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园际差异背景下的学前教育机会公平性分析
上一章对杭州开发区的六所幼儿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案例分析，从学前教育服务主体和客体两个视角以及人力、物力、财力三个维度测度了不同性质幼儿园之间及相同性质幼儿园之间的园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作为研究案例的六所幼儿园间确实存在较为严重的差异现象，特别是公办园与民办园之间的差异尤为显着，三所公办园的整体办园质量均明显优于三所民办园，可以将其视为区内优质学前教育服务的代表。不过，由于客观条件的约束，目前开发区学前教育供给主体仍以民办园主，代表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办园严重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本区政府采取杭州市“属地管理”和“住户一致、就近入园”的招生政策解决“入园难”问题。
由于中国户籍制度尚未取消，解决本辖区户籍人口的教育问题成为县级政府，特别是外来人口比重较大的发达地区政府在教育领域的首要任务。特别是流动人口子女接受教育客观上占用了流入地的教育资源，加重了当地财政负担，加上目前存在着一定的“城市教育霸权”意识，流入地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往往缺乏提供此项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因此，直接以户籍为首要考虑因素的招生政策并不罕见，一些地方政府虽未明确规定按照户籍因素作为招生原则，但通常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条件层层设限，专门提出一些城市居民也很难完全达到有关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利于本地户籍居民的幼儿园招生政策与我国目前户籍制度不合理、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不充足有密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因此本文不深入探究这种招生政策的实施是否具备理论基础或真正达到了预期目的，而是准备重点分析在这种招生原则下，不同阶层、不同家庭背景的幼儿在享受优质学前教育的机会是否存在显着差异？如果存在差异，户籍制度或相应的招生政策是否是产生这种差异的决定因素？
为回答这两个问题，本章将分别对不同家庭背景子女进入优质公办园的机会差异和不同家庭背景子女进入相对优质民办园的机会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前者主要采用等级相关分析，后者则主要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二者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问题中的招生政策前提不同，前者受明确的户籍招生政策影响，而且案例中户籍因素与家庭背景显着相关，因此无法独立于户籍制度因素仅考察家庭背景对学前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后者则可以基本假定不受任何政策层面的影响，因此可以将“户籍地”与其他指标一同作为影响学前教育机会均等的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第一节 公办学前教育入园机会差异
一、指标选取与分级
社会分层的层级标准主要是按照资本占有量的多少进行区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三种主要类型。资本具备流动性和可转化性的特点，各类资本均能够在社会各阶层中流动，并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实现相互转化。因此，拥有更多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优势阶层同样也能将其现有的资本进行转换，比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机会取得更好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薪资待遇，其子女就越有可能进入更好的幼儿园接受教育1.家庭背景主要指孩子父辈在社会分层中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国外相关研究中，一般用种族、宗教、家庭收入、家长的工作性质、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拥有的某些物品来衡量2.结合开发区实际情况，本文依据幼儿家长问卷中有关家庭背景基本情况的信息，以“家庭年收入”、“父、母最高学历”、“父、母职业类型和户籍地”分别作为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标。“家庭年收入”分为“5 万元以下”、“5-10 万元”、“10-15 万元”和“15 万元以上”四个等级代表经济资本的递增；“父、母最高学历”分为“高中（中专）及以下”、“专科”和“本科及以上”三个等级代表文化资本的递增；“父、母职业类型”分为“务农或其他”、“民营企业或个体经营”、“国有、外资或股份制企业”和“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四个等级代表社会资本递增3,将“不同质量幼儿园”分为“公办园”和“民办园”代表学前教育资源质量的递增。
二、等级相关分析
（一）家庭背景与学前教育机会的相关性
首先，从不同家庭背景与不同性质幼儿园的交叉列联表 4-1 中可以看出，公办园家长在“家庭年收入”、“父母学历水平”、“父母文化水平”三个方面位居最高层级的家长比重均高于民办园幼儿家长，spearman 等级相关分析结果中，五个家庭背景因素指标均与进入不同性质幼儿园之间呈显着正相关性，表明优势阶层家庭较弱势阶层家庭而言更有机会入读优质公办园。
（二）户籍与家庭背景的相关性及其对学前教育公平性的影响
在杭州开发区的招生原则下，公办园生源以本地户籍生为主，民办园则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如图 4-1 所示），而结合开发区的实际情况，本地户籍人口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和就业情况往往比外来人员更有优势，表 2 中相关分析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在杭州开发区，作为优势阶层的本区户籍生有更多的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而代表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口在学前教育公平性严重受损，这是倾斜性的招生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
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在杭州开发区这种人口背景下，如果不采取“住户一致”优先录取的原则进行招生，也有可能出现类似于目前这种学前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象，但不能确定；一旦采取倾向于本地户籍生的招生原则，就必然会造成学前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出现，损害弱势群体在接受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方面的应有权利。
第二节 相对优质民办学前教育机会差异
上一节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户籍制度下，杭州市开发区的招生政策造成了不同阶层子女在进入公办园时的机会差异。需要思考的是，如果取消现行的户籍制度，或者改变杭州开发区的招生政策，如采取以住宅远近为招生原则，是否能保证学前教育机会公平性的实现？为回答这个问题，本节结合第三章园际差异的分析结果，不再以不同性质的两类幼儿园做为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和次优学前教育资源的代表主体，而是选取办园质量差别较大的两所民办园，即 E 园和 D 园，分别作为优质、次优学前教育服务主体，考察不同阶层子女在进入这两类幼儿园时是否同样存在机会差异。
一、两所民办园分级的依据和家庭背景指标的变化介绍
选取这两所民办园进行分析的合理性在于：第一，杭州开发区招生计划中明确指出，公办园的招生对象为“开发区户籍生”,民办园的招生范围则是“区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因此可以假定民办园在招生时不受户籍制度的影响，每个幼儿在申请入读民办园时理应机会均等；第二，基于硬件和软件指标测度、家长满意度差异显着性检验和实地观察的主观感受，有充足的理由认为 D 园和 E 园在办园质量上确实存在显着差异，符合代表开发区学前教育市场上两个不同质量服务等级主体的要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假定民办园的招生不受户籍制度这一外部因素影响的基础上，本节将“户籍地”分为“其他省市”、“杭州市其它区县”、“开发区其他学区”和“本幼儿园所属学区”四个等级作为社会资本递增的另一指标，因为通过分析调研数据发现，虽然开发区政府承诺每个当地户籍生都能进入公办园入读，但仍有 34 名户籍生进入了民办园，占到被调查民办园家长总数的 22%,其中 29 名在 E 园，占该园被调查幼儿家长总数的 48.9%,5 名在 F 园，占该园被调查幼儿家长总数的 5.8%,D 园则没有本区户籍生。34 名进入民办园的户籍生家长在“您孩子未进入离家最近的公办园的主要原因”一题中，有 17 人选择“离家近的幼儿园质量较差”,12 人选择“目前所在幼儿园离家较近”,5 人选择“其他”.因此，有理由假定开发区内部分代表优势阶层的户籍生也在与外来人口子女竞争较为优质的民办学前教育资源。
二、logistic 回归分析
由于上一节的相关性检验已经表明案例调查中包括“户籍地”在内的幼儿家庭背景各因素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因此本节采用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根据 Score 检验与条件参数估计逐步选择模型中显着的自变量。经过六次迭代过程，进入回归模型的自变量有父亲最高学历、母亲最高学历、母亲职业和家庭年收入四个，故模型会出现三个步骤，回归过程及结果如表 4-3 所示。
步骤 1、2、3、4 中被选入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依次为“父亲最高学历”、“母亲最高学历”、“母亲职业”和“家庭年收入”,步骤 4 中四个自变量的 Wals 值均达0.05 显着水平，表示四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显着关联；胜算比值均大于 1,且回归系数均为正数，表示三个家庭背景指标测量值分数越高高越有可能进入优质民办园。logistic 最终回归模型为：
kindergarten =-9.112+1.167eduF+2.029eduM+0.987jobM+0.88income
“kindergarten”代表入读相对优质民办园的机会；“eduF”代表父亲最高学历；“eduM”代表母亲最高学历；“jobM”代表母亲职业；“income”代表家庭年收入。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结果表明显着性概率 p 值均大于 0.05,检验值未达显着水平，表明该回归模型适配度优良。另外，从预测分类正确率交叉表来看，根据该回归模型进行分类预测的整体分类正确率为 81.4%.
四、对回归结果的分析
logistic 回归模型表明，对案例中民办园的幼儿来讲，父亲与母亲学历、母亲职业和家庭总收入的等级越高，就有更大的可能进入优质民办园，而且户籍因素对幼儿的入园机会差异并没有显着影响。与上一节分析不同阶层进入优质公办园的机会差异相比，虽然排出了户籍制度的影响，但最终的结论却基本一致，即不管有无外部倾斜性政策的影响，优质教育资源总是更多的被优势阶层子女占用，不利于学前教育机会公平性的实现。
结合本文对学前教育差异现状及原因的分析发现，造成案例中学前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直接原因就是显着的园际差异使不同阶层的幼儿家长被迫参与到择园竞争中，导致弱势群体在争取优质教育资源时始终处于劣势地位，而造成如此显着园际差异的原因中，政府重公办、轻民办的倾向性投入政策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住户一致”的招生原则看似公平，但在以外来人口为主、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开发区内实行这种招生政策实际上还是主要满足了优势阶层的教育需求。因此，政府政策上不合理的倾向性不仅通过园际差异加剧了学前教育机会非均等化的现象，甚至通过政策导向直接将更多的优质公办教育资源流向优势群体。这不仅违背了财政中立的原则，更损害了流动人口及其他弱势群体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相对于世界许多国家的以优先保障弱势地区和弱势人群为出发点推行的学前教育普及行动计划，我国一些地区实行的教育政策则恰好相反。
第三节 进一步分析及预测
教育供给的产品是教育机会，学校提供教育机会的质量强调供给主体的行为责任，强调满足需求的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质量不包括生源因素。但是供给质量与生源质量都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因素，这是由于人力资本增值的特殊性决定的。人力资本是学生再生产的产品，学生是再生产的主体，学生再生产人力资本的效率不仅取决于学校供给质量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因素，学前教育也是如此。
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人们往往将“教育质量”模糊的等同于“升学率和学习成绩”,而又把“升学率和学习成绩”模糊的等同于“学校供给质量”.因此，具有高升学率和学习成绩的学校可以吸引更多的生源。幼儿园虽然没有“升学率和学习成绩”的显性指标，但是孩子们在幼儿园的表现、素质的提升、升入小学后适应新环境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都影响着一个幼儿园的社会口碑及其长远发展。而优质幼儿园的生源又多是社会强势群体的子女，从总体上说具有更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高质量的生源即使在同等供给水平下也可以产生高质量的教育结果，所以高质量的生源可以“倍加和放大”一所幼儿园的供给质量，进而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和资金投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效应。在调查中，一所定位高、收费高的民办园园长坦言，“本地租金这么高，而且政府还要求我们扩大办园场地，如果定位不高的话，收费就提不上去，成本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收回来。而且现在的家长一般也不太在乎学费多少，如果幼儿园看起来高档、口碑好，只要不是离家太远的话一般都会首选这种幼儿园。”
基于以上逻辑分析与现实考虑，可以大致推断，在园际差异和阶层差距同时存在的前提下，即使政府实行“一视同仁”的财政投入和教育管理体制，本区的园际差异和学前教育机会不公平的程度也将进一步加大，其循环逻辑为：存在园际差异的情况下，优势阶层进入优质幼儿园的机会更大，反过来优势阶层子女的进入又会提升优质幼儿园的办园质量，从而造成更大的园际差异，而园际差异越大，就越会拉大不同阶层子女享受同质学前教育机会的不均衡程度。
因此，在学前教育资源严重短缺，还需长期依靠社会力量弥补需求空缺的背景下，只有重视民办园的发展，提高民办园的办园质量，缩小与公办园之间的差距，不仅要让不同阶层的儿童享受均等优质的学前教育服务，也要让不同阶层的儿童平均分布到不同类型的幼儿园之中，才能推动整个学前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
