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婚礼相关研究综述
2.2.1 婚礼。
婚姻的成立离不开婚礼，虽然婚礼只是一种形式，但它起到了对外公开、从独立的个人变成一个具有自己家庭关系的过渡作用。对于婚礼的起源至今仍然含糊不清，在神话故事、母系氏族、巫术仪式和国家建构等都有所体现。因此次无法下一个定论，但是新人要走进婚姻，经历婚礼仪式是必然的一个过程。通常意义上的婚礼指的是结婚，但是离婚、复婚以及再婚的形态其实也属于婚礼的表现形式。在《仪礼·士昏礼》中有对“六礼”的记载，它构成了婚礼的基本框架，虽然在少数民族中的适用性不强，但是在汉族中一直保持着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传统社会完全遵守“六礼”，现代社会有由繁变简的变化。贯穿于“六礼”的“三书”，即聘书、礼书和亲迎书时婚礼的书面见证。聘书属于定亲环节的一项内容，它确立了男女的恋爱关系转向婚姻关系。而礼书是纳征彩礼的清单，意味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属于婚礼中的关键因素。迎亲书在喜迎新娘的时候出现。
在古代官府，为了规范婚礼的程序，便出现了“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一些文人及官府人员也在婚礼的变迁中不断的修正和完善“三礼”的内容，使得婚礼的程序更加与人们的生活更加和谐。这也逐渐形成了大家墨守成规的婚俗。婚礼仪式并非都是公开的，比如问吉、纳吉、传递爱情信物等都是双方或双方家庭共同协商进行的，公众并不参与。这说明婚姻并不是简单存在的，需要婚礼对男女双方的感情、社会地位以及经济问题进行较好的协调。从而避免因沟通失败导致的双方家庭家族形象或者身份地位等受到不良的影响。只有当这些秘密仪式进展顺利，才有后续的公开仪式——订婚仪式、请期、亲迎等仪式行为。
这些公开仪式具有一种公开宣告和约束双方夫妻及家庭关系的功能，从而使得男女双方能够关系明确，互相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另一方面，婚姻的成立并不取决于婚礼形式。因此，婚礼形式可繁可简，人们在不违背习俗的情况下可以确定婚礼时间的长度短以及环节的多少。但无论婚礼程序如何变化，都离不开六礼作为基础。（张舒，2012）。婚姻关系的确定与婚礼的结束之间的界限为孩子的出生，这一过渡期有利于夫妻关系以及家庭关系的稳定。
古往今来，婚礼的流程比较复杂。在婚礼筹备阶段，决定婚礼日期、地点、仪式及婚宴方式、确定婚礼预算、草拟客人名单、召集好朋友讨论婚礼计划、确定伴郎、伴娘、确定主婚人、证婚人、成立婚礼筹备组、制定婚礼项目计划书等婚礼前的准备主要包括与婚礼的所有项目干系人沟通，结婚物品的购买，新郎新娘形象准备，拍婚纱照，布置新房，婚宴预约，选择化妆地点，婚庆车辆预约，婚庆摄影预约等。结婚前一天的准备包括，与婚礼的所有项目干系人沟通，确定婚礼当天要发言人的准备情况，最后确定婚礼当天所有物品准备情况，新郎新娘特点准备等。在结婚当天，主要的流程有化妆，婚车，抢新娘，迎新娘，酒店准备，酒店迎宾，婚礼仪式，晚餐。
2.2.2 婚礼仪式变迁。
婚礼仪式古来有之，随代代演变而沿袭至今，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未婚的男女双方在婚姻登记机关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便成为合法夫妻。然而，几乎所有进行结婚登记后的合法夫妻，都要举办一场为世俗认可的婚礼仪式（陈寅恪，1980）。也就是说，婚礼具有一定的仪式象征和社会意义——将法律已认可婚姻关系公之于众，从而使这种意义由个人层面上升至社会层面。作为一种重要的生命仪式和文化现象，婚礼仪式在婚姻系统乃至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整个文化系统中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从国内社会科学对婚礼仪式的研究角度看，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对婚礼仪式内容的研究、对婚礼仪式功能的研究、对婚礼仪式文化和象征意义的研究以及对婚礼仪式变迁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婚礼仪式变迁过程，故主要梳理了仪式变迁方面的相关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民俗学的学者开始将社会文化转型与婚礼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即考察婚礼仪式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背后反映的社会变迁。李银河（2002）对一对林姓夫妇的家族的一百余人进行了跟踪调查以及深度访谈，发现面子对工人阶级家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即使家庭在某一时期并不富裕，他们也会举债将婚礼办得像模像样。但是知识阶层不管在哪个阶段，婚礼的压力都相对较小。工人阶级与知识阶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婚礼规模上。因此她认为婚礼仪式的变迁虽然有时代的变化以及时尚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但是社会阶层对其影响更深入。黄利霞（2006）主要研究了建国初期至今巴彦浩特镇蒙古族婚礼仪式的变化过程。
影响蒙古族传统婚礼仪式的变化主要的因素有国家政策、媒体的影响以及民众道德自我意识，在这些变化的背后，其婚礼仪式经历了延续、断裂和复兴的过程、因此，这种变化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对新环境的调整与适应。魏爱云（2004）在《和谐与冲突——乡村传统婚礼仪式的考察与省思》一文中，为了揭示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婚礼仪式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婚礼中充满了冲突与矛盾，但是人们又不断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去解决这些冲突与矛盾，也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仪式的发展，进而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婚礼具有一种冲击力与颠覆力。
还有一部分研究者从新时代下的新思想、价值观念的角度入手，着重分析了炫富心理、人情面子观念对婚礼仪式变迁的影响。婚礼仪式上展示和消费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更多的具有了一定的符号性，成为人们借机炫耀财富、身份地位等信息的方式之一（张涛，2009）。
2.2.3 婚礼消费仪式。
国外专家及学者对婚礼仪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Bell（1997）将婚礼仪式定义为一种过渡仪式，标志着一个人从人生一个阶段过渡到另外一个阶段，并重新定义了社会与个人身份。Rook（1985）认为这种重要的仪式活动由文化价值观决定，新婚夫妇通过一系列规定的仪式器物、角色、剧本公开宣布他们新的身份，同时，该活动为他们融入一个新的家庭提供了机会。K. Bulcroft，R. Bulcroft，Smeins & Cranage （1997）认为婚礼仪式元素又当地社区的历史文化决定。
国内对婚礼仪式的研究成果颇丰。对于婚礼仪式内容的，曲彦斌（2000）在《中国婚礼仪式史略》一文中，介绍了中国婚礼的历史概貌，以及古代的婚礼程序。婚礼仪式的过程包括：铺房、迎娶、下较利市、拜堂、喜宴、坐帐、撒帐、合髻、合晋又闹房、拜舅姑、回门等。费孝通（1997）在《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主要对“抛新娘”这一子仪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少数民族的婚礼仪式程序的研究颇丰，其中高永久研究了撒拉族婚礼仪式的流程。撒拉族的婚礼包括以下程序：迎亲、证婚、送亲、表演节目等。华锐·东智总结藏族的婚礼仪式包括答谢亲朋、上发盛装、启程仪礼、迎亲抢帽、迎接新娘、谢媒、摆针线、结婚典礼和宴待喜客等活动。刘昌安、温勤（1994）能研究了古代婚姻“六礼”的具体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并对婚姻“六礼”的文化内涵作了阐释。
有很多学者对婚礼消费仪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些学者针对婚礼消费仪式的具体消费品进行了研究。比如对婚礼蛋糕 Charsley（1987）、婚纱 Freise（1996），各种仪式器物 Otnes & Lowrey（1993）、结婚礼物 McGrath & Otnes（1993）；McGrath & Englis （1996）、新娘杂志 Currie（1993），以及新娘沙龙 Otnes（1998）的研究阐释了婚礼的社会和经济意义。Nguyen & Belk（2013）对亚洲婚礼消费仪式进行了研究，认为亚洲婚礼是一个构建和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获得了关系意义。Otnes et al.（1997）认为在相同文化或者跨文化婚礼中存在风俗习惯的差异和价值观的差异。Nelson & Deshpande（2003）研究了跨文化婚礼消费仪式，提出了应对跨文化矛盾的应对策略。
2.3 物质主义。
什么是物质主义（materialism）？在牛津字典中物质主义被解释为：只追求和满足物质的需求和欲望，不在乎精神领域的充实，将生活方式、行为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一些学者认为，在人们的生活价值观众，物质主义及其重要的一种（Kasser& Ryan,1993）。Fournier & Richins（1991）认为，持有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们将购物视为人生的重心，以此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Rassuli andHollander（1986）认为物质主义只是一种简单的想法，主要体现在热衷于消费及获得。Belk（1984）将物质主义定义为一个人对世俗消费品的关注程度。Ward andWackman（1971）则将物质主义界定为“一种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幸福快乐和社会阶层的个人价值观。”Burroughs & Rindfleisch （2002）则认为，喜欢获取并占有消费品的消费者所持有的一种价值观。因此，对物质主义而言，财物及其获得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目标；物质主义者将物质的价值定义为他们的人生价值，认为财物高于其他一切与生活有关的事物（张威龙，1999）。
Ger and Belk（1996）对过去学者关于物质主义消费倾向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出了物质主义者身上体现出的五个明显的特征：物质主义者希望获得比他人更多的物质财富；有物质主义倾向的人们认为财富和物质是他们获得快乐的唯一源泉；相对于精神产品来说，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们赋予物质更高的评价；物质主义更渴望获得物品和留给他们记忆的照片、纪念物等物质；物质主义者即使获得非常充足的物质财富，仍有不安全感。
心理学研究者对其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以 Belk（1985）等人为代表，将之视为一些人格特质的集合，认为占有性（possessiveness）、妒忌（envy）和吝啬（non-generosity）是物质主义的三大核心特质；另一是以 Richins 和 Dawson（1992）、Kashdan 和 Breen （2007）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将物质主义视为一种价值观，即个体根据自身拥有的物质财产的数量和质量来界定自我概念及成功与否的一种价值观念，并通过对物质财富的看重程度、追求程度体现出来，其内涵可区分为三个维度：以物质追求作为生活的核心、以物质财富来界定成功、以物质追求来实现幸福感。总之，物质主义倾向者特别关注物质上的舒适、财物的占有、生理满足等低层次需要，而不关注自我成长、人际归属、为社会贡献等高层次需要。
2.4 文化混搭。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动态的概念，既涉及诸多体系和社会关系的关联，也包括个人所接触到的来自全球的商品、服务、技术、想法、文化之间的互动（Kellner，2002）。作为当今时代的核心特征之一，全球化正塑造着世界的发展面貌和未来走向。在过去，为了寻求“生活在别处”的异文化体验，人们往往需要跋山涉水、远渡重洋。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跨国经贸的不断深化、各类国际会展和赛事的频繁举办，人们足不出户就能遨游穿梭于各种文化之间。不同文化在同一时空中并呈与交织的场景已随处可见。这些不同文化元素在同一时空中并存的有趣现象，统称为“文化混搭”（culturemixing；Chiu，Gries，Torelli，& Cheng，2011；Li，Kreuzbauer，& Chiu，2013）。
赵志裕等（Chiu，Gries，Torelli，& Cheng，2011）将文化混搭定义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元素在同一时空出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文化混搭正式全球化环境的一个缩影。而全球化又与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 西 方 化（Westernization）强关联，在中国又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交织在一起（Yang，Chen，Cheng，Kwan，Tam，& Yeh，2011），使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同一时空并存和互动。因此，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文化的传播和文化间的频繁接触，文化混搭（culture mixing）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当人们同时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符号时，他们会关注两种文化的差异性特征，即“双文化展露效应”（Bicultural exposure effect），（Chiu，Mallorie，Keh，& Law，2009；Torelli，Chiu，Tam，Au，& Keh， 2011）。面对文化混搭人们有两种反应，一种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进行跨文化学习，善于接触新事物的积极心态；另一方面，回避、排斥和攻击外来文化（Ginges，Scott，Douglas，& Khalil，2007），引起人们对文化污染的焦虑（contamination anxiety），从而产生负面情绪（Pickowicz，1991）。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选择（culture selection）必然会影响文化变迁的内容和进程。
根据文化变迁的对象、显着性和速度，可将文化变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宏观的文化变迁（macro-levelculture change），即以国家、地区或社会等社群组织为研究对象，关注由于外部文化引入、多元文化间的频繁互动而带来的大规模的、深层次的、长时段的文化变迁；另一是微观的文化变动（micro-level culturedynamics），即存在于人际及群际的文化元素的扩散，频繁、快速地改变个人的文化认知，推动着群体内部共享现实的形成，以及新文化元素的沉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