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失去税收，也就失去了国家存在的经济根基。“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②马克思的以上两个论断从根本上揭示了税收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宋朝哲学家李觏认为：“民之所宝，谷米也；国之所宝，赋税也”.③古今中外关于税收的提法不同，但表达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都说明了税收对于国家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
早在秦朝就出现了“匿田”现象，汉代也有“度田不实”的状况。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刘彻针对当时严重的赋税流失状况，专门发布了“告绪令”,采取了全国范围的清查偷漏“算缗钱”措施。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大约2500年前也曾讨论过偷逃税问题。就世界范围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多多少少受到税收流失的困扰。税收流失已然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从1981年开证以来，收入稳步上升，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增幅相当明显。200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900余亿元，2005年将近达到2100亿元，至2012年上涨至5820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4.97%,增长势头迅猛。
2013年中国税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我国通过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筹集的个人所得税收约为3577亿元，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比重高达61.46%左右，工薪阶层实际上成了最庞大的纳税主体，相反高收入者成了个税流失的源头。这种现象不仅加大了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增加高收入群体逃避个人所得税的动机，进一步引发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流失。同时催生了工薪阶层纳税人的不满情绪，相当程度上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我国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流失，将有助于解决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1.2.1国外研究进展
在国外的相关文献中，很难找到与税收流失完全对等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外学者没有研究税收流失问题。相反，国外对税收流失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偷逃税问题的研究深入而富有成果。
美国经济学家卡甘（CaganP.）于1958年发表《与货币总供给相应的通货需求》一文，标志着对偷逃税问题研究的开始。该文首次尝试运用现金比率法计算美国由于“地下经济”和纳税人向国内收入署少报应税所得进行偷逃税的规模。据研究估计，二战结束时，美国通过偷逃税少报的收入几乎相当于同时期向国内收入署申报总额的23%.
阿林厄姆（Allingham M. G.）、桑德姆（Sandmo A.）和斯里尼瓦桑（SimivasanT.N.）分别于1972年和1973年提出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即A-S模型）和预期所得最大化模型。这两大模型标志着偷逃税问题成为经济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独立范畴。阿林厄姆和桑德姆（1972）在其发表的《个人所得税偷逃税：理论分析》（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 一文构建了 分析偷逃税问题的标准框架，通过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建立模型，分析了纳税人为了达到预期效用最大化，如何在税率、被查获的概率和罚款率等参数的权衡下，做出是如实申报还是低报所得以及低报多少所得的选择。在此之后，经济学家在这一经典模型的基础之上又沿着不同思路对其进行了检验、深入与扩展。
但是，大多数学者仅仅以一般纳税人作为研究对象，只有部分学者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纳税遵从行为做了专门研究。这些研究的重点是税率（包括边际税率和相对税率）的变动对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遵从度的影响。
Graber& Saez （2000）深入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税制改革对不同类型个人申报的应税所得的影响，结果发现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纳税人应税收入弹性是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下者的两倍。Aarbu & Thoresen（1997）研究了挪威1992年税制改革对个人申报应税所得的影响，发现边际税率的大幅下降并没有使高收入个人申报的应税所得显着增加。Skmalter &Thurston （1997）的研究成果揭示，边际税率变动对独立经营医生的影响远高于受雇于人的医生。Eissa&Giertz （2006）通过研究1992-2004年美国高层管管人员个人所得税申报情况，结果发现税率变动对高收入个人纳税决策的短期影响大于长期影响。由此可见，边际税率的变动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度的影响并无定论，随着高收入者具体类别的变动会有不同的结果。
除了研究边际税率的影响外，经济学者还研究了相对税率对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度的影响。Goolsbee （2000）研究了普通所得税率相对于资本利得税率较高的情况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个人所得税遵从度，发现由于大部分股票期权收益是作为普通所得征税的，高管们为了减轻税收负担往往提前行使期权，从而认为相对税率的高低差异往往会直接影响高管各项所得的申报数额。
以上研究大都集中在税收征纳过程中，而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流失问题往往会给社会公平、经济秩序带来各种消极后果，值得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
税收流失过程中，腐败是普遍存在的。古布塔和达乌迪在2002年发表《腐败影响收入公平性和贫穷吗？》，文中具体阐述了税收腐败对收入公平性和贫穷的影响。
1.2.2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我国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流失原因的分析胡书芝（2004）指出，纳税人与政府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互惠机制，体制外交换的普遍存在，处窃力度不足带来的越轨成本较低，以及从众心理的盛行是高收入者偷逃税的社会原因。高收入群体偷逃税将会带来社会秩序混乱、加剧社会分化等社会问题，必须及时釆取有效防范措施解决高收入群体的偷逃税问题。
贾绍华（2001）、刘雅琴（2010）、孙捷（2013）等认为，我国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分类课税模式有关。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基确定的正列举法与高收入群体收入呈现出的多元化，复杂化特点不相符，将很多新兴的收入形式排除在了课税范围之外。
韩晓琴、李哲（2012）强调税务部门要加强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促进纳税遵度的提高。该文利用多元有序因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根据纳税人的应税所得额、应纳税额、年龄、职业、性别、、行业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可能会为税务部门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申报与征管、促进纳税遵从提供新思路。
孙继红、李健和毕晨飞（2006）强调造成高收入群体纳税不实的主要因素是高收入群体收入隐性化。他们详细分析了高收入者隐性收入的成因，主要包括就业形式不规范、经营活动回扣收入泛滥、“走穴”现象盛行、企业之间转账套现和收入均摊等。促使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由隐性化走向显性化，将会对解决税收流失问题提供重大帮助。
陈志健（2009）和柏思萍（2007）分别发表文章指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存在缺陷和不完善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