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讨论与分析
4.1 内观认知干预后手机成瘾倾向降低
在本研究中，经配对样本 t 检验，由表 2 可知，经过三周的内观认知疗法干预后，实验组的 MPATS 总分及突显行为和社交抚慰分量表的得分较干预前均明显降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观察前后 MPATS 总分和各分量表得分均无明显差异，可以认为经干预后，被试的手机成瘾倾向，特别是在突显行为和社交抚慰这两个维度上得到了改善。又表 3 可见，经两组独立样本资料的 t 检验，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后 MPATS 的总分差值以及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心境改变这三个因子分差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可以认为这种改善是由内观认知疗法干预引起的。由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可知，手机成瘾倾向与抑郁成正相关；与情绪性、领悟社会支持成负相关。
本研究表明，内观认知疗法的“打碎我执，恢复纯朴，改变自我中心的认知模式”的理论具有一定的临床实践意义，可以改善被试的手机成瘾倾向。在改善突显行为和社交抚慰这两个维度上更为显着。笔者认为，内观认知疗法对手机成瘾倾向的良好干预效果与其相关的心理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具体是怎样产生作用的将在下文逐一讨论。
4.2 内观认知干预后焦虑和抑郁情绪降低
焦虑和抑郁是常见的消极情绪状态，我国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调查显示 16%的青少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刘贤臣，1997），14％的大学生出现过抑郁症状（胡捷，2006）。在本研究中，以 SAS 标准分 50 分、SDS 标准分 53 分为分界值，在干预之前，21%的被试有轻度的焦虑症状，21%的被试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可见在高校群体中，焦虑和抑郁也十分常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本研究结果提示手机成瘾倾向与抑郁均呈正相关。在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中，抑郁因子进入了手机成瘾倾向的回归方程，说明抑郁是手机成瘾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多项研究发现有抑郁症状的人群更易受到手机使用的影响并发展为手机成瘾。
抑郁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比如人格障碍，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等。（1）抑郁常常出现在高神经质的人格表现中。高神经质的个体具有情绪不稳定、逃避现实等特点，他们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可能更愿意通过短信、电话等间接的方式与他人交流以避免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同时由于易情绪化，在出现无法使用手机的情况时，高神经质的个体相对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影响扩大，这种负面的体验可能会造成个体更加离不开手机。（2）抑郁可能与大学生受各种生活事件的影响、以及对这些事件的应对方式有密切的关系（Michael，1999）。对于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大学生来说，生活和学习等各方面的不良生活事件不但产生了焦虑、抑郁等情绪，也导致了种种不得不面对的压力，他们需要一个出口去释放这些累积的负面情绪和压力，手机的便捷性及其所提供的游戏、拍照及上网等娱乐功能恰好可以为其提供一个虚拟的环境来调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亦增加了手机成瘾倾向的可能性。
在本研究中，内观者按照内观认知疗法的三个主题，对自己亲近的人进行回忆，对自己进行系统性的回顾反省，重温人生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亲情、友情、爱情，体验到了应有的被爱感，与亲人朋友之间的连带感（毛富强，2011），这种积极的感受使个体愿意去和他人进行直接的沟通与交流，减少了手机使用；内观认知疗法让内观者对自己存在的负性自动式思维进行察觉和感悟，使其对自我中心主义的非理性认知模式进行修正，学会做到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更多的去关注他人和外界环境，减少对自身的关注，并且能够更加理性客观的看待处理自己所面对的各种压力与困境，思维方式和内容更加适合环境，间接减少了手机成瘾倾向。
4.3 内观认知干预后人际素质水平提高
人际健康素质是心理素质的一个主要成分或亚成分，指个体借助人际交往或沟通、与人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所需要的个性心理品质或人格特质（白学军,2013）。以往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善交际、人际关系不融洽的人群往往对手机的依赖性更强。他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将大量时间花在手机游戏、聊天、发送短信，过多地通过手机来建立和维持自己的人际圈，使得参加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变少，影响了人际交往的正常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手机的网络功能，各种社交软件的成熟，可以使其进入虚拟世界的人际交往中去，也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会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不适应、不善于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交往，与他人的距离也越来越大，对手机的依赖性也就越来越大，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逐渐发展成为手机成瘾。在本研究中，虽然手机成瘾倾向与人际素质成负相关，但结果并不显着，原因可能是本量表着重测查的是与人际交往有关的人格特质，而与手机成瘾相关的可能更多是体现在人际交往的行为及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上。
有调查显示，不会从他人的角度去理解和看待问题也即共情性低，是人际交往的最大障碍之一。在内观认知疗法中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让内观者改变以往在日常生活中从自我立场出发去看待和讨论问题的态度，改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去解决沟通中出现的障碍。在交往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出现沟通障碍，若要解决这些障碍，就要求沟通的一方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观察沟通中的每一个问题，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自己所要表达的观念与态度（李红等，2011），当个体的共情性素质得到提升时，与对方的思想交流更加深入，社会卷入程度加深，不再仅满足通过手机与他人交往，更倾向与面对面的交流，这可以有效的改善对手机的依赖。此外，在内观认知干预中，内观者对自己的内心去进行具体的，有目的的反思，从而更清晰地了解自己心理变化的特征和状态，特别是回顾和观察自己在人际交往上存在的问题，比较自己给他人添的麻烦和他人对自己的付出，思考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以纠正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不良态度，提高人际健康素质（郭丽华等，1996）。
经内观认知疗法干预后，研究对象的人际素质水平有所提高。在本研究中，内观认知疗法对亲仁性和利他性无明显效果，原因可能是这两个维度更多的是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感、道德修养以及公德心，而内观认知疗法初步涉及的更多是与亲近的人的社会交往和亲密关系，其对亲仁性和利他性维度的影响也许需要更长一段时间的调整，所以仅通过短短三周的内观认知疗法干预，效果并不能立即显现。
4.4 内观认知干预后情绪性水平提高
情绪性是指情绪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人格特质，是个体所特有的一系列情绪模式，它是人格的组成要素，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行为（洪炜等,2012）。
本研究结果提示手机成瘾倾向与情绪性水平成负相关，许多研究表明，具有积极情感特质的人更容易体验到愉快、幸福感和对生活满意这样的情绪，且更多参与和享受社交活动，而消极情感特质，如焦虑、抑郁等气质的人则更容易体验到紧张、愤怒、等负性情绪和压力（洪炜等,2012）；低情绪表达性者比高情绪表达性者体验到更多的焦虑和内疚，更少的快乐，他们相对更容易有抑郁倾向（Katz，Campbell，1994）。而这些紧张、愤怒、焦虑、抑郁、压力和抗拒社交活动都与手机成瘾倾向密切相关。
同时，具有高神经质人格障碍的个体常表现出情绪不稳定，而已有研究证明，神经质可以预测手机成瘾的相应维度（葛缨等，2013），因此，结合本研究的结果，可以认为情绪不稳定、愉悦性低的个体更依赖手机。
在本研究中，内观认知干预使被试的情绪愉悦性得到了改善。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在遇到某些外部事件时会引起焦虑、恐惧、抑郁、愤怒等负性情绪，在外部事件与个体对事件的不良情绪反应之间存在着一些个体化的观点、信念和想法，这些想法被称为“自动式思维”，而自动式思维是决定人们对外部事件是否产生不良情绪的关键因素。在内观认知干预的过程中，通过内观者自己的回忆与思考，逐步地去识别自动式思维、非理性认知，并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去进行检验，一旦这种非理性认知得到修正，内观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外部事件时产生的负性情绪就会减少，其情绪活动的愉悦性也就会提高，个体不需要借助手机去排解内心的负面情绪，手机成瘾倾向随之减轻。
4.5 内观认知干预后人际容纳的程度升高
人际容纳是人际关系中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态度、情绪情感、思想方式、方法等心理活动接受、认可的一种态度体验和表现（Fey,1955）。容纳他人与被他人容纳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决定一个人人际关系的好坏。
人格特质是影响人际容纳的要素之一，宜人性得分低的个体对他人多抱有敌意、为人多疑，这种类型的个体往往难以容纳他人，被他人容纳的主观感受也较差，因此难以建立良好稳定的社会关系，更容易感到孤独（陈小异，2002）。当前智能手机大都具有多种功能，而且操作简单，方便携带，这些特点使其成为大学生排遣孤独的首选途径（王相英，2012），同时由于手机社交的虚拟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体对他人的敌意和疑心，令其觉得相对安全，因此低宜人性的个体更愿意选择手机交往，更加依赖手机。
大学阶段是个体自我同一性形成、建立的关键时期，本文的研究结果及以往的研究都说明自我意识不成熟的人不容易容纳他人，同时在主观感受及客观事实层面也都难以被他人所容纳，而容纳他人高的人也易被他人容纳，自己也感到容易被他人所容纳，达到自我与社会和谐融合（Fey,1955）。通过内观认知疗法的干预，内观者察觉到自己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太多，却一直没有意识到，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而给别人带来太多的麻烦，自己的任性、自私、缺乏体贴是这些罪恶的根源。内观者在内观中对于自己丑陋的一面有正确客观的认识之后，才能平心静气的接纳自己及别人（张莹波等,2010）；此外内观者经过回忆内省、自我洞察、自我分析，发现了自己存在的某些非理性认知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从非理性认知出发去理解自身可能存在的某些行为问题，从而使自己更容易容纳他人。当个体变得容易接纳他人时，也变得易被他人容纳，整体的人际容纳程度得以提高，自己的孤独感得到降低，人际关系变得稳定且积极，间接地降低了手机成瘾倾向。
4.6 内观认知干预后更能领悟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社区、社会网络或从亲戚朋友那里获得的物质或精神帮助(Cullen，1994)，它反映了一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密切关系和质量。社会支持可以分为物质性支持、情绪性支持、尊重性支持、信息性支持、同伴性支持五种，这五种支持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种是客观存在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实际参与，这类社会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另外一类是主观体验到的支持，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这类社会支持与个体的主观感受有着密切关系(王雁飞，2004)。有研究认为，主观支持要比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因为个体虽然没有感受到现实存在的支持，但是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这种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变量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发展（肖征，2005）。领悟社会支持就是指其中的主观支持，是指个体领悟到来自各种社会支持源如家庭、朋友和社会各方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和援助。
本研究结果提示手机成瘾倾向与领悟社会支持呈负相关。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致。当个体无法从现实生活中领悟到相应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时，就可能借助手机去寻求其他可以获得满足的途径，扩大自己社会支持的来源；同时社会支持的缺乏，容易导致青少年学生在遇到问题或困难时转向手机这一虚拟平台，而不去主动寻求现实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当个人感受到的现实社会支持较低时，就容易出现手机依赖倾向。
经内观认知疗法干预后，内观者对自己的社会支持的领悟能力有显着的提高。在内观认知的过程中，内观者通过回忆父母和朋友对自己的关爱和帮助，重新体验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增加了与他人间的连带感、信任感，使他们更能领悟到来自家庭、朋友的帮助与付出，切实体会到社会支持体系的存在。个体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得到了满足，因此不再执着与借助手机去寻求安全感与满足感，手机成瘾倾向得到降低。同时，亲密人际关系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如调节个人的不良情绪、为其提供建议和咨询等多种形式，来帮助个体缓解压力，减轻焦虑情绪，焦虑的降低，也会弱化手机依赖行为（卓玉郎，2012）。
4.7 内观认知干预后自我概念水平提高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身的知觉与评价，在心理健康素质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客观的自我评价、自我悦纳和积极的自我形象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李韧,刘先华，2005），国内外众多研究亦表明自我概念在预测个体具体成就、调节心理健康方面有重要作用（樊富珉,付吉元，2001）。
本研究中，手机成瘾倾向与自我概念虽然成负相关，但并未达到显着水平，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测量的是一般自我概念，它包括积极性、清晰性、悦纳性、调节性四个维度，其中涉及到关于自我各方面的内容。研究认为，缺乏自信，不能正确评价自己的群体中更易出现手机成瘾倾向（韩登亮等，2005），相反，自我认同高的人其手机使用频率反而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倾向与用外在符号来展示自己以获得自我认同，如用手机款式来展示自己的经济能力，手机游戏的高分数来表现自己的能力，微博、微信的好友与评论来证明是否受欢迎等（陈彦君，2013）。在相关分析中，由于这些维度与手机成瘾倾向的相关方向相反，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所以量表总分与手机成瘾倾向的相关出现不显着的结果。
在本研究中，实验组被试的自我概念水平特别是积极性维度有显着性提高。自我概念的积极性，是自我概念的内容层面，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在具体的行为领域对客体自我的个体属性、社会属性等内容评估的积极性，指个体对自身现状有积极正向的评价（方晓义,2012）。分析内观认知疗法对自我概念的积极性产生作用的原因，可能是首先在内观认知干预的过程中，内观者以亲近的人为对象进行了内省，通过这种内省，发现过去被自己忽略的对方的付出，体会到被爱感，进而对自己与对方的亲密关系、社会交往等社会属性有更加正面积极的评价。其次，通过认知疗法，修正了被试可能存在的“个人化”这一非理性认知，在遇到问题时不再在缺乏相应联系的情况下把外部事件的发生全都归因于自己的过失与无能，能对自己的能力等个体属性有正确积极的认知。
4.8 内观认知干预后自尊水平得到提高
自尊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对自我价值和能力的一种情感性体验，具有一定的评价意义，是自我系统中的情感成分（Wang Y, 等，2001）。自我概念是对自我各个侧面或总体的一种认识，属于自我系统中的认知成分（田录梅等，2005）。自尊以自我概念为基础，通过自我评价而形成的，它是自我意识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积极的自我评价和情感体验可预测较高自尊，而消极的自我评价和情感体验亦可预测较低自尊。自尊的发展状况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及整个人格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低自尊能降低自我价值感，导致孤独、抑郁、社交焦虑以及疏离。同样有研究认为低自尊能够预测手机成瘾，但这种关系在本研究中并未得到体现，本研究中自尊虽然与手机成瘾倾向成负相关，但没有达到显着水平，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显示，内观认知干预之后被试的自尊水平有所提高，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内观认知疗法的过程中，内观者以内观三主题为线索，对自己经历的生活事件反复回忆，重新感受亲情、友情、爱情，使自己体会到更深刻的被爱感，体验到自己之前没有发觉的社会支持，使其自我价值感增强，变得更加自信，从而使自尊水平得以提高；其次，通过内观认知疗法的干预，内观者逐渐打破自我中心意识，学会换位思考，重新调整了看待自己与外界事物的角度，能够更加客观的认识社会环境，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自己和他人；此外，干预减少了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也可以间接地提高自尊水平。
通过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实验组干预前后自尊水平的差值与对照组相比并没有显着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其自我相对来说并不成熟，自尊心并不稳定，在内观过程中内观者通过回忆“给别人添的麻烦”发现自己任性、自私等丑陋的一面，产生明显的愧疚感、羞耻感、谢罪感，自尊可能会相应的下降。本研究的后测是在内观结束后立即施测的，被试不稳定的有所下降的自尊未得到充分的调整。这也可能是自尊水平与手机成瘾倾向相关关系不显着的可能原因之一。
从上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虽然在内观认知疗法的干预过程中并未过多提及与手机成瘾有关的内容，但与其相关的各项心理因素贯穿整个干预过程，且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内观认知疗法通过帮助内观者更好的领悟社会支持，增加其人际容纳，提高其人际素质，减轻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调整情绪性，进而间接地达到有效降低手机成瘾倾向的目的。
4.9 结论
（1）内观认知疗法具有一定的临床实践意义，可以改善被试的手机成瘾倾向。内观认知干预后，实验组的 MPATS 得分及与对照组的差值比较均有显着差异，这说明本干预研究在改善手机成瘾倾向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手机成瘾倾向与焦虑和抑郁成正相关；与人际素质、情绪性、容纳他人、被他人容纳、领悟社会支持成负相关。抑郁和领悟社会支持是手机成瘾倾向的主要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