鼓打的最好的把他宣传，称作鼓王。第一代鼓王，龙英棠，解放初期，她去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当是中央领导接见她的。后来我们把苗鼓作为一个品牌，搞苗鼓比赛，把它推出去。一代鼓王好像也是武汉哪个学校（中南民族大学，前身为中南民族学院，笔者注）的客座教授，当时她也年纪大了，我们就推第二代鼓王。”（20131007-M-M01）
　　
　　现在的他热衷于将苗鼓推向教育体系。“5 年前我开始和一些民间艺人推动。湘西苗族鼓舞进校园，市政府后来批准在矮寨中学聘请 15 个民间老师挂牌上课，每个星期两节课，学校给民间老师发工资。12 个民间艺人，其中有两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其中一个是鼓王石顺明，笔者注），就在这个学校（吉首民族中学，笔者注）开课，石顺明也定期在这里给学生上课。”（20131007-M-M01）在吉首大学确实已经开设了湘西苗族鼓舞课程，民族中学、小学也已成为培养鼓舞的摇篮。将鼓舞纳入教育体系，将恢复鼓舞的自身造血功能，这对鼓舞的传承和保护具有长远的意义。
　　
　　施云生的陈述其实反映了苗鼓传续过程中的许多外在的干扰因素，说明了制度因素和人为因素对于湘西苗族鼓舞发展变迁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鼓舞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或丰富或弱化。正确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以及民间力量的推动作用将对鼓舞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4.1.3政府政策引导支持，保驾护航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政府、文化部门极为相关，湘西苗族鼓舞的开发和利用不能离开政府的政策引导。上文提到的施云生所陈述的文革期间由于政策不允许，湘西苗族鼓舞受到一定的破坏，石顺明也在访谈中提到了这一点，她说“文革的时候就不让打鼓了，不许一切文娱活动，很严的，后来文革结束，中央出文件，才恢复文艺活动。”（20131107-F-G01）而政策的调整和允许，以及旅游开发政策的实行，又为鼓舞的保护和推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笔者在与石顺明的交谈中发现，鼓舞被纳入政治话语中，对鼓舞的表演者来说是莫大的荣耀。“64 年的时候，有领导来选演员去北京表演，我跟我们团里的几个姐妹被选上了，就去北京人民大会堂给毛主席表演打苗鼓，还跟毛主席握手了，激动地都哭了，拍照的时候我就站在毛主席后面，你看，就这里，他们都羡慕我说，顺明啊，我们好羡慕你的，你跟毛主席握手啊，我们都没有握到。呵呵。当时表演的是《苗族女民兵》，有那些插秧动作，也有刺枪的动作，像女兵一样，我跳得好，站最前面。我总共去过北京 5 次，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首都体育馆都去过，去表演苗鼓。”（20131107-F-G01）石顺明在说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满是自豪，言语之中尽是光荣。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对于鼓王和鼓舞的传承变迁影响巨大。因而，湘西苗族鼓舞的发展确实非常依赖于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纵观苗鼓的开发和再创造历程，从德夯的旅游开发到鼓文化开发、鼓王的选拔，以及鼓舞的汇编，政府的作用一直贯穿始终。
　　
　　首先，在湘西苗族鼓舞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政府对鼓文化的挖掘和较为完整的整理，为湘西苗族鼓舞的申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为后期的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地文艺人士由政府组织，下乡收集最原始和传统的苗鼓打法，同时吸收各个苗寨苗鼓的精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舞蹈；通过配置音响和服装，邀请专家指导，让其变得更加具备观赏性。2005年，由湘西州政府申请，湘西苗族鼓舞成功被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政府在传承人的选拔也承担了组织和宣传的作用。2005年，在吉首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德夯旅游公司举办了“第一届苗鼓节”;在举办鼓文化节期间，政府牵头举办的鼓文化研讨会，邀请了多位鼓文化专家进行交流，对鼓舞的宣传和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3年，吉首市委、市政府举办了首届国际鼓文化节。湘西苗族鼓舞在一次次的苗鼓王选拔和授予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也为其丰富性打开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最后，在制度上，当地政府制定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且同时设立了湘西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和湘西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这为湘西苗族鼓舞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更加完备的制度条件。
　　
　　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经济效益的推动下，政府介入鼓舞的保护难免会使其打上了市场和资本的烙印，但这是历史的趋势，不可避免。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政府的介入，塑造了一个更为有秩序的场合，鼓舞的展示和创造、仪式的举办，都得到了更好的展现。湘西苗族鼓舞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和保护。
　　
　　4.2具备活态的传承环境
　　
　　4.2.1生活化的生长环境
　　
　　笔者在德夯调研期间，每日都能听到鼓声阵阵，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柔情似水。笔者在去到德夯的第一天早上被鼓声惊吓到，心想这个时间怎么会有鼓声呢。结果，旅馆老板娘很淡然的说，“那是鼓舞表演开始了，每天都有”.（20131001-F-D01）在外来者看来稀有的鼓舞表演，在本地人看来早已习以为常。整个村落遍布六百多面鼓，一些老人和当地苗族精英对苗鼓历史如数家珍，普通的餐馆老板娘会跳鼓舞，小朋友可以随意地拿起鼓槌敲打。湘西苗族鼓舞已然进入到村民们的生活中，从一个一般人碰不得的祭祀器具，变成了人人都可以接触和享受的寻常之物。
　　
　　湘西苗族鼓舞承载着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信仰，对它的保护，决不能将其从一个完整的体系中抽离出来，尤其不能割裂它与生活的关联。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要把它们保护在他们赖以生存、成长的土壤中，即基层社群之中36.只有融化在村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湘西苗族鼓舞才体现出它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回归到文化持有者的手中，回归其生长的土壤，湘西苗族鼓舞得到了更加广阔的生长空间。
　　
　　4.2.2活态的传承方式
　　
　　活态的传承方式，主要是指在表演中传承。湘西苗族鼓舞不同于一些可以静态展示的非遗，它是一种需要以动态的形式传达人类情感的社会艺术活动，甚至一代代鼓王的更替都需要在表演和比赛中授予。普查、汇编，形成文字图片资料，只是保护鼓舞的前期工作，而活态的展示才是鼓舞的精髓所在。因而湘西苗族鼓舞必须通过展演的方式进行传承。同时，这样的活态展演，也使得湘西苗族鼓舞的学习变得更加便利。
　　
　　非物质文化是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吸取新的内容而形成的，也只有在不断的调整、创造，以适应社会的需求，非遗才能保持其“活态”的传承。在德夯，每一天都有湘西苗族鼓舞的表演，这些活态的展示，使其得到更加生动的再现，一次次的表演更在村寨中创造了苗鼓的氛围。活态的展示，积极的表现，使鼓舞在整个湘西苗族的文化之中更具认同感，也得到了与世界接轨的契机。
　　
　　4.3形成与受众开放互动的氛围
　　
　　4.3.1与村民的互动
　　
　　村落是非遗成长的土壤，村民则是非遗的享有者。褪去神圣的光环，湘西苗族鼓舞更加开放，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了村民共享的文化资源，能够更加方便地被接触到。德夯的鼓舞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常态，他们可以随时接触到这项民族瑰宝，在不断的参与中了解他们的民族历史，升华他们的民族精神，而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更提升了他们的自豪感。一方面，在德夯，有的村民就是鼓手，比如第四代苗鼓王龙菊献，就是土生土长的德夯人，还有很多苗鼓表演者也是德夯村民。作为鼓手的村民参与到鼓舞的再创造中，村民的历史记忆和生活体验是他们创新的源泉，鼓舞不断的得到丰富。另一方面，不是鼓手的村民也在观看表演中，不断地参与互动。村民是这项文化的拥有者，也是最了解它的人，作为观众或者评价者，他们的反馈给湘西苗族鼓舞的创新提供了最好的素材，丰富了它的动作和形式，也在不断丰富苗族的历史。
　　
　　4.3.2与游客的互动
　　
　　旅游开发以后，德夯迎来了大量的游客，这些游客来自全国甚至是全世界各地。他们有着探求异文化的需求，客观上刺激了湘西苗族鼓舞的创新；湘西苗族鼓舞的不断推陈出新，又吸引着新的游客的到来，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湘西苗族鼓舞的资金，扩大鼓舞的影响力。
　　
　　游客们带着自我的审美和价值判断，在鼓舞表演中形成“喜欢”或者“不喜欢”的观感，什么样的动作好看，什么样的动作不好看，通过反应都能直接反馈给表演的人。笔者在德夯调研期间，曾经与几位游客交谈，他们表示“苗族鼓舞鼓声很震撼，和凤凰的表演有一些不同，（德夯的鼓舞）更加眼花缭乱了（20131108-M-Y02）、”杨欣那十几个转圈太精彩啦“（20131108-M-Y01）、”鼓舞就应该把鼓点和舞蹈动作结合得非常好才好看，舞蹈动作的柔美加上震撼的鼓声，我觉得这样最好“（20131108-M-Y01）。事实上，很多游客有丰富的旅游经验，在各地观看过类似的表演，会把外界表演的形式信息反馈给德夯，产生了文化媒介的作用。鼓王和文艺工作者们根据他们的反馈，进行鼓舞的再创造，一方面保持鼓舞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努力迎合着时下的观众对鼓舞的各种要求和期待，从而使得苗鼓表演更具观赏性也更加精致化，在不断的表演和演出中展现湘西苗族鼓舞独一无二的生命力。
　　
　　4.4本章小结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湘西苗族鼓舞在德夯得到了较为合理的保护和传承，从非遗的本真性保护角度来看，德夯的非遗保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首先，政府、民间、传承人责任分得当。政府在整个旅游开发和湘西苗族鼓舞保护的工作中，发挥了较为充分的引导作用，以及政策资金支持。学界一直有关于”政府搭台，文化唱戏“的批判，然而在德夯，政府政策和非遗保护结合得较为合理，市政府给予制度保障，资金支持，政策引导；文化部门对鼓舞进行苗鼓文化汇编和宣传，但对鼓舞本身的创造和发展不过多干预，充分尊重传承人对非遗的再创造。民间学者是保护非遗尤为重要的一个力量，因为与专家相比，他们更加能够懂得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意义，他们也是将传统文化与外来资源进行沟通嫁接的桥梁。那些自发的鼓舞研究者对鼓舞的研究和推广多来自于对鼓舞的热爱，这种出于本能的保护，从更深意义上说明了保护非遗应该深入到每个人心中，成为一种习惯性行为。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在政府的适度让步和民间学者的推进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尊重，湘西苗族鼓舞在形式上被不断的再创造，活力得到体现。
　　
　　其次，活态的传承环境和传承方式使湘西苗族鼓舞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会间断。湘西苗族鼓舞的日常表演、娱乐、鼓王选拔比赛、运动会参赛等，都为其传承营造了良好的场合。
　　
　　再次，开放包容的互动使湘西苗族鼓舞博采众长，更具生命力。
　　
　　本真性保护和传承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保持非遗的活态，德夯的湘西苗族鼓舞保护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湘西苗族鼓舞在德夯”活“得很好，充满了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