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
2.1.1手机社交媒体
2.1.1.1社交媒体
虽然学界关注社交媒体已久,相关研究也较多,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对其进行界定。国外文献中,欧洲商学院教授Andreas M. Kaplan等(2010)通过将社交媒体与Web2.0和用户生成内容(UGC,User GeneratedContent)相区分,认为社会化媒体是一组基于Web 2.0观念和技术基础上构建的互联网应用,并允许用户对所生成的内容的创造和交流;Ahlqvist Toni等(2008)认为内容,社区和Web 2.0是界定社会媒体的三个关键要素,他们将社会媒体定义为人们在虚拟社区及网络上创造、分享、交流信息和想法的一种相互作用的方式;H. Kietzmann. Jan等(2011)认为社交媒体是基于移动和Web技术,通过个人和社区共享,共同打造,讨论,修改用户生成的内容来创建的高度互动的平台。国内文献中,武汉理工大学赵洁(2010)认为社交媒体是指在互联网对现实的渗透影响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出现的新兴媒体,它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无数的信息被网络中的节点(人)过滤并传播着,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交脉络;上海交通大学洪彬(2012)认为社交媒体是以用户作为中心,Web2.0作为技术指导基础,根据社会及用户的需要的研发出多种多样的功能;武汉大学曹博林(2011)认为社交媒体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特别WEB2.0的基础之上的互动社区,它最大的特点是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
尽管学界对社交媒体的界定存在一定分歧,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Web2.0、用户生成内容(UGC)、互动、社区是其共有的内涵。首先,Web2.0不仅是一项技术,也是一种观念。Web2.0是相对Webl.O而言的,Webl.O的主要特点在于用户自上而下的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而Web2.0则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由被动地接收互联网信息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发展,从而更加人性化;其次,用户生成内容主要是指允许用户通过终端设备创造并分享个体想表达的内容,从而改变了被动的自上而下的沟通方式;再次,互动更加强调了沟通的双向性,就感兴趣的话题与别人讨论交流,并发展一定的人际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交媒体就是互动的媒体;最后,社区主要是大量用户基于某种共同话题的互动交流而形成的虚拟社区。因此,我们认为社交媒体是指基于Web2.0技术基础上,由用户生成内容并引发交流讨论,进而形成虚拟社区的网络平台。
2.1.1.2手机社交媒体
当社交媒体与移动设备相结合,它就是移动社交媒体。Andreas M. Kaplan(2012)认为移动社交媒体(Mobile social media)是指允许用户创建和交换生成内容的一组移动应用程序。手机社交媒体无疑是移动社交媒体最典型的代表。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作为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兴设备,有效地整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等传播方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人们通过媒介能够感知到更大范围、更长时间跨度的外界信息。
与PC端社交媒体相比,手机社交媒体具有更强的便携性、即时性和交互性。便携性主要在于手机作为一个功能越来越强大的移动互联网终端,因其体积小、重量轻便于随身携带,突破了地点的限制;即时性主要体现在每个人作为这个移动终端的使用者,通过移动互联网,能够及时地发布、接受、交流、讨论信息和想法,突破了时间的限制;而经由便携性和即时性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互动的更加频繁和高效,这些特性无疑也大大增加了人们对手机社交媒体的粘性。
目前学界对于手机社交媒体概念的研究尚少,本研究根据前人对社交媒体及移动社交媒体概念的相关研究认为,手机社交媒体是指由用户生成内容并引发交流讨论,进而形成虚拟社区的一组手机应用程序。
本研究所说手机社交媒体类型主要包括三种:①即时通讯类:如QQ、微信、陌陌、飞信、YY语音、米聊、阿里旺旺等;②微博类:如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饭否网等;③社交网站类:如QQ空间、人人网、朋友网、豆瓣、天涯社区、世纪佳缘等。
2.1.2手机社交媒体依赖
2.1.2.1滥用、依赖与成瘾
滥用、依赖与成癒常常被混合使用,学界对其定义也缺乏一致认定,三者尽管存在诸多相似部分,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对其进行区别是合理编制问卷的前提之一。
心理学上,滥用主要是指物质滥用。物质滥用强调了该物质的使用不符合社会规范,使用该物质的动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比其他动机强。如某人过度饮酒并开车回家,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DSM-IV认为:物质滥用是一种导致临床显着的障碍或困扰的不良使用方式。
物质依赖主要是指药物依赖,它强调的是个人为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对药物的使用,戒除药物会产生戒断反应,可能引起躯体功能紊乱,如呕吐,腹浑,出汗等,此外,还涉及到心理功能障碍,如注意力不集中,焦虑,抑郁等。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DSM-IV认为:物质依赖是适应不良地应用某种物质以致临床上明显的痛等烦恼或功能缺损。
成瘾是一个主要的、慢性的、神经生物疾病,强调尽管认识到后果严重,但仍然继续使用。遗传,心理和环境因素影响着它的发展和表现。美国成瘾医学认为,药物成瘾不同于药物依赖,并不是所有的药物依赖都会发展为成瘾。
可以看出,滥用、依赖和成癒都涉及到频繁的使用导致对人正常生活的影响,但各侧重点不同。我们选择使用“依赖”这一概念编制问卷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从研究目的来看:问表主要用于行为描述而非精神诊断,且依据前期调查发现戒断性、耐受性、突显性、冲突性等较为突出,因此釆用“依赖”较为合适;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社交应用三者的迅猛发展和不断融合,尽管使得人们对手机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依赖比以往更为显着,而对手机社交媒体滥用和成瘾的则非常少,因此编制依赖问卷更具广泛适用性和价值性。当然,目前学界对于成瘾的研究成果非常多,特别是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关系密切的网络成瘾、电子游戏成瘾等,鉴于依赖与成瘾的诸多相似性,我们也会借鉴一些关于成瘤的研究。
2.1.2.2手机依赖
目前研究者对手机依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手机通话和短信息的依赖,手机依赖的概念也尚未形成统一界定,国外的研究报告主要侧重于强调手机依赖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方面,如Adriana Bianchi和James G. Phillips (2005)认为手机依赖的人难以控制使用手机的时间,在完成其他任务时会因使用手机行为而分心,并且产生更多的人际冲突。国内研究中,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郑毅主任认为手机使用多不一定就是手机依赖,关键要看是不是在健康地使用手机;韩登亮、齐志斐等人(2005)认为手机成癒是由于某种原因过度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者出现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应的一种病症。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手机的滥用;二是手机过多使用影响生活、工作和学习;三是停机或手机不在身边时,身心会出现一系列不适反应;师建国(2009)将手机依赖界定为个体因为使用手机行为失控,导致其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李止庸(2011)认为手机依赖是对手机的过度依赖使用,对身心健康及学习、工作、生活产生负面作用的行为。
2.1.2.3社交媒体依赖
目前,国内外学界直接就社交媒体依赖进行研究的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所包含的子项目中,如社交网络依赖、网络关系依赖、Facebook依赖、微博依赖等,且是基于PC(personal computer)端基础上。Dimple R. Thadani等(2011)认为社交网络依赖是指个体在未进行社交网络行为时的紧张唤醒和加剧状态以及进行过社交网络行为之后的紧张释放和愉悦状态的一种对社交网络使用冲动的控制障碍。网络关系依赖即社交网络依赖,是Young (1996)所划分的网络依赖五种分型之一。钱铭怡等(2006)认为网络关系依赖(InternetRelationship Dependence, IRD)是指过度使用聊天室、网络论坛等网络的交际功能,沉迷于在网上建立、发展和维持亲密关系,而忽略了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的发展和维持,导致个体心理、社会功能的损害。网络关系依赖的操作性定义是:1)满足网络依赖的诊断标准;2)上网活动以与他人聊天为主,即主要使用聊天室、BBS以及MSN等网络的交际功能。
2.1.2.4手机社交媒体依赖
手机社交媒体实现了人与时空的无缝连接,使得人对媒介具有高度的掌控能力,随着这种媒介的发展,人与媒介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相互关系,人需要借助媒介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媒介也需要人的使用来扩充自己。一旦媒介壮大之后,双方势力会发生偏转,个人面对强大媒体会变得较为弱势,而媒介会变得更为强势,此时,个体就会对媒介形成依赖,媒介开始塑造人。
结合以上分析,在现有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手机社交媒体依赖是指个体对手机上的社交媒体过度使用难以控制,导致对身体、学习、工作、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的痴迷状态。
2.1.2.5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与其它行为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上,依赖主要是指物质依赖,而现在研究者越来越强调依赖应该扩展到行为层面,即行为依赖。技术依赖就是一种典型的行为依赖,它强调人机交互性和非化学性,如同网络依赖、电子游戏依赖一样,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也属技术依赖,当然也是行为依赖的一种。
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与其它行为依赖主要存在物质载体和依赖对象的区别。
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与社交媒体依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物质载体上,前者研究是基于手机端,后者研究目前主要是基于个人电脑PC (personal computer)端。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与手机依赖、手机游戏依赖都是基于手机端,其区别主要体现在依赖对象上。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研究的对象是社交媒体,手机依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手机的通话功能和短信功能,手机游戏依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手机的游戏功能。
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与网络成癒、电子游戏依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物质载体和依赖对象两个方面。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主要是基于手机端的过度社交媒体使用,网络成癒的主要是基于个人电脑端的过度网络使用,而电子游戏依赖主要是基于个人电脑、游戏机、手机端的过度沉迷电子游戏。研究这些行为依赖都有其独特性、必要性和价值性,对这些概念进行区别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手机社交媒体,并且在问卷编制时突出重点、强调特性。
2.2 媒介依赖理论
媒介依赖理论(MSDT, Media-system dependency theory)由 DeFleur 和 Ball-Rokeach (1976)提出,该理论是根植于古典社会学文献并主张在更大的社会制度的背景下研究媒体和观众。MSDT将相互关系的广泛的社会系统,大众媒体以及个人联系在一起,并对媒体效应做一个全面的解释。其核心依赖假说认为,一个人越是依赖媒体以满足需求,媒体对一个人的生活会更重要,因此,媒体对个人的影响也更大。
DeFleur和Ball-Rokeach (1979)认为人们对媒介的依赖是基于人的三种基本需要,即了解一个人社交世界的需要(监视)、在这个社交世界中采取更有意义和高效行动的需要(社会效用)以及高度紧张逃离这个世界的需要(幻想逃避)。当人们的这些需要变强烈时,更多的人会依赖媒体满足这些需要,因此,媒体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影响他们。
在MSDT看来,一种新的媒介在社会立足之后,人与媒介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依赖关系。媒体系统与个人(微观层面),团体和组织(中观层面),和其他社会系统(宏观层面)存在双向资源依赖关系(1985)。本文所关注的是其微观层面——个人和媒体之间的双向关系,但一般情况下,相对于受众资源而言,媒介资源更为稀有和独特,因而,在这一双向依赖关系中,媒介较为强势,受众对媒介的依赖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强烈。
2.3 手机依赖、社交媒体依赖的影响因素
2.3.1手机依赖影响因素
国内外对手机依赖的研究较广泛和深入,Wei等(2006)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在手机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他们拨打和接听更多家庭导向和社会导向的电话,并且女性对手机能够长期持续的保持高水平依恋(2006);而MikiyasuHakoama和Shotaro Hakoyama (2011 )研究发现,在家庭导向的手机联系中,女性更为频繁,但在社会导向的手机联系中并未发现明显性别差异;Ezoe及其同事(2009)通过研究日本女性护理专业学生发现,外向性、神经质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手机依赖显着相关;BiancW和Phillips (2005)也发现高外向性与问题手机使用相关,但并未发现神经质与其相关。同时他们还发现,年轻和低自尊与问题手机使用相关;此外,其它因素诸如一些社会需求、手机的功能特性、手机续航能力(2009),以及拥有庞大手机互动对象、支付高额话费、手机情感依恋(2006)等也对手机依赖有一定影响。
国内关于手机依赖主要集中在手机依赖与人格特质、孤独感、社会支持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刘红,王洪礼(2011)以贵州大学生为对象,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孤独感与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及其各子均相关,认为孤独感越强越容易产生手机依赖;杜立操、梁杰华(2012)以广西高校大学生为对象,研究人格特征与手机依赖相关性,结果发现外倾者在突显性及强迫性上要高于内倾者,高神经质的个体在戒断性、强迫性以及神经性得分上高于低神经质的个体,神经质、内外倾对手机依赖有良好的正向预测作用;王相英(2012)以山东某大学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孤独水平与戒断性、突显性、社交抚慰、心境改变及手机成瘤总分存在显着的正相关,且孤独感在手机成癯与人格特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韦耀阳(2012)以湖北某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手机依赖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社会支持对手机依赖具有预测作用。张燕贞等(2013)以医科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冲动性与手机网络成瘤的相关性,发现冲动性包括注意力冲动性,运动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3个维度与手机网络成癒程度均存在显着性。
2.3.2社交媒体依赖影响因素
目前,国内外研究人员对社交媒体依赖研究相对较少,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Facebook、Twitter> Myspace等大型社交网站,以这些网站为例来研究影响社交媒体使用的因素。如NikolinaLjepava等(2013)以安大略省西南部某大学本科生为对象研究Facebook使用与人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Facebook用户和频繁用户之间存在显着个性差异。非Facebook用户有更低的自我暴露倾向和较隐蔽的自恋特征,而Facebook的频繁用户在公幵的自恋以及更亲密的的友谊上得分较高,Nikolina Ljepava等认为密切的的友谊实际上可能会延伸到社会网络,使得线上线下都能体验到朋友间的亲密感。Julian A.01dmeadow等(2013)通过研究依恋方式及社会技能与Facebook使用的相关性,发现依恋焦虑高的个体更频繁地使用Facebook,当感觉到负面情绪以及关心别人是怎么看待他们在Facebook上时更有可能使用它,而高依恋回避者则很少使用Facebook,此外,社会技能(社会敏感性,社会表现力和社会控制)得分高的参与者较向于更多更深入的使用Facebook。Jason L. Skues等(2012)以墨尔本城市大学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表明在开放性特征和孤独感上得分高的参与者在Facebook上有更多的朋友。
但并未发现神经质,外向性,自尊和自恋与Facebook使用有显着相关。国内对社交媒体依赖的研究也主要是基于微博、人人网等进行。如阴良(2010)以人人网为例,发现社会孤独感越强越倾向于渴望通过使用人人网认识更多的朋友。巩雪(2012)同样以人人网为例,以成都地区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需求满足程度与其对人人网的依赖程度呈正相关;刘振声(2013)则以微博为例,发现使用一年以上的老用户更容易产生微博依赖,依赖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加深,智能手机等便利化的媒介设备进一步促进了大学生微博依赖的形成,大学生通过微博来获取信息,娱乐消遣,维护和拓展人际关系。
2.4 相关量表及其结构
2.4.1手机依赖量表
Bianchi等(2005)所编制的手机问题使用量表(Mobile Phone Problem Usagescale, MPPUS),包含27个项目,涉及耐受性、逃避问题、戒断性、渴求性以及消极生活事件五个方面;WoongKipark (2005)借鉴Horvath的电视成癒量表(Television Addiction Scale)编制手机依赖量表,该量表包含20个项目,米用5级计分,涉及耐受性、戒断性、无节制使用、减少使用、时间花费、替代其它活动以及持续使用7个依赖标准;Koo等(2009)以韩国成人为对象,从戒断性、功能障碍和耐受性三个因子出发编制了手机依赖量表,该量表共20个项目;LouisLeung (2011 )等参考Young的网络成瘾量表编制了 17个项目的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4个因子。
国内徐华等(2008)根据DSM-IV和相关资料中对物质依赖和行为成瘤等的描述,通过个案访谈和前测编制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该量表包含耐受性、戒断性、社会功能和生理反应四个维度,共13个题项,采用五点计分法。邵蕾蕾(2010)编制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包含戒断性、强迫性、神经性、突显性、联接性五个维度,共42个题项;熊婕等(2012)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癒倾向量表(MPA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则包含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心境改变四个维度,共16个题项。
2.4.2社交网络依赖量表
Cecilie Andraessen (2012)以 Facebook 为例,编制了卑尔根 Facebook 成瘾量表(BFAS,Bergen Facebook Addiction Scale ),该量表包括突显行为、情绪改变、耐受性、戒断性、冲突性、复发性6个因子,并根据每个因子编制一个项目,共计6个项目。Dimple R. Thadani等(2011)编制的在线社交网络依赖量表(Online Social Network Dependency),该量表以情绪改变、社交获益、负面后果、强迫性、超时性、戒断性和交互控制为核心因子,共包含29个项目。
钱铭怡等(2006)以社交网络为例,编制了大学生网络关系依赖倾向量表(IRDI, Internet Relationship Dependency Inventory)。改量表包括依赖性、关系卷入、交流获益、健康网络使用四个因素,共有65个项目,每个项目均以五点形式计分。
2.5现有研究评述
2.5.1现有研究的特点
2.5.1.1研究集中于手机依赖、社交网络依赖等
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手机依赖、社交网络依赖上。手机依赖如Bianchi等(2005)所编制的手机问题使用量表(Mobile Phone Problem Usage scale,MPPUS); Louis Leung (2011 )等编制的手机成癒指数量表;国内徐华等(2008)编制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熊婕等(2012)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社交网络依赖如 CecilieAndraessen (2012)编制的卑尔根 Facebook 成瘾量表(BFAS,Bergen FacebookAddiction Scale ); Dimple R. Thadani等(2011)编制的在线社交网络依赖量表(Online Social Network Dependency);国内钱铭怡等(2006)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关系依赖倾向量表(IRDI,Internet Relationship Dependency Inventory)。
2.5.1.2研究集中相关分析
如Nikolina Ljepava等(2013)以安大略省西南部某大学本科生为对象研究Facebook使用与人格之间的关系;Julian A. Oldmeadow等(2013)研究了依恋方式及社会技能与Facebook使用的相关性;阴良(2010)以人人网为例,研究了社会孤独感越强烈与人人网的使用频率之间的关系。
2.5.1.3被试集中于大学生群体
现有研究的被试以学生群体居多,尤其是大学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较之于其他群体,在校学生取样更为方便;另一方面,可能相对于高中阶段繁重的学业压力,大学相对轻松自由,并且大学生群体较之于其他群体对新事物、新技术更为敏感,也更容易接纳。此外,大学生群体是手机社交媒体的广发使用者,影响较大,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5.2现有研究旳不足
2.5.2.1基本概念、维度界定研究缺乏
目前,国内外就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直接研究尚少,相关研究也多集中在手机依赖、社交网络依赖上,对于什么是手机社交媒体、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概念及维度缺乏深入的探讨。
2.5.2.2没有测量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问卷
通过对Web of Science、CNKI学术期刊等搜索尚未发现对手机社交媒体依赖问卷的编制研究,无法对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情况做出科学的评估。
2.5.2.3缺乏与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相关的进一步研究
由于缺乏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概念、维度的界定以及问卷的编制等基础性探索,其它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更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